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人类学基础性学理分析

裴理

摘要：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研究已从单一的经济视角转向多角度的理论视角，旅游人类学研究为旅游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本文从旅游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中外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现状、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旅游人类学的基础性学理进行分析，以实现对旅游人类学理论的再认识。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研究；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2

一、旅游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人类学”起源于西方，在19世纪40年代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广义上的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学是指文化人类学。从学术角度来讲，旅游学和人类学之间似乎没有交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研究领域，事实并非如此。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文化传统的丧失、自然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皆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旅游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特别是现代旅游行为的很多文化现象，如仪式、艺术、迁徙、民俗、娱乐和审美等，既是旅游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内容，既属于旅游研究的范畴，也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所以，旅游学和人类学存在着必然的研究交集。如果运用人类学相关理论对旅游学进行研究，很多由旅游活动所带了的负面现象将会得到很好的预防和解决，实现旅游活动和旅游业的和谐发展。

二、中外旅游人类学研究现状分析

旅游人类学是一门西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其标志就是美国人类学家努涅斯发表的一篇关于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影响的论文。在瓦伦斯密斯编著的《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一书中，主要从旅游者的研究视角对旅游人类学进行了研究，按照不同的标准把旅游者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从旅游者的数量和旅游方式上把旅游者分为七个类别，从旅游者的目的和动机上把旅游者分为五个类别，同时又分析了促使旅游者进行旅游的十四种动机，进而实现对旅游者进行研究。第二个研究视角是旅游业所引起的东道主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特别是“涵化现象”。同时，由于“涵化现象”所引起的一系列诸多问题，例如，旅游开发与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旅游与商品化问题、旅游与民族文化的重建问题、旅游与宗教的问题、旅游与性别角色的问题、旅游与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传播问题、旅游与色情服务的问题等。在经济方面，旅游人类学家主要关注由旅游经济现象所带来的社会反映，例如，旅游相关者的职业的变化、收入的增长、贫富差距的变化、传统和阶层的变化等。20世纪70年代，西方旅游人类学家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例如纳尔逊格雷本认为，旅游者作为一种强势文化的强势群体，对东道主弱势文化的弱势群体进行所谓的“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加上二者之间经济的不平等，其交往过程中必然产生障碍，而作为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地区的东道主，要么在文化自信方面进行自我重建，增强民族自豪感，要么在旅游外来文化大潮的冲击下，迷失方向，遭受本民族文化被同化的命运。

中国的旅游人类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很多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诸如社会、文化、生态等问题，进而引起了我國人类学家的关注。潘盛之的《旅游民族学》（贵州出版社，1997）是我国第一部旅游人类学专著。1999年9月，由云南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召开的“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举行，第一次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我国的旅游业进行研究，学者们讨论了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传承的问题，还有旅游开发带来的文化变迁、族群认同、全球化与地方性关系、文化表述及文化真实性、地方文化的再建、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等问题，涉及到生态旅游、文化旅游和民族旅游等领域。如果从时间和代表人物方面来讲，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主要有宗晓莲、张晓萍、彭兆荣、杨慧、赵红梅、孙九霞、左冰等人，主要分布在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研究机构，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借鉴国外的旅游人类学研究理论，研究对象多体现在对民族地区的旅游案例研究。例如，在旅游人类学的理论引进方面，张晓萍的《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旅游人类学在美国》、《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宗晓莲的《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评述》、《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旅游业开发与文化变迁》以及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等著作，他们对国外的旅游人类学理论进行了评述和总结，指导着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在旅游人类学的具体案例研究方面，孙九霞和左冰最具有代表性，例如孙九霞的《旅游人类学的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左冰的“旅游社区增权研究”。

三、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及基本理论

纵观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影响和旅游对旅游者的影响，实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具体研究案例中，主要有“旅游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形式”、“旅游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旅游是一种神圣的旅程”、“旅游是一种世俗的礼仪”、“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旅游与文化涵化”、“旅游与族群认同”、“旅游与商品文化”、“旅游与文化传统”、“旅游与性别问题”、“旅游与流动人口”、“旅游与民族文化重建”、“旅游与宗教”、“旅游与舞台真实性”等问题，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如文化变迁、文化涵化、文化同化、文化融合、文化认同、文化仪式、文化符号、文化象征、文化真实性等，这些都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了旅游人类学理论研究的框架、体系和内容。

在研究的基本理论方面。文化变迁（涵化理论）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旅游人类学将旅游者生成社会、旅游者、东道主社会之间的互动视为涵化，旅游不仅对东道主社会产生影响、也对旅游者、旅游者生成社会产生影响。关于发展理论主要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三个组成部分。例如，在社区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本理论可以实现积极参与控制和提供发展案例的作用。从“个人经历的转换”角度研究旅游者，就是所谓的“旅游仪式理论”，旅游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将旅游视为一种特俗的世俗仪式，甚至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同时旅游体验也需要从心理学进行分析研究。此外，还有“旅游是一种上层建筑”、“社会交换理论”、“陌生人理论”、“前台与后台理论”等旅游人类学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和解释旅游人类学中的旅游现象与问题。

四、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方法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整体论方法、文化的互为主体性方法、跨文化研究视角方法、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历史档案收集与统计方法、模型分析方法等。在这些研究方法中，贯穿旅游人类学研究始终的就是田野调查工作，利用旅游民族志的写法对所调查的社区、旅游者群体、旅游者生成社会进行准确而客观的描述，对文化事实和现象进行跨文化比较、分类与定性。旅游民族志田野工作，就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旅游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居住体验等方式，从而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用于验证或检查某一旅游人类学理论或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一旅游方面的社会问题。在旅游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就时间阶段而言，分为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三个阶段，就研究地点而言，主要有旅游目的地、客源地、旅游者体验过程。例如，在对文化变迁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历史复原法、剖面分析法、研究—再研究法、持续观察法等。在对旅游者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构建田野”、“空间实践”等方法，例如旅游人类学学者扮演成旅游者来了解真正旅游者旅游的全过程、对旅游后的深入回访等，这些旅游研究主要运用整体观的分析方法实现旅游民族志的写作。

五、结语

我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对西方的旅游人类学思想进行再思考，依托成熟的人类学理论和旅游学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让旅游研究批判成为必然性，让旅游人类学成为旅游研究的对抗模式，对旅游现象的本质性进行剖析，运用旅游人类学的“符号理论”对旅游系统进行阐释，对旅游文化的研究进行存在论与人类学的综合辩证，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旅游人类学理论，进而推动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晓萍.旅游人类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2]彭兆荣.旅游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3]王宁.旅游社会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裴 理，男，河南周口人，硕士，三亚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助教，主要从事旅游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