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关中地区农桑知识形成与传播研究
——以杨屾师徒为中心

李富强

18世纪关中地区农桑知识形成与传播研究
——以杨屾师徒为中心

李富强

(西南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西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重庆 400715)

在整理《豳风广义》、《知本提纲》、《修齐直指评》以及相关地方志的基础上,梳理杨屾生平著述,分析其实学思想及形成背景,从实践动机、实践活动、知识形成、知识论证、知识表达等维度讨论其农桑活动与知识形成,最后讨论相关知识的传播。研究认为：明清易代之际实学思潮、关中实学思想及农桑实践直接影响了杨屾的思想；杨屾在农桑实践中以试验作为评价其农桑知识的主要途径和标准,在此过程中发展了传统的“五行说”、“三宜说”等理论,并反过来用该理论解释、论证其农桑知识；因为其农桑知识来自亲身实践,所以包含了大量的生产细节,因而更具指导价值和可操作性,传播更加广泛。

杨屾 实学思想 试验 农桑知识 形成与传播

明清之际的战争、灾荒给关中地区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致“时代屡更,民多迁业”,使得从来“较他省易为力”[1]的关中农桑生产遭受巨大破坏,出现了“秦中无衣”([2],210页)的局面。随着社会稳定,政府劝课农桑,整个18世纪关中地区的农桑生产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自宋元以来逐渐式微的蚕桑业一度繁荣。这一时期该地区出现了以《区田圃田说》、《豳风广义》、《知本提纲》等为代表的一批农学著作,内容涉及耕、桑、树、畜等多个方面。其农桑知识的特点体现在：“五行说”、“三宜说”等传统农学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3]；农桑知识多是在研究者多年亲自试验基础之上得到的,因此更加详实、更具指导价值。

本文从“历史知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①作为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一种视角,“历史知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近年来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历史知识论”视角下中国科技史研究主要是挖掘包括书籍、建筑、器物等在内的相关物质资料中的信息,以之为基础还原当事人在制造该物质资料时的思想、设计、活动过程等,研究在此过程中知识是如何形成的,知识的不同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知识是如何传播的,知识形成的背景及动力等内容(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Research Report 2013-2014.https://www.mpiwg-berlin.mpg.de/sites/default/files/mpiwgrr1314_lowres_160503_0.pdf,14)。视角入手,在研究《豳风广义》、《知本提纲》、《修齐直指评》以及相关地方志等资料的基础上,以杨屾师徒的实践活动为中心,主要从生平著述、实学思想、实践活动、知识形成、知识传播等维度,讨论杨屾的实学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其农桑实践活动是如何开展的,其农桑知识是如何形成、如何论证、如何表达的,其农桑著述是如何传播的等。试图以此揭示18世纪我国北方农桑知识形成的具体过程,揭示从实学思想,到农桑实践活动,再到农桑知识的形成与传播,其内在理路及逻辑关系。

1 生平著述

杨屾,字双山,陕西省兴平县桑家镇人,生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卒于乾隆五十年(1785)。据《兴平县志》记载,杨屾“少出周至大儒李中孚之门,中孚许为命世才。屾遂潜心圣学,不应科举,自性命之源以逮农、桑、礼、乐,靡不洞究精微”[4]。杨屾乡人刘芳也提到其“自髫年即抛时文,矢志经济,博学好问。凡天文、音律、医、农、政治,靡不备览。”([5],207页)他除了教学之外,生平主要用力于研究并推广农、桑、树、畜等所谓“四端”。其著作流传下来的主要有《知本提纲》、《豳风广义》、《修齐直指》等。杨屾弟子据说有数百人,其中参与著述的主要有长安举人郑世铎、临潼齐倬、富平刘梦维,以及其子杨生洲。据记载,“屾书注解多出生洲与世铎手”[4]。

由于杨屾在农桑领域的贡献,身后被立专祠纪念。“道光中巡抚杨名扬,下令兴蚕桑,见《豳风广义》,大善之,并其他书上闻宣宗,手谕褒嘉,命祀乡贤祠,后县令杨宜瀚为建专祠”。[6]该祠至今依然存在,每年四月四日杨屾生日时有纪念活动。

2 实学思想

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想和实践,从不同层面上直接影响了杨屾实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2.1 时代思想背景

