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版“余则成”和“翠平”的“潜伏”故事

2017-03-27 02:05胡遵远张应松
党史纵横 2017年1期
关键词:电台北平情报

胡遵远+张应松

2016年的一个春日,“金寨媳妇”——女特工王凤岐的骨灰运抵安徽金寨,与早期安葬在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的丈夫、金寨籍老红军、“红色特工”王文合墓。金寨各界以及两位老人的亲属数百人一起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

有学者研究表明,早前热播的电视剧《潜伏》及老电影《地下尖兵》中的许多剧情,皆取材于王文和王凤岐夫妇在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真实经历。王文和王凤岐,这对“刀尖上的伉俪”用荣辱不惊的怒放生命,为祖国和人民大写忠诚,最后化作中华大地上一道绚烂耀眼的彩虹,辉耀后世……

少小离家投身军旅的有为少年

1917年3月,王文出生在金寨县桃岭乡胡店村的一个贫寒农家,因家中困难不得温饱,他根本没有上学的机会。1929年5月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金寨县境内先后爆发了立夏节、六霍两大武装起义,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33师和红25军等多支队伍,后这些武装发展为红四方面军。王文跟随两个哥哥,参加了儿童团,每天手执红缨枪站岗放哨。

1931年4月,14岁的王文瞒着父母,与两名小伙伴一起偷偷离开家,步行40多公里找到了红军队伍。他们找到部队中的首长,强烈要求参加红军。红军首长见王文三个少年的参军意志坚定,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随后王文被分到红4军第11师第31团政治处当了一名勤务员。在部队里,王文学会了识字。此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王文作战勇敢、表现突出,多次受到部队的嘉奖。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四川通江地区后,王文由普通一兵被提升为连长兼指导员,并转正为中共党员。

1935年5月,王文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他三过雪山草地,历尽千难万险,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36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后,王文参加了西路军,与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在甘肃“河西走廊”等地展开激战,在甘肃永昌战斗中左臂负伤。伤愈后,王文所在的部队在军政委李先念的率领下,突围后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1938年初,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建议并经党中央同意,从红军队伍中选派文化水平相对好一些的基层指挥员共20多人,秘密送至前苏联莫斯科,学习无线电通讯和情报专业技术。王文是其中之一。

其实,当年王文的文化程度有限,要学习和理解无线电通讯、电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发展史等当时较为先进的知识,难度非常之大。但是,经过血与火、生与死双重考验过的红军战士,其坚强意志和刻苦精神是非凡的,这种强大的意志力超越了一些看似不可能的“鸿沟”。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王文熟练地掌握了无线电通讯和情报专业的相关知识技术,这为他今后的特工生涯打下了基础。

死里逃生的女游击队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敌后战场,涌现出许多“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王凤岐就是其中的代表。1916年,王凤岐出生在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小渔村大张庄。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了当地的“青妇会”,积极参与志愿抗战的工作。由于能力出众、表现突出,王凤岐不久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百团大战后,党组织发现王凤岐胆子大、枪法准,于是将她调入区妇联任武装游击队长,随地方武装一起转战河北地区开展游击战斗。

战争是残酷的,流血和死亡随时都会出现。但是王凤岐,这个当时只有20多岁的农村姑娘,却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她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带领游击队和雁翎队一起在白洋淀神出鬼没地突袭侵略者,他们放倒路边电线杆破坏鬼子的通信,配合主力部队把大路损毁,让敌人机械化装备无法顺畅通过……由于游击队的打法灵活多变,日军明明知道王凤岐的这支游击队存在,但是拿他们毫无办法。只有一次,王凤岐差点被日军杀害。

