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双性同体”观念的研究述评*

王 喆 马 新

(1.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2.安徽建筑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3.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国内外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双性同体”观念的研究述评*

王 喆1,2马 新3

(1.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2.安徽建筑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3.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双性同体；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伍尔夫；肖瓦尔特；西苏

长久以来，双性同体观念就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术语，是国外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如英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及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所长期关注的一种基本文学观念。基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对双性同体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流变轨迹进行较为详实的再次书写记录与重新定位，有助于更好地审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本质，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双性同体观念

(一)双性同体观念的源起

双性同体(androgyny)是生物、生理、心理学意义上的一个基本概念，指代单独个体身上兼有男性性、雄性(masculinity)和女性性、阴性(femininity)的第三种人，暗示着人类性别意识上的一个崭新的发展层面。“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双性同体的体验即是对完整性的体验”[1](P 185)，从词源学入手，这个单词的英文拼写形式“androgyny”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是将希腊语中男性(andro)和女性(gyny)这两个词合并一体而成的新词，暗示着某种“潜在的，或是实际上的心理统一体”[2]。在中国学术界内，“双性同体”一词拥有着众多译法，例如“雌雄同体”“两性同体”“阴阳同体”等，其意义等同或接近于生理、心理层面的双性人(bisexual)、中性人(neuter)、第三性(the third sex)、阴阳人(hermaphrodite)等术语、概念。总体来说，双性同体观念与社会性别意识、人类自身的发展完善息息相关。双性同体能够“穿透我们由来已久的防御，使我们意识到放弃刻板角色和行为模式的必要性”[3]；同时，“双性同体的完全实现需要自我意识的松弛和自身的释放”[1](P 196)。

双性同体这一意象源起并贯穿于人类宗教、神话，如西方的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诺斯替教(Gnosticism)、卡巴拉教(Kabbalah)及东方的藏传喇嘛教(Tibetan Tantrism)中。例如曾有学者指出，在圣经的创世纪(Genesis)部分中，父权制的上帝即是双性同体的最原始代表：“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就是这种新型双性同体心理的原型神话”[4](P 8)。双性同体的原型同样弥散于西方古代的天文学、炼金术哲学中，例如炼金术士就需要将男女两性能量融合(coniunctio)而炼制某种特殊的纯金属。双性同体这个观念或原型甚至可以跨越国界，存在于不同民族与文化中，例如在东方印度的日常能量瑜伽(Kundalili Yoga)中，就闪耀着这种阴阳两极交融的光芒。此外，“双性同体”这种和谐共存、阴阳相长的现象也正对应着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太极、阴阳意象，或映射着《道德经》与《易经》等古典哲学思想。双性同体是一个基本的原型形象与象征符号，且它“可能是我们所经历事情中最古老的原型”[4](P 6)。在更为宏大的社会意义上，“如果我们想去建立一个文明的人类共同体，我们就必须把男性性和女性性的显著差别所模糊化；双性同体就代表着消除这种错误对立的一种努力。”[5](P 266)

早在其《会饮篇》(TheSymposium)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就借文中人物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之口，假想提出了由月亮而生的、兼有男性性和女性性特征的阴阳和谐、双性同体之人(the androgynous sex)。而自从古希腊时代或柏拉图开始，双性同体观念就令诸多艺术家、哲学家所醉心，这种二元融合的完美形象映射着某种超凡的生存状态。同样，这种印有性别差异色彩玄妙的双性同体观念即是西方精神分析学派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在精神分析的情境中，双性同体人的形象代表了一种对完美的幻想”[6](P 19)。20世纪早期，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在心理学、精神治疗层面均曾借鉴了文学艺术中双性同体般的柏拉图式完美，在科学意义上提出了人类在心理、人格上所应具备的双性性本质或双性化倾向。例如，荣格清晰地阐明：“任一性别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异性所占据”[7](P 25)，男性人格心理特征蕴含着女性原型形象、女性无意识，即阿尼玛(anima)原型；反之，女性心理人格特征也不应抹去与生俱来的男性原型形象、男性无意识，即阿尼姆斯(animus)原型。而后，“随着文明的发展，雌雄同体的原始人变为了人格统一的象征”[7](P 139)；双性同体人形象成为了人格心理学上具有“完整”意义的人。

