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德
天宝十四载中华帝国印刷术之“升”与“回”
朱政德
大化播扬,沧漭宏广。语言奠立后,文字创辟是一起不闻烽鼓的战役:符号化信息革命自此触启,刻就中国传播史惊崖裂岸第二笔。千载以继,造纸、印刷双峰迭起,信息传播、贮存再揽胜绩。时值雕版让鼎活字之际,印刷术却迟迟无力进驱,传播革命于中华帝国滞入僵局。究其病因,物议多指明清;而笔者认为,印刷传媒于中华帝国由“升”至“回”的轮替乃中华帝国文化架格“反现代性”之应然,与文化沉疴累世不愈之必然。
中华帝国;印刷术;信息传播;文化架格;反现代性
宕开中华帝国文化脉络,天宝十四载是一枚句号,却被故作嘲弄地补上一笔,为帝国史诗勾出一枚欲抑先扬的逗号。
彼时,霓裳羽衣的谰言被渔阳鼙鼓戳穿。“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安史二人匆匆跳梁的闹剧,谱下一阕文化衰变的序曲。文化独具惯性,盛唐气象死而不僵,流泽两宋;赵宋之世,虽有彩色套印、活字印刷等技术新秀为传播史屡制新词,但传播技术所负载的“文化本体”,却无时无刻地吐纳暮气,这为印刷术后劲乏力暗拟了牓题。
诚然,如若天宝十四载是中华帝国无计规避的宿命,倘若帝国文化架格终必沦为“循环的超稳定”,那么印刷术由“升”至“回”并于近代化前夜见陵于“反现代性”而赍志凋萎,似乎必是一种不可补缀。
所谓结局,何尝不在开篇便预埋了伏笔?
返视先秦,前帝国时代亦是建构帝国文化架格的“轴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