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英雄同一个故乡

焦红军

故乡，在我们的意识中既是一个人生命发源成长的起点，也是人精神的皈依和灵魂漂泊的“零公里处”。这是一个既有地理的概念，也蕴含着精神追求与寄托意义的地方。著名作家梁晓声就曾经说过，人应该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现实地理的故乡，另一个则是精神上的故乡。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两个身边人物，就是具有这地理与精神双重意义的感人故事。

他们都是在战斗中成名，他们的青春之花都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中凋谢，他们牺牲的时候仅仅只有三十岁，他们都是为了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献身的英雄。他们一个是外地人在牟平的故事，一个是牟平人在外地的传奇，而这一切都与我们古老的牟平历史血肉相连。这两位英雄就是打响胶东第一枪的雷神庙纪念馆和剿匪英雄杨子荣纪念馆中的两个英雄人物——理琪和杨子荣。他们既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又有着相似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他们为胶东革命和全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永载史册的卓越贡献，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们的躯体虽然永世长眠于英灵山和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但其革命精神却永远激励着胶东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下面，我先给大家讲述一下理琪的故事以及他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思考。

思考之一：久经考验的党性与无私不变的忠诚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命之本

1908年的3月，在河南太康县大许寨乡游庄村的一个地主富户的大宅里，诞生了一个大眼睛、高鼻梁的男孩，取名游建铎。铎，在古汉字中是形容大铃的，是古代宣布政教法令用的，建铎意味着获取功名的意思。但这个男孩并没有像他的父辈想象中的那样获取功名，为家族带来荣耀，而是为了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放弃本来富足的人生享受，毅然投身到为民族解放的革命洪流中去。这个年轻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理琪。理琪到我们胶东来其中又有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理琪在学生时代即离开家庭，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在开封一个教会中学毕业后，次年考上了冯玉祥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当时邓汝勋同志也在这里学习，邓汝勋在我们的介绍中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邓汝勋是文登县西字城人，中共地下党员，后任中央政治交通员，理琪和邓汝勋是很要好的同学和朋友，两人毕业后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25年秋，理琪考入冯玉祥部无线电学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他仍留在国民党的部队中，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春，理琪随国民党部队开往江西，在那里他秘密为党从事情报工作，为帮助苏区军民粉碎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做出了贡献。1934年，他被派往上海中央机关做电台工作，后来因为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有一部分人员留守，理琪即在其中。由于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工作机关多次遭到敌人的破坏，1935年，理琪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与此同时，我们烽火胶东的地下党组织也遭遇了血雨腥风、满地凋零的景象。“一一·四暴动”失败以后，包括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在内的一大批中共党员被捕杀害，百分之八十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山东省内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胶东已经成为反革命统治下一片汪洋中的孤岛。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革命的火种尚存。被称为“小延安”的文登沟于家村党员张修己面对危难挺身而出提议成立文登临时县委，并被推举为书记。虽然地方上有了组织，但最难忍受的是失去了上级党的领导。大家一致主张，赶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请求上面派人来胶东担任领导工作。他们首先写信与山东省委联系，没有找到。后来通过了解得知文登西字城村有个名字叫邓汝勋的共产党员在河南省委工作，于是请求他帮助：如果山东省委联系不到，就请河南省委派人来。邓汝勋很快回了信，信里说，山东省委不好联系，河南省委也派不出人，但他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理琪。邓汝勋之所以推荐理琪，一是因为与理琪都是共产党员，是知根知底的同学，二是理琪有着在大城市长时间的地下工作经验，三是理琪有着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有城市暴动的经历。跨省推荐党员干部去，这也许是只有在战争年代的创举。面对异地，理琪完全可以托词不去，因为让一个在城市工作的地下党员去生活条件落后偏远的山区农村开辟新的阵地难度太大，更为重要的是理琪身体弱，患有严重的老胃病。因此，理琪完全可以推托逍遥自在过自己的生活。但作为一名有着坚定党性的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对党无限忠诚的红色先锋战士，理琪早已把生死和困难置之度外，在他的眼里只有为党无私忠诚地工作，为党的需要，个人的私利都可以放弃。这就是理琪，他勇敢地接下了异地党组织交付的重任，风尘仆仆地奔赴胶东。现在看来，以一个党员个人的名义，跨省异地推荐党员担负重任，这只能是战争年代我党工作的一个创举，它也极大地說明了我们共产党生死不怕、困难压不垮的极大生命力，这也显示了一名普通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