(二)双性同体观念与西方女性主义

双性同体这个泛着古老气息的原型、符号或观念，伴随着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而变迁。若我们缩小讨论范围，双性同体观念与西方女性主义也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物学、生理学上“性别角色”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体系被移植到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运动的发展历程中。这种把阳刚的男性气质和阴柔的女性气质相融合叠加，进而派生出的双性同体人格特征曾一度被视为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催化剂。例如，特蕾西·哈格里夫斯(Tracy Hargreaves)就指出：“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双性同体就一直是一个变动的类别，并在不同的话语语境中流通使用，例如文学、性学、心理分析学、社会学、女性主义。”[6](P 3)作为性别意义上的“第二性”或是低劣的性属角色，现代女性不满足于社会中的附属地位，她们渴求平等独立。而值得指出的是，社会性属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地位低下的女性希望超越自身的性属限制，打通、融合两性间的性别对立。这样一来，女性则有机会实现双性气质的和谐共存，打破性别间僵死的对立态势，寻得性别及人格上的平衡共存点。现代社会中的女性渴求成长为具有男性勇猛气质的古希腊女战士形象(Amazon)，从而拥有更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

“双性同体”这个基本观念曾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与70年代早期所浮现的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及运动的着力点之一，它为现代社会中的女性暗示了更为自由的两性关系，并提示她们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灵活互换社会性别角色。而与先前相异的是，“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诸多讨论多是集中在‘双性同体’(androgyny)或是‘双性同体的’(androgynous)，而并非是‘双性同体人’(androgyne)这个具体化的形象”[6](P 107)。伴随着这种宏大的社会现实背景，在其于1973年出版的《朝向双性同体的认识》(TowardaRecognitionofAndrogyny)一书中，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家卡罗琳·G.海尔布伦(Carolyn G.Heilbrun)首度详细解析了双性同体观念。海尔布伦创新性地指明，对于男女两性来说，“双性同体寻求把个人从适当的范围中解放出来”，其更是“暗示着性别间的一种融合精神”[8](Px)。

事实上，双性同体观念与西方女性主义两者间的亲缘性由来已久，双性同体观念曾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诸多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radical feminism)，例如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安德里·德沃金(Andrea Dworkin)等人极度关心的话题之一。例如，激进女性主义者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斗争，消除男女间的性别差异，最终实现一个天下大同、两性和谐相处的社会。某些早期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中号召废除性别角色的行为，她们判定所谓的双性同体人“仍然会保持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特征，但是在社会性和心理上他们不再是男性的或女性的”[9](P 87)。对于激进女性主义者而言，这种所谓的“双性同体”只能是一种宽泛的、过于理想化的目标，在女性主义运动实践与日常斗争中却是难以觅得，甚至对之前荣格提及的双性特质的阿尼玛、阿尼姆斯原型，相关女性主义者也心存疑虑。例如，娜奥米·R.高登伯格(Naomi R.Goldenberg)就曾批评荣格过度关注了男性心理上的阿尼玛原型：对于女性来说，这种浸润着浓烈性别主义气息的双性同体理论带来的不会是两性间的融合，“更多地却是分离主义”[10]。

总体来说，西方女性主义者对于双性同体观念的探究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她们创新性地挪用了传统性别意义上被理想化的双性同体；在对此观念的诠释过程中，她们更强调其象征层面的意义。但是，这种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双性同体观念却过多强调了男性气质，女性气质被刻意回避。这种做法意味着女性有能力逃离社会性别角色的藩篱与束缚，从而获得人格上的更多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双性同体”一词仅是指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某种“完善的道德理想”[9](P 88)；而在社会政治意义上，它更沦落为一种乌托邦空想，并无过多的实践、斗争意义。然而，归根结底，我们必须要承认双性同体观念或双性性的文化特征及实际功用：它是“拯救和完善人类文化的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道路”[11](P 215)。

