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沁河流域堡寨群成因探析

2017-03-24 13:32田甜
环球人文地理·评论版 2016年12期
关键词:明代成因

田甜

摘要:明代,山西东南部沁河流域出现了许多堡寨式建筑,文章结合传统文献资料、实地考察碑刻资料及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沁河流域堡寨群出现的原因进行探析。这些堡寨群形成与明末农民起义有直接的关系;沁河流域群山环绕,河流众多,为堡寨修建提供了基础,既能有效阻挡敌人的进攻,还能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富商大贾在修建城堡时建立的碉堡等颇具防御性功能,保证了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关键词:明代;沁河流域;堡寨;成因

堡寨是聚落的一种,堡寨聚落不仅是居民生活的场所,还兼有防御功能。堡寨聚落一般建在地势险要或地形平坦的地方,很多堡寨历经风霜,已然损毁,甚至消失不见。但在今山西省的沁河流域,却保留了众多的堡寨建筑,这些建筑大都建于明代,分布集中,保存完整,俨然成了晋东南地区的一大景观,那么如此集中分布的堡寨群,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在此对明代沁河流域堡寨群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沁河流域堡寨群概况

1、沁河流域地理环境概述

沁河,古称沁水。沁水一词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已出现。《山海经·北山经》曰:“又北二百里,曰谒戾之山,其上多松柏,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①。 沁水即沁河。

沁河是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流之一,途径山西、河南两省,支流众多,山西省境内流域面积仅次于汾河,河流水量大,土地肥沃,适合农业生产。沁河发源于太岳山区,三面环山,北有太岳山,南有中条山和王屋山,太行山在其东面屹立,为其提供屏蔽。从现存的许多堡寨建筑可以看出,这里是战争多发区,许多战争便发生或波及至此,如战国时期秦赵长平之战,明末农民起义等。因此,很多官员和仕绅合作修筑堡寨,保护家园财产和居民人身安全。

2、沁河流域堡寨群概况

“堡”一词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已出现,主要体现在古代两部著名的兵书中,分别为《六韬·虎韬》和《尉缭子·攻权》。书中提到的堡指的是具有防御性质的聚落,其出现在兵书中,可见在战国时期,以防御为目的建筑的堡寨已经很普遍了。“寨”一词在《前汉纪·前汉孝宣皇帝纪卷》中出现,提到:“以边寨无寇。减戍卒十二”②。寨的出现也与边塞有关。关于堡、寨,《辞海》解释为:堡是土筑的小城,寨是防卫所用的木栅。可见,堡寨往往伴随内忧外患而出现。

堡寨聚落除堡、寨外,还有很多形态,如壁、坞、城、围等。沁河流域两岸坐落着众多堡寨群,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沁河古堡”。清雍正十三年《泽州府志》中《关隘·阳城县》中记录着这样一段文字:“王村堡、下孔堡、北留堡、屯城堡、沁渡堡、上佛堡、润城堡、刘善堡、王曲堡、美泉堡、北安阳堡”。③由地图可知,这些堡寨多半出现沁河流域周边。除此之外,沁河流域还坐落着其他古堡,在阳城境内还有:皇城堡、黄城堡、郭峪堡等;沁水境内有:湘峪堡、窦庄堡、半峪堡、郭壁堡、柳家堡等等。这些堡寨大都建于明天启、崇祯年间。

那么沁河流域堡寨是如何分布的呢,笔者利用CorelDRAW制图软件将沁河流域一部分堡寨以地图的形式表示出来,见图一。看图可知,沁河流域堡寨大都沿河分布,集中在沁水、阳城两县,图中呈现的只是沁河流域一部分堡寨的分布,但大都具有代表性。

这些古堡的位置都集中于沁河流域,而它们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出现的必然性。那么它的成因是什么呢?

二、明代沁河流域堡寨群的成因

1、明末农民起义军在沁河流域的侵扰

沁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作为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连接西北与中原两大地区。不过一旦发生战争,北方少数民族便由此进入中原,这里极有可能被战争波及甚至成为战场。明清两代,流寇众多,沁河流域作为一条主要交通要道,为陕西流寇进犯京都提供了便利。明末流寇尤其严重,多次侵扰京师,再者,朝廷官员贪污腐败,买官卖官现象频生,百姓流离失所,纷纷起义反抗朝廷。起义军虽自称义军,但在与朝廷作战过程中,军纪不够严明,为了提升实力,对百姓烧杀抢掠,百姓深受其苦。面对这样的情形,当地士绅和官员不得不修建防御工事以保护自己的家园,沁河流域堡寨便在这大背景下陆续出现。

从当地士绅保留至今的著作、碑记和两县县志记载中可以发现,沁河流域堡寨群的出现大都与明朝末年农民起义有关。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陕西人王嘉胤率先揭竿而起,曾多次率领队伍攻入山西,进出沁水、阳城,穿梭于沁河两岸。在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了这一史实:“崇祯元年,延安饥,十一月,府谷民王嘉胤倡乱,饥民附之”。④崇祯四年,“六月癸卯,曹文诏击斩王嘉胤于阳城,其党复推王自用为首,号曰紫金梁”。⑤从这两段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末年确实发生过农民起义,而且王嘉胤在山西阳城被杀,可见王嘉胤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曾转战山西阳城等地,王自用被推为首领,势必还会在阳城、沁水等地进行劫掠,文献资料中也记载了明末农民起义军对郭峪堡和窦庄堡的入侵。

