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企业安全领导对安全氛围的影响

杜学胜，曾 珠，揣青阳

(1.河南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2.河南工程学院 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1191)

煤矿企业安全领导对安全氛围的影响

杜学胜1，曾 珠1，揣青阳2

(1.河南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2.河南工程学院 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1191)

为了研究企业安全领导和安全氛围的相互关系，编写了调查问卷并在煤矿企业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卷450份.对安全领导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得到3个因子：主动管理、安全激励和安全监督；对安全氛围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得到4个因子：管理层安全承诺、安全培训、员工安全参与和员工安全意识.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建立了安全领导和安全氛围因果关系模型，该模型表明安全领导各因子对安全氛围各因子有直接或间接的正向影响，变革型安全领导方式对员工感知企业安全氛围的影响比交易型安全领导方式更为明显.

安全领导；安全氛围；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近年来，我国煤矿重特大事故往往发生在正常状况下“安全”的区域[1-2], 生产条件和作业环境的变化使“安全”的区域蕴含重大隐患,职工按原有方式违章作业,导致了重特大事故的发生.鉴于安全文化建设对事故预防的积极促进作用[3-4]，企业在注重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的同时，还应该不断加强安全文化建设，以提高企业应对各种事故风险的能力.

一些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成效不明显，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企业各级管理层特别是决策层对安全的领导和参与,而这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安全领导(safety leadership)指的是企业各级管理者指引和影响下属实现安全目标的活动过程[5]，企业各级管理层的安全领导是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基础, 决定了企业员工对安全的认识和态度[6].安全氛围(safety climate)可以看作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当前的、表面的特性，与员工的态度和感受有关[7]，是员工对具有风险的工作环境的共同感受[8].安全氛围可以直接测量，而安全文化比较抽象，无法直接测量[9].

目前，对安全领导和安全氛围相互关系的研究较少，本课题对煤矿企业的安全领导和安全氛围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安全领导和安全氛围的因子构成，揭示两者的相互关系，以期为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1 问卷的设计与调查

1.1 问卷的设计

调查问卷包括3个部分：安全领导问卷、安全氛围问卷与个人资料.

安全领导问卷主要测量员工对管理者安全领导行为的感受.安全领导行为是指领导者能体现其对安全事宜重视程度的一系列行为，这些行为能够引导和带动下属安全地工作.选取3个要素作为安全领导的子构念，每个构念选取若干条目作为观测变量对该构念进行测量，这3个要素分别为主动管理、安全激励和安全监督.其中，主动管理与安全激励表现为变革型领导特征，而安全监督则考虑了交易型领导特征.问卷题项参考了O’Dea等[10]、Wu[11]与Kelloway等[12]的问卷题项.

安全氛围问卷主要测量员工对企业安全事宜的感受.根据以往国内外安全氛围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因子，确定了7个要素作为安全氛围的子构念，分别为企业决策层对安全的承诺、企业基层管理层对安全的支持、安全培训、安全沟通及事故报告、员工安全参与、员工的安全意识与安全规程[13].这些因素主要参考了香港职业安全健康局开发的建筑业工作安全气候指标调查软件[14]，英国健康安全执行局健康安全实验室开发的安全氛围调查工具[15]，以及Zohar等[16]与傅贵等[17]的问卷题项.

个人资料包括年龄、工种、受教育程度等，还增加了受伤和事故经历.

1.2 问卷调查

选取淮南矿业集团新庄孜煤矿、河南义马煤业集团跃进煤矿和千秋煤矿这3处矿井为调查企业.调查对象为井下生产和辅助部门的员工,调查方式采用现场集中调查，利用区队每周安全学习的时间发放问卷，员工集中填写，现场收回问卷.

问卷收回后，对每份问卷进行检查，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问卷的发放及回收情况见表1.

表1 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

调查问卷筛选完毕后，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2 问卷的效度与信度分析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问卷构念效度的评价；采用Cronbach′sα系数进行问卷的同质性信度分析.