(三)双性同体观念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长久以来，双性同体观念可谓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观念或基本理论术语。在被诸多女性主义者奉为圣经级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ARoomofOne’sOwn，1929)中，英国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最早把“双性同体”这个西方文明、文化史上的重要观念引入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在论述及评析19世纪女性作家及其文学写作状态时，伍尔夫创造性地挪用了18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思想，即那句令女性主义后辈耳熟能详的“伟大的思想即是双性同体的”[12](P 172)。随后，在《一间自己的屋子》第六章的开端，通过巧妙设计文中叙述者“我”，即玛丽·伯顿(Mary Beton)在伦敦街头偶遇一男、女乘客和谐一体搭乘出租车的日常生活场景，伍尔夫层层推进，细描着这种两性间自然融合的双性同体观念对于19世纪女性作家的意义所在。对伍尔夫而言，这种头脑中男女两性的性别结合可为女性作家及其小说创作带来不计其数的益处，例如她曾诠释这种双性同体写作思维的本质是“能引起共振且多孔隙的；能不受阻碍的传达情感；它天生是富有创造力、热情洋溢且纯粹的”[12](P 172)。在实质意义上，女性作家在文学写作情境中这种思维上的性别中立化，或是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体系中这种双性同体美学论即是意味着“表达的自由、完整、想象力和真理”[12](P 71)。

自伍尔夫之后，“双性同体”这个字眼就始终贯穿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中，性别意识、身份政治是不同时代及国别中的女性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必须要加以正视的议题。对于双性同体观念，而后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一贯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她们或是讴歌，或是批判。例如，对双性同体观念持赞成态度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代表就有玛丽·埃尔曼(Mary Ellman)、海尔布伦、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等。这些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的拥护者坚信“双性同体是女性艺术创作的最佳境界，是一种消除性别对立的理性模式”[13](P 205)；而另一派反对双性同体观念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著名代表则应首推美国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

对于肖瓦尔特而言，20世纪70年代初英美女性主义理论中颇为入时的“双性同体”字眼仅倒退成为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14](P 456)。肖瓦尔特并不否认海尔布伦和伍尔夫研究者南希·托平·贝津(Nancy Topping Bazin)的双性同体理论研究成果曾对当时文本鉴赏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她最终写下这样带有排斥意义的文字：“双性同体依旧看起来更多地是一种缺席而并非是在场，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蛇鲨”[14](P 457)。在其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ALiteratureofTheirOwn：BritishWomenNovelistsfromBront?toLessing，1977)中的第十章“弗吉尼亚·伍尔夫：遁入双性同体论”(“Virginia Woolf and the Flight into Androgyny”)中，肖瓦尔特集中火力，对20世纪20年代“女人”阶段的代表人物伍尔夫进行了反叛性评述。肖瓦尔特以阅读相关传记与评论入手，细察了伍尔夫的个人成长经历、生活背景及情感世界，撬动了那块由其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内部奠定的双性同体基石。在肖瓦尔特看来，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念，或这种女性主义美学的发力点绝非是两性间的性别交融；相反，它更多地只是疲软地折射着一种无性征的状态。肖瓦尔特在母辈伍尔夫身上觉察到了一种极度消极的隐退，备受推崇的双性同体观念仅沦落为一种“理想艺术家的乌托邦投影”[15]。

之后，肖瓦尔特对于伍尔夫双性同体观评判的公允性也遭到了西方女性主义学术界的质疑。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挪威裔女性主义批评家陶丽·莫伊(Toril Moi)在其专著《性/文本的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Sexual/TextualPolitics：FeministLiteraryTheory，1985)中就曾力挽狂澜，为伍尔夫正名。在导论“有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解读(“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Feminist Readings of Woolf”)中，莫伊批判肖瓦尔特忽略或是误读了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原本积极的政治、美学及文学性。莫伊集中驳斥道，在论述伍尔夫的第十章中，肖瓦尔特早已将自己置于某种错误的观察立场；甚至于“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肖瓦尔特的理论框架从来就没有被明确地建构过”[14](P 4)。莫伊更是借鉴了如法国当代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两者先进的理论方法，意欲从当时时兴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视角审视，为女性主义政治而援救伍尔夫。在此基础上，莫伊褒扬伍尔夫为“毋容置疑的、进步的女性主义的天才作家”[14](P 18)，她号召其他女性主义批评家应对这位女性主义母辈级人物作出不偏不倚的裁定。