这天,日军毫无征兆地突然包围了游击队所在的小渔村,把王凤岐和老百姓都围到了一块。在汉奸的指认下,日军发现了人群中的女游击队长王凤岐。日军十分高兴,把王凤岐五花大绑押回县城准备严加审问。押解路上,王凤岐一声不吭,心里不停地盘算着:(我)必须跑,必须活着,(我)要继续打鬼子!她一边“老实”地走着,一边四处看沿途的地形。当押解队伍走到白洋淀边上的时候,王凤岐知道机会来了!那时的白洋淀还是“游鱼细石直视无碍”。两个鬼子兵看见水里的鱼儿,兴奋得叽哩哇啦地叫着……王凤岐看准时机,用尽全身力气,左右开弓,硬是把夹着她的两个鬼子兵给顶掉水里去了。随后,王凤岐像风一样狂奔而去。两个小鬼子从水里爬出来狂追不舍,边跑边开枪,枪声又引来了其他的鬼子,他们叫着一起追,子弹打得庄稼杆扑簌簌地折断。王凤岐左躲右闪,绕过了子弹的射击,一口气跑了50多里。敌人累得筋疲力尽,放慢了追击的脚步。王凤岐却不敢停下来,又跑了很远才才停下。她浑身像散了架似地一头撞开一户老乡的屋门,随后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后来,王凤岐回忆起这段绝命逃亡的经历说:“我把自己的肺都跑炸了!”就这样,女游击队长逃过了日军的魔掌,脱离了险境。

狼穴中的“恩爱夫妻”

1942年,王凤岐被调到易县华北社会部学习。学习内容是掌握敌占区北平、天津的城市生活和民俗风情,背诵并牢记地名和街道名称,为前往敌占区工作做好准备。王凤岐的记忆力惊人,两个月后的考核成绩十分优秀。随后,华北社会部副部长钟子云给王凤岐引见了一位身穿军装的青年人,让他们在一起多交流,并说“如果谈得来,今后会在一起工作。”这个青年军人就是王文。1938年,党中央派遣王文秘密前往苏联学习通讯、情报工作。1940年,王文学携带一部电台学成回国,并在北平妙峰山一带活動,主要负责平西情报站的转发工作,由华北社会部领导。此次,党组织命令王文遴选一位女同志,和自己假扮夫妻,秘密潜入北平腹地,组建新的情报站。20天后,华北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分别征求王文和王凤岐的意见:如果谈得来,组织上批准你们结婚;如果谈不来,为了革命工作,也要以夫妻的名义去北平从事秘密工作。二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决定。几天后,王文和王凤岐秘密地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二人和一个陈姓的老太太(对外称是王文的母亲)组成一个临时家庭。

1942年冬,王家三口离开易县,进入北平,住进鼓楼南大街烟袋斜街小石碑胡同11号。在朋友“七哥”叶绍青的帮助下,王文每天到书店照顾生意,婆媳俩则在家中操持家务,表面上日子过得还算平稳。11号院子里还住着两户人家,因为院小人多,十分吵闹,王文一家后来又搬到旧鼓楼大街西边、紧邻北城墙的大石桥胡同7号居住。7号院是个独门独院,南、北两个院6间房宽敞气派,屋内一水儿老式红木家具,古香典雅。更可贵的是房东是日本宪兵队翻译官,对门儿是伪警察所的警长。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四九城,有这么二位在,谁还会来找麻烦呢?

最初,平西情报站规定王文和王凤岐二人在到达北平后三个月内不准活动,主要工作是熟悉环境、结交人脉。三个月后,“七哥”叶绍青把王文在北平妙峰山游击区使用过的电池发报机,托法国朋友秘密运进北平。可是,当时北平城里交流电线多、干扰大,天线又不能架得太高,电台输出功率太小,造成和平西情报站的电台一直通联不上。经请示平西情报站党组织同意,王文决定自己组装一部发报机。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城重新组装一部电台,其困难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王文决定化整为零,分头购买电台零件。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庙会时,马路便道上就有摆旧无线电地摊的,卖些旧零件。王文就趁赶庙会时,有合适的就买一件。经过两个多月的游击采购,王文运用在莫斯科所学的知识,计算、设计、画图后开始组装电台。终于,一台有3个6L6真空管、输出功率为30瓦的发报机终于组装成功了。此外,王文还搞到了一部美国海军用的长短波两用收音机,并将其改为收报机。架设天线的问题也被王文解决了,他弄了个粗铁丝,白天晾衣服,晚上搭上电台的线,就成了天线。为了增加天线的长度和高度,王文将30多米长的天线拉出,拴在两根竹竿上,放在南房上。为避开日伪侦测台监听时段,王文总是在后半夜2点到5点,抓住空隙与华北社会部电台联系。除了打时间差避开日伪侦测台,他还大胆地模仿日伪电台报务员的手法,这样即便是日伪电台报务员听到呼叫,还以为是自己人的电台在工作。就这样,鼓楼街7号院发出的红色电波,频频飞越古城传到平西。

