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冯其庸先生二三事
——深切悼念冯其庸先生

文｜张庆善

——深切悼念冯其庸先生

文｜张庆善

上图：冯其庸先生

2017年1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中午12点18分，冯其庸先生仙逝，这一天离他的生日只差四天。他是我极为崇敬的师长，是我多年的老领导，也是我走进红学领域的领路人。1979年，冯老把我从文化部机关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懵懂的无知小子。几十年来，正是在冯老的教育、培养下，我逐渐成长为一名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回想几十年里追随冯老左右的时光和经历，不禁思绪万千。

冯老的去世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不少媒体采访我，都要问两个问题：一是冯老对红学有哪些贡献；二是你跟冯老之间有什么要说一说的事情。这两个问题确实都值得说一说。说到冯老对红学的贡献，我认为他是当代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红学大家，是新时期红学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是新时期红学第一人，他对新时期红学发展作出的贡献，无人能比。

20世纪60年代，冯其庸在陕西省长安县马河滩大队

冯老对红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他个人丰富的红学著述。冯老可谓是著述等身，学富五车。前些年青岛出版社把冯老几十年的学术成果整理出版，名为《瓜饭楼丛稿》，计35卷（冯老著述33卷，加上总集序、目、凡例一卷，冯老的高足叶君远的《冯其庸学术简谱》一卷，共35卷），达1700多万字，真是令人惊叹。在《瓜饭楼丛稿》中，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研究的著述就有《曹雪芹家世新考》《漱石集》（研究《石头记》古抄本的结集）、《沧桑集》（研究曹雪芹家世的结集）、《解梦集》（研究《红楼梦》思想艺术等方面的结集）、《瓜饭楼手批甲戌本〈石头记〉》《瓜饭楼手批己卯本〈石头记〉》《瓜饭楼手批庚辰本〈石头记〉》《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40多年来，冯老撰写了大量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其中《曹学叙论》《论庚辰本》《〈石头记〉脂本研究》《论〈红楼梦〉思想》《曹雪芹家世新考》《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都是新时期红学发展标志性的成果。《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是冯老花费五年时间完成的一部学术巨著，融合了他对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早期抄本、《红楼梦》思想艺术研究以及人物研究的全部成果，还吸收了红学评点派的精华和其他红学家的研究成果，用冯老自己的话说，这部《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可以说是我全部红学研究的总汇，也是我自己的四十年研红心血所聚”。冯老在曹雪芹家世研究、《红楼梦》版本研究、《红楼梦》思想艺术研究等方面的诸多学术成果，对新时期红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冯老不仅以其丰富的著述确立了他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他也是新时期红学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新红学奠基者之一的俞平伯先生一生有两大心愿：一是希望能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专刊，一是整理一个脂本。前一个愿望俞老没有实现，后一个愿望俞老于20世纪50年代，在王佩璋的协助下，搞出了一个《〈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但限于历史条件（当时有几个珍贵的早期抄本还没有被发现），这个本子并不很完善，而且只限于学术领域供专家学者研究之用，并没有普及到广大读者中去。俞老的这两个愿望，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都由冯老带领一批专家学者实现了，这就是《红楼梦学刊》的创建和《红楼梦》新校注本的出版。

冯其庸在摄影

1975年，冯老参加了《红楼梦》校注小组，在之后的七年时间里一直主持着这项工作，他和校注组的同志们历经种种坎坷，克服种种困难，于1982年将《红楼梦》新校注本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红学史上第一次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注排印本，从此广大读者有了一部更接近曹雪芹原著并详加校注的《红楼梦》读本，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这部新校注本发行量如今已达500万套，成为当今较具影响力的《红楼梦》通行本。后来冯老还与李希凡先生共同主编了《红楼梦大辞典》，这也是红学史上第一部关于《红楼梦》及其研究的辞典。他还整理出版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13种《红楼梦》早期抄本的汇校汇评，历时10年完成，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也是新时期红学总结性的成果。这些奠基性的学术工程，对红学发展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三）冯老不仅在个人的学术研究和主持的奠基性大型学术工程上成就突出，他还是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红楼梦学刊》的创立者。1979年，冯老与一些红学研究者创办了大型学术专刊《红楼梦学刊》，由他与王朝闻先生担任主编，后又与李希凡先生共同担任主编，为学刊的生存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红楼梦学刊》创刊至今已有38个年头，发表红学文章数千万字，在培养红学队伍、团结红学研究者、繁荣红学事业诸方面，起到了纽带和推动作用。1980年8月，冯老与其他红学前辈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他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实际上是建立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1985年在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当选为会长。在冯老的领导下，中国红楼梦学会组织参与了数十次全国性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和三次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对红学的普及和红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还曾两次赴美讲学，参加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举办的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率团赴新加坡举办红楼梦文化艺术展，带领专家组赴苏联鉴定列宁格勒藏本《红楼梦》，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为把《红楼梦》和红学推向世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在新时期红学发展中几乎所有重大的活动都与冯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红学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冯其庸的名字早已与《红楼梦》、与新时期的红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冯其庸书法作品