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相比起肖瓦尔特对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的全盘否定，法国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苏则采取了扬弃策略。首先，西苏批判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中经典的双性性观念；其次，她借鉴了伍尔夫版本中双性同体观念的精华，最终创建了双性同体观念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另一重要的流变分支：他者双性同体理论(the other bisexuality)。他者双性同体理论是西苏性别差异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精确理解西苏“女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ne)理论、“身体写作”精髓的必要前提。在其女性主义纲领性学术论文《美杜莎的笑声》(“The Laugh of the Medusa”，1975)中，西苏逐一剖析、展现了这种他者双性同体理论的本质特征：这种属于女性作家的、女性性异常鲜明的写作的样式是“双性的，因此是中性的”，作用是“预言性的”；其效力更可“解除死亡的运作”[17](P 421)。在《新生女性》(TheNewlyBornWoman，1975)中著名的“突围：向外向外：攻击/向外的道路/突袭”(“Sorties：Out and Out：Attacks/Ways Out/Forays”)一章中，西苏再次大力论证了这种新式的双性同体观念：“这种双性性并不消灭差别，却是鼓励、追寻它们，并且增添更多的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女性是双性的”[18](P 85)。西苏的他者双性同体理论鼓励当代女性作家勇于正视女性的情感经历，激情描绘自身的肉欲、身体。在一定程度上，这股双性同体观念的流变分支为新时代、新环境背景中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年来，“作为对文学以男性价值为唯一标准的创作观、批评观的反叛，双性同体论具有后现代的解构意义，对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及批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P 188)。对于女性作家而言，在文学写作中，究竟是应该忘却还是超越自身的性属特征？对于男女两性的特质，究竟是要高调凸显其中的相异性，还是应融合打通、强调两性其中相似性？女性作家的性别是否又完全等同于其创作书写的文本的性别？性别差异及性别身份这个恒久的话题被置于文学领域，是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国别疆界中每位女性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均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之一。

二、国外学界对于双性同体观念的研究概况

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界的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就已开始给予双性同体观念较高关注。对于“双性同体”作为单个基本观念、原型的较完整探讨，始于上文所提及的海尔布伦所著的《朝向双性同体的认识》；正是“海尔布伦将‘双性同体’的概念引入了文学批评研究”[20](P 197)。在这部书中，海尔布伦分列三章为读者完整解释了贯穿于全书始末的核心词汇——双性同体。首先，海尔布伦分析了双性同体观念在神话、宗教、文学与哲学体系的使用和涉及情况；其次，她指明了双性同体这一基本文学观念对英国男、女性小说家艺术观及其文学创作的广泛影响；最后，海尔布伦敏锐觉察出布卢姆斯伯里文学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正是孕育双性同体的一片沃土，其自由不羁的生活、学术氛围催生了成员代表伍尔夫之后的双性同体观念。更为重要的是，海尔布伦成功预测了“伟大的双性同体著作不久就会问世”[8]这一日后确实发生了的事实。同年，极具盛名的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也就“双性同体”这一标杆性术语成功召开了题为“双性同体：事实或是虚构”(Androgyny：Fact or Fiction)的学术研讨会。

1974年，西方英美女性主义研究的传统学术期刊《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在其出版刊物的第二卷中曾对“双性同体”一词有过专门和集中性的阐发，并收录了与之紧密相关的多篇学术论文。多位知名女性主义学者就双性同体观念展开了激烈思辨，其中不乏角度新颖、思想前卫之作。作为双性同体观念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物，海尔布伦依旧立场坚定地高扛旗帜，她在开篇就肯定了双性同体观念对于文学、文本鉴赏所提供的新方法[21]。芭芭拉·查尔斯沃斯·格尔皮(Barbara Charlesworth Gelpi)则追溯了双性同体观念的历史渊源，机敏地觉察出了双性同体意象中一贯存在的阳性特质[22]。客座编辑辛西娅·赛科尔(Cynthia Secor)更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对貌似崭新且令诸多女性狂喜的双性同体观念给予了冰冷一击：双性同体“最终只是一个有限的且有可能是反动的观念”[23]。支持女性主义的男性学者丹尼尔·A.哈里斯(Daniel A.Harris)与格尔皮并肩作战，合力挑落了双性同体神话的虚伪外饰[24]。贝津与阿尔玛·弗里曼(Alma Freeman)剖析了双性同体观念中暗含的和谐统一的两种要素：男性性与女性性；但同时，她们却又哀叹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当时美国的现实境遇[25]。令贝津与弗里曼失落的原因正是由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男性性与女性性的失衡发展，导致了她们想象中美妙的双性同体视像的消逝。