为了掩护丈夫王文的工作,妻子王凤岐每天打扮入时出入在外,看似风光的职员太太;可实际上当时党的地下活动经费很紧张,王家三口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为此,贫苦出身的王凤岐想了很多办法维持生计:天黑以后,她便换上旧衣服,悄悄地到菜市场拣别人掰剩下的菜帮子、烂萝卜,回家洗一洗放点盐煮着吃。精于持家的王凤岐还养起了鸡,养鸡的好处是既可以有鸡蛋给王文补身子,又可以借机和翻译官太太、警长太太拉闲聊关系,观察院子内外胡同里的情况。

1943年8月7日,“七哥”叶绍青急匆匆赶来通知王文、王凤岐:藏好电台,立即撤离。夜里9点多,王凤岐用红布裹好改装的收报机,送到东四十一条胡同西口交接点,交给了地下交通员黄云。王文随即撤到河北阜平史家寨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房子退了,户口也销了,但王凤岐并没有出城,而是在北平继续潜伏。1944年4月,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派王文前往上海,到李振远情报组,和郑凯一起做秘密工作。

三进北平屡建奇功

1946年10月15日,王文第三次潜入北平城建立秘密电台,掩护身份是阜成门内巡捕厅胡同(今民康胡同)影悟无线电商行技术员。“影悟无线电商行”是中共秘密党员苏省悟为掩护身份向北平有关部门申请开办的,对外挂牌营业以修理收音机为主,苏省悟为经理,王文为技术员。1947年4月,苏省悟在国民党新一军当战车队队长的同学程震来到北平,住进了苏省悟家。没想到他一住就是3个月,这给王文发送情报带来了极大困难。更糟糕的是程震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喜欢喝酒、唱戏、凑热闹。他不睡觉,王文收到的情报就没有机会译成电报,夜间发不出去。王文对此心急如焚。他找到苏省悟商量应对办法:之后只要来了情报,苏省悟便主动拿着胡琴到程震的房间找他一起唱京戏。王文在琴声的掩护下发报。为迷惑敌人,王文在修理收音机的屋子里摆上相关书籍和线路图,装作刻苦学习修理知识的样子,以此掩护译电工作。因为程震和其他人的干扰,有时一份电报需要分四五次才能译好发出。由于王文是在危险情况下发报,所以根据地的电台报务员常常是几个人从凌晨2点守候到早晨5点,一有电报几个人同时抄写尽量避免重复,以便王文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将电报发完。这样既能减少被程震发现的危险,又能降低被敌人侦测到的可能。

1947年蒋介石从南京飞抵北平,召集傅作义、孙连仲等高级将领开会,筹划驻石家庄的精锐部队新3军第7师和军直特务营共8000余人于10月15日开始北移保定。打入敌司令部的共产党员刘光国及时将这个情报传递出来。王文收到情报后迅速译报,在夜间分几份电报发了出去。晋察冀军区接到这份情报后,司令员聂荣臻立即调动部队,从徐水地区奔袭100多公里,赶往定县城北清风店地区迎敌。10月20日至23日,在朱德、聂荣臻、罗瑞卿的指挥下,我军在清风店地区全歼敌新3军军部、第7师全部和军直特务营8000多人,活捉了敌中将军长罗厉戎、中将副军长杨光钰等。清风店大捷后,王文收到了晋察冀军区的嘉奖电。聂荣臻称赞道:“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兵马!”随后,王文等人又得到了石家庄兵力空虛、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增援迟缓等情报,建议赶快攻打石家庄。晋察冀军区接到情报后立即周密部署,于1947年11月12日解放了石家庄,取得了全歼守敌24000多人的伟大胜利。

