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研究文献综述

(上海大学 上海 200000)

“单位制”研究文献综述

钟常勇

(上海大学上海200000)

单位制是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制度，国内外学者近些年针对中国单位制度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究。本文将从单位制的形成、发展、消解以及这三个主要方面，对前人所做的不同视角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文章最后提出自己对于当前单位制研究的看法和意见方向。

单位；单位制；形成；发展；消解

一、引言

目前公认的对于中国“单位”研究最早的学者是原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华尔德。他在1986年出版《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与权力结构》一书中，对于中国的工厂(单位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且提出“再分配制度”这一重要概念。[1]此后，单位日益受到国内外众多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的关注，从而开拓了一项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尽管在理论预设、价值关怀、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重点等方面存在着分歧，但是在某些基本判断上仍然能够达成基本的共识。

二、概念梳理

在单位研究中，“单位”、“单位制度”和“单位现象”等是经常使用的概念。不同的概念，在研究者那里指涉着不同的研究角度以及不同的社会现象。在单位研究的初期，研究者并不特别重视这些概念的区分，更多的是围绕“单位”这一基本概念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但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认识到，这些基本概念界定的模糊，将直接影响到单位研究的深入发展。[2]因此在进行综述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和梳理。

(一)单位

作为国内最早对单位进行研究的学者，路风认为单位是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由与组织系统密切相结合的行政组织构成。[3]作为国内单位研究的集大成者，李路路认为单位是国家分配社会资源和实现社会控制的方式。[4]

王沪宁认为“单位”是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即基本的社会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5]刘建军认为单位是社会调控体系中以实现社会整合和扩充社会资源总量为目的的制度化组织形式，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络点。[6]

李汉林认为“单位”主要是指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行为通过组织功能多元化的特殊社会方式，逐一整合到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组织即“单位”中；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和控制，更多的是通过“单位”实现的，单位赋予社会成员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7]

李猛认为单位是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化组织，城市的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是最典型的单位。[8]于显洋认为单位特指工厂、商店、学校和机关事业和企业。[9]潭深认为单位原指城市人的就业组织，从社会保障的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取代了与传统家庭亲属保障相应的“家—国”观念的组织。[10]

王虹认为：“单位”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包括了政治控制、专业分工和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其典型的形态是城市社会中的党和政府机构(行政单位)、国有管理及服务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11]

(二)单位制度

“单位制度”或“单位体制”更多是指涉及以单位组织为基础的某种社会体制、制度结构。在单位体制的概念下，单位也是被分析的对象，但分析的重点是以社会的制度结构来说明单位的功能、行为和特征。因此，可以将整个社会运转必须依靠单位组织形式的结构定义为“单位体制”。在《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文中，路风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单位制度”的概念。他指出“单位制度”的内容是：一切微观社会组织都是单位，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由与党的组织系统密切结合的行政组织构成。[12]李路路认为，所谓“单位制度”，是指这样一种制度结构，即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国家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由国家所建立的“单位组织”中，由这些单位组织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13]李汉林认为单位之所以被看作为了一种制度，是因为她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和机构形态，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与组织形态。[14]杨晓民认为单位制度是一种为了管理公有体制内人员而设立的组织形式，它是构成单位社会所有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15]

(三)单位现象

“单位现象”在这里则是具有泛指意义的概念，是由单位和单位制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社会现象、组织或个人行为特征以及观念意识。从社会体制层面上的特征到单位内的个人行为特征，都可以用“单位现象”的概念来表述。在这个意义上，单位现象的概念实际上成为一个表征研究领域的概念，而并非直接指涉研究对象和内容。

三、单位制的起源及形成原因

一切制度都经历了从初步形成到巩固及强化的过程，单位制度也不例外。对于单位制的起源及形成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究。

任学丽指出，单位制建立的初始意图有以下几个方面：(1)实现社会整合，稳定社会秩序；(2)集中有限资源，加速经济发展；(3)确立国家权威，巩固新生政权；(4)激发民众热情，促进国家建设。[16]

关于单位制度的起源，路风认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组织形式，实际为单位的最初雏形。后随着夺取政权的节节胜利，单位这种组织制度被推广到了全国。显然，单位—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是由基本的体制因素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12]

学者卞历南考察的历史场域与路风有所不同。卞历南认为，国营企业制度的“单位”名称，源于国民党在回应战争所引发的持续的全而危机过程中为了使国家制度合理化所作出的种种努力。由于“单位”这一名称的使用，这些国营企业所形成的各种特征也自然呈现为单位之特征。[17]

