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启蒙

方頠玮

摘要：晚清小说既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传承，更承载着开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启蒙功用。晚清文化语境与小说现代性生成有密切的关系；小说理论的现代取向展现出晚清小说独特的现代性特征；不同文化视域研究者的阐释，使晚清小说现代话语呈现出独特性和丰富性。这一切均来自于对晚清启蒙内涵的不同理解，这对呈现晚清小说现代意义的多重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晚清小说；跨文化视域；现代性；现代话语；启蒙内涵

中图分类号：I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2-0180-006

晚清小说生成于19世纪后半叶，繁荣于世纪之交，在短期内以不可思议的爆发力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此，康有为有诗为证：“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又说：“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1]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小说地位有所提升，功用也多样化起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眼中，小说的价值取向是多方位的，在跨文化视域下小说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现代话语。晚清小说的发展，对“五四”以后现代小说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对晚清小说的不同认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由古代转向现代所经历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它同样折射出晚清小说不同的现代意蕴。

一、晚清文化语境与小说现代性

晚清小说兴盛这段时期（1），是古代向现代的历史过渡期，中国由闭关锁国到中西接触，引发了多样并且复杂的文化反响，这为小说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独特且多元的思想土壤。

从小说自身发展历史来看，晚清小说的叙事模式有了很大的变化[2]，它使小说具有现代性品格。这基于内外因素的合力。从外部来说，西方小说的引入，中国小说深受影响而产生变化，尤其是形式的变化较多。周作人就曾经提出：“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固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3]形式变化使小说以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从国内来说，在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的地位由文化边缘移向中心，可以说，后一种变化的产生是基于前者。晚清小说的变化，在几十年中生成自身独立的现代品格。

公共媒介为小说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语境。晚清小说的繁荣，离不开国内现代印刷业的发达和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最早发表文学作品的刊物《瀛寰琐记》创刊于同治十一年（1872），主要刊载以诗文为主的文学作品，间或刊登翻译小说。二十年后的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出现了以刊登小说为主的期刊《海上奇书》，由此在小说的创作与接受之间，出现了公共媒介。

晚清新小说的繁荣，还得益于跨文化译介与出版为其奠定现代地位。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小说》，是最早专载小说的期刊，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促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达到了峰值。关于晚清小说的繁荣盛况，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描述：“书目上收的最多的，要算《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文学类一共收翻译小说近四百种，创作约一百二十种，出版期最近是宣统三年（1911）。杂志《小说林》所刊东海觉我《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就一年著译统计，有一百二十余种。《东西学书录》（1899）只收三种，《译书经眼录》（1905）较多，然亦不过三十种。梁启超《西学书目》（1897）不收小说，《新学书目提要》（通雅书局，1904）只存文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北平图书馆，1933）所收创作，亦只与《译书经眼录》数量相等。实则当时成册的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种以上，约三倍于涵芬楼所藏。”[4]可见晚清小说出版盛况印证了小说数目之大，种类之繁多。这不仅使晚清小说具备了无可厚非的研究价值，也为从不同层面研究晚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切入点。

晚清政治现代性诉求与小说现代性亦有密切的关系。梁启超极力强调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虽然之前“此风未盛，大雅君子犹吐弃不屑厝意”。[5]但是此刊物的创办，可称“空前之作也”。对小说的提倡，也体现出一定的艺术倾向性。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是为了推动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治革新，它促使小说正式进入学者的研究视界，这不仅影响了近代小说的创作，也代表着戊戌变法以来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近代学者关于晚清小说的研究立场。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和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严复、夏曾佑等人一起，非常重视和赞扬小说。对小说的褒扬以及提倡，对晚清小说理论的探讨，这对小说创作的繁荣、翻译小说的兴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大大改变了小说自古以来不列九流不入四库的卑下地位。

另外传教士小说的输入、翻译小说的兴起，以及傅兰雅小说竞赛的展开都影响了晚清小说的创作高潮，也促成了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出现，这些都为小说现代性提供了现代文化土壤。