明清易代,以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朱之瑜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批判陆王心学流弊的同时,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黄宗羲虽师从王学大师刘宗周,但提倡“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顾炎武提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究”[7]；朱之瑜提倡“实理、实政、实学、实功、实践”[8]；方以智倾心于西学,注重以实测、实证、实功为特点的“质测通几”之学,提出“欲挽虚窃,必重实学”[9],并认为“农书、医学、算测、工器,乃是实务”[10],在其所著的《物理小识》、《通雅》两书中保留了大量他亲自验证过的科学史料。由以上数例可知,实学的基本特征是“崇实黜虚”,提倡经世致用。不同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倡经世致用思想,促进了学术界从心学向实学的转向。这是杨屾生活时代的大的思想背景。

从后来发展来看,与清初政府提倡的程朱理学相比,“经世致用”之实学显然对“自髫年即抛时文,矢志经济”的杨屾影响更大。

2.2 关中思想背景

有充分资料表明上述的实学思潮在杨屾生长的关中地区,也具有深厚丰沃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首先,关中大儒李颙提倡“明体适用”之学。李颙,字二曲,陕西周至人,即上文所述杨屾老师李中孚。所谓“明体适用”即“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穷理致知,反之于内,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众生”[11]。由此可知李颙提倡经世致用实学的特点是体用并重。李颙曾口授《体用全学》书目[12],由该书目也可以看出他强调在“明体”基础上注重“适用”,其适用的范围至少包括史学、典章制度、律令、农业、水利、兵事等。此处需要强调的是其中也包含了《地理险要》、《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等著作。此外,顾炎武晚年定居陕西华阴,与李颙[13]、李因笃[14]等当地一些学者、官员过从甚密,对当地实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如果说由李颙、顾炎武及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为关中地区“经世致用”主要提供理论基础的话,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分析其实践基础。

李颙的弟子王心敬,字尔缉,号丰川,陕西户县人,“二曲门人惟丰川最知名”[15]。王心敬发展了乃师的“明体适用”,提出“全体大用,真体实工”,在井利、水利、区田、圃田等方面都有实际贡献。他在《与张岫庵邑侯书》中指出：“昔岁,敝乡之旱……即归,仿古渠田之法,汲井灌田,及秋竟旱,颗粒无收,而某家独有数十石之获”[16]。也正是基于自身实践基础之上,所以其结论更具有说服力。他在写于雍正十年(1732)的《井利说》中进一步提出“水利为救旱第一义”,并详细讨论了凿井技术及推广策略[17]。《区田圃田说》中记载,通过亲自实践之后,他还用自己的试验结果修正了古书的结论[18]。在王心敬的实学思想与实践影响下,其“长子功以选贡为安福令,实心实政,洁已爱民,手著《蚕桑成法》一书,教民树桑养蚕,邻邑皆争效之”[19]。

除了关中地区民间的实学思想及实践,时任陕西巡抚或布政使的崔纪、陈宏谋、帅念祖等一批地方官员也积极提倡农桑实践,乾隆二年(1737),崔纪抚陕时读到王心敬的《井利说》,曾上书朝廷要求推广；乾隆九年、十五年陈宏谋抚陕时读到该文,同样劝民凿井抗旱。[20]尤其是陈宏谋,“在陕西,募江浙善育蚕者导民蚕,久之利渐著。高原恒苦旱,劝民种山薯及杂树,凿井两万八千有奇,造水车,教民用以灌溉”[21]。上述这些活动同样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及时响应和支持。

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杨屾生活的时代,在全国范围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朱之瑜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提倡实学,并成为了时代风气；在关中地区则既有以李颙、王心敬等为代表的实学思想的倡导者,也有王心敬、王功父子所代表的实学实践者,同时还有以崔纪、陈宏谋、张岫庵为代表的各级官员在推动农桑实践的发展。在此立体背景之下我们便不难理解“近二曲之乡”且受二曲亲炙的杨屾的实学思想形成及实践活动开展的渊源了。

2.3 双山实学思想

实学思想的核心是崇实黜虚,是实证、实测、实践,是经世致用,在此思想的影响下,杨屾的实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学经世致用之实学。刘芳说他“凡天文、音律、医、农、政治,靡不备览。”([5],207页)《兴平县志》记载他“自性命之源以逮农、桑、礼、乐,靡不洞究精微”[4]。齐倬也提到双山“自少读书即不喜贴括,所习皆实落经济。”([22],293页)由此可以推知：由于时代风气所及,杨屾自小便学习于国计民生有补之实学,所学范围包括天文、农学、医学、音律、政治等,而且在这些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