刘天宝、柴彦威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建立从知识通过资源到制度一空间一实践的新框架，对单位制的形成逻辑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认为单位制的形成是在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全能主义和国内外基本条件基本判断等知识对权威性和配置性资源控制所形成权力的支配作用下形成的，在社会现象层面表现为制度、空间和实践三个基本维度、知识对资源的支配构成了决定单位形成的深层结构，而相互融合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则构成了相对应的表层结构。[18]

此后，对于单位制形成的影响因素，刘天宝又提出单位制是在独特的国际背景中，在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在追求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受中国人口多、资源短缺及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的，其形成是一个“非设计性”的过程。他认为单位制的形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过程受到了目标、历史基础、现实条件和偶然因素等四方面的共同影响。其中目标导向包括计划经济的要求、生产性城市的定位、构建有组织的社会秩序和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等因素构成。同时，历史依赖也是他认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传统文化中的“家”文化以及传统的集体观念和权威观念。这些观念都与单位的组织、管理和权力运行需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此外，传统的空间形式中墙及其塑造的空间也对单位制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最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也是单位制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是来源于根据地时期的革命经验。他还认为，单位制受到当时冷战以及国内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影响。最后，他指出单位制不是专门设计的结果，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受到了许多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其中典型的就是当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的个人影响。[19]

张荣则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入手，指出单位制存在的基础是以价值理性为主导的，他认为单位制的出现表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平等，既有终极理想关怀的指向，又有对现实的关切，还凝结着对历史反思的结晶;既容涵个体主体价值理性的诉求，又充盈着社会主体价值理性的企盼。首先他认为高度组织化、集中化的政治体制是单位制存在的政治要求，其次计划经济体制是单位制存在的经济基础，第三，中国传统的家族制观念是单位制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综上，他认为单位制是特定环境和政策下必然的产物，其形成在于贯彻国家政策的过程之中，而不是特定目的的产物，是实现价值理性的一个手段。[20]

陈标从大历史视域下，通过研究提出中国单位制产生的社会、思想、实践、经济、国际背景。他认为，单位制形成的社会背景是由于中国所面临的整体性社会危机造成的，思想背景是中国传统社会理想与社会主义思想，而单位制形成的实践背景是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单位制形成的经济背景是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最后单位制形成的国际背景是苏联模式的影响。[21]

柴彦威通过研究提出单位制的起源可以分为组织起源和空间起源。其中组织起源又可以分为根据地说，行业协会说和前苏联影响说。而单位制度的空间形式首先是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央集权和儒家思想在空间上的体现手法，其次是受到苏联激进规划思想的影响。[22]

四、单位制的特征及功能

大量相关研究关注单位在实现社会调控和社会整合中的功能，尤其是沿着“国家—单位—个人”这条主线，关注单位作为国家和个人的联结点是如何实现对单个社会成员进行组织和控制的。

路风认为单位的特征是(1)功能合一性，单位同时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的功能。(2)生产要素之间的非契约关系。(3)资源不可流动性。[12]

杨晓民认为单位的特征是(1)组织形式是科层同构，即“条块分割”(2)资源配置的行政特性(3)社会活动的行政特性；一种单位身份。(4)功能的复合性，包括政治、社会保障，生产功能。[15]

李猛认为单位制特征是(1)信息不对称，主要指单位与上级之间。(2)单位内各种活动的仪式性色彩。表面上“神圣不可逾越”和在单位内广泛存在的各种仪式性规则之外的空白和缺陷，甚至实质上违反仪式性规则的“幕后解决”方式。(3)再分配是一种德治性再分配体制，品德和政治觉悟是首要原则，“红”总是在“专”的要求之上。(4)单位成员有很大的“幕后”活动空间。他们利用社会关系在幕后活动，以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源。[15]

李培林认为单位的特征是。(1)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行政属性。(2)是功能的泛化。(3)是资源的非流动性。(4)是成员利益的非市场化。[23]

于显洋认为单位制的特征是(1)人际交往方面的私人关系意识。(2)磨洋工意识。(3)盲目服从意识。(4)平均主义意识。(5)追求身份意识。[9]

刘建军总结了单位所承载的包括生产功能、吸纳功能、安抚功能、联结功能、供给功能、动员功能、保护功能、落实功能、证明功能和塑造功能在内的十大功能。[6]

揭爱花通过研究提出：单位制具有(1)生活与管理功能；(2)服务与保障；(3)干预与控制。同时单位制还具有以下功能：(1)功能的全能性，(2)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3)资源的垄断性；(4)行政权与财产权的紧密结合。[24]