二、小说理论的现代取向与晚清小说现代性

处于新语境中的晚清小说被注入新的活力，促成了小说理论的现代取向。

小说理论的现代取向首先表现为在小说中建構现代政治话语，它促使现代白话小说的繁盛。梁启超受英法日等国小说影响，指出“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将“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1898）论小说的重要性：“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6]新小说主要采用白话叙述，是因为晚清时期，文言主要用于上层社会的精神交流，白话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白话既然可以争取民众，就自然成为建构现代政治话语最合适的语言，小说中的意识形态功用需要依赖白话才能被凸显与强化。如此，语言的功用性和审美性在晚清小说的书写中被隔离开来。因为，文言美于白话，为了政治因素，小说之美只好降至次要地位。虽然有人强调，“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2）但是政治功用仍是当时保证小说生命与价值的护身符。可见，小说之于梁启超，与其说为文学作品，更多的却是政治工具。他看中的是白话小说的教化作用，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梁启超就提出：“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寓华西人亦读《三国演义》最多，以其易解也）。”[7]梁启超看中的是小说有着一种“不可思议之力”，能够支配人的心理，对社会、人心起到教化作用，进而改变社会现状，这远胜于传统的“大圣鸿哲数万言”。可见，梁启超将小说作为传播自己政治理念的媒介，希望唤醒以及教化更多的群众，目的是以白话小说来争取话语权的扩散，自然也就成了建构现代政治话语的载体。

小说理论的现代取向还表现为对西学的浓厚兴趣，体现出现代性小说话语取代传统叙事话语的趋向。甲午战后，屡遭外力挫败的知识分子，转心钦慕西学。在这股西化的热潮中，康梁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是以翻译、介绍西洋小说为起点的。利用西洋小说的眼光来反观中国传统小说或者利用传统诗文小说的写法来翻译西方小说，推进了文学运动的深入以及近代小说理论的成熟。康梁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前文所提及的突出小说的觉世新民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对旧小说的批判。当时所引进的小说，又多与欧美、日本的政治小说相关，那些知识分子也借此有了变革现实、改良群治的经验依据。当然，观念的转变不代表传统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消失，这反而突出了近代小说发展中所面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文本的政治性与文学性，文字的俗与雅。但梁启超等人看中的是白话小说的通俗易懂，有不可思议之力来支配人道。因此必须以白话小说现代话语取代传统叙事话语。

小说理论现代取向亦表现在小说价值功能的选择。晚清小说理论的形成是基于小说的政治教化作用，小说作为艺术的独立价值，小说中所承载的作家创作能动性以及人性关怀被刻意忽略。这个时期，小说的作者基本也是理论家，在他们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表述中，对艺术的直觉囿于上述理论建构出的惯性思维，一如既往地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因此，小说的文学性、艺术性以及趣味性自然被近代学者边缘化。因时势导致的研究趋势所迫，作家与固定的读者群皆无单纯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心思。这体现在对西方小说的价值取向上：以中化西、将西方小说的价值局限在认识世界、教育民众的范围内。或者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推崇西方的科幻、侦探等小说。因此，晚清知识分子与其说是对小说的提倡，不如说是赋予小说一种话语功用力量。晚清小说折射出的中西文化冲撞，以及知识分子在小说中改良群治的思想诉求，与19世纪的西方现代文明密切相关，这注定晚清小说在诞生之初就已具备了现代性意义。

小说理论现代取向的另一个方面，是两种现代性的交织，即在回归传统，怀疑、反思西方文明和启蒙的相互矛盾中互相激发，期盼将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结合起来，以取得小说的现代话语权。一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和怀疑。民国初年，时政败坏，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文明与价值观遭人怀疑，自然激发起国内知识分子反思晚清以来被看作楷模的西方文明的破绽，从而引发对本土文明回归的自觉。二是现代启蒙文化的建构及其取向。战争与民族的双重危机，使得知识分子忧心于在寻找出路的年代，如何实现自己救亡与振兴民族的抱负。当时，儒家传统和复辟帝制时的复古论调准确无误的建立起了联系，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举的大旗则正是“打倒孔家店”，反传统。两种现代性的交织体现出传承与启蒙的复杂关系。只有观照民国初年的政治危机，参照当时的守旧、复古等对立语境，才能很好地理解新文化运动，虽然被定义为一场文化思想启蒙运动，但是一开始就被政治化，我们只有将它作为带着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概念才能使其获得整体意义。因此晚清小说在五四的视野里，达不到当时学者关于政治、社会改革的期待值，并且由于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使晚清小说除去政治小说以外，其他文类小说在五四学者眼中不具备存在价值。晚清小说对艺术性的追求，对现代性问题的探究，以及对吸收了西方表现技法的叙事模式的创新，都被置于边缘。五四学者的态度奠定了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中的地位，这一地位中所包含的回归传统与启蒙的矛盾、所包含的政治话语隐含着晚清小说所特有的现代性。

三、跨文化视域中晚清小说的现代话语及其成因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多各取所需，导致在不同文化视域中，晚清小说所呈现的现代性话语是不同的，这就构成晚清小说现代话语的多重性。

