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宏观税负的判断
——基于政府收支和宏观调控视角

■郭云喜，曾省晖，夏春雷，彭振江，杨李娟

对中国宏观税负的判断
——基于政府收支和宏观调控视角

■郭云喜，曾省晖，夏春雷，彭振江，杨李娟

宏观税负代表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税收负担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本文通过横纵对比、模型测算探讨中国宏观税负是否过高。研究结果表明，纵向看中国小、中、大口径税负增幅显著；横向对比欧美国家，发现从政府支出总量和支出结构看，中国的宏观税负都不高；在宏观调控目标基础上运用修正的尼斯坎南模型测算，结果表明2010～2015年中国实际宏观税负已处在合理税负区间。

宏观税负；政府支出；宏观调控；税负结构

郭云喜，曾省晖，夏春雷，彭振江，杨李娟，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江西南昌330008）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税收负担问题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税收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从宏观上讲，与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收入分配息息相关，与投资、消费的数量及投向关系密切；从微观上看，关系到企业的税收成本、利润水平，以及消费者的税收负担和消费数量。近年来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名，中国一直稳居前列，被视为世界上税收负担较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之争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当前对中国宏观税负合理性的判断上，已有文献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关于中国宏观税负高低的讨论；二是宏观税负的国际比较。

（一）关于中国宏观税负衡量指标及税负是否过高的讨论

关于中国宏观税负的高低，存在较大争议。国内学者对税收负担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集中在对宏观税收负担的判断上。安体富（2002）比较早地注意到统计口径和国情因素的可比性问题，并通过数据调整计算出中国三个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但即使是用同一个指标，不同研究者得到的结论也大相径庭。彭高旺和李里（2006）认为，中国宏观税收负担的提高只是一种恢复性增长，税收负担没有偏重，在世界范围仍处于偏低水平。朱青（2007）认为，中国宏观税收负担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并且财政支出结构与税收负担高低并不直接关联，因此不能用政府的社会服务水平较低来推论中国是高税收负担国。而李波（2007）的判断正相反，认为评判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根本标准取决于是否提升人民福利，既然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就可以认为中国宏观税收负担较高。张涛（2015）分析1994年分税制以来至今20余年的财税数据，认为中国存在“拉弗曲线”，目前正面临“高税负、低增长”问题，税率处于“拉弗曲线”右侧，抑制了增长，必须全面减税。

（二）宏观税负的国际比较

实现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是税收政策的核心，虽然由于经济、社会、政治等客观条件不同，各国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比较各国的宏观税负可以总结出某些富有共性的经验，以便有助于优化中国宏观税负水平（赵理想、王志东，2014）。国内有很多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一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越高，宏观税负越高。Garrison和Lee（1992）利用六十多个国家近15年间的数据，发现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不影响经济增长。王道树（1999）利用1983～1990年的数据比较了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状况，发现高税负的大多是发达国家，中等税负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而低税负的则是避税地国家或非税收入为主的资源国或少数经济极不发达国家。赵黎明（2001）按世界银行规定的标准，将世界上46个代表性的国家按人均GNP水平分为四类，对它们的平均税负指标进行比较，得出平均税负随着收入水平升高而升高的结论。鞠东升、陈刑（2003）通过国际比较的数据发现，宏观税负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趋于上升，不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则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应当保持在25%以下为宜。林赞等（2009）将中国1994～2007年宏观税负口径比照OECD国家调整后的对比分析表明，中国的宏观税负处于OECD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较低水平，但由于分税制以来税收增长导致差距快速缩小。张侠一和刘小川（2014）立足于对中国宏观税负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宏观税负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得出决定宏观税负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政府承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职责范围大小。

二是转型期中国名义宏观税负不高，但税外负担过重。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税收负担相比，中国转型期的宏观税负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存在名义宏观税负与实际宏观税负分化现象，即名义税负不高，实际税负过重。王道树（1999）认为中国是中等税负国家，通过考察1987～1996年十年间中国税收的动态变化过程，发现中国宏观税收（预算内税收）负担水平不断下降，但政府非税收入规模却急剧膨胀。他指出，预算内税收负担的逐渐降低和政府税外负担的逐步提高，两者的同期反向变化，才是对转轨时期中国宏观税收负担变动趋势的完整描述。刘佐（2011）认为以中国政府收入来代表的宏观税负要远远高于税收本身所衡量的水平，从而导致名义负担水平偏低，实际负担水平过重。陈旭东（2012）将全口径的中国政府收入用于国家比较，发现非税负担比重过高是导致居民税负痛苦指数上升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宏观税负的现状分析

