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对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几点启示

2017-04-02 22:46黄超
智富时代 2017年3期
关键词:启示

(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苏联解体是20世纪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作为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在上世纪末迅速解体,这不得不引起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反思。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苏联解体中得到重要的启示,才能更好地发展本国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启示

1991年12月25日在莫斯科红场上空,苏联红旗缓缓落下,取而代之的是一面白蓝红相间的俄罗斯国旗。作为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强国,存在了近70年的苏联在上世纪末迅速解体。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彻底瓦解,苏共不复存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沉重打击。中国、朝鲜、越南、老挝以及古巴作为当今世界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苏联解体中得到重要的启示,才能更好地发展本国的社会主义。

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后开始对苏联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主张建设具有全人类价值和崇尚自由的政党,把苏联建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强调意识形态多元化、民主化和公开性。这严重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造成了国民思想的混乱,使人民对党和国家产生了质疑。戈尔巴乔夫甚至主张实行多党制,将共产党更名为全民党。这一危险行动大大削弱了共产党的力量,使党的领导地位发生了动摇,这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逐渐瓦解的重要内因之一。苏联解体给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启示也就是必须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如此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动摇。要保证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色,首先是要保证党中央领导核心不变色,能够始终执行正确的方针路线。[1]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唯一的执政党,要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定团结就必须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决不能重蹈苏联的覆辙,使得一些打着“民主”旗号的右翼政党实力壮大,以至于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确立的,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历史也证明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因此,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

二、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苏联后期,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拥有特殊的权利,他们凌驾于普通人民之上,对于国家前途毫不关心,只是把国家当作他们敛财致富,牟取私利的工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成为这个特权阶层演变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贪欲,只有资本主义才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最合适的制度。特权阶层的存在严重损害了苏共在苏联人民心中廉洁奉公的形象,更使得苏共逐渐腐败堕落,特权阶层是苏联解体的内因之一。社会主义执政党如果腐化变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从严治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2]共产党员不仅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也要恪守原则,清正廉洁,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党风廉政建设一直以来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共产党员必须做到严于律己,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秉承一切对人民负责的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才能保证党的健康发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始终开展党员的先进性教育工作和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实践证明这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加强党员作风建设,提升党员廉洁奉公的意识,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

三、要勇于纠正错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苏联领导人们普遍存在着固执己见,独断专行的缺点,他们不愿纠正自己犯下的错误,更不允许其他人指出错误,这严重影响了党内民主的发展。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体制,领导人的决策是神圣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随后在全联盟范围内掀起批判斯大林的热潮。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这一决策是错误的,然而未能引起苏共高层的足够重视,这对苏联党政军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隐患。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决断具有主观随意性,他们高傲自大,不能认清自己犯下的错误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彻底葬送社会主义苏联。中国共产党早期也犯过重大的错误,特别是“左”倾错误在党内横行,然而中共领导人没有让错误的危害肆意蔓延,他们及时纠正了“左”傾错误,制定了正确的革命路线,使得党和人民免遭更大的损失,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便是中共领导人及时纠错的典型例证。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改革最终将苏联引向坟墓,这与戈尔巴乔夫本人执政能力有限、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密不可分。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其执政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党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共产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时间都比较短,因此面临着政治经验缺乏、执政能力不足的危险。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汲取苏联的教训,高度重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化危机意识,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要密切联系群众,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苏联解体的另一内因在于民心丧尽,苏联政府的种种错误行径大大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严重挫伤了人民的感情。苏联后期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民不聊生,苏联政府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诉求,党群干群关系异常生疏甚至格外紧张。苏联人民互相称之为“我们”,对于领导干部们则称之为“他们”,可见当时人民群众对于毫不顾及人民利益的当权者们是多么的不满与愤恨。苏联解体后人民选择了沉默,并没有过激的反应,这正是苏联政府抛弃人民,失去人民支持,民心丧尽的真实写照。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旦一个政权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也就是其走向衰亡的时刻。社会主义政权都是为人民谋福祉的政权,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党员干部们在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3]广大领导干部要经常下基层,慰问群众,了解民生,多与人民群众沟通交流,拉近党群干群关系,使人民群众更加信任政府和支持政府,促进政府群众工作的开展。构建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是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关键,密切联系群众,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社会主义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五、要立足国情、实事求是,正确把控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

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改革者违背了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经济持续低迷之际,选择向西方妥协,以求得西方的经济援助。他的改革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忽视了苏联本国的国情,脱离实际的改革将苏联引入死胡同。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为中国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世界各国由于国情不同,改革的方向也就各不相同,改革时只能借鉴别国改革的成功经验而不是完全照搬照套,最根本的还是要在本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实施改革。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前提下,改革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改革不符合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落后的上层建筑。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较长的阵痛期,对于苏联解体都做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确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这些改革也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效最为显著,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越南也开创了符合越南國情的革新开放道路,古巴也在积极探索着具有古巴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总之,当今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原则下,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革,这是社会主义能在极其严峻的国际形势下继续发展的根源所在。

六、要时刻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

西方的和平演变是苏联解体的外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是指不通过战争、胁迫等强制性手段,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尤其是文化手段来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进而达到使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认同西方民主观念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目的。和平演变是极具破坏性的颠覆性活动,苏联后期,西方的和平演变起到了加速苏联瓦解的作用。西方国家不断输出西方的价值观,诱骗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放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意识形态的弱化对于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定而言无疑是致命的。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往时,社会主义国家要时刻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让西方国家有机可趁。当前最为关键的任务还是要大力发展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要通过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充分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西方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存在将影响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今后,西方国家会通过包括和平演变在内的各种手段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西方国家的各种颠覆性活动。

苏联解体已经25年了,但学界对于它的研究还将继续,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中得到重要的启示,才能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虽然遭受了损失,但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还将继续发展,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际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才能屹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简介:黄超(1991—),男,汉族,安徽省安庆市人,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二)、研究方向:安徽历史人物与中共党史。

【参考文献】

[1]谭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59.

[2]刘宁宁、汪海燕.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与实践[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7):42-49.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交出版社,20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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