频繁的电报联络让敌人对我秘密电台的搜索越来越严密。一天晚上,王文养的3条狗叫得很凶,王文便悄悄地起床贴着墙根查看。他突然发现,一个人在房顶上正将一根天线挂在自己的天线杆上。王文知道这是敌人在侦察,便迅速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报告。上级指示他将电台交给苏省悟隐藏,然后迅速撤退回到华北局社会部。1948年6月底,王文安全回到根据地,在华北公安部任政治保卫处电讯科副科长。

以敌掩护再立新功

1948年11月19日,党组织派王文第四次进入北平,目的是加强华北局与北平的电讯联络。王文又回到了苏省悟的“影悟无线电商行”。这时的北平已经被解放大军包围,傅作义指挥的军队都缩在北平附近,城里很多民房都住进了傅作义的军队,苏省悟家也住了一个炮兵排。王文见原来架设电台的房间已经被排长和两个班长占住,自己只好收拾北院盛煤的小屋作为工作室。他将地下方砖起开挖了个洞,把小型收发报机隐藏在里面。工作室解决了,可这里与原天线距离远无法使用,新架设天线又是个大难题。王文经过反复观察和思考,终于想出了办法。他以这排士兵乱放毛巾、手套、杂物为借口,在他们屋里拉了一条铜线,一头在原天线附近,一头钉在北门头上,可连接小煤屋,这样将发报机的输出端用小夹子夹住天线就可发报了。铜钱接好后,王文假装关心地对这些当兵的说:“我给你们拉一根铜线,诸位老总可在上面挂毛巾、手套等物件,这样屋里就可以整齐一些。”士兵们对无线电是外行,没有看出真实意图,还连声称谢。昼夜无事,国民党军官们就玩牌、赌钱、喝酒。王文利用他们赌钱、喝酒的机会,在凌晨2点用手电筒照明发报。在如此万分艰险环境中,王文用自己的睿智确保了情报传递渠道的畅通。由于战事吃紧,守城敌军强迫北平市民出城挖战壕,令苏省悟家也出2个人。如果去2人挖战壕,联络就无法进行。王文和苏省悟商量,决定利用驻在家里的军人做挡箭牌。他们经常买点酒菜,请排长和班长吃喝,并流露出家中又要照料炮兵排的骡马,现在又要外出挖战壕人手不够之意。吃人嘴短,敌排长拍着胸脯表示:有我们在,你们不要理他!这天,警察所和有关人员又来通知,要苏省悟家出2人到警察所集中挖战壕。敌排长瞪着双眼对来人吼道:“房东天天给我们喂骡马,整天累得够呛,我没找你要人,你反到这里要人!”说着就要动手打人,来人见惹不起赶紧溜了。从此再也没人来要人了,电讯联络自然也没有耽误。

1948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锦州后迅速入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这种情况下,企图带上7个主力师经天津、塘沽坐船到青岛。北平情报组得到这个情报后,命令王文立即发出。我军根据情报很快控制了平津铁路、公路,并解放了杨村、廊坊、安次、河西等地。傅作义见天津去不成了,又下令在北平城内从东单到南跑马场一带砍树平地,修一条飞机降落的临时跑道,供每天由南京、上海飞来的多架运输机起降运粮,并企图将7个主力师空运到青岛,自己也可乘飞机南逃。北平情报组得到情报后再次及时发出,我围城部队迅速调集高炮布阵,一旦发现敌机飞来就用高炮射击,使敌人的飞机不敢在东单降落,空投的粮食也都落在安定门外的我军阵地上。

傅作义见出逃之路皆被堵死,再加上中共秘密组织做工作,最后终于接受了和平改编。我解放大军于1949年1月22日和平解放了北平。至此,王文结束了“潜伏”生涯。1949年1月30日,就在大家欢庆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即将举行入城仪式之际,王文奉命离开北平,随社会部部长许建国赶赴天津,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警察局。在组织的安排下,王文终与长期分离的妻子王凤岐在天津团聚,这对“特工夫妻”成为了真正的夫妻。新中国成立后,王文历任天津市公安局科长、处长、副局长等职,1992年7月因病逝世。王凤岐历任天津市公安局边防检查股股长、侦察股股长、行政处副科长等职,于2016年辞世。王文和王凤岐夫妇是新中国第一批人民警察,也是革命年代存活下来为数不多的我党秘密工作者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继续为党战斗,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公安工作的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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