对于“双性同体”这个看似极为简单的词条，贝津却是从如“双性同体的历史”(The history of androgyny)、“双性同体与身体”(Androgyny and the body)、“双性同体的理想与文学”(The androgynous ideal and literature)等13个角度做全面、覆盖性切入，详列出了围绕此关键词而衍生出的大串跨学科、交叉性书单[26]，以便有兴趣的读者做深入研究之用。凯瑟琳·R.辛普森(Catherine R.Stimpson)则从多个层面着手，分类展开了对双性同体定义的审视，她依稀查验到了双性同体观念中那抹若隐若现的父权制偏底色[27]。温迪·马丁(Wendy Martin)与玛丽·露易丝·布里斯科(Mary Louise Briscoe)联手指明了双性同体观念与西方女性主义、性别角色的本质关联[28]。在卷末“后记”中，马丁看到了双性同体观念与女性主义之间的高度契合点所在：两者“都是意欲创造完整的人类，并开创一个可以使生命轮回圆满的团体”[5]。然而对于此卷刊物的大多供稿者而言，双性同体已绝非一个先进观念，“其仅是从属于父权制秩序，对女性来说并非是理想”[29](P 151)。

在《双性同体：内部的对立》(Androgyny：TheOppositesWithin,1976)及《双性同体：走向性别的一种新理论》(Androgyny：TowardaNewTheoryofSexuality，1977)两部专著中，琼·辛格(June Singer)从各个层面，如生理、心理、文学、宗教、女性主义运动等视角全面诠释了双性同体观念的基本意义。辛格以跨学科、跨文化的交叉研究方法分析了双性同体观念先前的历史渊源、目前现状，并积极展望了其未来发展方向。文中，辛格高度界定了双性同体观念在当时西方社会中的效力所在，并视其为“一种高于一切的原则”[4](P 16)；且也正是辛格最早预测了“女性运动可能是迈向双性同体方向决定性的一步”[30]的观点。同样地，作为坐标词之一，“双性同体”也反复浮现在美国激进女性主义家玛丽·达利(Mary Daly)的《超越上帝父亲：朝向女性解放的哲学》(BeyondGodtheFather：TowardaPhilosophyofWomen’sLiberation，1973)与《妇女/生态学：激进女性主义的元伦理学》(Gyn/Ecology：TheMetaethicsofRadicalFeminism，1978)两本专著中。在达利眼中，对于女性而言，“双性同体”一词拥有着无尽效力，这种男性性与女性性的统一化甚至“意味着对内化了的父权制存在的驱魔”[31]。然而随后不久，达利本人对该词的认知却发生了较大的消极转折：双性同体“这个欺骗性质的词是一个陷阱”[32]。

80年代，相关女性主义理论家依旧把双性同体观念视为一个核心话题进行阐发。例如，在其《“女性性”“男性性性”与“双性同体”：一种现代讨论》(“Femininity,”“Masculinity,”and“Androgyny”：AModernPhilosophicalDiscussion)中，玛丽·维特林·布拉更(Mary Vetterling-Braggin)就尝试把双性同体这一观念置于女性主义、日常生活、工作、体育运动等视角中审视，较为完整地诠释了双性性、双性同体观念。在序言部分，维特林·布拉更质疑了男性、女性与男性性、女性性是否完全等同的问题[33]。在书中收录的论文之中，较为令学界熟知的就有如玛丽·安·沃伦(Mary Anne Warren)的《双性同体是阶段性别定式问题的答案吗？》(“Is Androgyny the Answer to Sexual Stereotyping?”)及伊丽莎白·莱恩·比尔兹利(Elizabeth Lane Beardsley)对此的回击[33]。在女性主义者内部，双性同体观念的矛盾性日益明显。

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界对双性同体观念的辨析及阐释呈持续大热状态。这一时段内，“双性同体”一词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关联性日趋密切，其中就有两部较为影响力的学术专著问世。首先，在《双性同体：对差异的否定》(AndrogynyandtheDenialofDifference，1992)一书中，卡丽·威尔(Kari Weil)分三个层次为读者梳理了双性同体观念，她首先追溯了此观念的起源，随后聚焦于其与浪漫主义的关联。在书中最后一部分“双性同体、女性主义与关键性的差异”(“Androgyny，Feminism，and the Critical Difference”)中，威尔聚焦于双性同体观念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经典地位，为远古、神秘的双性同体观念增添了一层鲜活的性别维度。威尔把西方女性主义宏大框架内双性同体观念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了三个迥异的阶段：伍尔夫、肖瓦尔特和以西苏为首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对于双性同体观念的不同版本的阐述。

