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强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卢继元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正在从大向强和平崛起。国内外安全环境和形势的发展演进，呼唤我们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习近平关于强军梦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鲜明回答了建设一支什么样的一流军队、怎样建设一流军队的问题，着重论述了追求什么样的强军目标、怎样追求强军目标的問题，揭示了建军治军之道，提供了强军兴军之宝。

一、确立强军目标

习近平指出，要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而奋斗。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是习近平在洞察国际国内大势、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建设经验教训、揭示国防和军队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

深刻洞察世界力量结构大变局。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迅猛推进，“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1] 8。这是世界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发生的“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说到底，指的就是各种国际力量的大分合。国际旧体系旧格局在消解在解构，是为“分”，国际新体系新格局在形成在建构，是为“合”；力量对比朝着不利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干涉主义的方向发展，是为“分”，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多极化、一体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是为“合”；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升温抬头，是为“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越来越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各国人民的欢迎，是为“合”。大变局带来大机遇，也带来大挑战，我们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科学考量国际安全环境大变化。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然而，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依然存在，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难以避免。我国地缘战略环境日趋复杂，存在多重不稳定因素，面对多方向安全压力，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增大。最主要的还是新军事革命正在深入发展，对我国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挑战。主要是，美、俄、英、法、德、日等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改革，实现军队转型，抢占军事战略制高点，谋求国际军事竞争新优势。世界军事竞争日益加剧。2015年4月23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网络战争新战略，首次明确美国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网络武器来对付攻击者，并且还列出了美国自认为威胁最大的国家：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某些条件下，美军可采取网络行动，从而用一种对美国有利的方式终结冲突，或是破坏对手的军事系统，以防止其使用武力来危害美国的利益。在这场风起云涌的世界新军事革命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谁不加快改革、不紧跟信息化步伐，谁就会陷于战略被动。

全面吸取苏东军队蜕变大教训。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苏东军队蜕变的教训，一是共产党对军队领导制度被取消。戈尔巴乔夫推行以军队国家化为核心的军队改革，通过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取消了苏共对苏军的领导地位，又借助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苏联军队的最高权力”[2]20。二是各种势力纷纷向苏军渗透，极力拉拢官兵。俄罗斯图片杂志《星火》前编辑科若第奇认为，苏联的最终命运取决于军队支持哪一方势力。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希望得到军队的支持。叶利钦向军队许诺，未来的政府会尽一切可能保证军队的开支，同时大幅提高军人的薪水。三是苏军官兵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在社会上反军浪潮冲击下，军队官兵思想被搞乱了，各种社会思潮在军队泛滥成灾，退党现象屡见不鲜。四是在政治考验面前迷失方向。1991年，苏共一些领导人为挽救苏联而实施紧急状态，调动军队包围叶利钦，控制动乱局面。面对站在坦克炮塔上阻止军队的叶利钦，军队却调转枪口，“保卫叶利钦，同动乱的人群拥抱欢呼”[3]137。叶利钦正是凭借与各军区长官的私交，保持对军队的影响力，才导致了开进莫斯科的装甲部队临阵倒戈，从而断送了苏联“8·19”政变者阻止国家土崩瓦解的最后努力。五是苏军内部派系林立，军心涣散，军纪松弛，逃兵事件时有发生。“8·19”政变者实施“紧急状态”时，根据国防部命令进入莫斯科的三个师缺乏统一指挥，许多官兵不按规定时间行动，甚至在城市中游逛，开进中的坦克、装甲车随意脱离编队或停下，不少士兵接受市民给的烟酒和食品，与围观者一起歌舞嬉戏，甚至在装甲车内喝得大醉。1990年，苏军擅自离队人数达3万人。驻远东地区工程兵部队为抗议军营内不公平，一天内500多人逃跑。驻东德集团军在德国统一后不到半年有700多士兵逃离。官兵生活困难，被迫走私贩卖武器。

准确把握国防和军队建设大方位。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是习近平对当代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但对于我们国家而言，也必须看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与国际阻力加大并存，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与风险挑战增多并存。对于我们这支军队而言，更应该看到，世界新军事革命带来的强烈冲击前所未有，国家安全形势面临的复杂局面前所未有，我军肩负的历史重任前所未有。我军几十年没有打仗了，缺乏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经验，各项建设成果缺乏实战检验；我国周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大国地缘竞争、军事安全较量、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更加凸显。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我们只有直面并有效解决后三个“前所未有”，才能推进前三个“前所未有”。这是职责，更是使命。这是习近平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大方位的准确把握。