晚清小说的现代话语体现在政治场域对文学话语的阐释。无论是康、梁所推行的小说的政治功用，还是五四以来晚清小说研究的政治取向，注定他们研究晚清小说和创作时聚焦于吻合政治场域的文学话语，晚清小说被赋予文以载道的重任。五四后漫长的几十年里，同样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晚清小说研究的其他方面被边缘化，致使晚清小说缺乏被全面的认知。与以往从政教视野阐释文学的不同在于，这一时期对晚清小说政治场域的文学话语解读，却具有文学现代性的表征。一是文化现代性的企求使他们站在政治现代化的立场，希冀从晚清小说活动提炼出政治现代性的主张。二是从国民观念的视角，希望以小说作为文化生态建构的手段，并且能够欲新一国之民。三是要求文学内涵借鑒西方文学的意识形态话语。

晚清小说的现代话语还体现在以西方文论为轴心的阐释。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从兴起之初，就在一个较为成熟的西方理论背景下进行阐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将晚清小说置于一个“客体”的地位。这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兴起的新批评理论有关，它极大地影响了海外学者对晚清作品的研读，他们倾向于在意识形态氛围浓郁的中国学术圈外另辟路径，以发现他们所欣赏的文本内涵。在《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中，对《老残游记》首先侧重于小说的艺术及其意义发现。他指出《老残游记》有无可置疑的文本内部力量和艺术成就，“却还没有人用比较严密的批评方法去分析、讨论。”[8]247因此，他将晚清小说作为一个独立自在的“客体”，意在孤立小说中的要义和辞彩，进而专门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进行分析。其次，他对《老残游记》的关注，重点不再是作者对社会贪官酷吏的政治批判，而是注重挖掘刘鹗内心最深切的悲痛：“刘鹗相信这些哭者多情善感，以见其灵性的深邃。他们大半皆变一己之哀而为人类之哭。”[8]250再次，夏志清以返回文学本体的姿态观照小说文本的功能和力量。他将刘鹗与杜甫对比：“提及杜甫，乃用以阐明刘鹗的记述手法。”[8]251这一记述手法是立足于文学本体，将作者的个人情感与艺术力量融为一体，使小说呈现的不再仅是对于封建社会现实的揭露，更重要的是小说本身千回百转的文化审美面貌所代表的各种不同功用。夏志清所发现的文本内在的丰富力量，是对晚清小说现代性意义的新发现。

第二，将晚清小说置放在文学史的框架内加以审视，特别是从叙事技巧的创新角度去发现晚清小说的发展脉络。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论及晚清小说叙事技巧的创新，对小说文本中的西方艺术经验，从理论上概括出文学史意义。立足这样的视角，西方学者能够超越政治，见证世纪之交中国小说千回百转的面貌，试图重新挖掘小说的各种实际功用，从文学现代性的走向还原小说的纯文学性，在小说的自然存在中探询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面貌，凸显小说的历史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将“文学的历史”与“文学现代性”这一对矛盾命题放在一起，一方面，通过小说挖掘包含在记忆与遗忘夹缝中的客观过往来呈现文学的历史，另一方面，通过小说叙事技巧及其审美性，呈现创作个体及其强烈的主体意识。这一做法，恰恰能够显示出晚清小说现代性的原貌。

第三，通过文学与历史互动研究模式，呈现晚清小说现代话语的丰富性。王德威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提出了“被压抑的现代性” [9]。后来他以小说为依据，提出的“想象中国的方法”，成为近代到当代文学与历史互动研究的新思路。文学与历史互动研究模式，与20世纪新历史主义理论以及尼采等人的观点有关。他认为任何历史记载或者单一的文学研究视角都不足以还原晚清历史的全部真相，正如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描述的那样：“历史知识从一个永不枯竭的源头向他流来，奇怪的片段汇聚在一起，记忆敞开了它所有的大门，却总敞的不够宽”[10]。也就是说，很难有任何历史记录下任何时代的所有事件。王德威从中受到启发，认为小说是最能反映精神事件和历史经验的文体，超越历史文本的只能是文学文本。于是，他从文本着手，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小说，直面瞬息万变的历史所带来的挑战。他想通过小说，重新书写记忆与遗忘的夹缝间客观存在的历史。王德威建构的文学与历史互动研究模式，能够呈现晚清小说的另类面貌和尚未发掘的丰富蕴含，发现小说内藏的多彩现代话语。

