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狐形象探析

赵雯雯，王洪车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连云港中医药分院 基础教学部，江苏 连云港 222007)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狐形象探析

赵雯雯，王洪车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连云港中医药分院 基础教学部，江苏 连云港 222007)

中国文学中的动物形象，以狐的形象最为丰富多彩。它们或机智狡猾，或魅惑祸人，或是灵异的神兽，或是潇洒多智的书生，或是美貌风趣的少女。在唐前，狐基本以一种祥瑞动物的形象出现。但这样的形象没能保持多久，狐的妖异性就超过了它的祥瑞性，并且狐的妖异性在六朝志怪中发展到顶峰。唐代狐文学发达，产生了更多精彩的狐形象，对后代狐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堪称狐精故事和形象的一个总结。

狐；动物属性；祥瑞性；妖异性

中国的先民无比崇拜和热爱自然，他们将自然中的神奇动物搬进自己的图腾和祭祀中，而伴随着原始巫术和崇拜流传下来的便是各种各样奇异的怪物传说，《山海经》就是一部上古先民动物崇拜的集合。随着时间的流逝，上古的怪兽们褪去了神秘的光环，消失在茫茫的典籍和传说中。而狐这种动物经久不衰，被人们津津乐道直到今天。狐的魅力如此之大，那它在中国文学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一、唐前文学作品中狐的形象

在唐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狐的形象以其动物本体属性为主。这时的狐，主要以一种祥瑞动物的形象出现。狐作为祥瑞特征的观念在早期文献中比较常见，随着人们观念的发展，汉代以后文学中出现的狐形象逐渐被妖化。

1.狐的最初形象和自然属性有关

狐，俗称狐狸，属于食肉目犬科，是普遍分布于我国大陆的一种常见小动物。狐体形似犬而瘦，身体曲线优美，尾巴丰实漂亮，耳朵灵活，嗅觉灵敏，奔跑速度快。常穴居山林中，主要以鼠类、鸟类、昆虫类小型动物为食，昼伏夜出，十分警觉。

狐生性小心谨慎。晋朝郭缘生在《述征记》中讲述，冬天狐狸欲渡结冰河流时，常侧耳倾听，确认冰下无水声、冰面足够结实方行。根据狐狸的这种习性，人们必俟狐行乃敢渡。狐的这些自然属性，或多或少地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演绎出“满腹狐疑、狐疑不决、狼顾狐疑”等成语典故。

古人相传狐狸死时，头必朝向生前穴居的山丘上。这一自然习性，常常作为忠于故乡的象征。《礼记·檀弓上》曰：“狐死正丘首，仁也。”[1]屈原在《楚辞·九章·哀郢》中用“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2]表明自己对祖国的赤诚忠贞和无比眷念。

寓言故事中，狐象征着狡猾机智。《战国策·楚策一》中人们熟悉的“狐假虎威”故事，就显示出狐狸的这一特点。狐的机智狡猾又可以被夸张为拥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史记·陈涉世家》中写道：“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3]陈胜要起义，需要借狐之口来告诉大家天命何在，可见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狐是能预测未来的先知。

2.狐被看成祥瑞的象征

古籍中关于狐的最早记载，可上溯至西周初年。《易经·解卦》有这样的卦辞：“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4]可见先民时期，猎获狐狸是一种吉祥的征兆。

《山海经·海内经》云：“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5]可见玄狐和玄鸟等同属于吉祥的生物。

《吴越春秋》中所记《越王无余外传》更是显示出古代狐图腾崇拜的迹象。其辞曰：“禹三十未姿，恐时之幕，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姿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缤绥白孤，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姿涂山氏，谓之女娇。”[6]这里出现的九尾狐成为有幸遇见她的大禹称王称霸的祥瑞之兆。大禹所娶的涂山女即神话中的九尾狐，无疑是涂山氏的图腾物。

兽类的生殖器临近尾部，兽类交配称为交尾。原始社会，人们认为生殖器是与生育最直接的联系。由此可以推断出这样一种说法：尾多则生殖器官多，生殖器官多则子女多。“绥绥白狐，九尾庞庞”中的“九尾”引申为“子孙繁衍”之意。袁柯注《山海经》中说九尾狐蓬松硕大的尾巴在人们面前摇摆，表现出的是求偶、求子之意。

不仅如此，白狐、九尾狐超脱个人祥瑞的征兆，它们的祥瑞意义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政治和历史影响，代表了一种属于统治阶级的象征物。白狐、九尾狐就像史书上更加常见的龙、麒麟和凤凰等一样，预示着太平盛世或者明主降临。汉纬书《春秋潜潭巴》云：“白狐至，国民利。”意思是出现白狐代表天下太平，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征兆。晋郭璞《山海经图·九狐赞》云：“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作瑞于周，以标灵符。”[7]说明青丘出现九尾狐预示周朝的兴盛。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白狐、九尾狐这样的祥瑞是上天对人世的君王贤明的肯定，是对政治清廉的赞扬。

