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两演绎帝国崛起

杨槐

日前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续连续剧《大秦帝国之崛起》讲述了秦昭襄王嬴稷在宣太后、魏冉、白起、范睢辅佐下，弱六国、纳九鼎，拉开多年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大幕的故事。稍微了解秦国历史的人们都知道，秦昭襄王之所以能够纵横捭阖，得益于其祖辈秦孝公的商鞅变法、秦惠文王的连横扩交等国策。而秦国的货币改革，则是这些国策中重要的一环。今天，笔者通过几组战国秦半两钱，来突出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拓展，试图通过对战国秦半两的起源、发展与传承的阐述，来一窥大秦帝国崛起的另一面貌。

| 初铸期半两 |

战国初期，秦国的半两钱最大的特点是钱形不圆，厚度较厚，铸口宽大，穿孔往往呈圆形或椭圆形，表现出铸造工艺非常原始落后。对于这种半两，我们姑且称之为“饼半两”，可能属于战国中期半两钱初铸期的城邑铸币，或为军功赏赐用途的钱币。

细细考究这种半两的铸造工艺你会发现，其工艺相当原始，需要在钱范的背面也刻有凹形的钱腔，才能生产出这种两面都成鼓凸状态、像个小饼似的钱币。因为模具的制作复杂，所以生产效率较低。外加上下模具难以做到严丝合缝，合模以后浇铸的时候缝隙处会有参差不齐的铜液挤出来形成毛边。这种饼半两在秦国辖区的天水、渭南、华县、神木等地均有出土。看饼半两形状，常常会使人联想到陕西的十大怪之一——锅盔，直径一尺三四，厚度达到两三寸，易存放，便携带，甘而酥，麦香味十足。饼半两似乎就是“烙饼像锅盖”在货币方面的一个缩影。

另外，从所见的情况看，这类半两文字放逸粗犷，不拘小节，极有特色。并且其文字、风格以及直径大小、重量等方面仍出现多种不同的铸造格调，由此推断，饼半两不可能仅仅是局限于某一个特指地方的特产。饼半两的这种多样性，恰恰反映了战国中期，随着秦献公七年（前378年）“初行为市”，发展商品经济、设市征税、若干不同的地方城邑、乃至富商争相铸造半两钱币的积极心态。

所谓字体放逸是个头大小和重量不一，钱文的位置或高或低，字体或粗或细，无论笔画圆折还是方折，均表现出秦人思想开放、不循规蹈矩、意欲冲破某种束缚、打破格局、锐意进取的渴望与风范。看了此类钱币，仿佛更能体味安塞腰鼓的那种铿锵、热烈与奔放。在这种字体放逸的半两中特别有一种分身半两，即“半”字的上半部“八”字打破常规不在穿孔的右侧，相对下半部异书“牛”字的布局，偏离了该字的中轴线。

| 中期“商鞅半两” |

战国中期秦半两钱体硕大，文字粗犷而高爆。1989年凤翔县秦故都遗址、扶风、咸阳等地均有出土，是战国中期偏后比较典型的半两大样钱。其特点是直径较大，钱体已经明显变薄，重量也随之变轻，意味着半两铸币工艺技术的进步，即熔融青铜液体的流动性已经得到了突飞猛进地改善与控制。秦国旧地的天水、宝鸡、岐山、咸阳、兴平、西安、神木，以及甘肃宁县长庆桥、河南汤阴、四川茂汶、山西安泽为这类钱币的主要出土地区。另外还有带外郭大半两，直径大小适中，为方便流通进行过锉磨修整。外郭增加了外观美感，然大多数比厚重半两薄了许多。

战国中期秦半两最为著名的是“商鞅半两”。《战国策·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有 “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则记为：“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说明商鞅第二次变法曾“改革货币制度”。然而，对于商鞅变法调整和统一货币的真实含义，多年来并未见到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商鞅半两最突出的特点是：“半”字的头两笔和第三笔均为圆折。从拓片图和实物来看，有相当数量的这类半两，前三笔的首尾又常常显露锋芒或尖笔，即同一笔画的粗细是有所变化的，显示出与秦统一前后那种横竖笔画均匀对称、粗细如一的小篆具有不同的书写风格。正是由于头两笔写成了微微向外的圆折，所以有学者把它叫做“撇半小字式半两”，关汉亨先生则称呼为“‘半头八字式半两”。“两”字为圆折的较多，也有少量钱币演变成为方折或者是接近方折；尚有少数钱币的“两”字没有上面的横画，意味着商鞅半两本身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逐步变异历程。

