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团对桂林抗战文化的贡献刍论

张 红， 刘旭雯， 杨斐然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6)

新安旅行团对桂林抗战文化的贡献刍论

张 红， 刘旭雯， 杨斐然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6)

抗战时期，新安旅行团在桂林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先后成立了临时联合干事会，组织了儿童团体座谈会，开展“岩洞教育”，进行街头宣传教育。同时，还恢复新安学校，培养写作能手，传播抗战思想，为桂林文化城作出了重要贡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桂林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共对新安旅行团的正确领导，新安旅行团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历史使命感。

新安旅行团； 抗战文化； 贡献

一、新安旅行团概况

新安旅行团成立于1935年10月，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少年儿童为主体的爱国救亡工作团体。它最初由江苏淮安县新安小学的14个学生组成，汪达之作为该校的校长兼该团顾问。“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紧接着又把矛头瞄准了上海。日本加速在中国的侵略步伐，使得救亡运动在这一时期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各种救亡团体组织发动的救亡运动不断兴起并走向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的工人和学生都纷纷通过罢工、罢课的方式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新安旅行团就是产生在国难当头，中国人民团结抗战，全社会都处于救亡图存的现实环境中。为了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新安小学的学生们毅然离开教室，走出课堂，并用修学旅行的方式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从1935年10月10日开始，新安旅行团从淮安出发，途径华东、华北、西北和华中各地修学旅行，1938年11月28日到达桂林。到达桂林时旅行团人数已经达到了40人。在桂林期间，为了扩大宣传队伍，壮大力量，新安旅行团又通过各种方式吸收了新的团员，使人数增加到80多人。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在桂林期间先后出演了舞剧《春的消息》《虎爷》和儿童剧《死里求生》《上海小同胞》《为了大家》等。他们的口号是：“别笑我们年纪小，我们要把中国来造”，“一边儿学习、一边儿教”。在桂林的两年时间里，新安旅行团的团员们努力工作，为抗战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抗战形势变化，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刻意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桂林的局势陷入危机。为了保存实力，新安旅行团按照党的指示，团员们分期分批秘密撤离桂林，转向苏北解放区，继续开展儿童宣传工作和军队的文艺演出宣传工作。

二、 新安旅行团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新安旅行团作为最早来到桂林的少儿团体之一，它的主要职责是发动桂林及周边地区的少年儿童行动起来，为抗日救亡运动贡献一份力量。

(一) 成立临时联合干事会，组织儿童团体

新安旅行团在党的领导下来到桂林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成立了临时的联合干事会，并着手组织多种形式的儿童团体。他们发出号召：“全广西的儿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参加抗战工作。”[1]很快大家就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一时间在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中掀起了一股成立儿童团体的高潮。在这一时期成立的儿童团体有：由新安旅行团和孩子剧团联合组织的儿童战时服务团，江苏教育学院组织的儿童教育团，桂林试验小学组织的儿童工作团，中山纪念学校组织的战时儿童服务团，儿童保育院组织的儿童救亡工作队等。此外，桂林一些镇(如八桂、培风、凤北、义南、东江等)的中心学校也组织起了儿童团体——战时儿童服务团，这些儿童组织遍及桂林各地，到1939年2月时已经多达15个。

新安旅行团在桂林期间不仅组织起当地的儿童团体，还广泛团结了全国5 500多名儿童、近70多个儿童团体。他们通过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全国少年儿童加入抗战宣传队伍中，让我们看到了少年儿童肩负的重任和显示的巨大力量。