强军目标创造性地发展了我们党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的理论与实践，是对我军建设目标任务做出的新概括、新定位。强军目标历史性地提供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支撑，肯定了军队作为实现中国梦的坚强柱石的力量是谁也取代不了的历史地位。强军目标现实性地明确了加强人民军队全面建设的聚焦点和着力点，强调必须着力解决我军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我军打赢信息化战争能力不够、各级指挥信息化战争能力不够的问题。

二、扭住强军标准

战斗力就是军队打仗作战和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由人、武器以及人和武器的结合方式三个基本要素构成。战斗力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在军事领域的自然延伸。战斗力是衡量军队强弱的唯一尺度，是检验军队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强军兴军，核心是能打胜仗。强军之“强”，就强在战斗力上；兴军之“兴”，就兴在始终扭住战斗力标准不放松上。习近平任军委主席的当月就指出，“坚持把战斗力标准贯彻到全军各项建设和工作之中”，“这是我们在工作指导上需要把握的一个带全局性、方向性的问题”[4]22。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对军队实在太重要了”[4]43。习近平强调战斗力标准，既为实现强军目标指明了路径，也为实现强军目标确立了准绳。

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是由战争制胜规律决定的。古往今来，哪支军队不是靠战斗力打胜仗的？当今世界，哪支军队不是靠戰斗力来立足的？没有战斗力，哪支军队都取得不了战争的胜利。战斗力标准的根本性毋庸置疑。然而在我军现实生活中有的用“政绩标准”、“安全标准”、“领导满意标准”代替战斗力标准；有的战斗力标准喊得多，真正用来衡量和检验工作的不多。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克服这种把“唯一”当“之一”、视“根本”为“枝叶”的现象，战斗力建设的大厦就支撑不起来，强军兴军的目标就会落空。2014年，全军开展“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向“和平兵”、“太平官”观念宣战，向“训为看、演为看”的花架子假把式问责，使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在军队各项建设中真正立起来、落到位，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的导向鲜明树立。

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也是由有效履行我军根本职能决定的。军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而且是要能打得赢的。平时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关键时刻打赢。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归根结底，打赢是靠战斗力的。准备打仗，打赢战争，保家卫国的战斗队职能始终是我军的根本职能、第一责任，打仗和准备打仗也始终是军人的天职。由于我军长期处于相对和平时期，一些官兵不同程度地存在当和平兵、做和平官的想法，危机意识丧失，打仗观念淡化，战斗力标准降低。因此，强化战斗队意识，树牢战斗力标准，在和平时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时刻以战斗力标准练兵备战，在国家发生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时候，军队才能上得去、打得赢。

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还是由切实提高我军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决定的。战斗力标准在军事实践活动中具有基础性和支配性作用，具有唯一性和根本性。它像一根“指挥棒”，引领部队建设发展的方向；它如一块“试金石”，检验部队各项工作的质量效益。军队建设一旦偏离战斗力标准，就会走弯路、入旁道，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坚持把战斗力标准贯穿到军队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使全军各项建设和工作向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聚焦，向实施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要求聚焦，向形成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聚焦，才能切实提高我军建设质量和效益。

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必须大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按照实战化要求严格训练，推进训练与实战一体化，切实把部队实战化水平搞上去；必须扎实做好各方面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把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作为根本着力点，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必须紧密结合军队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工作实际，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五个更加注重”即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必须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同时还要努力培养造就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优秀军事人才，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坚强人才保证。

三、坚持强军方针

习近平从国内外安全发展大势出发，着眼党和国家的安全战略、发展战略，提出了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这一方针是统揽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总纲，是强军目标方针。

1.有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方针

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是党在军事上的目标，它从属于党的目标，必须为实现党的目标服务。强军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更好地服务人民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党的执政地位有效巩固了，强军目标就能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推进。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必须适应有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要求，必须适应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要求，必须适应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盼的要求，必须适应我国正在由大向强发展的要求，发挥对强军目标的积极促进和保障作用。

2.有效履行军队使命任务的方针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党缔造的、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所以，党、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军的使命任务。我军的使命任务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得到拓展。今天，我军的使命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为实现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服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3.有效坚持积极防御战略的方针

积极防御战略是我党军事战略的基点，是我军一贯坚持的总方针和克敌制胜的法宝。今天，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必须以防御为根本，在“积极”二字上做文章：一是要促进军事斗争准备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军事斗争准备战略指导创新发展，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准备。二是要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在注重陆地、海洋、空中安全的同时，关注太空、网络安全；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维护海外利益安全；构建“全局统筹、分区负责、相互策应、互为一体的战略部署和军事布势”。三是要科学统筹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注重深远经略，塑造有利态势，坚决遏制和打赢战争。

