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思想史”的方法论问题
——从陈之佛《欧洲美育思想的变迁》谈起

栗永清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美育思想史”的方法论问题
——从陈之佛《欧洲美育思想的变迁》谈起

栗永清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从20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等先驱将西方美育思想输入中国知识界开始，美育便被赋予了“教育之事”的基本定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在美育实践领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西方美育思想史的梳理、反思领域却建树不多，在学理维度更派生出美感教育、情育、审美教育、艺术教育乃至美学教育等不同范畴。美育范畴的枝蔓既是美育思想自身复杂性的呈现，同样也构成了美育思想史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廓清20世纪初中国美育思想的内在学理脉络，对西方美育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美育；陈之佛；美育思想史

1933年，时为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教师的陈之佛在《教育丛刊》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欧洲美育思想的变迁》一文，与本文同期刊登且前后接续的是同在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供职的李竹子翻译的Louis Hourticg所著法国《百科全书》之“美术史”中《罗马之美术》一文。陈之佛、李竹子供职的中央大学作为民国学术重镇的地位及其影响，无需赘述，创刊于1933年的《教育丛刊》是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时创办的四种“国立中央大学丛刊”之一*其他三种分别为《文艺丛刊》《社会科学丛刊》《农业丛刊》。，在当时学术界的分量可见一斑。虽然《教育丛刊》并未就两篇文章的关联做出任何说明，但按照期刊编排惯例，这两篇文章当属“一组”无疑。以“学科”视野审度，这种编排多少显得有些“错位”：《教育丛刊》应是“教育学”专业刊物，陈、李两人却是“艺术专业”，陈文为“美学”著述，李文则无疑是“艺术学”论文，虽则可以以“综合性刊物”搪塞这种错位，但一旦我们将目光向1910—1920年代略加追溯就会发现，这种“错位”其实普遍存在，甚至是一种“常态”。

1910—1920年代，关于美育的讨论已屡见于报刊，但值得留意的是，其中不少文章恰正都是发表在“教育类”的期刊上的，如余箴的《美育论》(《教育杂志》1913年)、李石岑的《美育之原理》(《教育杂志》1922年)、孟宪承的《所谓美育与群育》(上海《新教育》1922年)、吴梦非的《美育是什么》(《美育》1920年)、黄公觉的《嘉木氏之美育论》(《教育杂志》1922年)、吕澂的《艺术和美育》(《教育杂志》1922年)等。创办于1909年，中国近代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教育杂志》成了民国年间“美育”讨论的一个重要阵地。一个重要表征是，1927年，《教育杂志》编辑十六周年汇刊本，便以《美育之原理》为名收录李石岑、吕瀓、余箴、黄公觉等的诸篇原刊于该杂志的美育论文。

其实，美育成为“教育”的属类并不意外，在相当的意义上，现代意义上的“美育”概念进入中国，原本就是作为“教育”的一个部类出现的。1901年，蔡元培在《普通学报》上发表《哲学总论》一文，其中便提到“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这可能是现代含义的“美育”概念的最早出现。《哲学总论》目的在于介绍“哲学”的内涵与外延，而哲学的分类即其外延，成了全文的重心。蔡元培以为，哲学即“所以究明事物原理原则者也”，从研究对象的统、分(整体和部分)看，整个学科系统(“学界”)可分为“统合学”即哲学与“部分学”即“有形理学”两大类，而哲学又可分为“统合哲学”和“无形理学即有象哲学”两大类，后者又可分为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理论学”与器械学、制造学、航海学等“应用学”。而从应用与理论分，“统合哲学”又可分为宗教学与纯正哲学两大类，在有象哲学中，“心理学虽心象之学，而心象有情感、智力、意志三种。心理学者，考定此各种之性质、作用而已，故为理论学。其说此各种之应用者，为论理、伦理、审美之三学。伦理学说心象中意志之应用；论理学示智力之应用；审美学论情感之应用。故此三学者，为适合心理学者理论于实地，而称应用学也。其他有教育学之一科，则亦心理之应用，即在教育学中，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以上诸学者关于一人之学，而未关于一国一社会之学。若就社会上所生之现象而论究之，则有社会学”。[1]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哲学总论》对西方学科的分类未必恰当，但这篇短文本身透露出极其自觉的现代学科意识，对中国近代思想和学科的现代化走向功不可没。本文最关心的是，“美学”在《哲学总论》所搭建起来的学科架构中被视作“说情感之应用”之学，而“美育”则是“心理之应用”的教育学中的一科，以“教情感之应用”为其最终归宿。“美学”与“美育”的关系，多少显得有些含混。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撰写“美育”词条，《哲学总论》中对美育的界定得到了延续，而美育与美学之间的关系也得以廓清：“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其在西洋，如希腊雅典之教育，以音乐与体操并重，而兼重文艺。音乐、文艺，纯粹美育。体操者，一方以健康为目的，一方实以身体为美的形式之发展；希腊雕像，所以成空前绝后之美，即由于此。”[2]美育是美学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是一种以陶养感情为根本诉求的行为(实践)。