宏观税负反映了税收与国民经济总量的关系，一般用一定期间内一国的税收收入与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表示。目前宏观税负的统计口径主要有三个（安体富，2002；郭庆旺等，2010）：小口径（税收收入/GDP）、中口径（财政收入/GDP）和大口径（政府收入/GDP）。

（一）政府收入规模的确定

考虑到资金流量表是生产结束后的收入分配、再分配、消费、投资支出、资金融通的综合反映，主要核算各机构、部门及经济总体的资金流量和流入流出关系，本文参照郭庆旺、吕冰洋（2010）的研究，从资金流量表的角度确定政府规模，其公式为：政府收入规模=生产税+财产收入+所得税+社会保障缴款①数据取自资金流量表中政府部门的来源项，其中从“生产税”的定义看，政府取得的除企业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款外，大部分非税收入并入在“生产税”中，即“生产税净额”；“财产收入”指政府部门的利息收入；“所得税”可看作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款”为政府当年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2000年前为“社会保险付款”。。

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收入规模逐年增加且增速迅猛，由1995年的9778.47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84217.24亿元，增长了17.8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6.22个百分点。从项目来看，增速最快的是财产收入，年均增长28.68%，从1995年的159.03亿元到2015年的11519.85亿元，21年增长71.44倍；其次是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款，年均增速在21%左右；生产税的增速相对较慢，但也维持年均增长13.62%的水平。从占比看，生产税占比最高，年均占比63.40%，最高甚至达80%；财产收入虽增速快但份额小，平均占比仅2.64%；社会保障款和所得税占比居中，分别为17.82%和16.14%。政府收入总量和收入构成共同表明政府收入规模在快速扩张。

（二）宏观税负增幅显著

根据计算公式，可以得到小、中、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三种口径下的宏观税负走势基本一致，均呈逐年增长的态势，大口径税负的增速明显快于

中、小口径宏观税负。1996年小口径宏观税负为9.71%，而大口径税负达到17.82%，分别比小口径、中口径高出8.11、7.41个百分点；2015年大口径宏观税负为26.87%，与小、中口径的差距为8.65和4.66个百分点。

表1 1995～2014年中国小、中口径宏观税负水平

中国小、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相差不大，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小口径税收负担维持在20%以下的水平；中口径在2009年突破20%之后稳定增长，于2015年达到22.21%。大口径宏观税负在保持稳增的趋势中稍有波动，近两年增长较快，与小、中口径的差距拉大。

图1 中国小、中、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

（三）企业税负增长较快

根据税收经济学“边际税收楔子”①对要素或部门征税，导致最后一单位投入税前和税后的边际回报不一致，从而对生产激励产生影响。思想，企业税收负担可以用“边际税收负担”（MTB）衡量，具体计算方法为：

我们可以通过资金流量表计算出非金融企业部门②之所以只考虑非金融企业部门，主要考虑到金融部门在整个企业部门中占比较低，且边际税收负担波动较大。的边际税收负担变化情况（如图2）。2000～2015年，企业边际税收负担上升较快，从2000年的7.43%上升至2015年的15.75%，平均增速达12.77%，其中年均上涨达5.83个百分点；尤其是2010年以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边际税收负担较前十年上升幅度加大，尽管2014年稍有下降，但仍维持在15%以上的高速增长。可见，从宏观税负的结构来看，企业部门税负增长较快，税收负担较重。

图2 非金融企业部门边际税收负担变动

三、政府支出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分析

宏观税负的高低没有固定的判断标准，其合理程度取决于政府支出的合理性（安淑新，2014）。政府收支是弥补市场失灵和满足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合理的政府支出结构对确定适度的宏观税负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有重要的意义。从纳税人的角度看，国家财力规模的大小对应着国民税负的高低，判断政府财力规模对财政支出的影响本质是研究宏观税负与政府支出的关系，从政府支出的角度还能为客观评判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提供新的证据。此外，衡量中国宏观税负是否合理还需要与国际主要国家进行对比，因国情不同，仅仅简单地从数值上对比得出税负高低的结论显然有很大局限，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政府支出结构。

