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适应与抗争中绽放的“杜鹃花”
——石龙白族村外来媳妇的生活状况初探

马艺婕

在适应与抗争中绽放的“杜鹃花”
——石龙白族村外来媳妇的生活状况初探

马艺婕

族际通婚现象是民族关系状况的缩影。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少数民族地区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存在，村民与外界的联系逐渐增多，民族聚居村落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外来媳妇。面对不同民族生活习俗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外来媳妇要实现对家庭和社会生活的融入充满着艰难和挑战。以大理的少数民族聚居村落石龙村为例，结合实地访谈与观察所得的材料和文献材料，试图对外来媳妇在少数民族村庄的生存状态进行初步探究。

少数民族村落；民族通婚；外来媳妇

[作 者]马艺婕，云南大学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在神奇秀美的苍山上有漫山遍野的杜鹃，它们在沃土和雪水的滋润下，以个性的生命姿态不屈不挠地滋生蔓长。而同样处于大山的石龙村中，那一个个远嫁而来的女子就像那苍山上的杜鹃，在这高原之上顽强的生长，只因她们选择了到来并深深地扎根于此。

石龙白族民族村位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坐落在石宝山西麓，四面环山，水资源相当丰富，村前有清澈如镜的石龙水库，古称蕨市坪。石龙村遥距闹市，180多户白族，还杂居着彝族、傈僳族30多户。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相对比较封闭，受外来文化冲击较少，石龙村保留了较多白族传统的文化现象，如白族调、霸王鞭等，成为白族原生文化保存较好的典型村落。

一、外来媳妇是石龙村婚俗变迁的产物

马林诺夫斯基指出，风俗是一种依传统力量而使社区分子遵守的标准化的行为方式①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3页。。在文化人类学视野范畴内，所谓“婚俗”即人们在男婚女嫁这一人类自身繁衍的生息节点，符合相关人群心理共识、具备一定礼仪功能、约定俗成的传统风俗。

（一）石龙村传统的婚姻习俗

石龙村的白族与其他民族一样，也有其世代相传的一整套婚姻习俗。白族一般实行一夫一妻制，其婚姻有三种形式，即嫁女、招姑爷和“卷帐回门”。婚恋过程包括恋爱、提亲、订婚、婚礼四大程序。婚姻多为父母包办、媒人说合。迎亲前后共需三天时间。第一天是贺新人和搭喜棚。第二天为嫁日，由男方家备花轿组织迎亲队伍到女方家把新娘接回来，三拜祖宗父母，向亲戚长辈敬茶敬酒。第三天新郎与新娘回门，拜见岳父岳母，认识亲戚长辈。②何明：《石龙新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在大多数情况下，婚礼习俗往往能反映出当地的文化特征，衬托出当地的民俗特色。从白族的婚俗中我们可以看出，石龙的一套婚俗传统，被白族人所接受和认同，这恰恰和文化人类学家关于婚俗的解释相符合。

（二）石龙村婚恋观及变化

石龙村目前90%以上的婚姻依然是在本村同族中由父母包办而缔结的，出于亲上加亲的考虑，还会偏向选择近亲婚配。村民认为，村中的女人嫁出去是因为在本村找不到对象，所以有一些女人就嫁到外边去了，还被村里人挖苦为“山东货”“浙江货”。而村里的男人娶外面的媳妇，也是没出息的表现，所以才会从隔壁或者其他经济落后一点和偏远的村落里娶回媳妇。

近年来，更多的年轻人多已经有了近亲结婚在遗传上会对子女不利的意识，从选择配偶的考虑因素上也可以看出，年轻一代的石龙人在择偶上更加注重性情相投和双方的情感交流以及婚后的生活质量，逐步把感情放在了第一位。地域也已经不是阻碍因素了，除了在本村内缔结婚姻以外，与石龙距离较近的桃源、羊岑、弥沙等地也是石龙青年择偶的主要区域。村中大量青年外出打工，认识外省女孩进而缔结婚姻的案例也不断增多。一些大学生毕业后在外边定居安家，他们认为有本事的人才会嫁出去，或者娶回来。但年龄仍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一般男女双方年龄相当都是可以接受的，也不会在乎男方大还是女方大。但女方绝不能大过男方三岁，不然会被认为结合没有好结果。