思考之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时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共产党员工作的活力之源

1936年年初的一天傍晚，太阳刚落山，暮霭四合，在文登沟于家村的小河沿旁，张修己在紧张地等一个人，他不时地向西字城的方向张望。夜色渐渐加深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两个黑影，张修己赶紧迎了上去，一个负责接头的同志压低声音向他介绍说：“这是上面来的理琪同志，这是介绍信。”说完把手里的箱子递给张修己就连忙返回去了。为了安全起见，张修己没有走大街，而是在夜色的掩护下，绕到村后，也没有进门，从后窗直接跳进了屋里。到家一看，这个人口音不是山东人，模样大约有二十七八岁，中等个儿，瘦瘦的，戴副眼镜，眼窝凹陷，眼神深邃而锐利。这个人便是理琪。今天，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详细复述这个情景，主要是让大家了解当年地下工作的困难和艰险，让大家知道共产党是在怎样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迎来曙光的。

理琪的到来，不亚于给迷茫之中的中共胶东党组织下了一剂醒神汤，带来了一个治病的良方。当时由于“一一·四暴动”的失败，党内同志对这次暴动存在不同的认识，导致争论不休。有的认为胶东地形狭窄，没有回旋余地，没有搞武装斗争的条件，“一一·四暴动”根本就不应该搞。大多数党员则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理琪则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针对前面一种意见，理琪指出：一个地区能不能搞武装斗争，回旋余地的大小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是关键在于有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只要有了这两条，就可以选择在敌人力量薄弱的环节，实行突然打击，然后转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武装夺取胜利。针对后一种意见，理琪认为：“一一·四暴动”打击了国民党军阀在胶东的统治，扩大了我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它的积极意义不容抹杀。但是在暴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有一些比较严重，教训应当记取。经过理琪全面具体的分析，大家心里像开了两扇窗，很快就统一了认识，心与心贴得更紧了，劲鼓得更足了。