（一）宏观税负的国际比较

通过测算中国、美国、欧盟27国、韩国、印度等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税负，从小口径宏观税负看，1995～2015年中国的平均税负为15.24%，为各国最低值，分别低于美国、欧盟、韩国、印度6.42、10.16、3.64、3.79个百分点。从大口径宏观税负看，1995～2015年中国的平均税负为21.31%、美国为36.18%、欧盟为43.49%、韩国为20.92%、印度为27.29%；五个经济体中，中国的宏观税负位居第四，仅比韩国高0.37个百分点，分别低于美国、欧盟、印度14.87、22.18、5.9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无论是大口径还是小口径，中国的宏观税负都不高。之所以中国居民“税感”较为痛苦，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的税收增长的速度持续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导致宏观税负逐年上升。

图31995 ～2015年各国宏观税负（税收收入/GDP）

图41995 ～2015年各国宏观税负（政府收入/GDP）

（二）宏观税负与政府支出总量

一般来说，衡量宏观税负是否合理还要看政府的支出情况。表2显示了中国、美国、欧盟、韩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对比情况。参照大口径宏观税负（政府收入/GDP），我们发现，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与宏观税负基本一致，宏观税负较高的国家，其政府支出也较多。一般认为政府支出减去政府收入的差值越小，居民所承担的税负越重。五个经济体中，欧盟的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减去宏观税负的值为3.12%，为各经济体最大值，即欧盟宏观税负较轻。中国的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与宏观税负的差值为-2.83%，高于美国（-3.98%）1.15个百分点，也就是中国的宏观税负比美国轻。因此，从政府支出总量看，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

（三）宏观税负与政府支出结构

为了便于比较各国政府支出结构，我们把政府支出结构大致分为四类：生产性支出、行政性支出、民生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其中生产性支出是政府用于经济建设、基建投资等方面的支出，行政性支出是维持国家政权存在、保障各级国家管理机构正常运转必需的支出，民生性支出为政府用于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直接与居民相关的支出，生产、行政、民生性支出以外的支出全部归为其他支出。谢舜、魏万青等（2012）研究表明，从公共支出结构看，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政府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效应。也就是说通过把支出结构划分为生产性支出、民生性支出、行政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利于判断宏观税负的轻重。

表2 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单位：%

1.中国政府支出结构

2007年以来，中国财政支出的口径发生了巨大变化，分为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外交、国防、公共安全、科学技术等二十三类。为研究方便，本文对各项支出进行分类，其中生产性支出包括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商业服务业等事务、金融监管等事务，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等六项；行政性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节能环保、国债还本付息、援助其他地区等七项；民生性支出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保和就业、医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住房保障、粮油物资储备事务等九项。

表3 2007～2014年中国生产性支出按职能分类比重单位：%

表5 2007～2014年中国民生性支出按职能分类比重

通过测算，中国政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主要用于农林水事务和交通运输，平均占比分别为8.81%和5.97%。行政性支出中占比最高的是一般公共服务，占比达11.28%；一般公共服务主要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保障各机关部门的项目支出需要，以及支持地方落实自主择业军转干部退役金等；2007年以来一般公共服务占比逐年减少，透露了政府削减公务支出、厉行勤俭节约的信号，体现出政府控制行政成本、优化支出结构。公共安全和国防支出分别占比5.96%、5.89%，体现出政府对国家安全的重视。民生性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最高，达到14.90%，且保持平稳上升的态势；社会保障和就业是政府用于抚恤、社会福利救济、行政单位离退休金、就业和社会保障补助等方面的支出，平均占政府支出的10.42%；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传媒、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分别为3.52%、1.77%、5.56%。

2007年中国政府支出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政府支出更加体现关注民生、“用之于民”的特点，开始由“建设型财政”逐步向“公共型财政”转变，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数据显示①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本文把经济建设费列为生产性支出，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列为行政性支出，社会文教费列为民生性支出。，1995～2006年中国政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行政性支出、民生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占比分别为34.15%、25.20%、26.77%、13.88%；2007～2015年这四项支出的占比分别为19.25%、27.59%、47.29%和5.87%。生产性支出大幅减少，占比降低14.9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民生性支出比重提高了20.52个百分点。