威尔坦言自己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重构这些脆弱的分类，而是去辨识女性主义对双性同体这个观念构建和接受层面上重要的时刻和问题”[29](P 146)。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双性同体观念进行回顾、解释的基础上，威尔与时俱进，把自身的研究兴趣延展至了对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义学术圈内所涌现的某些入时的性别话题、性属身份的讨论。其中，就有例如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首度提出的无明显性别特征的赛博格(cyborg)、工业机械化的半机器人形象；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的性别差异伦理学；又或是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的社会性别理论等。

在内容宏大、包罗万象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fFeministLiteraryTheory，1997)中，编者伊丽莎白·科瓦雷斯基-华莱士(Elizabeth Kowaleski-Wallace)首度编录了“双性同体”这一词条。科瓦雷斯基-华莱士以普及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为出发点，简要介绍了双性同体观念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该词条的执笔编撰者帕梅拉·斯塔尔·布朗伯格(Pamela Starr Bromberg)看到了双性同体作为基本观念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坐拥的一席之地，并犀利挑明了其与20世纪末后现代语境中相关性属流动性话题如异性服装(cross-dressing)、易性癖(transsexualism)的关联。布朗伯格辩证地写道：“在当前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虽然双性同体已不再占据一个中心位置，但却还是被许多批评家所继续使用”[34]。文末，依据百科全书的国际惯例，布朗伯格为读者列出了由“双性同体”词条拓展而开的六条基础性参考书目*这六条基础参考书目分别为：Fox-Genovese，Elizabeth， Feminism without Illusions,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Heilbrun，Carolyn G.， 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 ，New York：N.J.：W.W.Norton，1973；Jaggar，Allison M.，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Totowa，N.J.：Rowman and Allanheld，1983;Weil，Kari, Androgyny and the Denial of Difference,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2;Woolf，Virginia,Orlando,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28;Woolf,Virginia,A Room of One’s Own,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29。。

进入新世纪以来，双性同体观念依旧坚挺根植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谱系中。2005年，哈格里夫斯出版了《现代文学中的双性同体》(AndrogynyinModernLiterature)，她侧重的是双性同体的文学母题角色及其与文学形式之间的关联。在论述过程中，哈格里夫斯在第三、第四章中均涉及双性同体观念与伍尔夫、与西方女性主义，特别是与其第二次浪潮的联系所在。“对于双性同体本体论的推广实际上是正在浮现的有关女性主义争论的一部分”[6](P 99)，而毫无疑问，这正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而浮现的一种现实境遇。此外，哈格里夫斯列出了这一时段内女性主义理论家在看待双性同体观念时所明显存在的内部分歧，其中就有如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对伍尔夫的奚落及西苏创设的他者双性同体理论。对于这种女性主义理论内部的矛盾和观念变迁的深层原因，哈格里夫斯结合当时社会发展现实解释道：“不可避免地，我们从第二次浪潮到后女性主义的这段旅途距离意味着在70年代早期对双性同体的一些建构是包容和普遍性的，而时至今日，它们是根植于某种特定的时刻、位于特定的时空。”[6](P 122)而更令读者称道的是，哈格里夫斯觉察出了“双性同体”作为一种理论观念与20世纪70年代某些女性作家文本创作实践的相辅相成。

三、国内学界对于双性同体观念的研究概况

相比国外学界，国内学界尚无详尽论述“双性同体”这一观念的专著问世。在20世纪末，国内某些有关西方文论之类的著作已开始初步挖掘双性同体观念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地位所在。例如，在《女权主义文论》(1998)一书中，在论述女性作家写作困境及女性作家创造力时，著者张岩冰就集中关注了“双性同体”作为一个基本观念的影响力所在，她认为通常对于传统意义的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女权主义文论呈现一种复杂的样态”[35](P 10)。这里，或许张岩冰眼中所谓的“复杂的样态”可被理解为西方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在对待双性同体观念时历来就具备的对立态度。尽管“双性同体”这个字眼本身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学术名词或理论术语，却在一定层面上承载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女性主义理论家及女性文学家对女性自我发展、女性权利及女性写作实践所寄寓的某种美好理想。