对20个题项的安全领导问卷采用KMO检验，其值为0.913，采用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0，达到显著水平，表明适合对问卷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因子提取方法，经过2次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3个因子19个题项的安全领导量表，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3个因子的特征值分别是9.545，1.446和1.074，累计方差解释量为60.323%.根据各因子题项内容，结合问卷设计时的要素分析，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安全激励、安全监督和主动管理.对因子分析后的安全领导量表及各因子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安全领导量表的α系数为0.940，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安全激励因子的α系数超过0.900，另外两个因子的α系数稍低.

表2 安全领导问卷效度信度分析表

同样，采用主成分因子提取方法对36个题项的安全氛围问卷进行3次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4个因子21个题项的安全氛围量表，见表3.

表3 安全氛围问卷效度信度分析表

从表3可以看出，这4个因子的特征值为1.042～6.520，累计方差解释量达52.295%.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员工安全参与、管理层安全承诺、安全培训和员工安全意识.

3 问卷的统计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是通过平均值和标准差来说明问卷数据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的，问卷各因子描述性统计值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企业中安全领导的3个因子得分比较接近.其中，安全监督得分最高，其他两个因子得分稍低，这说明企业管理者使用的监督手段多于激励手段.

表4 问卷各因子描述性统计值

3.2 相关性统计分析

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探讨安全领导和安全氛围的相互关系.

注：**表示在0.01水平时相关显著(双尾检验).

安全领导各因子与安全氛围各因子均显著为正相关.其中，安全领导中的安全激励因子与安全氛围中的管理层安全承诺、员工安全参与两个因子的相关度分别达到了0.675和0.634，这说明管理者鼓励下属安全地工作等变革型领导方式能够提高员工对管理层安全承诺的感知水平，也能提高员工的参与意识.

4 安全领导对安全氛围的影响分析

图1 安全领导与安全氛围因果关系假设模型Fig.1 Hypothesized causality model between safety leadership and safety climate

4.1 模型设定

结构方程模型是检定潜在变量间假设关系的一种多重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它以收集的数据检定假设模型.学者们关于安全领导与安全氛围关系的研究均认为安全领导对安全氛围有正面的影响[18].因此，假定安全领导各因子对安全氛围各因子均有正面的影响，设定的模型如图1所示.图1中，安全领导的3个因子分别以椭圆形框L1～L3的形式表示为外源潜在变量(自变量)，L1表示主动管理，L2表示安全激励，L3表示安全监督；安全氛围的4个因子分别以椭圆形框C1～C4的形式表示为内生潜在变量(因变量)，C1表示安全培训，C2表示管理层安全承诺，C3表示员工安全参与，C4表示员工安全意识.箭头由外源潜在变量指向内生潜在变量，表示外源潜在变量对内生潜在变量有影响作用.各因子的指标变量即观测变量未在图1上标注.

4.2 模型拟合结果及分析

设定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方式进行参数估计，经LIRSEL编程运行，结果输出后发现L1指向C1～C4的各条路径均为负值，L3指向C4的路径未达到显著水平，其拟合优度指数GFI小于0.9，故决定对模型进行修正，将最初设定的模型称为模型1，修正的模型称为模型2.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对安全领导各因子指向安全氛围各因子的路径进行了调整，保留系数为正值的路径，删除未达到显著水平的路径.根据文献[13]的研究结果，在模型2的基础上添加安全氛围因子间路径，对相关误差项进行关联，形成模型3.这3个模型的总体拟合指标如表5所示.

表5 安全领导与安全氛围因果关系各模型的拟合指标

从表5中可以看出，模型3的各项拟合指标均优于另外两个模型，5个拟合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故选择模型3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模型3的拟合结果如图2所示.图2中，矩形框表示观测变量，即问卷中的题项，椭圆形框表示潜在变量，即进行探索性分析后得到的因子，左侧3个椭圆形框表示安全领导的3个因子，右侧4个椭圆形框表示安全氛围的4个因子，椭圆形框指向矩形框的直线表示观测变量是潜在变量的指标变量，矩形框外侧指向矩形框的数值和直线表示指标变量的残差项.图2中各参数均为标准化后的参数.