第四，运用跨文化的研究立场和方法，阐释晚清小说现代话语的独特性。与国内学者相比，西方学者超越了国内从实用论视点发现的现代性内涵，但同他们原来所倡导的现代性或纯文学观相比，也发生了大面积的位移。例如包括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在内的一系列论著中，没有掩饰自己对梁启超、鲁迅等人小说可以载道观点的排斥，但这种排斥与纯文学观念亦有较大距离。也就是说，利用西方文论的思维来理解或研究晚清小说，本身就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最终也需要回到意识形态层面。从另一角度看，以这种思维来理解文学现代性，重在强调个人的主体意识，强调文本字里行间所透露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这也透露出在西方话语逻辑下，以个人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价值的意识形态，它与审美性关系不大。但不能否认的是，西方晚清小说的研究成果，向我们呈现出小说被赋予的強大现代使命，向我们突出了当时引导社会文化界、思想界乃至政治界的现代主流权力意识。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引发的意识形态取向，呈现了晚清小说文学现代性与西方本土不同的独特景观，同时基于不同的研究立场，他们还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掩盖不了的晚清现代性的众声喧哗。这些形态各异的阐释，恰恰呈现出晚清小说现代话语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第五，以人文主义情怀观照晚清小说，将晚清小说置于世界文学之林，呈现出审美——文化张力的现代话语。首先，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将审美或者抽象意识介入晚清小说文本时，不仅是对当时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哲学的或者现实的话语之如镜照影的再现，更是根据现下的既定语境生发更多的蕴含，这类话语是一个审美——文化的张力结构，反映的是现代性与晚清社会的二元对立。而这一张力结构呈现的每一种面貌都关乎以个人为主体的现代立场。其次，西方学者的知识谱系促使他们在研究晚清小说过程中，扩展了晚清小说乃至中国文学的研究范畴。在西方学者眼里，晚清小说发生在中华帝国晚期这个宏大的历史地理空间，这个空间处于不断风云突变的世界背景之中，这样，西方学者在无形之中为晚清小说建构了一个新的历史地理框架，不仅将晚清小说拉入中国文学的主流，也使晚清小说因其特有的审美现代性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这一将晚清小说置放在世界地理坐标上的做法，使其具有了审美——文化、现代性——社会性结构的现代文学话语。

随着西方理论的介入，国内学者也在更加深入地反思晚清小说中的文字、文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例如性别政治、文化生产等西方文论所触动的文学议题，这些议题启发或推动国内学者对小说的文学性有着更广义的理解和观察，从文类到现象，从运动到思潮。这些讨论已然超出国内五四文学研究的典律，使得晚清小说研究有了更广阔的时空坐标和研究维度。

西方研究路向，与国内看法一起，构成跨文化视域中晚清小说研究的现代话语。这些观点及其语境也是不同文化视域中晚清小说现代话语生成的原因。

四、中西比较：启蒙内涵与晚清小说现代性

世纪之交的晚清小说体现着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是近代启蒙思潮的产物。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激进的反传统倾向，似乎都与启蒙思潮相关。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启蒙为现代性的根本。国内学者与西方学者对启蒙内涵的理解存在着差异，这直接影响到对晚清文学作品价值的发现和对现代性的理解。

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将自身行为界定成符合西方启蒙运动的范式。但是随着启蒙理念的常识化，启蒙成就了近代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的想象，他们将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一系列改革运动定义为启蒙运动。晚清时期，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在既定的启蒙理念之下，知识分子倡导理性治国，这符合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性化脉络。将西方国家看成是中国改革应该效仿的模板，恰恰证明了西方对中国启蒙的影响。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继续传承启蒙观念，但由于世界大战造成西方文明深重的危机，此时的知识分子萌生了不同于19世纪西方现代文明的新构想。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打开了另外一个关乎启蒙的思考和想象空间。对于五四知识分子来说，启蒙的意义不在于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有着一贯的原则和整体性规划，以启蒙精神为凝聚点，而在于因为个人不同的政治抱负，赋予启蒙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启蒙运动被这群知识分子建构成一个多重论辩和实践的空间，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的思潮和派别竞相登场，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这不仅使得启蒙具有丰富的内涵，也生成了多种不同的现代性。1949年以后，启蒙话语被新民主主义思潮所替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系列启蒙思潮主要是对美国现代化理论的挪用。对此，国内学者褒贬不一，许纪霖在《启蒙的命运》一文中，这样形容新启蒙主义和美国现代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启蒙派避开了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这类敏感的意识形态概念，他们借助当时在中国红极一时的现代化理论，将西方的资本主义叙述为一种中性的、可以以一系列技术参数加以量化的现代性指标，或理解为帕森斯所描述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三大特征，从而使这一具体语境中的历史诉求具有了超历史的普遍主义性质。”[11]陷入超历史的普世主义的新启蒙，既说明中西对启蒙的理解有差异，也说明启蒙在本土化过程中，会发生种种变异。国内学者以变异的启蒙内涵观照晚清小说，自然在取向和方法上与英语世界学者产生差异。因此，对启蒙的不同理解也就带来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多重阐释。