1999年，在《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一书中的“西方现代文学批评”部分，主编王先霈、王又平编撰收录了“男女双性的”(androgynous)和“双性同体诗学”(an androgynist poetics)这两个特色鲜明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术语。首先，在解释“男女双性的”词条时，两位编者给予了有关伍尔夫、西苏双性同体观念的简明回溯。对于“双性同体诗学”一词，两位编者书写了较为详实的释义，他们考量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诸多女性主义文学家、批评家对于双性同体观念、性别意识及性别想象力在女性写作中的作用，积极肯定了“双性同体诗学”在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两位编者凸显了在60年代末西方女性主义解放运动的宏大背景下，某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审视双性同体观念时所流露出的观望态度，例如，他们直接援引肖瓦尔特的原话进行了一番论证：“要求妇女写作带有普遍性的双性同体诗学同时也道出了女性主义批评中真正严肃和长期关注的问题”[36](P 620)。而值得指出的是，最终，两位编者为读者揭示出在对待“双性同体诗学”这个议题上，以伍尔夫、肖瓦尔特为代表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家与以西苏为首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差异所在。

进入新世纪以来，“双性同体”大多只是作为一个基本观念或词条，以简短形式收录在有关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教材或学习指南中。在柏棣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2007)的第三部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概念、批评家、主要流派”中，“双性同体”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基本观念，以简短形式被收录。词条的编写者沈建青只是在宏观角度轻触了双性同体观念在女性义文学理论内部流变的朦胧脉络[13]。此外，在程锡麟、方亚中编著的外语学术普及系列丛书《什么是女性主义批评》(2013)中，第41个问题即是围绕以“什么是‘双性同体’”而展开论述[37]。而限于篇幅的缘故，两位编者也仅给出了入门级答案，并未能使读者尽兴。

在《诗性的回归：现代作者理论研究》(2015)一书中，刁克利在第四章“女性主义作者理论”中初涉到了双性同体观念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流变路径，这里，他重点评述的是70年代中后期肖瓦尔特对于伍尔夫双同体论的责难。刁克利对于女性作家、作者性别、作者身份及文本性别等一系列必要的写作要素作出了全方位回顾，他指明“双性同体”这个关键词的长存极佳地验证了西方女性主义中那种挥之不去的性别疑惑意识[38]。因此，如何突破固定性别范式的囚笼，摆脱对于自身作者身份的持续焦虑感，应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中的女性作家们在文学创作路途上所要直面解决的棘手问题之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上文所提及的诸多专著外，国内文学、文艺理论评论界所公开发表的某些学术论文对于双性同体观念也有了较广泛的研讨与论述。其中，例如，对于20世纪双性同体观念在中外文化创作中广泛存在的情况，冷东在《“双性同体”在文学中的应用综述》做了较好梳理。在论述西方文艺创作中的“双性同体”现象时，冷东曾简描了分属于伍尔夫、肖瓦尔特、西苏版本的双性同体观念的不同轮廓[39]。在《双性同体的重新认识：批评·理论·方法》一文中，吕洪灵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研究西方女性主义中的双性同体观念，她以重新评析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为出发点，聆听到了不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例如肖瓦尔特在评述此观念时的激辩。吕洪灵觉察出：这种看似分歧的态度与学术争鸣实则有益于全面、包容性理解双性同体观念本身[40]。林丹娅、朱郁文两位作者在《起源与流变：论东西方神话中的“双性同体”现象》中追溯了双性同体的神话性，她们在文中开篇即点明双性同体是女性主义性别理论中一个基础观念；而与此呼应，在文末，两位作者再次宣告双性同体这一观念“已成为女性主义者寻求两性平等合作伙伴的最富理想色彩的理论资源”[41]。