据郭峪豫楼的石碑记载:“金银珠玉,骡马服饰,尽抢一空。猪牛羊只,蚕食已尽。家家户户无一物所存,无一物不毁”⑥,据史料记载,郭峪村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和丰富的煤炭资源致富,正因如此,明末农民起义军纷纷抢掠此处,百姓苦不堪言。

农民起义爆发时,朝廷派曹文诏和张道浚负责剿匪,许多村庄遭受战火蹂躏,但是张道浚的家乡窦庄是一个例外。在清雍正十三年《泽州府志》中这样记载道:窦庄堡,“县(沁水县)东一百里、榼山下,堡东滨沁河,明天启时邑人大司马张五典筑寨。”⑦《府志》记载农民起义军入侵沁河流域的同时,还记载了明崇祯五年,窦庄堡张铨夫人霍氏坚决抵抗农民起义军进攻大获全胜,将窦庄堡封为“夫人城”的故事。

竇庄城堡是张五典历时七年修筑完成的,在防御明末农民起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于是,沁河流域各村镇便纷纷效仿,也筑起了城墙,在堡寨内部囤积了很多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沁河流域相继建成许多堡寨建筑,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沁河古堡”。

2、沁河流域独特的自然环境

沁河流域堡寨的建立除军事防御外,自然环境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堡寨属于军事性聚落,军事性聚落的选址一般都要符合择水而居、面山背水、择险而建的防御性整体空间格局。

(1)群山环绕的地形

堡寨的修筑需要依赖地形优势,山西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沁河流域处在群山环绕之中,地形上由太行山、太岳山和中条山环绕,南面倚靠王屋山,地形进可攻,退可守,为堡寨的修筑提供了前提。丘陵地带的地形高低起伏,起义军进攻时难度增加,为村民赢得了宝贵的撤退时间。村落位于群山之中,便于士兵隐藏,出其不意,打退起义军,即使处于劣势地位,也能及时撤退,保存实力。郭峪堡和湘峪古堡便是如此。

(2)河流的双重作用

沁河流域中,以沁河为主干,有很多支流,这些支流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很多便利。

首先,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生产生活用水。堡寨的修筑是为了在战乱时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即使未发生战乱,居民也应能够保障正常的生活需求,而水是居民生活生产所必需的,在战争中,也必须有足够的水源储备,才能为士兵守城提供保障,沁河流域支流众多,很多堡寨都依水而建,大都能提供长期的水源支持。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地方上并不太平,当地居民时刻都处在备战状态,不宜出去抛头露面,否则,很容易暴露目标,不利于整个堡寨,并对大家的生命财产造成伤害。因为有河流流经,所以,在这些堡寨内,一般都有用于居民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水井。因此,能够解决村庄内部的日常用水为居民应对战争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其次,河流自古以来便是天然屏障。一旦农民起义军发现了藏于深山中的堡寨群落,渡河绝对是他们的一个选择,而渡过沁河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可以延缓了敌人的军事行动;占据绝对地理优势的村民可以作充分的迎战准备,即使不敌,也可利用宝贵的时间制定有效战略,降低伤亡。

3、优越的社会环境

沁河流域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堡寨的建立提供了可能,但是以防御为目的的堡寨的建立仍然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那么资金的来源在哪里呢?

沁河堡寨大多在明末清初所建,而且这些古堡的所有者大都是官宦世家,有能力对民居进行改建。阳城县皇城堡的内城“斗筑居”建于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是康熙的老师陈廷敬的父辈所建;沁水县的湘峪堡,由明万历年间户部尚书孙居相、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孙鼎相兄弟主持修建;沁水境内的窦庄堡由明天启时大司马张五典所建。

沁河流域的古堡有它的特色,它有高墙厚壁,里头有碉楼、望楼、防御楼。晋城古堡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跟居住防御都结合起来了。这也是这些堡寨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平战结合,在发生战争时,大家可以隐藏到碉楼中,这样就可以自保;在没有战争时,堡内有储存的粮食,可以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这也是它不同于晋西北纯军事城堡的地方。

结语:明末农民起义军转战山西,在沁河流域劫掠,促使富商大贾主持修建了多处堡寨来抵御侵害,从而保护村庄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修建的过程中,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社会环境都为堡寨修建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沁河流域堡寨群的修建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也为后代子孙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山西的军事防御聚落还有很多,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探究。

注释

①方韬译注:《山海经》,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②荀悦:《前汉纪》,卷二十,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年。

③雍正十三年《泽州府志》,卷七。

④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五卷 。

⑤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五卷。

⑥郭峪豫楼石牌。

⑦清雍正十三年《泽州府志》,卷七。

参考文献

[1]《泽州府志》,南京,凤凰出版社,清雍正十三年。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3]荀悦:《前汉纪》,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年。

[4]方韬译注:《山海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5]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6]王绚,黄为隽,侯鑫:《山西传统堡寨聚落研究》,2003年第8期。

[7]李蕾:《晉陕、闽赣地域传统堡寨聚落比较研究》,2004年。

[8]张广善:《沁河流域的堡寨建筑》,《文物世界》,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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