民众为什么不再信任建制派领导人？

翁盖尔·伍兹

在当今发达的民主国家，政治领导权日益变得人人可争而得之。选民显然已经厌倦了现状，他们希望顶层发生变化，其结果是，就连西方国家主流政党的建制派都难以安插他们选定的领导人。

在英国，工党议员罢黜党首杰瑞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努力严重受阻。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中意的东京都知事增田宽也惨败给了小池百合子。至于美国，共和党几乎愿意让任何人赢得总统提名人，只要不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好；然而，偏偏就是特朗普最终赢了。民主党尽管仍然由建制派选择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作为参与竞逐下一届总统的代表，然而她与其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竞争之激烈，也超过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

对建制派来说，信号是明确的：我们再也不信任你们了！但选民果真信任的一些领导人则有可能带来非常切实的危险。

在这些人当中，特朗普是首屈一指的，尽管他对独裁者的景仰、毫不遮掩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对相关问题的无知以及喜怒无常的习性暴露无遗。英国脱欧阵营的领导者——如保守党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现任英国外交大臣）和英国独立党的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尼格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也因为肆意践踏英国和欧盟的未来而被人唾弃。

如果主流的政治领导人想要改变选民的观点，就应该认真想想，领导力真正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我们值得回顾美国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的洞见。他在20世纪40年代重建美军时思考过这个问题。

马歇尔认为，领导力是气质问题，而不仅仅是一套熟练的说辞。特别是，领导人必须展现三大关键品质，才能赢得有效的领导所需要的信任：目标、公正和胜任力。

在马歇尔看来，目标意味着大大超越一个人的自身利益。这类领导力仍然存在。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英国脱欧运动期间遭到杀害的年轻的英国议员乔·考克斯（Jo Cox），他在推进难民权利方面的领导力得到了超越党派界线的承认。

但是，在现实的许多例子中，政治已经沦为自我推销和评级的竞赛。在当今的名人文化中，政客必须“有个性”。他们的竞选活动就好比电视真人秀。特朗普形象滑稽，深諳娱乐圈之道，堪称这一转变的终极范例——《赫芬顿邮报》甚至决定将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报道放在娱乐版。

问题不仅在于这可能导致选出完全不够格的领导人。问题还在于，他们一旦当选，甚至合格的领导人也可能只顾着在决策中为自己打上个人烙印，而无法做到公平地服务于国家。

这一急转直下的变化可以从一份最近披露的备忘录中一窥端倪，这份备忘录是英国“奇尔科特调查报告”的一部分，由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伊战前夕写给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他在开头写道：“不管发生什么，我将与你同在。”他谈的是领导国家进入战争。但其语言表明，他与小布什的个人关系似乎排在了他作为首相的职责之前。

以目标而不是个性来领导一个国家，这一点与马歇尔认为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公平密切相关。上台后，领导人必须公正坦率地行动。他们必须抵制以权谋私——谋他们自己、家庭或文化认同群体之私——的诱惑，并拒绝为朋友、金主和游说集团提供特殊便利或照顾，不管他们多么强大。

在公平方面保持高标准绝非易事，但也绝非不可能。佛得角总统佩德罗·皮雷（Pedro Pires）2011年获得易卜拉欣非洲领导力成就奖，获奖原因就是他将他的国家改变为“民主、稳定和日益繁荣的典范”。皮雷离职时名下没有一栋房产；他为人民工作，而不是为敛财工作。

杰出领导力的第三个标准——胜任力，并不只是具备多少知识那么简单。马歇尔指出，胜任力还包括领导人从错误中学习和让自己和周围人群随时做出重要决定的能力。“奇尔科特调查”认定，英国对伊拉克战争及其后果准备不足，这一点便是对领导人胜任力的全盘否定。英国脱欧派完全没有处理公投后果的计划亦是如此。

政治家必须重振杰出领导力，选民需要看到候选人如何展现目标、公平和胜任力。如果无法看到这一点，他们将继续投票反对他们认为辜负了民众的建制派——即使这意味着投票支持欧洲的动乱和美国的鲁莽的自恋狂。（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