纪乃旺认为单位制具有以下特征：(1)资源垄断性，(2)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3)结构的稳定性。其中对于结构的稳定性，他认为由于依附性结构的存在，客观上决定单位具有特殊的稳定性。单位制在很大程度上将人们的社会交往限制在了单位内部。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与单位高度相关，单位内部的交往关系更容易使成员之间产生诸多“共同语言”；另一方面，单位内部生活丰富的自足，也大大降低了人们在单位外部开展社会交往的内在需求。单位生活的封闭性，在单位制及其他相关制度的刚性作用下得到了巩固和强化。[25]

五、单位制的变迁

不能否认，单位制的产生和存在在建国后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单位制度的建立，就实现其初始意图而言，还是比较有成效的。它为有效地克服传统社会的“总体性危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国家权威以及激发民众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提供了有力的制度基础和组织保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位制度也产生了许多“意外后果”。任学丽认为改革开放前单位制存在的意外后果主要有以下几点：(1)单位依附性强而效率低下。单位制度建立后，滋生出的与其初始意图相背离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单位对国家的高度依附性和低效性。(2)“单位主权”兴盛并局部消解国家权威。(3)单位对资源的占有与分割。这一后果是体制和政策力量双重作用的结果。(4)滋生体制内腐败。(5)缺乏自由与自主，“单位人”惰性有余而创造性不足。[16]

田毅鹏、刘杰认为，单位制在改革开放后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冲击，而单位所受到的冲击是多重力量共同合力作用的结果，其冲击第一波是单位体制外组织的萌生;第二波是单位成员向体制外流失;第三波是单位职能向社区转移;第四波是单位自身大量破产改制。[26]

这些意外后果直接导致了单位制的变迁，甚至消解。

六、单位制变迁的表现

总体上看，单位制度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就业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和单位福利制度的改革上。传统的单位制度对单位成员的就业管理相当严格，并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记录个人履历、证明个人身份和业绩的人员档案资料管理，成员在单位之间的流动性很低。改革开放以后，城市中各种不同体制的企业不断发展，单位体制外的就业岗位大大增多。单位对居民就业管理的约束越来越小，居民自由择业的能力提高，在不同企业行业之间的职业流动现象迅速增大。个人脱离单位体制在非单位的企业、公司或机构就业。

在住房上，1990年代中期以后，城镇住房逐步实现货币分配，即将原来单位以实物形式提供给职工的那部分住房收入转化为货币工资形式的住宅消费纳入职工工资，成为居民的住房消费基金，变实物分配为货币工资分配。同时，逐步发展住房金融，培育规范住房交易市场，建立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1998年则完全取消福利分房制度。

而在单位制度的变革中，最早被提出来的就是将非专业职能从单位中剥离出去并实现社会化。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相继进行。1990年代以后，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制相结合的体制逐步确立，实现了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的过渡，并鼓励商业性保险的介入，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七、现有研究的不足

首先，以往研究中，学者对单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这样从科学化的角度来说就很难进行操作化。另外，单位与其他的社会组织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以往的研究缺少一种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

其次，研究是一种单向的。只看到了单位对个体的制约和个体对单位的依赖，单位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过来，单位成员在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进行活动时，对单位也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也就是说从个体论的角度，用分析或分解的方法对单位做的研究还比较少。

刘天宝认为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研究视角侧重制度与空间，文化与心理的思考较少。澳大利亚社会学者David Bray将单位空间视作“生产性”的空间，运用谱系法分析了单位空间、组织等的起源和变化，而美国规划学者Duanfang Lu认为计划经济的特点和物质短缺促成了单位空间的形成。相比而言，单位内部独特的文化和单位人复杂的心理受到的关注很少，其形成过程及原因的研究还有待补充；(2)历史根源挖掘较深，但具体联系还不够明确。还有历史事件及实践经验对单位的影响，如大跃进和供给制怎样作用于单位的形成，其关系是怎样的；(3)注重一般(典型)单位的起源研究，对具体(特殊)类型单位的起源关注不够。如农村和三线建设的单位是如何形成的，又有哪些特殊的特征。相关研究需要大量的案例分析和国家制度、政策的解读来实现。[18]

八、单位制今后走向的讨论

对于单位制最终是将彻底消亡还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这是学术界目前争论的两个主要观点。

刘平、王汉生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为主例，得出在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内部结构中的关系发生了重组。从以前的“一企一制”到现在的“一企两制”。从以前的派系结构到现在的层化结构。得出传统体制已经发生了改变即化：从单位制到“新单位制”。新单位制度的共同体特征首先是劳动力的内部市场特征。[27]