2.美国政府支出结构

为了便于国际比较，我们把经济事务支出作为生产性支出，国防和一般公共服务列为行政性支出，住房和社区服务、医疗、教育、娱乐及文化、收入保障五项为民生性支出，其余为其他支出。美国各项支出中收入保障所占比重最高，平均占比22.50%，体现了美国政府对民众收入保障领域投入的重视。占比第二位的为医疗支出，平均占比19.14%且逐年上升，反映了美国政府对民众医疗、健康方面的重视程度加大。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17.53%、国防支出占比11.23%，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逐年减少，体现了美国支出结构不断优化、政务成本逐年降低。总体来看美国的行政性支出小幅缩减，而民生性支出略有提升，生产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占比相当且变化不大，可见美国政府支出结构基本稳定。

3.欧盟27国政府支出结构

纵观2002～2012年欧盟27国十大类政府支出结构，其中社会保障占比最高，平均占比38.87%，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反映了欧盟27国建立了面向所有国民的健全的保障体系，并且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甚至福利国家的重要支柱。占比第二的为医疗卫生支出，平均占比14.42%，反映出欧盟27国对民众医疗卫生和健康的重视程度，与欧盟医疗保障制度水平高、服务好、受众广的现实相符。

为了比较方便，我们同样将欧盟27国政府支出划分为生产性支出、行政性支出、民生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四类，其中生产性支出为经济事务支出；行政性支出包括国防、公共安全、一般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四项；民生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住房和社区设施、医疗卫生、教育四项。欧盟27国的政府支出结构非常稳定，民生性支出占比最高，达到66.28%；生产性支出、行政性支出、其他支出占比分别为8.6%、22.13%和2.98%。

（四）小结

各国政府支出的结构，综合来看有几个特点：一是民生性支出基本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欧盟27国的民生性支出占比最高，达66.28%，体现了欧洲国家福利型社会的特点；中国的民生性支出占比47.35%，仅高于韩国4.10个百分点，远低于欧盟和美国（美国民生性支出占比58.75%，欧盟占比66.28%），说明中国政府支出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二是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发展程度基本正相关。用于经济建设等的生产性支出占比中国最高，而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生产性支出仍未突破两位数，说明政府支出的结构随着国力的提升而逐渐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三是行政性支出体现了一国的管理成本，中国的行政性支出相对较高（仅次于美国和韩国），这也是中国简政放权改革的一大动因。

研究表明民生性支出越高，居民的“税感”越轻；而生产性支出越高，居民“税感”越重。与欧美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生产性支出较高，民生性支出较低。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高速时期，用于生产建设的支出相对较多，因此生产性支出占比高。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口径与欧盟、美国不一致，导致中国民生性支出占比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社会保障支出一般为小口径社会保障支出，主要包括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等；而美国、欧盟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大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在小口径的基础上还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和医疗支出、社会保险基金等。如果将这部分支出计入政府支出，那么中国的民生性支出将大幅增加，占比也将有很大程度上升，与欧盟、美国的差距将大幅缩小。综合来看，剔除社会保障支出的不可比因素，从政府支出结构看，中国的宏观税负也不高。

表6 1995～2015年各国政府支出结构（平均值）

四、宏观调控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分析

税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宏观税负水平的变动将会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税收政策本身就是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因此把握好宏观税负与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对搞好税制和政府支出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合理宏观税负理论模型

1.拉弗曲线

理论上关于宏观税负合理性的界定，最具影响力的是“拉弗曲线”。“拉弗曲线”反映了税收负担（税率）和税收收入的倒U型关系，也就是一开始随着税率的提高，税收收入也随之提高，但达到一定税率水平后，税收收入反而随税收负担的增加而减少；也就是高额的宏观税负不一定能带来高额的税收收入，高额的税收收入不一定需要提高税负。同时，相同的税收收入可能由两种不同税率取得，理论上存在宏观税负的最佳点，该点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增加的双重目的。

2.巴罗模型

为了研究最优税负的存在，巴罗（Barro，1990）在参考拉姆齐（Ramsey）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将财政支出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封闭经济条件下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单调关系。

