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并非福利的唯一源泉

杨晓维

威廉·佩弟说，劳动是财富之父，但土地才是财富之母。人的劳动只有在土地上才能创造财富。现代社会，财富生产对土地的依赖降低了，但对资本的依赖却在增强。几十年前的中国，农村土地不足，城镇资本匮乏，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很多都成了创造不了财富的剩余劳动力。

中国地大物博。其他矿藏资源就不说了。就耕地而言，现在大约有20亿亩，在世界排位第五，但由于人口众多，平均下来就少了。按1990年11.3亿人计算，中国人均只有1.76亩耕地，而世界人均耕地是0.26公頃或3.9亩，中国人均耕地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按当时8.4亿农村人口计，人均约2.38亩。如果农村人口中有2/3是16岁～64岁的劳动力，大约有5.6亿农村劳动力耕种着20亿亩耕地，人均约3.6亩。大量农村劳动力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但边际产出极低。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甚至没有产出，成为剩余劳动力。

在城镇，由于资本匮乏，人均占有的资本量小。1978年，中国资本存量仅为9878亿元，按9.36亿人，平均只有1055元。由于劳动/资本比率高，劳动生产力低下。

因此，并不是劳动都能创造财富，特别地，并不是每个劳动力创造的财富满足自己生存需要后都会有剩余。劳动是否能够创造财富，能够创造多少财富，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本身，还要依存于是否有可资利用的土地和资本。

随着经济发展，城镇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2012年，资本存量已达23.77万亿元，除以13.54亿总人口，人均拥有资本存量1.76万元，约为1978年的近17倍。随着资本存量增加，劳动/资本比率不断下降。夸张点说，过去几个人围着一台机器，现在可能是一个人操作几台机器，城镇劳动生产力或者说劳动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相应地，也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而留在农村的务农劳动力人均占有的耕地也随之增加。按留在农村的近4亿劳动力计算，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增加到了5亩，农村劳动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劳动力所创造的财富剩余也越来越多。

资本不断积累，以及过去特殊的人口控制政策，中国劳动/资本比率在不断下降。以现存技术和资源配置方式，出现了普遍的资本过剩，劳动相对于资本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增加劳动，就能提供更多的产品，创造更多的财富。人口及劳动力的增加，有助于经济的发展。

国家经济发展了，经济总量扩大了，自然是好事。但是，一个国家经济总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均拥有的产品或每个社会成员所能消费的产品也必然增加。只有当新增劳动带来的产出增量大于原有劳动的产出增量，或者说边际产出大于既存劳动的边际产出，人均产出才可能增加，从而意味着平均意义上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多的劳动产品。如果新增劳动力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或其增加的产出小于现有劳动力的边际甚至平均产出，虽然经济总量在增加，但居民所能消费的产品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下降。

新增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很难计算。但如果市场是充分竞争性的，所有劳动都充分就业，没有失业，那么，如果市场工资水平在提高，则可视为新增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在提高。反之，新增劳动力甚至劳动力整体的工资水平在下降，则意味着新增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或边际产出在下降。

然而，即使是人均所消费的劳动产品在增加，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也未必就相应提高。个人或家庭不仅从所消费的劳动产品中获得满足，还是大自然的消费者，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中获得满足。我们需要清新的空气、潺潺的流水、美丽的草场、生机勃勃的森林、人均更大的生存空间，它们构成我们福利的重要部分，如果生态环境恶化，人均消费的劳动产品即使增加，福利水平并不一定会相应提高。

2004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2004地球生态报告》使用了“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或“生态占用”这一指标，表示自然生态系统向人们提供的土地与水域的面积。他们的研究发现，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生态足迹仅为1.5公顷，低于2.2公顷的全球平均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数据只是平均数。个别国家，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拥有的资源特别多，故拉大了世界平均数。

中国地大物博，总量上，我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只要以众多人口为分母平均下来，什么都少了。虽然更多的人也许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但同时也降低了我们人均所消费的自然资源、水、空气、森林、草场和生存空间。

人多可以创造更多的劳动产品。但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劳动产品，我们还需要拥有更多的人均生态环境。在人均更多的劳动产品与人均更多的生态环境之间，应该存在一个选择或取舍，而不是仅仅强调增加劳动对经济总量的好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