之后，理琪白天隐蔽在张修己家里学理论、听汇报，晚上就深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家中调查研究。为了发动壮大地方力量，摸清基层党员的发展和分布情况，理琪乔装打扮成商人，深入到海阳、牟平等县的联络点，了解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情绪。理琪下去，对人谦和诚恳，平易近人，从不轻易给人家扣帽子。他一面倾听人家的意见，一面带启发性地提出一些问题，使人不知不觉地就把问题汇报完整了，心与心也贴得更近了，原来的拘束也没有了。他不畏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寻找失散党员，发展新党员，重新聚集革命力量；他身患严重胃病，仍以坚强的毅力强忍疼痛，坚持工作；他不怕生活困难、条件艰苦，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同志们。大家都说：“理琪就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去朝气和活力。”在他的领导下，文登、牟平、荣成等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理琪对胶东党组织的实际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首先进行思想上的建党。开始着手起草《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印刷工作则选在野外的一座荒废的寺庙作“印刷所”进行的，五六天以后，这封信作为胶东党组织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分发到基层支部。理琪以胶东特委名义写的《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是胶东党组织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全面总结了胶东党组织在“一一·四暴动”前后的工作，深刻分析了暴动失败的原因，指出了胶东党组织在政治、军事、思想理论以及组织纪律、斗争方式、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改进的措施，针对当时胶东的斗争形势，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理琪在这封信中辟出专门一段分析胶东党员过去的缺点，针对胶东党员中存在的散漫性，专门进行了批判和阐述。仅关于党员行动的散漫，他就举出了六个方面的情况：1、自由行动；2、不接受批评；3、不正确的批评；4、泄露党的情形；5、把持党务；6、其它如沉醉于上戏院和恋爱等等。同时他强调要加强秘密工作的技术，健全党的生活，加强党的基层建设，特别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理琪是这么写也是这么做的。他在来胶东工作的日子里，夙兴夜寐，放下身子，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在工作中，理琪注意发挥不同干部的特长，不仅得到了知识分子干部的信任，也得到了工农干部的信任。这里我要向大家讲述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著名作家冯德英小说《山菊花》中娟子的原型——原山东省卫生厅党组成员王利华在革命回忆录《理琪在我家》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36年九·一八纪念日的前夕，理琪准备离开王利华家到别的地方工作。一天，理琪突然把王利华叫到跟前，说他要看一看村里的疯子三叔。王利华听了心里一怔。这位三叔叫王福仁，是个烈属。“一一·四暴动”失败后的几天内，老人的儿子、儿媳、两个孙子、一个孙女相继被敌人杀害。老人家心痛欲绝，以至于疯了。他用菜刀刺伤了自己的右眼，鲜血流满了前胸，跑到反动的地主家门前高喊：“鲜血要用血来还！”并把血涂满了地主家的大门上。老人从此时常在村前的山坡上奔跑高喊“要讨还血债！”怕理琪分心，这桩事王家从没有对理琪说起过，更没敢让老人和理琪照面，怕精神不清的老人走漏风声。没想到，什么也瞒不住心里有杆秤的理琪，对理琪提出要见一见老人的要求，王利华表示不同意。她说：“要是三叔看到你，高喊着‘我看见共产党啦这可不行！”理琪想了想说：“我有个办法，可以不让他看到我，可我能见见他。”说着，理琪从衣袋里拿出两个熟鸡蛋塞到王利华手里，说：“这两个鸡蛋，你要亲自送给老人，看着他吃下去。”说着，理琪的声音哽咽了。王利华知道，这是理琪同志要在离开之前，看看为革命做出举家牺牲的革命烈属啊。王利华把这事对爹妈讲了，她妈一听就被理琪对老人家的深情感动得流泪了。于是，王利华一家商量了一个方案，把理琪安排在房子的里屋不要出来，由王利华找到三叔，把三叔领进了家门。三叔一进门，就朝东西厢房看，似乎觉察到什么，又像要寻找什么，王利华的妈妈急忙盛了一碗饭塞给他，让老人坐在外屋的炕上，王利华也把准备好的鸡蛋剥了皮，放到老人碗里。老人抬头看看他们，端起碗大口吃起来。屋里，静悄悄的，谁也没说话，只有老人吃饭的声音。三叔吃完了，王利华送老人出了大門，老人突然喊起来：“共产党！要革命！要报仇！”王利华回头看见理琪站在外屋的门口朝大门望着，挥手擦泪。这就是我们的共产党胶东特委书记理琪，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也是理琪密切联系群众、心系百姓的一个缩影。

如果说，以前胶东党员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那么以这封信为开端，胶东党员逐渐学会自觉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分析形势，运用革命理论来指导革命工作了，它对胶东党员的建设发展和胶东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以上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理琪是在胶东党员最困难的时候，只身一人，不远千里，来到胶东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他确立了建党首先思想上建党的工作方针，并制定出正确的行动措施，实践证明，他的这一举措是极为有远见和正确的，在党面临溃散的情况下，又把党的力量重新凝聚起来，发展和壮大了胶东党员的力量，夯实了胶东革命老区的群众基础，这是理琪的开拓性贡献。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她的宗旨和目标是为着多数人的解放和幸福。是否“心系人民”，“心系多数人”，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及其他政党的最根本标尺，也是辨别一个共产党人真假的试金石。

群众观点是我们党最基本的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在新的形势下，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不仅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本质要求，更是践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核心支撑。因此，“群众观”是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我们要时刻牢记权为民赋、坚持权为民所用，把树立群众观点作为政治信仰和精神追求，充分尊重和听取群众意愿，及时解决群众的利益诉求，努力赢得群众的支持和信任，不断使我们的工作获得群众基础和动力源泉。

