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郁之
《文选》风靡于唐朝,成为唐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经典,引导并塑造着唐代文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对《文选》的追摹,才成就了唐代文学的高潮。杜甫劝子读书云:“熟精《文选》理。”應可理解为唐代诗人的普遍取向。宋初,《文选》仍是文人学习、模仿和推重的范本。著名文人宋祁,即曾手抄《文选》三编。王得臣在《麈史》一书里记其幼时,先君令其日课《文选》。
但是,庆历以后,文风丕变,流行五百年的《文选》的影响,呈式微之势。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呼‘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于此可见宋代文坛风尚的变迁。
庆历前后文学趣味的转向表明,一个时期以为雅的东西,到另一时期则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虽然《文选》曾经是、现在仍是最高典范,但它毕竟已被文人用得“烂熟”了。任何一种风尚,一旦至于烂熟,必归于俗,必遭厌弃。否弃《文选》,是符合美学上所讲“陌生化”理论的。
而否弃《文选》之所以发生在庆历以后,其原因在于,宋代文学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随着宋代文人时代感与文学自信的进一步加强,随着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等当代典范的树立,宋代文人已不屑于步唐人之后尘,而以学《文选》为陈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并且,这些文章巨公周围,已然生出大批追随者,成长为具有转移风气意义的文学群体。因此,必然产生文学的代际,从而与前朝文学取向拉开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