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

摘要：基于1993-2014年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方面分析了天津市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互相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天津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金融结构对天津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金融规模和科技创新互为因果关系，金融结构与科技创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科技创新是金融效率提高的Granger原因。

关键词：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2

一、引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而科技创新需要有金融的大力支持。实践经验表明，从企业科技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到产业化，科技创新的每一阶段都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投入，良好的金融环境和健全的金融体系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2016年7月28日我国公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将金融支持作为推动全面创新的核心内容之一，要求扩大创新投资规模，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健全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可见，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已成为了当前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King和Levine（1993）认为，金融系统能够选择最有前景的项目和企业，优先对这些项目和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以促进其科技创新[1]。卡萝塔·佩蕾丝（2007）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金融资本与新技术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金融资本对重大科技创新的产生和扩散的重要意义[2]。国内学者多来研究。孙伍琴（2004）从金融结构的视角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影响，认为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结构比银行中介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更有效[3]。姚耀辉（2010）认为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科技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侯晓辉等（2012）认为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5]。赵丹妮和任晓怡（2015）认为上海市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互为因果关系，而北京市金融发展是科技创新的原因[6]。

總体来看，已有文献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或区域层面，以省市为对象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针对金融某一方面与科技创新关系的研究较多，将金融发展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较少。天津是我国金融较发达，科技创新比较活跃的地区，研究其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对提升天津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创新天津金融体制及完善金融服务水平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将协整理论运用到天津市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关系的研究中，分析二者之间的长期关系。将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方面，并由此选择观测指标，全面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最大限度的还原天津市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关联互动的现实表现。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项科技创新成果的价值能够被市场认识并接受是从该项技术的市场成交价值来体现的，因此本文选择技术市场成交额作为科技创新指标。金融发展水平主要通过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等三个指标进行评价。其中，金融规模指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来衡量，其计算公式为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与GDP之比。金融结构指标FS用直接融资占间接融资的比值作为衡量。金融效率指标FE用储蓄与贷款的比值来反映。

鉴于数据的可获性，我们选取1993-2014年的年度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天津统计年鉴》。为了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减少异方差和共线性等现象的发生，对科技创新、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进行了取自然对数处理，以变量LNTM、LNFIR、LNFS和LNFE来表示。

三、实证检验结果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EVIEWS 8.0，应用ADF检验法对时间序列LNTM、LNFIR、LNFS和LNFE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可以看出，LNTM、LNFIR、LNFS和LNFE均存在单位根，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LNTM、△LNFIR、△LNFS、△LNFE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因此，可确定LNTM、LNFIR、LNFS、LNFE均为一阶单整序列I（1）。

（二）协整检验

应用Johansen 检验方法，对服从I（1）过程的4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由于Johansen 协整检验以VAR 模型为基础，协整检验之前，首先确定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本文根据AIC 和SC最小标准，确定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选择数据有确定性线性趋势， 协整方程只有截距项， 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检验的四个变量之间存在2个协整关系。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如以下方程：

LNTM=15.15012LNFIR- 0.481284LNFS+0.783300LNFE （1）

（2.10387） （0.14876） （0.87072）

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天津市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科技创新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天津市科技创新与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显著正相关，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每增加1%，引起的科技创新产出将分别增加15.15%和0.78%，相比较而言，金融规模的增加相比较与金融效率的提高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表明长期以来，金融规模在天津科技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而科技创新与金融结构显著负相关，说明当前天津的金融结构不利于金融创新水平的提升。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虽然反映金融发展的三个指标和科技创新指标都是非平稳的，但由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由表3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金融规模是科技创新增长的Granger原因。在5%的显著水平下，科技创新是金融规模增长的Granger原因，金融规模与科技创新互为因果关系。金融结构与科技创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水平下，科技创新是金融效率提高的Granger原因，而金融效率不是科技创新增加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20多年来天津市科技创新的发展主要由金融规模的增长推动的，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没有对科技创新产生显著影响；而天津市科技创新的发展也促进了天津金融业总体规模的增加和金融效率的提升。

四、结语

通过对天津市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从长期来看，天津市科技创新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金融规模的扩大和金融效率的提高对天津科技创新均可产生促进作用，但相比较而言，金融的规模扩大较其的效率提高对科技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2）Granger检验结果表明，天津市科技创新产出的增加不仅可以促进金融规模的扩大，也能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衡量天津市金融发展的三个指标中，只有金融规模的扩大对科技创新具有促进作用；金融结构和科技创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究其原因，虽然过去二十年多天津市金融业发展速度很快，金融规模扩大明显，金融产品创新不断增加，但这些并没有带来金融结构的明显改善，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直接融资在金融结构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与科技创新的发展并不相适应。总体来看，推动金融发展是促进天津科技创新的长期战略选择。未来天津应在充分发挥金融发展中的规模效应和效率效应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金融结构，促进科技和金融的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King R.， Levine R.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3（3）： 523-542.

[2]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译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孙伍琴.论不同金融结构对科技创新的影响[J].经济地理，2004（2）：182-186.

[4]姚耀军.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J].财贸经济，2010（4）：26-31.

[5]侯晓辉，王青，冯宗宪.金融生态与中国工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J].产业经济研究，2012（3）：59-78.

[6]赵丹妮，任晓怡.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比较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2）：97-100.

作者简介：刘立霞（1977-），女，河北怀来人，管理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科技金融研究。

基金项目：研究得到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项目《天津市科技金融结合模式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5ZLZLZF00120）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