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俊龙 李 腾
刑法立法正当性基本原则之构建
□ 谢俊龙 李 腾
刑法立法正当性依据在于获得民众情感的认同及内心的尊重,并普遍遵守之。为使刑法立法具有正当性根基,在刑法立法中应当坚持将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一方面,刑法立法应当将主文化群体作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主体,排除民意的不当干扰。另一方面,刑法立法应当以比例原则作为社会危害性的评判标准:首先,以适当性原则协调罪刑配置,防止出现轻罪配置重刑或者重罪配置轻刑的矛盾局面;其次,以必要性原则来限制刑法立法的前置化倾向,保证刑法的谦抑性特征;最后,以均衡性原则审视刑法的立法效益,对于新生事物的调整应慎重运用刑法规制。
刑法正当性 社会危害性 主文化群体 比例原则
为了应对不断出现的复杂局面,立法应当随之做出应对。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本应体现着被动性与稳定性,但自97刑法实施以来我国已出台了九个刑法修正案和一个决定,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刑法共修改了包括总则在内的170个条款,修改条文数目占总条文数目的37.6%,如此高的修改率不禁使人惊呼,我们已步入了高速的“修法时代”。[1]
高频修法使我们反思:这到底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还是立法本身的技术不足所导致的呢?不可否认,每一次修法都能引起学术界对于相关议题的热议,但学者们对于刑法修改的探讨也往往集中于“就事论事”的层面,在每次刑法修改期间对于个罪修改提出大量中肯的、有针对性的意见,甚至从体系角度论述修法利弊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大量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