无独有偶，1903年，与蔡元培并驾齐驱的美育先行者王国维，在《教育世界》第56号上发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同样使用了“美育”一词。时隔仅两年，两位先生对于“美育”一词的使用乃至理解是否有直接抑或间接的影响，尚无确实证据，但似乎也无需太过在意这一“命名”权的归属。值得留意的倒是两位先生对于“美育”的基本定位的相似。《论教育之宗旨》开篇明义:“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

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日精神之能力。……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

这里由知情意、真善美、智德美架构而成的学科系统同蔡元培的提法完全吻合，其源头当在康德，应无异议。而1903年王国维发表于《教育世界》的另一篇文章《哲学辨惑》中对美育的定位与蔡元培《哲学总论》中的观点如出一辙。《哲学辨惑》对彼时国内对于哲学的“五惑”一一辨析，而其中不可解者三为“尤可异者，则我国上下，日日言教育，而不喜言哲学”，在王国维看来“夫既言教育，则不得不言教育学；教育学者实不过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之应用。心理学之为自然科学而与哲学分离，仅曩日之事耳；若伦理学与美学，则尚俨然为哲学中之二大部。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学本身是“美学”等学问(理论)的应用，也即属于应用性学科，而教育活动本身又是作为学术、理论系统的教育学的实践性应用。

无论是从理论/应用作为学科划分的基本标准，还是对心理学、美学、伦理学、美育之间的关系的界说，王、蔡两位都显示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两位前贤的这种一致究竟是有所本，还是殊途同归，抑或是彼时西方、日本的“学界共识”，这里不拟展开讨论。但“美育”进入中国思想界、知识界视野之初是同“教育”，同晚清以来“教育救国”思潮息息相关，甚至可以引申至与“改造国民性”的时代主题密切相连，这一判断与事实应当相去不远。

蔡元培、王国维对于美育的提倡，到1912年民国改元之际，重视“美育”的提法广泛出现在教育部定学则、文件之中，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中说“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12年《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亦强调“教授各科时，常宜指示本国固有之特色，启发儿童之爱国心、自觉心，并引起其审美观念”。1916年教育部《国民学校校令实施细则》中也有“体育、智育、情育、志育，均宜并重”的规定。在教育部令的规范引领之下，艺术类课程广泛进入中小学乃至大学学堂自不待言，从1912年始，国内私立美术专门学校逐渐兴起，据郑工(2002)、陈瑞林(2006)、殷波(2007)等的统计，1912—1937年，国内私立美术学校办校34所，仅上海一地就有16所[3]。此外，1919年由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在上海发起，以各地艺术教师为主要成员的中华美育会成立，高峰时其成员多达150余人，并创办了专门的《美育》杂志作为会刊。1928年供职于杭州国立艺术院的李金发也曾主编《美育杂志》(第3期改名为《美育》)。社团、专门刊物的出现，同样是美育得到普遍关注的重要表现。