(二) 组织儿童团体座谈会

为了更好地发挥儿童在抗战中的作用，发动更多少年儿童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新安旅行团与广西省抗敌后援会组织的桂林儿童战时服务团联合成立了桂林儿童团体座谈会。座谈会成立之后，其任务主要是围绕桂林儿童救亡运动工作中的分工、工作计划，在组织和领导等方面所出现的问题，以及少年儿童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充分的讨论来统一思想认识，协调好工作，以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讨论会每星期举办一次。这个座谈会后来更名为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1939年9月25—28日，在桂林举行了为期3天的“中国儿童运动”座谈会，该座谈会由新安旅行团、厦门儿童剧团、广州儿童剧团、长沙育英儿童工作团等4个儿童团体和桂林东江镇小学共同主办。新安旅行团的张杰作为主席揭开了座谈会序幕，并报告了本次座谈会的意义。旅行团内的成员童常从儿童运动的性质、起源、发展和当前儿童运动的任务等方面展开论述，作了《怎样开展中国儿童运动》的报告。他的演讲生动活泼，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的儿童运动，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厦门儿童剧团作了《今后桂林的儿童工作》的报告。此外，广州儿童剧团、长沙育英儿童剧团分别发表了《儿童团体的联系问题》的报告。整个座谈会座无虚席。参加座谈会的还有许多著名的教育专家，如新安旅行团的顾问汪达之，江苏教育学院的陆洛，生活教育社的刘季平、程今吾等。该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团结和动员广大少年儿童积极加入到抗战宣传的队伍中来。会议提出要组织全国性的“中国儿童之友社”，担负起集中全国儿童的一切力量，更有组织和计划地领导儿童运动；同时，明确如何加强桂林市的儿童工作，推动桂林成为大西南儿童运动的主流阵地。这些大大小小的座谈会对日后培养少年儿童的抗战意识，培养和组织少年儿童深入到群众中开展抗战救亡宣传活动都具有积极意义，成为团结和推动桂林儿童运动的核心。

(三) 开展“岩洞教育”，服务百姓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经常用飞机对桂林狂轰滥炸，桂林老百姓常常到岩洞躲避敌人的空袭。新安旅行团的团员们根据教育家陶行知的建议，利用老百姓躲避敌人袭击时的机会开展了“岩洞教育”活动。他们成立了岩洞教育服务团，通过向老百姓讲解抗战故事和分析抗战时局来教育和启发群众，例如：一些成员在岩洞里通过说快板、表演话剧来宣传坚持抗日主张；一些成员则通过教唱抗日歌曲来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还有成员通过教授空袭常识来帮助民众躲避空袭；也有成员在岩洞内开办小型图书馆，让民众躲避空袭时通过阅读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难能可贵的是，一些成员还主动当起了“小老师”，热心教老百姓识字，帮他们代写书信等。如新安旅行团的其中一员——屠明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七星岩后岩召集了60多个小朋友组成一个小团体，每天教他们读书和唱歌。每次空袭发生时，岩洞里的歌声都响彻云霄，小朋友们大声唱着抗战歌曲：“救、救、救中国，一齐向前走……”很多大人围着看着，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当时流行的抗战歌曲有《在太行山上》《民族小英雄》《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等。这些歌曲在新安旅行团的少年儿童的努力下不断深入群众，传唱到老百姓的生活中，点燃了全民的抗战救亡热情。如今在桂林市七星岩后岩的崖壁上仍然保留着“岩洞就是学校”“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等醒目的标语，这些都是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在桂林开展抗战宣传工作留下的印记，也是他们开展岩洞教育的真实记录。

(四) 通过街头宣传，唤起民众抗战意识

1939年冬天，日军开始从钦州、防城港登入并大肆入侵广西，南宁不久后沦陷，昆仑关激战，局势十分紧张。这时需要动员全广西的军民行动起来，为保卫广西而战斗。11月22日，桂林儿童团体座谈会根据时局的变化，在中山纪念学校紧急召开了会议，讨论并布置保卫西南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15个儿童团体、40名儿童代表，其中包括了新安旅行团、江苏教育学院的儿童教育团、广州儿童剧团、厦门儿童剧团、中山纪念学校组织的战时儿童服务团、儿童保育院组织的救亡工作队、实验小学组织的儿童工作团，此外，还包括了六镇中心学校(东江、义南、凤北等)组织的儿童战时服务团等。会议一致通过目前儿童团体的工作重点有9项，即：(一)大力开展漫画宣传并出版街头壁报；(二)在街头书写抗战口号和标语；(三)举行话剧公演；(四)组织街头和戏院宣传；(五)到医院看望和慰问伤兵；(六)对边远农村地区的民众进行抗战宣传；(七)开展捐献“五分钱”的爱国运动；(八)组织桂林儿童奔赴南路前线工作团；(九)印发告西南小朋友的一封信。会议结束之后，各儿童团体纷纷行动起来，开展抗战救亡宣传活动。第二天就在桂林的每条街道和附近的圩镇上看到抗战动员的巨幅海报和漫画。新安旅行团、广州儿童剧团、厦门儿童剧团的孩子们还在桂林的几家大戏院门前唱抗战歌曲，进行抗战演讲。当时，不论是在十字街头还是在大楼边上，都能看到小宣传员们宣传、演讲、唱歌的身影。街头上挂着“全广西的小朋友行动起来，齐心协力保卫大西南！”“全国小朋友要团结起来，打倒大汉奸汪精卫！”“大拳头，小拳头，一齐对准敌人汉奸！”等鲜明响亮的标语。老百姓看了都惊叹这些小朋友的力量真是无穷大。11月29日晚上，各儿童团体联合起来，在桂西路的宣传站举办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街头宣传，他们的快板《骂汪精卫》和相声赢得了观众如雷般的掌声。12月10日，他们又在金城戏院举行了以“保卫西南”为主题的公演，现场的观众把整个戏院围得水泄不通。演出过程中有人暗中散布敌人空袭的谣言，现场开始出现混乱的局面，但台上的小朋友们却镇定自若，完全没有受到影响，表演的同时还安抚群众，这才让群众平静下来。这场表演十分成功，小演员们的镇定感动了大家，也为整个保卫西南的宣传工作贡献了一份力量。

