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视域下旧时科举制度的影响探析

【摘 要】 文章认为，科举制度自创立以来就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很大的影响。从新闻传播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客观上带动了全国消息的交流与传播，主要表现在培养了传播者，扩大了受众范围，充实了传播内容，创新了传播渠道并最终增强了传播效果。

【关键词】 新闻传播；科举制度；影响

1864年12月，在伦敦出版的英文周刊《一年到头》上，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科举考试》的文章，该文指出，“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1]可见，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从新闻传播视角来看，主要表现在对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的传播要素——传播者、受众、讯息、媒介、效果等的影响。科举制对于新闻传播各要素的影响必然带动整个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

一、培养了传播者

“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和传播内容的发出者，是位于传播起点的个人、组织、社会的混合体。传播者不仅决定着传播活动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和数量、流量和流向，决定着传播内容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2]科举考试成就了许多知识分子，还促进了众多机构的设立，这些知识分子和机构就成为了事实上的传播者，这些新兴的传播者决定了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存在和发展还决定了信息的流向。

科举制培养了大批人才。科举制发展到唐代进士科日重，进士逐渐成为唐代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据刘海峰教授统计：“新、旧《唐书》有传之官员，除去后妃宫官和宗室、宦官等特殊出身者，及武功出身任武职者，共有官员1383人，其中进士有469人，占总数的40%。唐后期697名官员中进士出身者达344人，占总数的49%。”[3]可见，科举制培养了大批官员，而在当时的社会官员掌握主要发言权，他们是当时社会消息的传播者。另外，历史上的许多知名人士也多因科举而客观上成为了传播者。如，我们熟悉的唐朝著名宰相房玄龄是隋朝进士，著名诗人李昂和王维分别为玄宗开元二年和九年的状元；北宋被称为“一门父子三词客”的“三苏”中苏轼、苏辙两兄弟同是嘉祐二年进士及第，他们的作品，至今被人传诵；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清代两为帝师的翁同龢等都是当朝状元出身。这些为后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无论是事迹、名声还是作品流传至今都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因科举而名声大噪，之后他们话语和思想得以流传，他们成为了信息传播的源头，即传播者。因此，可以说是科举制创造和产生了这些传播者。

科举带来“书院”和“会馆”的建立。在科举做官的引导下，全国读书应考人数急剧增加。因官学数量有限，大批士人为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便选择书院作为求学之所。“书院”最初由皇家设立，唐中后期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一些士子选择隐居山林获取诗赋和文学知识，他们隐居之所往往以书院、书堂命名，逐渐发展成授徒讲学的私人书院。如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之所以兴盛，[4]主要是适应朝廷科举取士的需要，填补了州县官学衰废的空缺。[5]书院中的学子在求学之余也时刻关注各方消息，成为信息集散地。

科举考试每次都會有不少人落榜，未考中的部分举子会留在京城复习，为解决留京考试人员的食宿问题，便出现了许多“会馆”，这种“会馆”也称“试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会馆——京都芜湖会馆，就因为芜湖入京会试的举子提供食宿上的方便而设，后发展成芜湖商人、学子、官员云集的场所。随着京城会馆的增多，这样的机构成为人们获取和交流信息的公共场所，“书院”、“会馆”等便成为了传播机构。

二、扩大了受众范围

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也是传播效果的“显示器”，没有受众就不会有完整的信息传播。受众的增多也会促进新闻传播内容和流量的扩大。科举制之前的世官制主要依据血缘关系，察举与九品中正制主要靠举荐，做官的机会主要被皇族和豪强垄断，平民百姓没有机会做官，自然也不会关注这方面的信息。科举考试“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6]打破了依靠血缘和举荐的局限，扩大了官吏选拔的范围，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做官。在科举制鼎盛的唐宋时期应举的阶层和范围都有扩大的趋势，寒贫子弟和一些州县胥吏、工商子弟逐渐开始有了参加科举的权利，并且应举及第的范围从北方扩展至南方地区。

邹一南称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7]即科举制为除皇族和豪强宗法势力外的中小地主和平民提供了做官的机会。这样科举信息的受众就从占社会少数的皇族、豪强扩大到占社会多数的平民百姓。唐贞元时期应举及第的韩愈、白居易都是贫寒子弟，[8]贞元十二年进士及第的湛贲原为县吏，[9]开成、会昌间进士及第的陈会是当垆卖酒的工商子弟。[10]