这些成绩的取得，同作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实有着重要的关联。1912年7月，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后，北洋政府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议“删除美育”，鲁迅日记中有“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的文字，也颇可反证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供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鲁迅写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收入《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也强调“美术之用，大者既得三事，而本有之目的，又在与人以享乐，则实践此目的之方术，自必在于播布云者，谓不更幽秘，而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4]对美术(艺术)的重视已不限于学校教育，在社会教育领域，也有渐次铺开的规划了。1929年，舒新成《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就说“美感教育的倡议，要以民国元年为始，首倡者为蔡元培……中国十余年来的美感教育思想，实以他为唯一的中坚人物”。[5]所以如此推崇蔡元培，而不及王国维，除了蔡先生对“美育”的引介之功外，蔡元培身体力行、不遗余力的推动美育，自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比之蔡元培，王国维对美育的关注要更侧重学理，而美育的思想史考求，也就成了近乎必然的选择。在《哲学辨惑》中，他谈到西方思想界有“抑压人之感情而使其能力专发达于意志之方面”的佛教和斯多噶派，亦有“专重智育”的斯宾塞尔等，1904年发表的《孔子之美育主义》中对西方美育思想的梳理，虽简单，但却也称得上西方美育思想史的一个大纲：

故泰西自雅里大德勒(即亚里斯多德——引者注)以后，皆以美育为德育之助。至近世，谑夫志培利(即夏夫兹博里——引者注)、赫启孙(即哈奇生——引者注)等皆从之。及德意志之大诗人希尔列尔(席勒——引者注)出，而大成其说，……如汗德(即康德——引者注)之严肃论中气质与义务对立，犹非道德上最高之理想也。最高之理想存于美丽之心(Beautiful Soul)，其为性质也，高尚纯洁，不知有内界之争斗，而唯乐于守道德之法则，此性质唯可由美育得之。”(芬特尔朋《哲学史》第六百页)此希氏最后之说也。顾无论美之与善，其位置孰为高下，而美育与德育之不可离，昭昭然矣。[6]

值得留意的另一个事实是，与“美育”得到高度重视的同时，1920年代“美学”在中国也步入一个“小高潮”，大量的美学概论类著述开始集中出现，如吕澂的《美学概论》(1923年)、《美学浅说》(1923年)、《现代美学思潮》(1931年)，陈望道的《美学纲要》(1924年)、《美学概论》(1927年)，范寿康的《美学概论》(1927年)、《艺术之本质》(1930)，徐庆誉的《美的哲学》(1928)等。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以“美学”为题的概论性著作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专门的“美育”章节，当然这不是说这些美学著述中没有“美育思想”，但这些“美育思想”多以“艺术价值”(吕瀓)等面目出现。美育和美学，这个在当代美学研究框架内自然的存在，在1920年代却保持了一种自然的疏离。在1920年代，美育与美学之间的关联，似乎远比不上它和艺术教育的关系来得密切。究其原因，美育被视作“美学”在“教育”中的应用的“通行”观点，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陈之佛《欧洲美育思想的变迁》，该文分“希腊时代”“罗马时代”“中世时代”“文艺复兴”“启蒙时代”“新人文派”“艺术教育”“最近的美育思潮”*新“人文派”主要指18世纪后半叶以哥德、薛来尔(席勒)等为代表的流派，艺术教育部分则主要涉及18世纪末到19世纪路斯金、威廉莫理斯等。八个部分，纵向描述了古希腊到20世纪初西方美育思想的演化，全文虽仅万余字，但却是笔者所见民国文献中对“美育思想”论说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涉及的理论家数量最为宏阔的一篇文献了。

这篇文献的作者陈之佛，1896年生于浙江余姚，比蔡元培(1868)小28岁，比王国维(1877)小19岁，差不多是两代学人。陈之佛1912年起在浙江省工业学校机织科正式学习绘画、图案等，1916年毕业留校任教，1918年考取浙江省教育厅留日官费生，1919年考入日本文部省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1923年毕业后回国，历任上海东方艺术专门学校、上海艺术大学、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等校教授，1931年始在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任教。1949年后供职于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1962年因病辞世。*陈之佛生平参见陈修范、李有光《陈之佛先生年表》，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6年第2期。陈先生以工艺美术家、画家、美术教育家的身份为人所知，后世对其研究和关注也多在美术、工艺等领域。在美学、美育研究领域关注则较少。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北官书处出版的“师范教育丛书”(第六种)《学校制度》中收录的陈氏在日本就读的“东京美术学校”的课程表看，陈之佛攻读的“图案课”第一年科目有“美学及美术史”一科，“周二时”，虽则由于资料所限，陈之佛学习时的具体情况，尚乏直接说明，但无疑这一时期对“美学”和“西方美术史”的系统学习构成了陈氏对西方美学、美育理解的重要基础。