(五) 恢复新安学校，培育少年儿童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自1939年开始掀起了反共高潮，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作出指示，要求新安旅行团做好两手准备，既要坚持抗战宣传工作，也要随时准备情况突变时尽早撤出桂林。新安旅行团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做好了随时撤退的准备，并在当时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莼的帮助下，向桂林教育局申请在桂林西郊巫山脚致和村恢复兴办新安学校。这一申请最终得到了市政府的同意。

新安学校于1940年9月开学，汪达之任校长，童常任总务部主任，纪宇任生活指导部主任。学校由一座古庙和借来的几间民房组成，环境十分恶劣。学生的主要成分是新安旅行团派去参加学习的小朋友和当地农民的孩子。学校实行集体主义教育，定期举行文艺活动和生活检讨会。“我们的生活会议和各种会议，就是我们很好的自我教育的机构。从这些会议里决定我们的工作，批评和纠正我们行为和工作上的得失，从生活和工作中提取新的知识，进行集体的自我教育。”[2]学校也十分注意培养民主精神。学校辅导员和老师在采取新安旅行团集体生活制度的同时，把学生们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既发挥了集体生活制度的优势，也尊重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这使得学生们在新安学校里学得开心，营造了学生热爱集体、热爱师长，学生之间团结友爱的氛围。学生们经过学校的培养和教育，对抗日民主运动、国共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对充分发挥少年儿童的力量，为党储蓄新鲜血液，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桂林抗战文化事业添砖加瓦。

皖南事变发生后，党组织不得不决定将新安旅行团分批撤出桂林，转移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安学校的第一批团员于1941年2月13日开始撤退，办学于7月正式结束。

(六) 培养写手，传播抗战思想

抗战时期新安旅行团的孩子虽然年纪都很小，但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新安旅行团有几个写手，如左义华、童常、范政、张杰等。其中，范政12岁时就在《救亡日报》上刊发文章，13岁时跟随金山、王莹率领的中国救亡剧团到海外宣传抗战主张时写下了纪实性读物《海外一课》，文化供应社出版了此读物；左义华9岁时完成了《义华日记》。后来张杰被派遣与当时桂林国际新闻社的范长江一同到皖南新四军部和浙江、江西等地区实地采访，创作出《敌后的故事》一书。1940年文化供应社在桂林出版了一套包括《儿童抗战故事》《儿童抗战歌曲》《儿童抗战歌谣》《儿童抗战舞蹈》等儿童抗战丛书，这套丛书是由新安旅行团组织团里的写手范政、张杰、张拓三人共同完成的，目的在于宣传抗日救国和新安旅行团。这些小朋友之所以能够成为抗战宣传工作的一支号角，与新安旅行团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分不开。一方面，新安旅行团鼓励孩子们多读书，不但阅读文化课本，还注意读报和阅读少年儿童报刊；另一方面，鼓励他们学写日记，写学习心得和读书笔记，写得好的就建议他们向报刊投稿。这是新安旅行团与一般学校不同的地方，即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学以致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们的一句口号是：“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进步！”[3]这样不仅培养了新安旅行团孩子们的写作能力，也为党传播抗战思想，争取民主进步，打击和暴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提供了重要基础。