张荣认为：单位制基础的消解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第一，政府职能的专门化使单位制存在的政治要求消失。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单位制存在的经济基础消亡，这是现代中国社会开始注重工具理性的最充分的体现。第三，家族观念的淡化使单位制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消解。第四，单位制的功能正在分解。[20]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单位属于一种文化现象，按照怕森斯系统论的观点，单位制度一经形成，其内部各个部分就会联合抗拒变迁，因此庇护关系和派系结构并存的格局没有改变，反而有加强的趋势。同时单位组织和单位体制仍然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城市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

对于单位制的未来走向，刘建军提出了一种相对变革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成为单位组织创新与开发单位体制生命力的重大举措，市场化改革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否定单位体制，而在于通过其内在逻辑的更新使单位体制成为一种适合超大型社会调控的制度形式。[6]

关于单位社会的新格局，李汉林的一个基本判断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他指出： 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会逐渐地弱化，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所形成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会松动和逐渐消逝，但是，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基本结构格局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并存”两种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28]

针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单位制今后会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长期存在下去。理由如下：首先，单位制的观念已经深深烙印在国人的思想里，而且单位制中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思想，要在短时间内彻底做出观念上的改变是不现实的；其次，单位制虽然较之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众多领域仍然保留着单位制的“遗产”。虽然形式不再像过去那般，但是单位制的特点仍然存在。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单位制不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影响国人的生活。

九、其他研究视角

(一)单位与社会分层

何瑛通过研究提出，以时间为界限，1949-1978年(1)国家力量决定社会分层，表现为单位制度基础之上的刚性身份等级结构，具体体现在单位体制内外的身份差异和单位体制内部的身份等级。(2)国家独特的社会制度结构影响社会分层，具体表现在单位制基础上是社会的制度结构决定了单位的制度结构。他认为1978年之后，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将随着单位制的消解进一步加大。

针对这一现象，他认为必须在单位制层面上探索杜绝过度贫富分化的有效措施。(1)对于现行单位制的改革和权力调控力度；(2)以市场作为资源分配和评价机制；(3)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4)扩大社会流动。[29]

(二)认同唤醒视角下的单位研究

张晓溪通过研究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单位研究方兴未艾，虽大多没有谈及认同唤醒问题，但是在众说纷纭的论争中，却隐含着待发现的认同唤醒议题。他认为，在探究单位制度起源问题上；在单位制度变迁与个体生存理性之间关系的探究；在分析单位内部权威结构与集体行动时都存在着隐含着的或者被覆盖的认同唤醒问题。[30]

[1]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14-15.

[2]李路路.论单位研究[J]《社会学研究》第五期 2002

[3]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4]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形成和起源[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

[5]王沪宁.从单位到社会：社会调控体系的再造.[J]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5

[6]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M]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7]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J]社会学研究 1993

[8]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

[9]于显洋.单位意识的社会分析[J].社会学研究，1991

[10]潭深.城市单位保障的形成及特点[J].社会学研究，1991

[11]王虹.对市场转型期的“单位制”与社会分层变迁的研究[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2

[12]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J]中国社会科学 1989

[13]李路路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制度化结构[J]教学与研究 1996

[14]李汉林 转型社会中的整合与控制—关于中国单位制度变迁的思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

[15]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M]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16]任学丽.单位制度的初始意图与意外后果[J]理论探索 2010

[17]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8]刘天宝，柴彦威 结构主义视角下中国城市单位制的形成逻辑[J]人文地理 2012

[19]刘天宝 柴彦威 中国城市单位制形成的影响因素[J]城市空间 2012

[20]张荣 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单位制基础的消解[J]学习与探索 2007

[21]陈标 大历史视域下单位制形成背景研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2015

[22]柴彦威 陈零极 张纯.单位制度变迁：透视中国城市转型的重要视角[J]世界地理研究 2007

[23]李培林.单位：理论及其国有企业和单位制的起源[J].中国社会学年鉴.1995-1998.113.

[24]揭爱花.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空间[J]浙江大学学报 2000

[25]纪乃旺.当代中国单位制的形成及其特征[J]经济研究导刊 2011

[26]田毅鹏、刘杰 “单位社会”历史地位的再评价[J]学习与探索 2010

[27]刘平.王汉生 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J]社会学研究 2008

[28]李汉林.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J]社会 2008

[29]何瑛 社会分层：中国贫富分化的另一种解读，基于单位制层面的思考[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11

[30]张晓溪 认同唤醒视角下的单位研究[J]学习与探索 2015

钟常勇(1992.07-)，男，山东人，上海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