思考之三：先锋、先行，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共产党的执政之基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上天赐予的，更不是与生俱来的，归根结底取决于党自身的先进性，取决于广大党员是否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越是长期执政的党，如何保持先进性的问题就越是重要。十七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对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提出了总体性和战略性的要求，即广大党员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自己，深刻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自觉将今天的奋斗同实现远大目标紧密联系起来，将改造客观世界同改造主观思想密切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机与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作为一个领导人，一个共产党员，除了要有坚定的党性，还要有卓越的领导能力。如果说奋斗、理想、信念解决了一个人的前进方向问题，那么识、胆、行则是考验发现问题、应对挑战、解决问题、把握机遇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理琪同志的身上就有着胆识才气，凝聚着一个共产党人“先知、先觉、先锋、先行”的模范因子，这是他照耀我们前行的精神光芒。

前面我们讲过理琪思想建党，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先锋、先行是他一个巨大成就，同时理琪在武装斗争方面也是他的一个嘎嘎创造。1936年4月，理琪暂避风险之后，从济南第二次返回胶东，成立了以理琪任书记，刘振民、邹恒禄、李厚生、张修己为委员的胶东临时特委。这期间，他会见了于得水，同于得水促膝谈心，分析“一一·四暴动”的经验教训和当时的形势，并对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于得水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北方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支红军队伍。但是，当时由于认识上的偏见，有的党内同志爱说风凉话，把昆嵛山游击队称为“昆嵛山帮”，还抱怨说：“没有一一·四暴动，敌人就不会派这么多的兵来清剿我们，昆嵛山帮就是靠枪杆子，如果我们掌握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国民党讲道理，情况就不会这么紧张了。”并且说：“昆嵛山游击队匪气重，强打豪夺，滥杀无辜。”理琪通过与于得水的交往、谈心，了解到于得水虽然文化水平低了点，工作方式方法有些粗暴，但这是一个一心向党、敢于同一切反动邪恶势力进行英勇斗争的好苗子，应该给予适时的引导和保护。知人善任，用人不疑。理琪果断地把于得水吸收到新成立的文登县委中来，让于得水在地方党组织中找到了发挥的舞台。凭借着自己工作多年的经验和判断，他敏锐地认识到，建立一支属于共产党自己武装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年，在老蜂窝，举办了建军仪式，不但扩大了党和“三军”的影响，而且壮大了武装力量。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胶东特委将“三军”整编为两个大队，建立了司令部，并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理琪被推任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此后，“三军”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开展了抗日斗争，为开创胶东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1937年12月24日，胶东特委组织发动了天福山起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理琪任司令员。从此，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在此影响下，莱阳、蓬莱、黄县、掖县和烟台都先后组织了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活动。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特委将第三军整编为三个大队，健全了司令部并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理琪任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1938年2月初，日军3000人自青岛沿青烟公路侵占了烟台等地。为打击日军的侵略气焰，理琪率第三军到达文登、牟平交界的崔家口一带活动。牟平城是胶东有名的坚固城堡，有“铁打宁海州”之称。部队到达牟平之前，他已派便衣进城侦察，并设置了内线接应。敌人做夢也没想到我军会这样快地武装袭击他们。部队分三路进攻县城，很快打下了伪县政府，俘虏了伪县长、伪公安局长等70余人，缴枪100多支。部队撤退后，理琪等负责同志带领20多人，在城南二三里路的雷神庙停下来休息，并研究善后工作。