晚清、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其行动方式和形式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区别是显著的。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指人类逃脱自身不成熟状态的文化，既是精神性的，又是制度性的，体现着整体的启蒙精神。人类不成熟的状态是服从命令，并且利用这种思维形式应用到军事纪律、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中去。成熟与不成熟是中国先觉者和欧洲启蒙主义者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差别。首先体现在对传统或外来思维的态度和运用上。真正的启蒙是需要人能随时自主自由地控制自己的思维模式和主观意识，需要一再冲破僵化体系的藩篱，摆脱约定俗成的制度规训，要将理性自由化，公开化。将近代知识分子与欧洲启蒙运动的上述公式联系起来看，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能够做到自如地运用理性来思维，为了在启蒙中找到自身的政治意涵，以西方学说为途径，一味的信奉，自认找到能够一劳永逸的挣脱儒家思想束缚的玉律，这样，使得欧洲中心主义又一次表现出其支配性。启蒙精神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逐渐悖离本来的含义。其次，当时知识分子对欧洲启蒙含义的挪用和位移，使启蒙词义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进而遮蔽了启蒙所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涵。到了后现代时期，西方学者利用后现代视野去看待现代社会中的启蒙问题时，会发现人的自主形象被破坏无余，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权力的支配，和被无限代入的政治因素。

所以，无论是晚清小说的兴起与近代政治改革之间的关联，还是国内外对待晚清小说研究的不同视野，都可以被认为是对启蒙内涵的不同选择和运用。比较中西研究晚清小说的差异，现代性更代表着双方在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差异的精髓，一种对于亲身经历或者目睹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关于现代文明的观感和对于现代文明的态度。西方晚清小说研究也许可以更好地揭示出西方现代性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但是并未完全领悟中国文化的启蒙意义，因而也未体现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启蒙意义的全部理解，更未明白中国近代文学在文学现代性中到底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而且，在西方学者观照中国研究界的时候，由于一直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民族家国观念的摆布而小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能動性。殊不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我能动性就是一种现代理性的呈现。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过程中，不仅利用西方理论来创作小说，也利用西方理论来研究小说，只是没有能够完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西方的启蒙意义以及对于人类理性的运用没能做到真正的理解，也未能根据中国实际加以把握和运用，因此在创作或者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依旧囿于自身的观点和思想而难以突破。

晚清小说特定的时代背景注定了它不平凡的身份。无论晚清小说的综合价值被定位于什么水平，它确实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传承，更是承载着开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启蒙功用。由于理论背景的差异性，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不同文化视域中的晚清小说，其研究成果对现代性的呈现也就不同，这凸显了晚清小说本身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多彩。无论是国内知识分子还是西方学者，或许出发点大不一样，但是都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晚清小说的现代话语，这对呈现晚清小说现代意义的多重性，推进晚清小说研究，无疑是必要的。

注释：

（1）“晚清小说”概念与西方学者以“中国中心”观念里的“中华帝国晚期”概念相关，“中华帝国晚期”涵盖明清至民国前的历史时期，所以“晚清小说”不仅是时间的概念。此处参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页。

（2）1907年2月，《小说林》在上海创刊。在《小说林》第1期，黄人撰《小说林发刊辞》，对当时小说的繁荣发表新评价，既批判旧时对小说太轻视，又不满当时对小说太重视。并不强调小说教育人群﹑改造社会的作用，而指出“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

参考文献：

[1]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M]// 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08.

[2]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38.

[3]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J].新青年，1918，5（1）.

[4]阿英.晚清小说史·序言[M].香港：太平书局，1966：1.

[5]《新小说》介绍 [N].《新民丛报》，1902-11-14（20）.

[6]阿英.晚清小说史[M].香港：太平书局，1966：2.

[7]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2.

[8]C.T.Hsia. C. T.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9][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M].陈涛，周辉荣，译.刘北成，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6.

[11]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J].二十一世纪，1998，（12）：4.

（责任编辑 清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