与日本学者阿部重孝(1890—1939)《艺术教育》一文对西方美育的梳理(后者分希腊、基督教入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18世纪的理性万能时代、19世纪末叶)参照可见，陈文对欧洲美育思想史的分期应该是当时思想界较为普遍的分期方式，而将席勒视作“新人文主义”也是时代的印记，李石岑《美育之原理》等均作此说。对此，本文不拟做更多展开，姑且以“希腊时代”为例，略见陈文的基本结构。

陈文开篇即言，“探索欧洲美育思想的本源，就不得不上溯于希腊时代”，其原因则在于“古代希腊其国民性是美的，故于美育十分重视。在教育上便亦体育与文艺并重，而文艺中又不仅音乐、诗文、图画等属于美育，即体育中之舞蹈亦为其中一分科，与勇壮的乐曲相合而运动，其目的自不外期望身体的美的发达”。并着重论及荷马、毕忒格拉斯(Pythagoros，即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斯度德(即亚里士多德)四位前哲在美育思想史上的贡献，荷马“其诗则示当时人间的理想的行为，专为鼓吹当时的教育，给予了极强的印象；同时亦藉以陶冶心情的。这种诗的精神，由荷马以后的诸诗人维持着，久为希腊教育家用以定教育的理想”。而毕达哥拉斯则站在了荷马的反面，“他们对于教科特别重视音乐与数学，以一切调和为教育的目的”。柏拉图因循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反对一般的诗人，他主张采用可以予人以善美之感的诗及音乐”。至于亚里士多德“则在其教授论上谓读书、习字、音乐、图画、体操为应学之科。音乐之中又含着音律之学与诗歌，图画则亦不仅在有适宜于生活的，又主张养成鉴识力，但并不欲使成为技术熟练的专家”。[7]

此后，他笔锋一转，继而介绍到“希腊之美的教育，亦非全由诸哲而生，实在是希腊民族全体的产物。这种美的教育，其效果乃集中于个人的人格。但他们的教育与职业的练习则完全分离，无论学雕刻、学音乐，而他们不曾为专门的雕刻家音乐家，只是为着寻乐，为着消闲，为着交际，为着修养而学习的；若为着谋利而学习，觉得是可耻的事情”，“善而美的思想原是希腊思想的骨子，而后世欧洲的教育思想颇受其伟大的影响”。[7]是其对希腊美育思想的总结。

其他各章的结构也基本类似，如“新人文派”则主要提及了歌德、薛来尔(席勒)，“艺术教育”部分则介绍了英国的路斯金(Ruskin)、威廉莫里斯(W. Morris)，“最近的美育思潮”中则介绍了朗格(Conrod Longe)、黎西德华尔克(Alfred Linchtwark)、希尔德(Hirth)、格留列西(Grewlitch)、维佩尔(Ernst Weiber)、福尔恺德(F. Volelt)等美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的思想。同时，或许更多的是介绍相应时代的社会、历史对于美育的影响，其中不仅涉及艺术活动，也有博物展览等“艺术空间”之于美育实践的意义讨论。

这里并不打算对陈文的具体立论乃至文章自身进行太多的剖析，而是想循此提及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该如何撰述与反思西方美育思想史？

“西方美育思想史”的基本限定概念是“西方”，这一点毋庸置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美育”和“美育思想”。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将不得不陷入选择，究竟应该从Aesthetics Education还是从Art Education的意义上去理解“美育”，去理解席勒之前两千余年的西方美育？更不要说这两个概念本身的理解同样必将面临来自时代和历史的诘问。