2月13日，烟台的日军得知救国军攻下牟平时，立即出动大量兵力乘汽车迅速向牟平增援。由于救国军成立不久，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担任后卫警戒的部队未能及时发出警报和有效地阻击敌人的奔袭，结果，天刚过午，敌人就包围了雷神庙。当时日军的机枪架到庙门外向里扫射，并向庙内发起攻击。面对强于自己数倍的敌人，理琪身先士卒，他喊道：“同志们，坚守庙门，沉着迎敌，准备突围！”下午三点多钟，日军又从庙周围蜂拥而上，对雷神庙发起总攻。敌我之间只一墙之隔，有几位同志已负伤、牺牲。理琪不顾身负重伤，血流不止，继续指挥战斗。只听他坚定地喊道：“同志们，占住墙角，坚决抵抗！我们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不幸，一颗子弹又打中了他的腹部。但他仍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拿着枪，断断续续地向大家喊着：“同志们，坚持……节约子弹！”几个人赶来照顾他，他却咬紧牙关，忍着疼痛，要大家赶快去对付敌人。同志们又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天黑时，外围部队赶来支援，在内外配合下，战友们背起负伤的理琪，乘着雪夜，胜利突围。此时，理琪已不省人事，大家只好先把他藏在一个村庄的草垛里。当部队派人赶回来接他时，理琪已经牺牲，时年30岁。理琪牺牲后，当地中共组织和群众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文登县崔家口村。为更好地纪念理琪同志，1945年11月，当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又将他的遗体迁移至新建的栖霞英灵山革命烈士陵园内。

理琪是胶东革命党政军职务最高的领导人之一，是为胶东革命做出贡献最大的领导人之一，是给胶东人民留下精神财富最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胶东革命最艰险的低潮时期，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点燃了熊熊燎原的抗日烽火，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为胶东革命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卓越贡献。他用血肉之躯筑起了胶东革命的脊梁，用大无畏精神创造了灿烂的胶东红色革命文化。其英雄事迹蕴含着胶东革命坚守信仰、开拓创新、无私奉献、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1962年，郭沫若为悼念理琪同志在《楷模》中题写的诗句“天福英雄是理琪，献身革命国忘私。当年猛打雷神庙，今日高标宿星旗……”生动形象地概括了理琪光辉战斗的一生。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是英雄杨子荣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是啊！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否则这个民族就不会强大。当国家危难之际，懦弱者选择了逃避、妥协甚至投降，英雄们却挺身而出，用热血捍卫民族的尊严，人民的幸福。杨子荣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他机智勇敢、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许许多多出神入化、惊险动人的传奇故事。他那大智、大勇、大忠、大爱的革命精神和高大的英雄形象，不仅激励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民族的复兴而拼搏进取，而且业已成为中华精神族谱中不可多得的红色基因，同时也是我们胶东红色文化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杨子荣的故事我们自小就耳濡目染，听到了许多。今天，我们要学习英雄什么？

一、我们要学习他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党叫干啥就干啥，平凡岗位建奇功。

历史总是表现出惊人的巧合。在理琪牺牲之后的1945年9月，在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的雷神庙，有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用“杨子荣”的名字报名入伍，被编入胶东军区牟平独立营。他就是后来成长为一级战斗侦察英雄的杨子荣。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许通过京剧《智取威虎山》以及电影《杨子荣》和曲波的红色经典小说《林海雪原》对杨子荣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对京剧中和电影里杨子荣的对白都很熟悉，但是对杨子荣的大智大勇以及杨子荣如何在战斗中成长的事迹和经历并不熟稔。这也是我们要还原现实中的杨子荣，让大家汲取杨子荣英雄精神的一个原因。

杨子荣1917年3月3日出生在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嵎峡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3岁时就随父母闯关东，8岁时在家乡本村小学读书。读书时，杨子荣最爱读的是《三国》《水浒》《说岳全传》，最爱听的是街头评书和村里老人的讲古，可惜读了不到五年因学校关闭辍学了，于是，父亲托人将杨子荣带到安东。在东北，杨子荣在缫丝厂做过缫丝工，做过大户的看场护院，1938年，到千山采矿所当矿工。在那里，他和矿工工友们联合起来，斗智斗勇，反抗日本工头的剥削和压迫。终于有一天，因为殴打了日本工头，在工友的掩护下，杨子荣跑回了山东老家。从这一段简述中，可以看出培育杨子荣的内因是由于受山与海的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胶东人自古就有与生俱来的刚烈性格与敢爱敢恨的性格；外因是杨子荣独特的生活经历，在生活中汲取营养，在困难中成长，在斗争中淬火，因此，杨子荣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见识，这都可以看作是构成一个英雄不可或缺的要素。1942年，在动荡中逃回家乡的杨子荣，在母亲的催促下和武宁街道邵家沟村的许万亮结婚了。1945年秋，29岁的杨子荣得知村里组织报名参军的消息后，参军心切，急匆匆地没赶得上与家人商量，就报名参军。巧合的是，他的参军报名处就在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的雷神庙，这种巧合也许隐喻着一种红色传统与血性的传递。他用“杨子荣”的名字报名入伍，被编入胶东军区牟平独立营。杨子荣入伍后，因为个子高年龄大，被分配到炊事班当了一名炊事员。他听从指挥，服从分配，不叫苦，不叫累，尽职尽责，干好工作。在战斗中，杨子荣经常冒着敌人的炮火，在送饭的同时，还帮助抢救伤员，关键时刻还给排长、连长出主意，得到指战员的称赞。在部队，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苦练杀敌本领，入伍3个月就入了党。