唐前期科举及第的人物以北方人居多，随着安史之乱后南北文化的交融，唐朝后期，南方应举人士增加，前期没有出过进士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进士。[11]北宋时出现了大批出生于南方的著名人物，其中包括苏州人范仲淹和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王安石、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泉州晋江人曾公亮等著名的政治家。[12]科举制打破了阶级和地域的限制，使关心科举信息的受众增多，原本的信息流量便无法满足需求，从而促使传播内容更加丰富。

三、充实了传播内容

传播内容是信息传播的主体，是指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流通的信息，科举制的兴盛产生扩大传播者和受众的同时，也丰富了两者之间的信息量，使传播内容得到充实。因科举考试制度使得传播内容充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科举制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科举为文化传承提供了载体，在根源上保存了古人的著作，并使之得以流传。唐代文学的繁荣是众所周知的，唐朝曾一度实行文学取士和诗赋取士，在玄宗十一年至二十一年的十年间有众多诗人及第，如崔颢、王昌龄、王维、刘长卿和元德秀等。他们作品的流传与科举取士有着很大的关系。宋初科举因袭唐代，到真宗时期西昆体风行文坛。西昆体因杨亿编辑的《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代表人物主要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能够一时间独霸文坛与其中心人物刘筠和钱惟演都曾经掌握贡举大权有关。科举考试使以诗词歌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得以传播，充实了信息传播的内容。

其二，科举制推动了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导致了东南文化普及浪潮，促进了东南出版业的发展、学校的建设、理学的发展、文史艺术的繁荣，而且由于元明清科举制的延续和东南学子在科举制方面表现出来的实力，使东南的文化优势一直延续数百年。[13]中国文化中心的移动是社会各方面交流发展的结果，科举制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这一进程。在中国文化中心迁移的过程中，信息越来越丰富，交流也更加频繁。

四、创新了传播渠道

传播渠道是信息传播的途径和方法，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使信息能够更加迅速地传递，从而加大了信息的传播量。科举制考试的流程和形式创造了多样化的传播渠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举考试带动全国人员流动

科举是全国性质的考试，一般实行分级考试，唐代分解试、省试两级进行，宋太祖时期又创殿试制度，自此三级考试制度形成并一直延续至清末。这种三级考试的时间和地点由不固定到逐渐固定，每次考试都会有大量的人员流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考生汇聚到一起参加考试，在各自“进京赶考”的长途跋涉中他们客观上带动不同地区间的信息交流与传播。

除了科举过程中举子的行动带动消息的传播外，科举考试整体上还促进了士族向城市的迁移，在唐代尤其突出，许多士族通过科举入仕迁徙到中央地区。弘农（今河南灵宝）杨于陵进士及第后，入任京官，其家族亦定居长安新昌里。[14]此后，杨氏家族有着四代的辉煌，他的四个儿子都中进士（含恩荫进士），他的孙子、曾孙中也有十多位进士（含恩荫）。[15]人员迁移、流动带来的信息传播虽是比较原始的信息交流与传递，但在中国古代流动性较小的传统社会里，也算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

2、科举“放榜”成为关注焦点

科举“放榜”也是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唐宋时期科举制日趋完善，以进士和明经为主要内容的省试“放榜”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榜，是一种由政府部门发布的，以张贴单状的方式公布信息的新闻传播方式，通常用来公布法令和某些急需向公众宣布的诏旨、章奏和赏功罚罪方面的事例。非常时期，也用来及时向公众发布战讯和群众关心的朝廷政事消息，成为发行范围较小的邸报的补充。”[16]

唐代官方发布消息的“邸报”受众主要还是官府人员，而“榜”是向全体臣民发布的，受众范围要比“邸报”更大，这决定了“放榜”制度具有较大的新闻传播价值。在科举历史上，省试“放榜”时，皇帝可能会亲临，[17]朝廷官員也急于结交新科贵族而迫切想要了解省试结果，[18]科举士子们更是期盼着这一刻的到来。放榜之日，热闹非常，正如徐夤《发榜日》云：

喧喧车马欲朝天，人探东堂榜已悬。

万里便随金鸑鷟，三台仍借玉连钱。

花浮酒影彤霞烂，日照衫光瑞色鲜。

十二街前楼阁上，卷帘谁不看神仙。[19]

所以，集各方面期待于一身的“放榜”行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闻焦点，“放榜”也客观上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新闻传播渠道。