4.有效指导现代战争作战的方针

研究现代战争作战问题，核心是要把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搞清楚，特别是要研究透如何夺取现代战争的制信息权问题。一方面，要发挥并创新传统优势，始终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坚持人民战争，并结合时代和现代战争的特点，创新人民战争的内容、方法，优化战争动员方式，提高军地联合行动能力，把战争潜力转变为赢得战争的强大实力。另一方面，必须转变战争思维，更新作战理念，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灵活机动，自主作战的原则，运用非对称作战方式方法，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掌握战争主动权。再一方面，在战争基本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方式的今天，必须发展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 实施信息主导、精打要害、联合制胜的体系作战。

四、实施强军战略

1.坚持政治建军

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最大特色、最大优势，是我军同其他一切军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重要保障。

政治建军首先要解决铸牢军魂问题。习近平指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我军的立军之本和建军之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要“按照‘绝对标准固根铸魂”，“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政治建军要解决“最紧要的”问题。当前，伴随国内外形势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军实施“四化”策略即淡化官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丑化党和军队形象、腐化官兵思想和生活方式、溶化党和军队指导思想，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积极作為不能被动应对。面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场考试，我军政治工作必须做好思想引领和组织保证。针对政治建军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郭伯雄、徐才厚案件，我军政治工作要深刻反思教训，加强政治工作的原则性、战斗性、纯洁性。要下大气力解决问题积弊。“当前最紧要的是把四个带根本性的东西立起来”，即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

此外，政治建军要花大气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要树立大政工理念，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军民融合的大政工格局，紧紧围绕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努力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着力推动政治工作创新发展，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

2.坚持改革强军

改革，是设计和塑造军队形态的必由之路，是决定我军发展壮大、制胜未来的关键一招。一支军队的强大，往往取决于能否在变革创新中开辟前进的道路。放眼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安全战略、军事战略，调整军队组织形态，争夺战略主动权。敏于观察者先，敢于决断者胜。习近平做出深化军队改革的战略部署，这是实现强军目标、抢抓战略契机的英明之举。军事改革是一项系统性革命。军事竞争力的建设，不仅在于武器装备的先进，更在于建军治军理念的与时俱进。军事改革必须同国家的发展协调一致，与世界的潮流同频共振，促进国防和军队“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同步提升。“要始终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前进，努力夺取军事竞争主动权。”这是习近平为新一届军委班子确立的历史性任务和鲜明工作基调。“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习近平告诫全军，新军事革命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不改不行，改慢了也不行。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军队一定要向党和人民、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根据2015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确定的时间表，2020年前要在“脖子以上”的改革即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根据2016年12月中央军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工作会议的要求，“脖子以下”的改革即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也要按照时间节点逐步推进。“脖子以下”的改革必须注重构建联合作战新体制，打造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必须遵循减少数量、提高质量铁律，优化兵力规模构成，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必须坚持需求牵引、创新驱动，形成领导指挥新体制、联合作战新体系、现代军事新力量、科技装备新进步、战斗力生成新方式，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跨越式发展。

3.坚持依法治军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中国共产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几十年来，我们在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面积累和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法治是一支现代军队的鲜明特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我军建军治军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军纪严明、执法如山是我军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优势。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塑造了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保证了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强军目标，并且把它与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紧密联系起来，指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是实现强军目标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指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必须构建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必须着力增强军事法规制度执行力，必须强化全军法治思维，牢固树立法治信仰。习近平强调，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关键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最根本的是要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即从单纯靠行政命令的做法向依法行政的根本性转变，从单纯靠习惯和经验开展工作的方式向依靠法规和制度开展工作的根本性转变，从突击式、运动式抓工作的方式向按条例条令办事的根本性转变，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

4.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兴国之举、强军之策，是实现富国强军的战略抉择，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有人用“犁”和“剑”来比喻国家发展和国防建设。“犁”不行，就有落后挨打的忧患；“剑”不利，就有打不胜仗的必然， “犁”与“剑”不能深度融合，就有亡党亡国灭种的危险。英国《卫报》称，美国高调宣传的“星球大战”，“很可能是一场处心积虑的战略欺骗，目的就是要将苏联拖入过度军事竞赛的漩涡，加速其经济崩溃”[5]。历史反复证明，“犁”和“剑”的关系处理不好，融合不深，国家就会走弯路、吃苦头。

“实现强军目标，必须同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富国强军新征程上，习近平科学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统筹布局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全面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我们既不能走历史上有些朝代文盛武衰、国富兵弱的老路，也不能走当今世界有些国家穷兵黩武、搞军备竞赛拖垮国家的邪路。要实施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国家战略，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军民融合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实现融合， 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1]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要论述摘编[M].解放军出版社，2016.

[2]李慎明.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李慎明.领导权与话语权：“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总政治部.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M].解放军出版社，2014.

[5]张宝钰.苏联解体：一个超级大国的最后时光[N].青年参考，2016-12-29.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