（三）石龙村的通婚现状

随着经济、交通、教育条件的不断改进，石龙村人的通婚观念和范围都有了改观，同别村村民缔结婚姻的数量不断增加，甚至允许和别的民族通婚，这就改变了原先村内通婚、近亲通婚的单一格局，从而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状态。（1）村落内通婚是最普遍的形式。只要不是本家族通婚就行，因此，村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姨表和姑舅表婚，这种亲戚网络的建立，能够在村落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在村内的生存、竞争上都会占据优势。（2）附近村落通婚，多为同族通婚。早在解放前，石龙村已经和附近的弥沙乡有了通婚的现象，并且人数较多，但基本是同族通婚。由于地域、经济、文化相对闭塞，思想与行为较为保守，加上与外族在语言沟通、风俗传统的差别，也一直奉行着同族通婚的传统。（3）外出务工人员的跨族通婚。由于大量村中青年外出务工，通过打工结识择偶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形成了跨省跨族通婚，外来媳妇不断入驻古老而传统的民族村落。

二、不同生命姿态的美丽

由于外来媳妇的年龄、性格上的差异，她们的生活状态也不尽相同。以下是从所有采访的媳妇中选取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典型代表，来对其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细腻描绘，以此展现出外来媳妇的不同生活状态。

（一）春的花蕾——初来乍到的年轻媳妇

赖晓音，24岁，来自陕西西安，笔者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在本村的村公所，当时她正背着孩子来这里蹭网下电视剧。她瘦瘦的，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扎着一个马尾，露着友善的笑容。2014年的四五月份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当问及她的家乡，她非常主动地拿出手机给我一页一页地翻看她家里新装修楼房，照片中，家里装潢华丽，沙发、桌椅、茶几、液晶电视、台式电脑等家具一应俱全，整齐地摆放着，给人宽敞明亮的感觉。面对环境如此好的房子，我不禁疑惑她是如何忍受这种巨大的落差，她带着一丝会心的笑容说，她曾经也劝说让她老公和她回到老家去上门，家里什么都有，而她老公说别处再好也不如自己的家里好。而她妈妈也没有认可她的婚姻，为此还骂过她这种任性的举动，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来过这边。

结婚后基本都是她一个人在家，她老公现在又去离家不远的丽江打工，离得近也方便回家看看。公公婆婆每天很早就起床出去干活了，刚好现在又是捡菌子的季节，所以也会到山上采摘菌子，增加收入。由于老公这边是白族，最开始在与公公婆婆的交流上也有点障碍，只能一边说一边比画着手势来了解对方表达的意思。尽管到了紫外线很强的石龙村，但皮肤白净、穿着时尚、热爱旅游并且喜欢拍美美照片的她依然不改过去的生活习性，还会每天都去村公所蹭网来下载电视剧回去看，也会在家附近的路上带孩子随便逛逛，或者在附近村民家里坐坐，分享居家过日子的快乐。

（二）夏之成熟——操持有度的中年媳妇

当地最有名的民俗传统除了白族调就是霸王鞭了，现在村里霸王鞭的传承人叫李繁，而他的老婆任丽琴就是一个从外地嫁进来的媳妇。她1982年生，老家在香格里拉哈巴雪山脚下。说起她和老公的爱情故事，她洋溢着一脸笑容，那大概是2006年左右，通过同事介绍她和她老公相识了，大理、香格里拉相隔两地，一段异地恋就这样萌生了。一开始双方父母对于两人的感情是不认可的，然而两人感情好，情投意合，父母们也就松了口。2008年他们结婚了，任丽琴来到了石龙村，而面对的却是一系列的不适应。首先是语言沟通上，存在很大的障碍，虽然爷爷、嫂嫂、公公会说汉话，但是婆婆不会说。2010年，当孩子开始上学学说白族话之时，她就和儿子一起开始学。白族话难以学会，但处于长期的语言环境中的她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白族话，“现在他们说什么都听得懂”。

村子里搞活动要唱白族调或者打霸王鞭，她也会参加排练活动，至今已经成为白族调或者打霸王鞭的主角。2012年左右，儿子大了点，她开始和老公一起去采菌子，尽管其他人不会告诉你采集松茸的秘诀，但她就慢慢潜心摸索，积累了自己的经验，知道了哪里有菌子，哪里菌子多。

（三）秋之飘零与执着——拼搏在外的媳妇

杜英嫁到这边很多年了，但是基本都是在外面长期打工，反而在村子里待的时间少。杜英的老家在曲靖，2008年在昆明打工时认识了现在的老公。2009年4月份第一次来到石龙村，她感觉这边人特别淳朴，待人和善，所以已经很适应石龙新家的生活。“我在家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现学，而且什么都学得会。”孩子带大后，杜英从2013年还是重操旧业外出打工，多年的打工经验使她成为石龙村一名自主创业的私营企业老板。