3、“进奏院状”、“金花帖子”分发全国

“放榜”仅仅是在礼部张挂榜单，受传播范围与纸张留存时间的限制，有些不能亲自看榜的考生便无法尽快得知考试结果，社会大众也对省试结果比较关心。因此，省试除了“放榜”外，朝廷还通过“进奏院状”登载榜单分发各地。北宋时期，礼部还向考中的举子发放“金花帖子”，上写有中举人的姓名，类似现代的“录取通知书”。杜佑《通典》卷15注引沈既济的话说：“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20]在当时社会12天能够传遍唐境，也算是十分迅速的消息传递了。

4、宋代小报扩充传播渠道

科举制使人们对官场的消息更感兴趣，而官方严格控制的新闻传播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这就促使人们在官方信息渠道之外另辟新的信息来源，宋代小报的兴起就为新闻传播开辟了一种新的途径。宋代为了加强对邸报内容的控制，从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起，对邸报实行“定本”制度。所谓定本，是指根据进奏官采集来的各种发报材料，经进奏官编好，送请枢密院和当朝宰相审查通过后产生邸报样本，进奏官们必须按照样本进行发报。[21]宋代对信息发布的严格控制反而使得社会公众产生了更多了解官场的欲望，于是“大道不通小道通”，小报就应运而生。小报的信息比较灵通，又往往抢在官方之前发布，而且内容多是人们很想知道、官报上又不允许发布的信息。这样报道及时内容丰富的传播方式自然很受欢迎，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信息传播渠道。

五、增强了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位于传播过程的最后阶段，是传播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它主要指受众接收到信息后产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有的轰动一时，有的经久不衰，它受人为因素、讯息因素、媒介因素等相互作用的影响。

人为因素指传播者和受众，上文中提到科举制培养了传播者，这些实际意义上的传播者并不是主动承担起信息传播的责任，而是名声流传后客观上成了传播者，这样在产生信息时便减少了主观性，也使传播的信息更加真实。科举制扩大了受众范围，是指关注科举信息的人增多，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增多，就会促进传播内容的丰富，增强传播效果。科举制丰富了传递的信息，上文中提到的文学的繁荣和文化中心的南移，本身既是新闻传播的内容，也是传播的效果。

媒介因素主要指传播渠道，上文中的四种传播渠道，除第一种口头传播外，其余都是纸质媒介。纸质媒介相对之前的口头传播虽然速度慢些，但传递信息的真实性更强，流传的时间也更久。科举考试的盛行，对知识的渴求，需要大量书籍，从而带动许多副业如造纸业、印刷业的发展。这些产业的发展对新闻、信息、文化的传播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众多古代作品如唐诗、宋词、明小说流传至今，纸的应用和印刷术的发明起到很大作用。纸质媒介使信息流传更广更久增强了传播效果。

虽然学界从新闻传播角度对科举制度的研究较少，但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从这一角度来探讨科举制度的影响，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这也启示我们，对于科举制度这一中国古代重要而复杂的制度，应该多角度、多视野地进行研究。

【注 释】

[1] 刘海峰.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2] 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03.

[3] 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29.

[4] 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摘之陇，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濡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数十百人。篙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吕东莱文集》卷六，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7.138.

[5] 刘海峰.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3.

[6] 张希清.科举考试制度[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11.

[7] 邹一南.浅谈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8]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268.

[9] 《唐摭言》卷8《以贤妻激劝而得者》载湛贲原为县吏，后在其妻的激励下“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

[10][12]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271，278.

[11] 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油印本）[M].陜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

[13] 徐晓望.论科举制度与东南文化的开发[M].东南学术，1998.6.

[14] 徐松撰.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1.

[15] 刘昫.《旧唐书》中载：“大中后，杨氏诸子登进士第者十人：嗣复子援、技、拭、扻，绍复子擢、拯、据、揆，师复子拙、振等。”中华书局，1975.4294.

[16]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64.

[17] 据《唐摭言》卷十五《杂记》云：“贞观发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20.

[18] 据《唐摭言》记载：“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卷三《散序》.第25页）.

[19]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七○九）[M].北京：中华书局，2011.8152.

[20] [唐]杜佑：《通典》，长沙：岳麓书社，1995.183.另，古代以干支纪日，称自子至亥一周十二日为“浃辰”.

[21] 郎国华.宋代的新闻控制现象浅析[M].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

【参考文献】

[1] 黄旦.新闻传播学[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2] 侯福兴.中国历代状元传略[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3] 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 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 楼志文.古代科举制度对新闻传播业的作用[J].东南传播，2007（07）.

[6] 哈罗德·拉斯韦尔编著，何道宽译.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7] 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田春燕（1990-）女，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