3.狐的形象逐渐妖怪化

狐在汉代正式被妖化。汉朝《说文解字》十篇上“犬部”曰：“狐，妖兽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则丘首。”[8]可见，此时的人们对狐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汉朝人认为“物老为怪”，狐狸这种真实存在、不难遇见的动物比不上幻想中的龙、凤和麒麟，它的地位也必然会走下神坛。虽然唐代依然奉行狐神崇拜，但已经逐渐不属于正神了，蜕变成一个妖神，只有最厉害的九尾天狐还保持着神圣的地位正派风范。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九尾天狐也终究走下神坛，同时因为它神通最大，当它被妖精化后也就成为妖性最大的狐狸精了。

在早期的志怪中，狐就有这样的特征：“能变化为妇人”，“善蛊惑”，“能知千里外事”，“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9]。六朝志怪故事中的狐怪故事重记事，较少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大部分采集自民间传说，缺乏思想意义，显得怪诞荒唐，依然处于一种文学的不自觉时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八张华伏狐故事。

张华是晋惠帝时的司空。在燕昭王的墓前，有一只年久成妖的花狐狸，变成书生模样去拜访张华。张华见其风流倜傥、举止高雅，于是和他讨论起文章。狐狸变的书生出口成章，讲了很多张华未闻之事，又谈论起史书、诸子百家、老庄、诗经等，博古通今，把张华问的不能应对。在这里，作者也只是当个趣闻来说给大家听，没有文人再加工的痕迹，是地道的记述。值得补充的是，那个去见张华的老狐，后来被张华用千年华表烧火照出原型，惹了一场杀身之祸。可见狐想和人类平等交流依然是件困难事，纵然修成人形，大家也拿它当妖怪来看。当时的人们多把狐作为人的对立面来看待，人们坚信这种动物只会给人们带来祸患和灾难，狐已经失去了在中国文学早期中所蕴涵的祥瑞特征。

二、唐及以后文学作品中狐的形象

从唐代开始，有些人认为狐是美好吉祥的动物，进行大量的神狐祭祀；另一些人认为狐是恶兽，进一步对其妖化。这两种矛盾的观念并存，对唐代以后文学作品中狐的形象产生了巨大影响。

1.祥瑞的狐

狐的祥瑞特征在唐传奇中进一步发展。一部分传奇故事打破旧套路，描述起人狐相恋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狐不论男女，都有世俗的人情，遵循当时的礼法习俗，故事情节婉转动人，使读者喜闻乐见。在这些故事中，人们看到的狐已不再是早先狡猾险恶的单调性格，它们像人类社会中的人一样具有丰富多彩的性格。如唐传奇中的经典之作沈既济的《任氏》中的狐女任氏，不仅打破了旧狐女形象所代表的害人精形象(如白居易的《古冢狐》)，还成为善良坚贞的狐女形象的鼻祖。故事中的任氏与郑六相爱，她不嫌郑六贫贱，“愿终己以奉巾节”。郑六知为异物，也爱之专一。这种不以门第、财货为标准，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爱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进步意义。而任氏对韦公子的那句谴责——“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10]，更是对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巧取豪夺的强烈批判。任氏反抗强暴，护卫专一爱情的行为，在视女子为玩物的封建社会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可以说，抛开狐的身份不看，任氏完全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自尊自爱、勤劳智慧的平民女子形象。

这些美丽的狐故事经过发展，到了清代，凝聚成了一部有重大文学意义的故事集，这就是《聊斋志异》。《聊斋志异》500余篇作品之中，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有150余篇，其中狐女故事约占三分之一，狐精故事74篇，人狐相恋的故事34篇。蒲松龄将狐的形象彻底带进了世俗生活和寻常人家之中，具有人一样真实情感的狐实际上成为了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的代表。狐的形象发展至此，已由“人化的狐”变为“狐化的人”，即成为具有狐的一些特点的人物。

蒲松龄笔下狐的形象，尤以狐女形象出众。如《娇娜》中的娇娜与孔生的深厚友谊，完全超脱了世俗的男女之情，使得作者也感叹道：“吾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11]又如《狐谐》中的狐女具有机智锋利的辩才和诙谐幽默的性格，在封建礼教吃人的压抑社会，这种有着现代男女交往气息的故事极其罕见。

不论什么时代的作品，爱情都是永恒的主题，《聊斋志异》也不例外。作品中人与狐的爱情往往打破封建礼教的传统束缚，不受时间、地点、身份、财产、父母的限制，呈现出了早期民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特点。我们看到了大家闺秀的青凤，如山花般自由天真的婴宁，聪慧顽皮、深谋远虑的小翠，坚贞不屈、敢于抗争的鸦头……这些狐女的形象其实是现实社会中勇敢追求个人幸福的女子的缩影，这些脍炙人口的狐女正是有现实作根基，才会变得五彩缤纷、引人入胜。