人人都知道冯老是蜚声中外的大红学家，或许是因为他在红学方面的成就太突出了，以致掩盖了他在许多其他方面的造诣。殊不知，冯老更是一位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学者，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诗人、一位堪称一流的书画家。除了多部红学著作外，他还出版了戏曲论文集《春草集》、古典文学论文集《文心集》、历史研究论文集《逝川集》、散文序跋集《秋风集》、怀念师友文章结集《剪烛集》，以及《〈精忠旗〉笺证稿》《中国文学史稿》《蒋鹿谭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辑校》《重校〈十三楼吹笛曲谱〉》《瓜饭楼诗词草》以及大型摄影集《瀚海劫尘》等。如今，像冯老这样知识渊博、虚怀若谷、视野阔大、多才多艺的学者真是太少了。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在《题冯其庸教授书画摄影展》一诗中云：“红学专门众所宗，画书摄影更能工。何人一手超三绝，四海堂堂独此公。”

近四十年来，我有幸追随冯老左右，受益匪浅。他渊博的知识、宽阔的胸怀、远大的视野、严谨的治学和百折不挠的精神，都对我有着很大的影响。冯老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我是第二任所长；他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第二任会长，我是第三任会长，可以说我是冯老一手提携起来的。1993年，他选我担任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国艺术研究院各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许多都是著名的专家学者，当时我刚过40岁，深感资历能力和学问都不够格，挑不起这份担子。冯老说，怎么干不了，只要认真努力，就能干得了。他还语重心长地说，选你当副所长，是为了红楼梦研究所的发展，是为了红学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冯老对年轻人的期待和希望。

作为新时期红学界的领头人，冯老绝不光想着自己的名利，而是时时想着红学事业。比如为了办好《红楼梦学刊》，冯老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办刊物最大的困难是经费，当时几乎靠冯老的一己之力支撑着。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不知如何是好，冯老安慰我说，没有关系，就是卖了自己的字画也要支持学刊办下去。他甚至提出找几位书画家朋友一起为《红楼梦学刊》拍卖字画，以筹集办刊经费。冯老这种为事业、为红学发展的无私奉献精神，让我们十分感动。当然，我们没有让老先生去卖自己的字画筹集经费，但冯老是我们强大的依靠和精神支柱，没有他的支撑，学刊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办不下去的。需要说的是，《红楼梦学刊》多少年都是靠自己筹集的经费和发行收入支撑着，直到前两年才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有力支持。

冯其庸晚年生活照

冯老与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老师的交往也是一段佳话。记得1992年、1993年的时候，邓小平办公室或是丁关根同志那里曾有人到《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买刊物。当时我们都不相信他们真的是“邓办”的人或是中宣部的人，所以没有在意，也没有向冯老汇报。冯老当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和《红楼梦学刊》主编。后来我们才意识到人家是来买《红楼梦学刊》的，没有必要撒谎骗人。我们也听到一种说法，说卓琳同志非常喜欢《红楼梦》，是超级红楼迷。因为这件事李希凡先生批评了我们，他当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也是《红楼梦学刊》的主编。李先生说，“邓办”派人来买刊物，这是好事，卖给人家也不打打折，还怀疑人家是骗子。人家来买《红楼梦学刊》，一分钱也不少，骗你们什么了。这件事成了大家经常说起的笑话。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了卓琳同志确实喜欢《红楼梦》。1997年的一天，我接到卓琳同志的秘书王世斌同志的电话，说卓琳同志想见一见冯其庸先生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学刊》的专家。几经联络后，看望卓琳同志是在1997年10月24日（据吕启祥先生回忆），一同去的有冯老、杜景华、林冠夫、吕启祥、傅冬冬和我。上午9点，我们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住宅，卓琳同志已在房子前迎接我们。她当时已是81岁的老人，比冯老还长几岁，但身体、精神状态非常好。卓琳同志对冯老说，她只是走路有些不利索，其他方面很好。卓琳同志是在邓小平同志生前工作的办公室接待的我们。邓小平同志的办公室不大，朴实无华，屋子里只有办公桌、沙发和书柜，还保持着邓小平同志生前的原样，没有任何变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办公室靠东墙的三个大书柜，中间的书柜里几乎全是《红楼梦》的各种本子和研究《红楼梦》的书；其中《红楼梦学刊》似乎很全，整整齐齐排在书柜里，很显眼。

