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行政自制

徐信贵，康 勇，高长思

(重庆行政学院 法学教研部， 重庆 400041)

论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行政自制

徐信贵，康 勇，高长思

(重庆行政学院 法学教研部， 重庆 400041)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不当使用会给相对人的利益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因而警示行为应当受控。基于外部控制效果的有限性和内部规制的必要性原则，必须加强对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行政自制。行政组织以及人员结构的重构，内部行政规则的制定，内部行政监督以及责任设置的细致化、合理化是构建警示行为行政自制模式的基本路径。

风险警示；行政自制；内部行政监督

伴随着社会风险逐步渗透到公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对社会风险的规制模式与路径选择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尤其在食品安全领域更是如此。政府从最初的在食品安全事故爆发之后对事故的处理以及事后对相关责任人的惩罚，逐步向事前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以及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有毒有害食品时及时向社会发出食品安全危险警示的模式转变。因此，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应运而生。尤其是自2009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后，该种食品安全风险处理模式得以普遍适用。基于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特殊性，若行政机关运用不当，该行为将会给相对人的利益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警示行为应当受控。那么如何控制警示行为？传统控权模式在该领域是否可行？为何偏爱行政自制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