三、 新安旅行团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原因

胡乔木同志曾在1985年纪念新安旅行团成立五十周年时题词：“新安旅行团的光荣历程永远是全国儿童的典范！”[4]宋庆龄在新安小学主办的《新安旅行团历史展览》上题词：“新安旅行团曾经旅行全国，宣传民众，组织儿童为抗日战争和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作出一定的贡献，它的革命精神以历史展览形式展出，愿青少年学习这种精神，使它世代相传。”[5]新安旅行团在抗战期间为桂林抗战文化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桂林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早在抗战初期，桂林是有名的进步文化城。国民党桂系一直控制着广西，而桂林是抗战时期广西的省会城市。他们标榜抗日民主，招纳贤士。这一政策吸引了许多全国知名学者和文化界进步人士，许多抗日救亡团体也慕名而来。那时的桂林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比国统区的其他地方要开放民主得多，就连桂系控制的机构、组织和团体里都有不少进步人士，当时的地下党员杨东莼还担任着广西省政府的顾问。国民党桂系甚至允许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桂林出版发行，后来还出版过桂林版，不少在国统区禁止出售的书刊在这里也可以公开出售。

桂林之所以能成为进步的文化城，与蒋桂之间的矛盾分不开。一直以来，李宗仁、白崇禧控制的桂系集团和蒋介石有根深蒂固的矛盾，他们争取民心的目的是为了反蒋。早在1936年6月，李宗仁、白崇禧就联合广东的陈济棠，打着抗日的旗号发动“两广事变”，企图用武力的方式逼蒋介石下台，但终因蒋介石的政治分化和军事威胁策略而失败。李宗仁、白崇禧自此改变策略，实行政治上自治、军事上自卫、经济上自给的“三自政策”，想通过闭关自守的方法保持广西对中央政府的独立性。他们之所以允许中共进步势力在桂林活动，是出于桂系本身的利益需求。

新安旅行团之所以选择在桂林开展工作有其历史背景。1938年8月，日本调集一百万大军围攻武汉，后又抽调一部分兵力夺取广州，力求从海上切断中国的对外联系，武汉、广州相继失守。随着武汉、广州的沦陷，桂林作为西南重镇，它的作用和地位显得更加重要，再加上桂林当时特殊的政治地位，新安旅行团在周恩来等的建议下决定离开长沙向桂林方向转移。新安旅行团在桂林的几年，工作搞得比较红火，并没有受到桂系当局的阻挠和破坏，这与桂系对内迁广西的抗日进步力量采取开明的态度和周恩来、李克农对桂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有关。新安旅行团正是抓住了这一时机，在桂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仅壮大了自身队伍，也为宣传中国共产党、促进民众的团结发挥了最大限度的作用。

(二) 中共对新安旅行团的正确领导

新安旅行团的前身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试验基地——新安小学，陶行知任新安小学第一任校长，共产党员李友梅等人主持校务工作。1930年由于南京晓庄师范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闭，陶行知被通缉，汪达之接任了新安小学校长的职务。1935年，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无动于衷，我行我素，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主张，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心声，并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新安小学校长的汪达之提出：在新安小学中挑选14名优秀的学生组建新安旅行团，走出校园到全国各地进行社会实践性的修学旅行，遵循孙中山遗训，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唤醒人民奋起抗争，共赴国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新安旅行团从成立之日起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关怀，同时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周恩来曾经指示新安旅行团在统一战线的形势下，在国统区内把抗战宣传工作坚持下去，还要学会用合法的斗争方式争取广大民众。早在新安旅行团到达武汉时，周恩来就会见了新安旅行团的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作出了工作指示。新安旅行团转战长沙时，周恩来又出面与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谈话，促成了新安旅行团成为其“特约”团体，新安旅行团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在撤离长沙之前，他专程安排车护送旅行团的团员从衡阳转往桂林。1937年5月，周恩来在去皖南和浙东视察时路过桂林，在和新安旅行团党支部的同志面谈时强调，新安旅行团应该注意“社会化”，这样更有利于团结更多的群众，孤立顽固派；还要“少年儿童化”，结合少年儿童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少年儿童的长处来开展工作。他还一一关心新安旅行团小朋友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情况，并给予鼓励和支持。1939年2月周恩来在视察新四军的路途中再次经过桂林，在八路军办事处接见汪达之和徐志贯时，指示新安旅行团应继续留在桂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中共中央领导人除了关注旅新安旅行团的发展外，还积极帮助新安旅行团建立中共党支部。1937年12月，新安旅行团从宁夏到达甘肃平凉，团总干事徐志贯秘密到达庆阳，向中国陕甘宁边陇东特委汇报工作。特委秘书长黄欧东派八路军党员干部牟永春帮助新安旅行团建立党支部，并宣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和优良作风。1938年春，新安旅行团的党支部建立起来，任命徐志贯为支部书记，张牧为宣传委员。从此，新安旅行团正式成为党领导下的优秀儿童团体。