进军途中，杨子荣积极响应部队的号召，每到一个地方，就利用向老乡筹粮、借锅灶等机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宣传人民军队，发动青年参军。一路上，杨子荣一人就动员了30多人入伍，被部队评为“扩军模范”。

由此可以看出，在平凡岗位上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一样可以脱颖而出，出类拔萃。

二、我们要学习杨子荣“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胶东人敢为人先的优秀品格和大智大勇的革命精神。

这种英雄的素质首先表现在杨子荣的不怕困难、敢为人先上。1945年11月，當杨子荣随海军支队到达东北的松花江畔，部队因为找不到渡船，被阻隔在松花江边。面对宽阔的松花江，杨子荣又一次显示出了他的智慧，他顶着风，往松花江的上游走，走了三十多里路，在一个避风口找到了渡船。这艘渡船每次可以运送20多人，800多人的队伍要全运送过去，时间不允许。团首长提出部队是否可以泅渡过江，杨子荣自告奋勇，第一个下水试探。当时已经是十一月下旬，江水透骨得凉，杨子荣下去游了一个来回，探明了水深水流情况，800多人一鼓作气，很快渡过了江面，部队急行军直奔乌拉街，消灭了占据乌拉街的匪军，活捉了匪首关团长。也就是凭这样的赤子情怀，杨子荣很快入党，并当上了班长。

这种英雄的素质还表现在杨子荣的胆大心细、沉着机敏上。杨子荣高大的个子，豪爽的性格，走起路来永远是那么大步流星、风风火火。在一些人印象中，好像是个傻大个、愣头青，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草莽武夫。因为电影艺术在还原英雄的形象时是有限的，生活中和战斗中的杨子荣可以说是心细如发、艺高胆大、腹有良谋。1946年5月中旬，根据杨子荣等侦察的情况，剿匪部队派出两个营的兵力开赴亚布力。战斗一打响，土匪火力凶猛，我军严重受挫，在这紧要关头，杨子荣脱下军装，化装成老百姓冒着生死危险再次潜入土匪盘踞的屯子侦察，凭着超人的机智和勇敢，闯过了一个个难关，终于弄清匪情：原来在剿匪部队赶到的前一天晚上，许匪又纠集了500多名土匪赶到亚布力，人数比原来掌握的增加了近一倍。5月20日剿匪部队重新调动兵力，再次围袭亚布力，将敌人一举全歼，并活捉了匪首许大马棒。1946年6月间，杨子荣一人去绥芬河侦察匪情，回来路过一个森林小屋，发现有土匪在里面说话。他悄悄摸近小屋，在门旁突然喊道：“不许动！我们是民主联军，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接着又机智地喊：“一班堵房后，二班准备好手榴弹，不出来就往里扔！三班跟我来准备抓活的！”屋里的土匪吓坏了，先甩出了三支步枪，又一个接一个地爬了出来。杨子荣中途“劫”到三个土匪，得到了重要的情报，这样以少胜多、大获全胜的例子举不胜举。