1930年，丰子恺翻译了日本学者阿部重孝所著的《艺术教育》一文，1932年由大东书局刊行。在这篇长文中，阿部重孝专门就“艺术教育”与“美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他看来“对于纯粹的美育的使命的理解，无如希腊人的充分了”，但是，“从教育学的理论参考出发的论者，主张这两者在今日已属于同一思想系统。这主张原也含有一面的真理。何以言之？因为两者在动机上即使有所差异，但在教育上高唱美化，力说艺术的一点上，两者是同出一轨的。但所谓艺术教育论者，不必大加承认这主张，而有多数人力说两者之间自有异点。据他们说，如席勒尔所代表的美育思想，颇属于思索的，同时又是贵族的；艺术教育思想则不仅是思索的产物。这艺术教育的思想是以当时社会事情为背景而起的一种文化问题，而以实际的、民主的、社会的为特色”。[8]阿部重孝的观点当可视作彼时欧洲美育学说的一个表现。而陈之佛论文中对19世纪以来的“欧洲美育思想”的绍介中，以“艺术教育”和“最近的美育思潮”为章节题名，但并未涉及这一时代美学史上的那些重要人物，这恐怕不仅仅应当归咎于学养旨趣的原因，它或许还是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乃至整个“美育思想界”对于美育的一个理解——美育就是“艺术教育”——的时代表征。尝试从既有的“美育”概念谱系中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并以此规范“美育思想”的范围，自然是一个不错而且常规的选择，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个“最大公约数”是否真的存在？

这样说来，是否意味着严格意义上的“美育思想史”的撰写本身就成为一种理想？当然不是。陈文撰述《欧洲美育思想的变迁》游刃于哲学、教育、艺术乃至心理、社会诸领域，故不免使之散漫，但却并无今日之负担。究其原因，既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尚未形成的外在原因，也有陈之佛个人的学术偏好的内在原因，但也不得不说是“美育思想”自身的特殊性使然。

20世纪初蔡元培、王国维译介“美育”以来，汉语概念中同“美育”直接相关的理论概念至少可以举出情育、美感教育、审美教育、艺术教育、美术教育甚至美学教育诸种，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也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分歧同样存在于西方。1930年代的“美育”范畴中，本就负载着如此驳杂的内涵，强求其“纯粹”无异于缘木求鱼。当然，不管怎样，它已经为今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在“诸哲”之外，需兼顾“民族全体”，在“美学”之外，需兼顾艺术、教育种种。这于我们是一个重要的启发。

此外，“美育思想”和“美”一样，本都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西方美育思想史的研究自然有呈现西方美育思想渐次生成、壮大的历史的内在需求。同一切思想观念的生成一样，“美育思想”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亦有其异变、增殖甚至异化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思想”的存在方式上，则又有形于文字承载的“理论”与不见于文字的“观念”(抑或意识形态)。美育思想史的研究要充分留意这些区别，并妥加处理，凡此种种，留待专文另述。

最后，前文言及，西方美育思想史自然是“西方”的，但是，舶来的“美育”在20世纪初的存在状态恰正是一个多种思想观念碰撞、交融、汇通的场景，从相当意义上，这一时段的中国美育可作为“西方美育思想史”研究确立“美育思想”基本外延的一个绝佳的考察点，庶几有事半功倍之效。

[1] 蔡元培.哲学总论[M]//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蔡元培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8.

[2] 蔡元培.美育[M]//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蔡元培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486.

[3] 殷波.中国现代艺术教育思想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7：108.

[4] 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32.

[5] 舒新城.美感教育思想[M]//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中华书局,1929：157.

[6] 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M]//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13.

[7] 陈之佛.欧洲美育思想的变迁[J].教育丛刊，1933，1(2)：1-22.

[8] 阿部重孝.艺术教育[M].丰子恺,译.上海：大东书局,1932:5-6.

ABSTRACT: Since pioneers like Wang Guowei and Cai Yuanpei introduced Western idea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to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century, aesthetic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in the position of "an instru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However, little was achieved in the field of comb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West. Besides, new academic dimensions sprang up, such as aesthetic education, emotional education and art education. This branching out of aesthetic categories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idea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basic reality which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must confro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 education to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Keywords: aesthetic education; Chen Zhifu; history of the idea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责任编辑：刘 琴)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 Education:On the Evolution of European Thought in Aesthetic Education by Chen Zhifu

LI Yong-q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China)

2017-07-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美育思想史》(15ZDB024)阶段性成果。

栗永清(1981—),男，山西大同人，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学与文艺学研究。

G40-014

A

2095-0012(2017)05-0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