图2 最终模型(模型3)拟合结果Fig.2 Fitted result of final model (model 3)

由模型3得到以下4个结构方程：

C1= 0.61C2+ 0.22L1,残差方差= 0.43,R2= 0.58,

(1)

C2= 0.77L2,残差方差= 0.44,R2= 0.59,

(2)

C3= 0.74C2+ 0.13L2,残差方差= 0.31,R2= 0.71,

(3)

C4= 0.42C1+ 0.22L3,残差方差= 0.45,R2= 0.33.

(4)

以上4个结构方程可以统一表示为η=Bη+Γξ+ζ.式中:η表示内生潜在变量，即因变量；ξ表示外源潜在变量，即自变量；ζ表示结构方程残差项；B为系数矩阵，表示内生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Γ为系数矩阵，表示内生潜在变量与外源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系数.

以方程(1)对结构方程进行说明，在方程(1)中等式左侧的C1表示内生潜在变量(因变量)安全培训；等式右侧的C2表示内生潜在变量(自变量)管理层安全承诺；L1表示外源潜在变量(自变量)主动管理；C2和L1前的数字表示自变量指向因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路径系数数值越大，表明影响作用越大；R2用于评价结构方程对数据的解释能力，R2的最大值是1，R2越大，说明方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越高.

方程(1)表明管理者主动管理(L1)和管理层安全承诺(C2)对安全培训(C1)有正向的影响，管理层安全承诺的影响更大一些；方程(2)表明管理者安全激励(L2)对管理层安全承诺(C2)有正向的影响；方程(3)表示员工安全参与(C3)分别受到管理者安全激励(L2)与管理层安全承诺(C2)的正向影响；方程(4)表明员工安全意识(C4)受到管理者安全监督(L3)和安全培训(C1)的正面影响.

方程(1)～(4)表示变量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从图2及方程(1)～(4)可以看出，管理层安全承诺(C2)和安全培训(C1)还作为中介变量，安全领导的主动管理(L1)及安全激励(L2)因子通过这两个中介变量对安全氛围中的员工安全参与(C3)及员工安全意识(C4)产生间接影响.

结构方程模型还表明，管理者采用变革型安全领导方式如鼓励员工参与安全事务、主动与员工进行交流等比交易型安全领导方式如要求下属员工遵守安全规程等对员工感受管理层的安全承诺、员工安全参与具有更为明显的正面因果效应.

5 结论

(1)编制了煤矿企业安全领导和安全氛围调查问卷，在3家煤矿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探索性因子对有效问卷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了3个因子19个题项的安全领导因子结构和4个因子21个题项的安全氛围因子结构.对各问卷及其因子的信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各问卷及因子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信度.

(2)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了安全领导和安全氛围各因子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探讨了安全领导和安全氛围各因子间的相互关系.

(3)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建立了安全领导和安全氛围因果关系模型.结果表明，安全领导各因子对安全氛围各因子有直接和间接的正向影响，变革型安全领导方式对员工感知企业安全氛围的影响比交易型安全领导方式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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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safety leadership on safety climate in coalmines

DU Xuesheng1, ZENG Zhu1, CHUAI Qingyang2

(1.CollegeofSafetyEngineering,HenanUniversityofEngineering,Zhengzhou451191,China;2.Library,HenanUniversityofEngineering,Zhengzhou451191,China)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fety leadership and safety climate in coalmines,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 that included safety leadership scale and safety climate scale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in three coalmines in China. The number of returned valid questionnaires was 450.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dentified three factors of safety leadership which were active management, safety motivation and safety monitor.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lso identified four factors of safety climate which were safety commitment, safety training, safety involvement and safety awarenes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three factors of safety leadership positively affects the four factors of safety climate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and the transformational safety leadership makes employee perception safety climate more apparent than the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style.

safety leadership; safety climat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D79

A

1674-330X(2016)04-0022-06

2016-10-12

河南工程学院博士基金(D2012005)

杜学胜(1975-)，男，河南新乡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企业安全管理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