综上所述，通过对于双性同体观念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国内外学界对西方女性主义中印有鲜明性别色彩的双性同体观念的研究大多是固定在对其本身概念的阐释层面，且对其内在本质的掘进深度及其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关联描述上均存有较大的提升、扩容空间。对于相关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迥异发声，学界并未作出较为详实的综述与概览。此外，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双性同体观念的代表性人物，例如伍尔夫、肖瓦尔特、莫伊及西苏，国内外研究大都仅是偏向，或单独选取其中的某一位女性主义理论家，例如惯以伍尔夫为单个轴心点而密集阐发其女性主义思想体系中内嵌的双性同体观念。因而，鉴于当前国内外学界中这种较为单边、孤立的研究现状，极有必要大力论证双性同体观念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实践的亲缘关系。在此基础上，应把伍尔夫、肖瓦尔特、莫伊、西苏等英、美、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有关于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的性别差异思想、性别身份意识串联整合、均衡考量。

四、双性同体观念研究展望

追溯双性同体观念从古至今较为漫长的流变历程，并在此基础上聚焦、描绘此关键词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的航线轨迹，旨在审视性别意识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进程及其在女性作家写作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所在。对于双性同体这个具备“狡猾天性”[12](P 290)的单个观念的深度、多维、全景解析，足以体现西方女性主义思想阵营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映衬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具有的巨大张力与纷繁的精彩。虽然伍尔夫、肖瓦尔特、莫伊、西苏这几位女性主义理论家的学术背景各不尽相同，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具体贡献也各有侧重，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与“双性同体”这个基本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别内的女性写作、性别意识及两者间的关联，这些女性主义理论家都有着锐利的观察与独到的评述。

重新挖掘整理“双性同体”这个弥散着古老气息的基本观念或原型，并对其在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历史中的流变旅程做较为细致的溯源追踪，旨在让读者了解“双性同体”一词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国别中女性主义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价值所在，回顾女性主义文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们对于理想文学、写作状态、作者性别、作者身份等要素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当下读者在细读或赏析有关女性主义文本创作时，也可尝试引申、解读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中诸如“性别意识形态”“身体写作”等时髦术语对于不同时代中女性作家文学创作实践的指导意义，以期论证双性同体观念与女性作家文本创作两者之间的双向影响过程，最终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

“女性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的思潮”[37](P 22)，同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内部的“双性同体”观念必也拥有着形色各异的释义与广阔无垠的流变版图。综上所述，某种程度上的这种“小题大做”，即较为详实地着手书写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有关“双性同体”这一基本观念的流变史将有助于国内相关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者更好地跟随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前沿动态，敦促其自觉包容女性主义理论阵营，如传统的英、美、法女性主义理论学派的地域差异；或是仔细聆听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流派中的较弱势发声，例如少数族裔女性文学、后殖民女性主义等；抑或能够做到拓宽学术视野，对此观念兼容并蓄、研讨当下中国女性主义的兴盛发展态势。

“女性像男人一样写作，还是以女人的身份写作？这是一个问题。”[38](P 84)或许，性别之惑这个议题会永恒行进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流变及文学批评的潮流中。值得庆幸的是，对于国内外双性同体观念研究现状的较透彻纵向梳理，势必会在某种层面上助推中外众多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家与女性主义文学爱好者一探并参悟这个问题答案的究竟所在，从而更好地厘清、辨识有关性别、性属话题的疑虑。“对于女性作家而言，双性同体不但是属于女性的概念，而且也是人类的概念”[42](P 202)；因而，双性同体观念关乎女性、女性作家，但又绝不应局限于此。在最为广义的层面上，双性同体观念的适用范围早已超越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框架的限定，它是“人类尊严的象征物，在任何、每个人生活中拥有着巨大的重要性”[43](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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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绘山

“Androgyny” in Western Feminist Theory

WANG Zhe1,2MA Xin3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Anhui JianZhu University，Hefei 230601，Anhui Province，China;3.Foreign Studies College,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819，Liaoning Province，China)

androgyny；Western feminist theory；Virginia Woolf；Elaine Showalter；Hélène Cixous

The concept “androgyn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keyword in western feminist theory.As a basic literary term，it draws much attention from many feminist theorists abroad，such as British feminist theorist Virginia Woolf，American feminist theorist Elaine Showalter and French feminist theorist Hélène Cixous.Based on a review of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the 1970s，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androgyny” and the path of its development with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feminist theory are revealed.Overall，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androgyny” is essential for developing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feminist theory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1,2.王喆(1983-)，女，安徽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西方文论。3.马新(1980-)，女，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与文化。

本文系2016年度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埃莱娜·西苏他者双性同体理论研究”(项目编号：SK2016A02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C913.68

A

1004-2563(2017)03-01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