钱文两个字的共同特点是：其运笔不仅在横向和纵向上粗细适中，而且在钱文的高度方向上也有一定的起伏。因此，从视觉上看，钱文的三维立体效果更为强烈。可以说，商鞅半两上的文字带有某种程度的钟鼎文气息。

有錢币研究者曾经对各类书刊上所有给出数据的、手头上收集的总共289枚商鞅半两（最轻的5.2克，最重的13.01克）进行统计计算，结果是：平均直径为31.5毫米，平均枚重为7.86克，非常接近秦国衡制的12铢（7.9克），即半两重。说明半两铸币由变法前的混乱超重和无政府状态走向官府主导参与的、形制精美、分量足重的规范化铸币之路，才是商鞅变法“调轻重”的真正内涵，或者说“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商鞅统一度量衡的旗帜下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货币改革。可叹的是，随着秦孝公、秦惠文王东扩与征战步伐的加速，面对有限的铜资源和铜材料，决策者不得不选择走一条重兵器、轻钱币之路。从遗留下来很少的实物来推断，商鞅半两的铸期不会很长，但在战国半两铸币的历史上却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 中后期的减重半两 |

1962年冬，长安县韦曲乡首帕张堡农民将一个完整无损、内装古钱币的陶釜交给了陕西省博物馆。26年之后，陈尊祥、路远先生对这批出土物进行了清理、分类和研究。清理出1000枚古钱，其中的 997枚半两钱分为三类，第一类直径30毫米至37毫米，重6克至7克，钱文苍古朴拙。经过与战国半两的标准器“青川七钱”相比对，断为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年）“初行钱”之前的铸币。所谓青川七钱，是指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古战国墓葬群M50中与纪年木牍共出的七枚半两钱，也是目前唯一具有准确年代下限（秦昭襄王元年）的战国秦墓葬。因此可以非常肯定地认为，这七枚钱的年代下限在战国晚期。其中5号半两钱的直径在2.7厘米上下，其余6枚半两钱均为3.0厘米以上。

总的说来，战国中后期秦半两可以被称之为“增补重量型平夷半两”。这类半两的特征是钱体的背面局部隆起并鼓凸出若干随意性很强、形状各异的条带状或环状物， 但又未能全面覆盖住钱背，是介于平背半两与饼半两之间的一种特殊形制的战国半两。通过对上百枚增补重量型半两的整理分析，此类钱币主要有下列特点：

首先是工艺上它们都必须使用有特别造型的背范；其次是通过与“青川七钱”的比较，其重量的离散性较小，直径又有较好的一致性，铸造和流通应早于“青川七钱”。再者，增补重量型平夷半两应该是在已有平板形铸钱背范的基体之上，用刀具之类硬物比较随意地挑刻出杂乱无章的凹形图案而成，属于一种应付性或应急性的临时措施。和自由市场上胡乱处置以应付突击检查缺斤短两行为有相似之处。虽然最终的结果使得钱币的重量有所增加，但此种违反常规的粗制乱造，不仅破坏了钱币原来的外观美，而且显得匆忙与草率。

一方面说明这是迫于某种硬性规定而不得已的一种亡羊补牢之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惠文王初行钱初期经过一段实践之后，可能既有批量产品保持一定重量的规定、又有想使货币制度走向规范化并一度坚持下去的愿望，与此同时又遇到了偷工减料或是其他因素的干扰。这类钱币的出现，正是坚持与反坚持、规范化与非规范化之间相互博弈、对垒争斗的遗痕表现。

另外还有一种小字战国半两：字形细小，笔画多为圆转。应是战国晚期的一种减重钱。陕西凤翔、高陵、西安，甘肃庆阳、四川郫县等地均有出土。自孝公六年（前356年）商鞅变法开始到秦始皇即位的前一年（前247年），在这109年的时间里，不计秦对西戎、巴、蜀的作战，与东方六国之间的战争——对魏国16次，对楚国14次，对赵国13次，对韩国12次，对齐国4次，对燕国2次，对六国或者五国联军作战4次，共计65次。其中获得全胜的58次，斩首129万人，攻占了149座城；打败仗的仅有4次。战争残酷而旷日持久，消耗巨大。铜资源不仅是货币的原材料，更是战略紧缺物资。随着战争逐步向东扩展的加速，在战争与货币内需产生矛盾时，统治阶级毫不犹豫地把更多的铜资源投向作战的各类兵器。于是作为通行货币的青铜半两，必然走上减重、再减重的不归路。这类轻而薄的小半两，既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使然，更是连年战争、铜资源日益匮乏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