(三) 新安旅行团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历史使命感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正如列宁所说：“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6]不同的时期，爱国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不一样。在抗战时期，爱国主义的表现就是保卫国家不受侵略，全民一心，团结抗战，争取抗战胜利。新安旅行团自成立之日起就提出了“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口号。他们向全国人民郑重表态：“我们整个民族浸在艰难里，从艰难中奋斗，是我们民族唯一的出路。”[7]他们一路高唱着新安旅行团的团歌，从家乡淮安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们在团歌中唱到：“别笑我们年纪小，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来改造！……我们的家破产了，我们的国遇了盗！听啊！到处是敌人的飞机和大炮。同胞们，别睡觉，把一切民族敌人都打倒！都打倒！……”[8]歌词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新安旅行团的小朋友们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他们为保卫祖国时刻准备献身的精神。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一群小学生能有这样的思想觉悟并付诸实践，到全国各地去修学游行，宣传抗战思想，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而是具有崇高志向和坚定信仰的人才能做到。修学游行途中安全问题常常得不到保障，有时没有了经费，连饭都吃不上，但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依然不畏艰难困苦，发出了“讨饭也要去宣传抗日”的呐喊。他们的表现得到民众的称赞，人们纷纷赞誉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人小志气大，爱国走天下。

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历史使命感使得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来到桂林后，面对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困难，依然为抗战宣传忘我工作。1939年1月，他们组织了“西南工作队”，在桂林市区开展宣传工作；3月，他们派出了乡村工作队，先后到桂林东郊万正乡组织儿童救国团、姐妹会和农民夜校；组织了“西郊工作队”，到桂林西郊兵工厂协助厂里的地下党开展对工人家属的宣传工作。5月，新安旅行团组织了“伤兵之友队”，到大圩镇的两个陆军医院慰问，并举办了慰问表演，不定期开展抗战形势座谈会，宣传党坚持抗战的思想。6月，组织了“东郊工作队”，协助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开展学校教育工作。为了开展难民工作，新安旅行团派出了“良丰工作组”，组织开办难民垦殖工艺厂，帮助难民们自力更生地谋求生活。新安旅行团组织的这些深入群众的工作，彰显了他们不负历史重托，把爱国主义情怀与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发挥少年儿童在抗战中的巨大作用的坚定信念，他们不愧是少年儿童的先锋队。

[1] 许醒亚.儿童救亡工作在桂林[N].新华日报,1938-12-24(1).

[2] 汪达之.生活教育与新安旅行团[N].战时教育,1938-03-02(1).

[3] 魏华龄.桂林抗战文化史[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358.

[4] 崔达.新安旅行团在桂林[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8.

[5] 尚明轩.宋庆龄年谱长编:下:1893-194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337.

[6] 列宁.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68-169.

[7] 魏华龄.桂林抗战文化综述[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336.

[8]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5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704-706.

(责任编辑：张 璠)

Discussion on Xin’an Touring Troupe’s Contribution to Guilin Cultural City

ZHANG Hong, LIU Xuwen, YANG Feir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6, China)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Xin’an Touring Troup implemented anti-Japanese campaign. They set up temporary joint starting, organized children group conversazione, “cave education”, street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tried to renew Xin’an School and cultivate anti-Japanese thoughts. They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Guilin cultural movement of anti-Japanese. They achieved that because of Guilin’s relatively relaxed political environment,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Xin’an Touring Troupe and Xin’an Touring teenagers’ patriotic feelings and historical sense of mission.

Xin’an Touring Troupe;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contribution

2016-07-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抗战文化人中的共产党员群体作用研究”(11BDJ011)

张红 (1963—)，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刘旭雯(1990—)，女，广西南宁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中共党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南抗战文化；杨斐然(1992—)，男，湖北随州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中共党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抗战期间党史。

K265.1

A

1674-0297(2017)02-002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