三、我们要学习杨子荣为革命隐姓埋名的沉默的忠诚和为革命不谋任何私利的赤子情怀。

杨子荣是用他的化名报名参军的，参军后又一直没有给家里写信，这使他的身前身后遭遇了许多不白之冤。村里的人们只知道他参加了八路军，而他牺牲和成为英雄的消息家乡人都毫不知晓。由于杨子荣是侦察兵，经常要化装成土匪进行侦察。一天，他在执行化装侦察任务时，凑巧被一个闯关东的同乡看见。就是这次偶然的相遇，给他的家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后来那个闯关东的同乡回家探亲，讲起了他在东北看见“穿得匪里匪气的杨宗贵”的事，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高度的警惕性，村干部认定杨宗贵在部队“开小差”当了土匪。于是，家里的“代耕”被取消了，母亲和妻子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

地方政府在不明真相的前提下，停止了给杨家的军属优待政策。杨子荣的妻子许万亮，因长久没有丈夫的消息，又背着土匪家属的黑锅，再加上孩子夭折，等待无果，忧思成疾。

他的妻儿和老母，顶着土匪家属的帽子，忍气吞声生活在村里。他的妻子没有等到他归来的那一天，于1952年秋天离开了人世。

杨子荣的战友曲波的一部小说《林海雪原》，让英雄杨子荣广为人知，根据其小说改编成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名噪天下后，杨子荣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探究英雄身世，拜见英雄家人，一时成为人们热衷于谈论的话题。一张英雄立功嘉奖的合影，揭开了尘封多年的真相，杨子荣就是牟平嵎峡河村的杨宗贵。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杨子荣——杨宗贵的女儿、妻子、老母亲，早已先后不在人世了。然而乡亲们，还一直认得他们心目中的杨宗贵，原来银幕上舞台上的那个“穿林海，跨雪原”的传奇英雄人物杨子荣，就是他们的好儿子杨宗贵。

杨子荣用短短500多天的军旅生涯书写了一部灿若流星的英雄史诗。从此，英雄的基因注入了胶东子弟兵这支英雄的部队，他们以杨子荣为榜样，高举着英雄的旗帜，跋山涉水，南征北战，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书写着新的辉煌和英雄史诗。

1981年4月，黑龙江的海林县建起了杨子荣纪念馆。杨子荣的家乡山东牟平，为了纪念这位英雄，于1986年至今，分别在城里文兴路西侧建起了杨子荣广场，在嵎峡河村建起了杨子荣纪念馆。而2009年9月，杨子荣也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评选为全国“双百”人物之一。

这样的故事，非常巧合，也悲壮地发生在理琪的身上。理琪因为早年投身地下运动，隐姓埋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理琪牺牲后，他的遗照还是凭众人的回憶，由民间碳像画师绘制的。解放后，理琪的家人也一直在寻找多年没有音讯的理琪。理琪的姐姐为此跑遍了全国的一些省市的烈士陵园和管理部门，她只知道理琪投身革命，是一名共产党人。当她找到英灵山革命烈士陵园看到理琪墓碑的画像时，不仅嚎啕大哭，弟弟终于找到了，但他也永远地长眠于地下了。这就是英雄们留给家人、留给历史的背影和前世后身。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更不能没有英雄。英雄，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灯塔，力量的源泉，指引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脚步坚定、一往无前！

理琪烈士若是，英雄杨子荣若是。

今天，我们缅怀英雄，回忆历史。每次国难当头，面临外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每次危机来临，是我们的人民忍辱负重，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所以我们的祖国虽历经劫难却依然屹立并且迅速强大。英雄的事迹亘古流传，他们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与日月同在，与大地争辉。相信每一颗心灵，都能够接受英雄事迹的洗礼；每一个灵魂，都能在英雄的呐喊声中觉醒，这将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

当我们凝视眼前的万家灯火，当我们看着孩子们在欢笑唱歌，当我们享受和平年代的平安喜乐，我们忘不了英雄们抛家舍业的果敢决绝，忘不了他们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气壮山河，我们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英雄不死，英灵永存，历史的脚步永不停歇；英雄情怀，薪火相传，让我们凝心聚力，只争朝夕，描绘祖国壮丽山河。

（本文系作者为红色文化讲座活动所写的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