程朱理学在清代的抬头使得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受到压制，但是这种思潮一旦发生，就不会被轻易消灭。当小说以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的女性为主人公时，社会舆论就不可避免地以现实的伦理来要求她们，而以鬼狐一类为女性形象时，社会舆论才无法对她们作出什么约束，作者才能更完整地表达想法，更自由地抒发情感。《聊斋志异》中狐女们把现实女性所向往追求的自由、平等、爱情统统演绎出来，狐身上寄托的是人的感情，行的是人的愿望，这样的狐形象怎能不丰满、不深刻，怎能不让人手不释卷三百年呢！

2.妖化的狐

唐代的狐文化十分发达，张鷟的《朝野佥载·狐神》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12]可见唐代狐精传说风靡一时。在唐传奇中，一些篇目继承六朝志怪笔法，继续将狐作为妖兽来描写。《广异记》可谓集唐代狐精故事之大成，其中相当多的篇目是六朝志怪体，但是对话增多，情节加强，普遍注意人物形象的描写，比六朝志怪更进一步。

唐后的狐怪故事，零散的见于各种笔记小说，大多不成系统。直接秉承六朝志怪遗风的集大成者，将狐怪故事系统的介绍给人们的，便是清朝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题材以民间异闻为主，同时涉及边疆风情、奇山异水、文章诗词等，笔记内容包罗万象。笔记全书1200多则篇章中，谈论狐鬼的篇章有500则左右。从这一方面而言，《阅微草堂笔记》可谓一部描绘狐鬼故事的小说集。笔记向我们展现了狐世界的系统结构和框架，例如在《如是我闻》卷四中一篇故事，采用人和狐一问一答的写作方法，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有禁令赏罚、推崇儒家、不喜释道的狐的王国。狐的生活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例如不懂事的幼狐会恶作剧骚扰邻居，识文断字的狐喜欢吟诗做赋，聚族而居的狐有婚丧嫁娶、人情往来。

表面上看这些狐很像《聊斋志异》中的同类，通人情明世故，但所承载的作者写作目的和感情还是有区别的。纪昀并非全身心地进行审美创作，他的创作过程中融入了过多的理性和功利性。他借狐鬼故事宣扬当时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教育读者惩恶扬善，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如《槐西杂志二》中记载这样一则狐女故事：狐女和贫民张四喜的结合受父母之命，合乎礼节，婚后张四喜嫌弃狐女并且伤害她，绝情至极，但是狐女遵循三纲约束并未复仇，被抛弃后选择“从一而终”。张四喜病死，无钱安葬，狐女主动给钱将其安葬。婆婆被狐女的行为感动，痛骂死去的儿子，狐女“俯首不语”，因为“父母譬儿，无不可者”。有一个邻妇为狐女的遭遇深感不平，也痛骂张四喜，狐女却不高兴地说：“汝何对人之妇，譬人之夫”。张四喜死后，狐女仍然时常资助其贫穷的父母。“孝妇狐”的言行举止完全符合封建伦理对妇女的要求，一言一行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之一步。

纪昀认为人狐之间很少有真正的爱情，大多数是人被狐色迷惑，狐采精害人。人从狐妖身上只能得到一时的肉体欢愉，时间长久，人便会“日渐羸困”。对执迷不悟、因“疲顿不能御女”惨被狐抛弃甚至命赴黄泉者，纪昀绝不同情，认为其咎由自取。笔记中的狐没有自己的名字，绝大多数直接称为狐，最多不过有老狐、小狐，女狐、男狐的区别，从中也可看出作品中的狐被类型化和概念化了，不是从自身的鲜活生命、情感出发行动、说话，而是按照某种主观意愿，或者是一种理应共同遵循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行动和说话。

三、结语

狐的形象是经过历史洪流的洗礼，在中国独特传统文化影响下孕育、发生、丰富的形象，它具有中国式的独特魅力。上古时期的图腾崇拜、生殖崇拜，无不展现了狐形象的神性和灵性。通观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狐故事可以发现，其中有很多内容宣扬封建伦理和因果报应，起着麻痹人民和维固封建统治秩序的消极作用，然而更多的作品富含异趣，给人以丰富的审美体验和内心愉悦，使人置身于玄虚而瑰丽的意境之中。一个个丰富奇丽的狐故事，建造了一座座奇幻多姿的艺术殿堂，俘虏了一代代的读者。

[1]吴玉贵，华飞.四库全书精品文存·礼记[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480.

[2]屈原.楚辞[M].北京：中华书局，2010:92.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326.

[4]吴玉贵，华飞.四库全书精品文存·周易[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31.

[5]袁柯.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62.

[6]赵晔著，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74.

[7]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朱祖廷.尔雅诂林[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4454.

[9]郭璞.玄中记[A].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25.

[10]沈既济.任氏传[A].唐宋传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1]蒲松龄.聊斋志异[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36.

[12]张鷟著，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补辑[M].北京：中华书局，1967.

I206.2

A

2095-7602(2017)09-0093-04

2017-05-17

赵雯雯(1983- ),女，讲师，硕士，从事高职语文教育研究；王洪车(1974- )，男，副教授，硕士，从事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