三、在适应与抗争中坚强绽放

从外地嫁进来的媳妇由于人数少，与老家距离远而缺乏情感上的支援，而只身生活在一个亲缘关系浓厚、凝聚力较强的村子里，显然处于一种弱者的地位。S.梅尔克斯和H.斯蒂福斯曾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发展：赋权的理论与实践》中把权力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失地，造成了对自身社会经济状况控制的弱化；其次是离乡，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无法有效地获取社区支持和民主参与；最终体现为对个体命运控制能力的减弱。①Melkote，S.R and Steeves H.L，Commi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d：Theory and Practice for Empowerment，London：Sage，2001，pp.37.两位作者认为权力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对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控制；对所属社区的民主参与；对个体命运的掌控。外来媳妇不仅要面对气候、环境、饮食等一系列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别，还要面对语言、习俗、交际等文化冲突上的挑战。由于各个家庭的情况不同，她们各自性格上的差异，使得她们在生活世界中的适应与选择也千差万别。

（一）梦想中的婚姻图景

夫妻和睦，亲戚邻里关系融洽，迅速融入陌生的家庭环境自然是外嫁而来的媳妇们一种理想的婚姻图景。石龙村的外来媳妇中，不乏公公婆婆性格随和、男方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等情况，初来乍到便能够迅速获得最初的认同感和幸福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娘家社会关系和村里社区关系支持的缺乏，降低了独自适应陌生环境的难度和无助感。

（二）融入中的适应与不满

爱情是石龙村外来媳妇和本地郎建立婚姻关系的最初出发点，也是外地女性选择“抛弃”娘家更好的经济条件追随男方融入陌生环境的主要因素。当最初新婚的喜悦与新鲜感逐渐淡去，平静而缓慢的日子成为婚姻的常态，此时对于外来媳妇们来说才是适应、融入的真正开始，也必定会经历一段由冲突到逐渐适应的过程。

从外来媳妇们的叙述中了解到，她们大致会面临气候、饮食习惯、语言、社会关系处理这几个主要方面。石龙村位于平均海拔2628米的山区里，全年平均气温仅10.2度，相比媳妇们之前生活的地方，气温都低出许多。除此之外，这里三餐的时间较之其他地方也有较大差别，早饭时间是上午十一二点，午饭是下午两三点，晚饭则是晚上八九点。语言又是交流和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由于石龙村是白族聚集村落，村民通常只会用白语进行交流，特别是老一辈的村民基本不会说普通话。因此，外来媳妇为了在夫家赢得一定的话语权，不得不去努力克服语言的障碍来处理好复杂的家庭关系。

（三）无奈中的得过且过

在采访的所有媳妇中，她们有积极的抗争、也有一定程度的妥协，不管如何，她们都在努力地去适应新的环境以及寻求融入和认同。但其中也有极少数的媳妇表现出对当前生活的消极、抵触的状态。

（四）改变中的积极抗争

在外来媳妇中，不乏面对陌生的环境时是以一种积极、不服输的态度来应对的外来媳妇，有的外出打工提升经济地位，有的主动融入扮演社会角色，并且高度认同重视子女教育，她们不像我们印象中的身在外地而委曲求全的媳妇形象，相反，她们在家里中赢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并且能够牢牢地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们的性格特征多为强势、乐观、吃苦耐劳、积极进取，因而她们的精神状态都比较饱满，在她们眼里能看到对生活的热情之光。而她们的个人经历也多是长期在外打工，在社会关系的处理上也是游刃有余。她们的思想也较外开放，在婚姻、生计、教育上多持有自己独立的观点。

四、结语

白族族际间的通婚促进了人口的流动，而人口的流动又会带来新的族际通婚，两者相互作用，使得原来较为闭塞的少数民族乡村逐渐打开对外联系的窗口。村民们的婚姻观也发生的一定的变化，从对族际通婚的保守的观念到尊重子女的自由恋爱；从对子女选择配偶地区的限制到地域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阻碍的因素；从烦琐、传统的白族婚姻程序到灵活可变的婚礼；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在传统中注入了现代性的元素，不论是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们开始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中，并反向促进村民建立超越地缘、血缘的交际圈。

尽管族际通婚对族群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带来了通婚家庭中子女民族成分的归属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与适应等问题，但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提升、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信息渠道的多元构建，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将逐渐缩小，打破族际界限的通婚将渐成一种趋势，就像石龙一样，越来越多的“杜鹃花”会绽放在美丽的民族村庄。

[1]何明.石龙新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申艳芳，栾殿飞.社会排斥下“弱者”的抗争——华北农村外来媳妇的社会融入初探[J].兰州学刊，2012（8）：79-84.

[3]杨元丽，王顺松.从族际通婚看少数民族关系——以月亮河流域布依族为例[J].民族论坛，2015（6）：35-39.

[4]宛敏华.中国农村跨省联姻的特征——以黄梅县Z村为例的分析[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9（3）：69-72.

[5]赵晓婷.石龙白族婚礼习俗浅析[J].文艺生活，2016（4）：113-114.

[6]史一丰.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徽州民间婚嫁歌[J].戏剧之家，2016（15）：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