假定封闭经济中存在无限寿命的典型家庭，其目标是寻求效应函数的最大化：

其中，c是人均消费，ρ＞0是不变的时间偏好率。

假定政府通过征税为其提供公共服务融资，企业的税率为t，企业税前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0＜α＜1，y，k，g分别表示人均产出、人均资本和人均税负，g=ty，α表示由财政支出所形成的政府服务对产出的贡献份额。对于给定工资率、租金率和税率，按企业税后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为：

根据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可以得到资本的边际产出为：

由g=ty=tAK1-αgα，可以解得，带入（4）式可得

典型家庭的效应最大化要求消费的路径满足消费增长率最大化。

在经济处于稳态条件下，存在

将上式对求偏导数，得

可以得到最优税率t*=α。

3.尼斯坎南模型

尼斯坎南（Niskanen 1997）在研究社会产出可能与宏观税负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时，构建了经济模型：

AGR=C+α1ln（Y）+α2（G/Y）+ε（9）

其中AGR为GDP年增长率，ln（Y）为GDP的自然对数，G/Y为政府收入占GDP比重，ε为白噪声。尼斯坎南模型为我们研究宏观税负与宏观调控的关系提供了模型基础。

拉弗曲线和巴罗模型证明了宏观税负存在最优值，尼斯坎南模型为本文回归模型的设计提供了参考和思路。

（二）宏观调控双目标下的合理宏观税负估计

1.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为了确定中国的合理宏观税负，本文以巴罗模型和拉弗曲线为基础，对尼斯坎南模型进行修正。本文认为，利用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取代社会总产出总量的自然对数，考虑到了人口和物价因素，更为合理。为体现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笔者在模型中加入了宏观税负的自然对数，由于宏观税负水平是小于1的正数，取对数后就变成负数，正好体现了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物价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居民的实际收入，而实际收入水平又决定了消费水平；消费水平又反过来影响企业产出和经济发展，所以有必要加入价格变量。此外，作为宏观税负直接表现的政府支出水平决定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因此本文还加入了政府支出变量。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宏观税负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主要考虑税负水平、价格因素、人均GDP以及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经济增长率与宏观税负之间的变化轨迹，可以将尼斯坎南模型扩展为：

g=β0+β1lntb+β2tb+β3lnp+β4lnpg+β5lngov+ε（10）

其中，g为GDP的增长率，tb为宏观税负，p为价格水平，pg为人均GDP，gov为政府支出与GDP的比值，ε为残差项。

学术界普遍认为大口径宏观税负比中小口径宏观税负更能反映出纳税人的实际负担，以名义宏观税负（中、小口径）衡量会低估实际税收负担，所以本文使用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指标；本文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作为价格水平。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4～2016》和wind数据库。

2.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得到，变量g、lntb、tb、lnp、lnpg、lngov的t统计量的绝对值都小于1.96，检验结果表明序列均存在单位根，并不平稳。接下来，我们对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再做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7。表中差分变量D（lntb）、D（tb）的t统计量分别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所以至少可以在99%的置信度下拒绝原假设，认为序列D（lntb）、D（tb）不存在单位根；差分变量D（g）、D（lnpg）和D（lngov）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不存在单位根；差分变量D（lnp）在90%的置信度下不存在单位根。综上，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平稳，所以是一阶单整序列I（1），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表7 变量一阶差分后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检验类型中的C和T分别表示ADF检验带有的常数项和趋势项；P表示滞后阶数，由SIC准则确定，D表示差分，表中均为变量的一阶差分。

接下来我们对上述变量进行普通OLS得到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E，并对序列E做单位根检验。由于检验统计量为-3.0737，小于显著性水平为0.05的临界值-3.0522，可认为估计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进而得到g、lntb、tb、lnp、lnpg、lngov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可以对序列进行OLS回归。

3.回归结果

我们选取了1992～2009年共18年的数据，对模型（11）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回归方程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下的F检验；调整的R2为0.92，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除常数项外，回归方程的各个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1的t检验；从系数上可以看到，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正相关，与宏观税负负相关。综上，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宏观税负与宏观调控（经济和物价水平）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将利用该模型估计2010～2015年的合理税负区间。

4.2010～2015年合理税负的区间估计

根据方程（11），我们将2010年至2015年除宏观税负tb和lntb外的其他变量代入方程，反解推算出近五年的合理税负区间，见表8。近五年来估计出的合理税负分别为22.56%、24.00%、24.10%、25.09%、24.31%和25.51%，均值为24.26%，与现有文献对最优宏观税负估计的结论相差不大，说明本文选取的回归参数较为合理。