冯其庸先生

我们同卓琳同志大约谈了一个多小时，冯老介绍了《红楼梦》研究的情况和讨论的一些问题，我介绍了《红楼梦学刊》的情况，其他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冯老和卓琳同志谈话，我们有时也插插话。谈话很随意，内容也很宽泛。在我的记忆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卓琳同志对《红楼梦》的喜爱，据她说，她看《红楼梦》还是比较早的，还订了《红楼梦学刊》。她谈到关于曹雪芹祖籍的讨论，也看了不少这方面的讨论文章，还让邓朴方同志到辽宁出差时顺便去辽阳考察。她说自己看了冯其庸先生的书和文章，赞成曹雪芹祖籍辽阳一说。从那以后，冯老与卓琳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卓琳同志出于对《红楼梦》的喜爱和对冯老的尊重，还给我们拉来一大笔赞助，帮助我们编辑出版《红楼梦学刊》，使刊物渡过了经费难关。

冯老具有开阔的胸怀，在新时期红学发展的进程中，他非常重视红学界的团结，着眼于大局，而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2012年5月31日凌晨，著名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去世，因为他和冯老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而我当时正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同时又是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周老先生去世这样的大事，我自然不能置身度外。周老去世的当天，冯老给我打电话说：“对一位老人的去世，一定要表示深切的哀悼，更何况周汝昌先生一辈子研究《红楼梦》，写了那么多的书，为红学作出那么大的贡献，我们更要对周先生的去世表达出我们的悼念。”他特别嘱咐我，《红楼梦学刊》一定要发讣告，要写好。大家都知道冯老与周老在一些学术观点上的分歧，特别是在曹雪芹祖籍的问题上，一个坚持丰润说，一个坚持辽阳说，此时冯老表现出的大家风范和宽阔胸怀令我非常感动。我曾在很多场合表达这样的看法，我说，把全部生命和心血都献给红学事业的，在当今红学界周老算一个，冯老算一个，别人都不能与这两位老人相比。现在两位红学大师都已仙逝，我们后辈应对两位大师表达由衷的敬重和深切的悼念，我们要继承他们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这是为了红学，也是为了我们的良心。

冯其庸先生

冯老治学的最大特点是刻苦和严谨。他强调做学问要肯下苦功夫，肯吃苦，要实事求是。他十分强调多读书，同时又十分重视实际考察。他常常说，中国的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有如大海，有如高山，个人的学识再渊博，也是沧海一粟，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自满。他是这样告诫年轻人，也是这样要求自己，他80多岁时还是晚睡早起，常常在凌晨三四点钟起床作文读书。说到冯老的严谨和刻苦，人们自然会想到他对玄奘取经回归古道的确认，这无疑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而说到玄奘，人们就会想到一个词——百折不挠，玄奘百折不挠的取经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标志性的符号。冯老正是以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10次去新疆考察，83岁高龄时还穿越罗布泊，深入楼兰遗址。冯老不懈的追求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虚怀若谷的大师风范，同他的著述一样，是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这里我还要说的是，新时期红学的发展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最负盛名的三位红学大师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都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所以，说到新时期红学就绕不过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毫无疑问是新时期红学的重镇，新时期红学一系列奠基性的学术成果都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完成的，诸如今天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普及本即新校本、《红楼梦大辞典》《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稀见红楼梦资料汇编》以及《红楼梦学刊》的创刊、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都离不开中国艺术研究院。

我想，今天我们对冯其庸先生最好的悼念，就是继承他的遗产，发扬他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推动红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谨以此文深切悼念冯其庸先生！

实习编辑／崔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