表8 2010～2015年的合理税负区间估计

考虑到误差等因素，我们对最优税负进行了10%置信水平下的区间估计，结果表明，在现有GDP增速（经济增长水平）和CPI指数（物价水平）下，2010～2015年中国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分别为[20.98%，24.14%]、[22.32%，25.68%]、[22.42%，25.79%]、[23.33%，26.85%]、[22.61%，26.01%]和[23.72%，27.30%]。我们认为，每年宏观调控的程度不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物价变化情况也不相同，因此每年的最佳税负应该是变化的，而非一个适用于不同经济条件和年份的绝对数值，所以，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度，这也是合理税负研究上的一项创新。

图5实际税负与合理税负区间

图5 显示了中国2010～2015年合理税负区间与实际税负的比较，其中阴影部分为合理税负的区间。可以看到，2010～2015年中国实际税负仍处在合理税负区间，也就是说，考虑到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中国的宏观税负较为合理。不过值得注意的两点是：第一，宏观税负仍在合理区间，我国可以进行结构调整，但大幅减税的空间不大；第二，2015年实际税负开始接近合理税负区间的上限，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为避免宏观税负脱离合理区间，我国推行的结构化减税十分必要、切实可行。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对中国宏观税负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发现1995年以来小、中、大口径税负增幅显著。其次，从税负直接对应的政府支出视角分析宏观税负。对比美国、欧盟，我们发现，无论从政府支出总量还是结构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都不高。最后，从税负作为宏观调控的视角分析税负的合理区间。本文在拉弗曲线和巴罗模型的基础上，修正了尼斯坎南模型，以1992～2009年的数据为基础估计出2010～2015年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得到2010～2015年中国的宏观税负都处在合理区间之内。

尽管多个角度的分析均得出中国的宏观税负不高的结论，但从宏观税负的结构来看，企业部门税收负担较重依然严峻；从政府支出结构看，居民“税感”较重，民生性支出占比仍有提升空间；从宏观调控看，结构性减税存在一定空间。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

中国宏观税负并不高，全面减税的空间不大，但结构性减税仍然存在一定空间。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结构性减税的推进要综合考虑宏观调控和税制优化两个维度。一方面要明确一定的原则导向，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具体来说，税制改革要符合国家宏观面的消费导向、产业导向、区域导向和企业导向，切实降低中低收入阶层、先进产能、中小微企业等的税收负担，熨平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最终实现总需求平衡。另一方面，要积极破解深层结构性约束，大力推动税制优化式的结构性减税。也就是继续全面推行“营改增”税制改革，积极推动个人所得税综合改革，稳步推进房产税和资源税改革，适时开征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环境税等，最终促进税收的效率与公平，实现经济持续、稳健、包容性增长。

（二）切实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企业税负过重主要原因在于税制结构不合理。一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极大制约了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二是企业税负政策存在隐性不公，更多的优惠条款和政策标准明显带有国企倾斜性和外企倾斜性，民营企业税负偏重。三是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摊派同税收捆绑征收，如价格调节基金、工会经费、地方教育附加费等等，名目多样，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为此，我们建议：一是减轻对间接税税基的高度依赖，强化对直接税税基的税源管控，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二是调整和完善现有的税收政策和制度，实现各类企业之间的税收负担公平；三是规范各类行政收费，建立起以税收收入为主、收费为辅、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运行机制。

（三）致力提高民生性支出

一是健全公共支出绩效管理机制，提高政府支出的透明度。进一步完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相关的法律制度，让财政支出项目的选择和问责机制等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立标准化的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将民生性支出纳入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引导政府官员重视民生性支出，减少行政性支出；提高公共支出透明度，促进支出的有效运用和良性改进，引入社会监督，提高居民对征税的理解度和包容度。二是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提高支出的公平性。加强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增加对城市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补助力度，加快完善政府对个人的转移支付；提高支出的供需匹配性，将公共支出落到百姓最需要的方面，实现“所得即所需”，减少支出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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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10.42

A

1006-169X（2017）02-0004-10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政府资产负债测度核算的理论方法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1333014）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