第二,以实践活动验证成说,开拓新知。在农桑实践活动中,杨屾通过寻访、搜集得到大量的已有成说,包括直接经验以及具体书本知识。对于这些已有知识,杨屾皆不盲从,一一亲自验证,验证结果与所说相符则接受,若有不同则通过反复试验,以试验的结果修正已有成说,而在验证过程中往往也探索出以前未有的新知识。

第三,解决生活中的各类具体问题。除了本文重点讨论的农桑实践活动以外,文献记载杨屾所解决的实际问题主要有：教化一方,解决争端。“化行一乡,乡人有事谋焉,有争决焉”；“吾乡去城邑甚远,贸易不便,先生相地集众,立为日中之市,乡人便之”。行医乡里。“邻家牛误吞铁钉,屾与一方,药仅常品,钉应时下,医者皆不解”。移风易俗。“尝约先儒礼论,酌立丧祭仪式,行之其家；又嫉女子裹足为敝俗,欲上书请禁,未果,亦自行于家,教人以为已为宗”([5],207～208页)。

也正是因为杨屾之学的以上特点,所以乡人刘芳称其“功有实功,效有实效” ([5],208页),百余年后,“官绅久钦其学为实学,业为实业”([15],卷首序)。

李颙提倡明体适用之学,王心敬进一步提出“全体大用,真体实工”,与李颙相比,王心敬父子在用的一端走得更远。齐倬在《豳风广义·跋》中提到杨屾“学以格物穷理知本复性为要”,也就是说杨屾也同时注重体用两端,延续了二曲家法。当然,从用的方面讲,杨屾在天文、医学,特别是农桑实践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而从体的方面讲,杨屾提倡的知本复性的“性”则已不限于二曲和丰川所指的“性”了。[23]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杨屾的实学思想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如何转化为其具体的实践活动的呢？杨屾师徒是如何通过具体实践活动探索、论证、表达其农桑知识的呢？

3 实践活动与知识形成

杨屾的农桑实践活动与农桑知识形成是一个有机整体,为了讨论方便,接下来分别从实践动机、实践活动、知识形成、知识论述、知识表达等部分分别展开。

3.1 实践动机

杨屾通过分析认为当地百姓“丰凶俱困,衣食两艰”([2],210页),一旦遇到荒歉,便背井离乡、流亡载道,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秦中无衣。“秦人自误于风土不宜之说”([2],210页),知农却弃桑,需要卖粮买衣,所产粮食既要满足吃饭、纳税,还要用来换取衣物,随着人口增多,一遇荒歉,生计便更加困顿。此即杨屾所谓的“凶荒虽起于乏食,而其实早胎于无衣”([2],210页)。如果兴蚕桑,在不妨碍现有粮食生产(不占用现有耕地)前提条件下,若每家一年能取丝三五斤,便能完成通省赋税；如果在此基础之上还能取水丝一斤,便可满足中等人家一年的衣服需求；若能取数十斤,“便成中人之富”([2],299页)。如此,便可解决关中地区衣食问题。然而,衣食问题解决,只解决了养的一部分,因为“农非一端,耕、桑、树、畜四者备,而农道全矣”([2],209页),所以他同时提倡耕、桑、树、畜等所谓“四端”。

杨屾认为经世大务不外乎教、养两端,而且养先于教。满足“养”的前提条件下,便可以进一步实现“教”的目标。“养之以农,卫之以兵,节之以礼,和之以乐,生民之道毕矣”([2],210页),如此便可实现其所谓的“修齐治平”的目标,“丰岁习于礼仪,荒歉免于流亡”([2],299页),最终达到本固邦宁。

解决秦中无衣这一问题可以说是杨屾师徒蚕桑实践活动的直接动力和出发点。而从耕、桑、树、畜四端入手,实现修齐治平的目标,这既是杨屾实学思想在实践领域的延伸,也是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应有之义。

3.2 实践活动

在解决秦中无衣、改进秦中农耕技术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杨屾师徒搜集、阅读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调查寻访,制作试验器具,亲自进行反复的试验验证。

(1)调查寻访

调查寻访是杨屾师徒获得农桑知识和相关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他们的调查寻访主要包括搜集、研究文献资料,寻访优良蚕种、桑种等。

分析现有资料可以发现,在寻求树桑养蚕之法以及织工缫丝之具的过程中,杨屾经历了艰难的文献搜集的过程。如“遍求专门蚕书如《淮南王蚕经》、《杨泉蚕谕》、《齐民要术》、《士农必用》数年,无一得”([2],212页),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中前期关中地区民间农书的缺乏。在其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后来所搜集到的一些文献资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最初试验木棉、麻、苎等作物没有取得理想效果的情况下,他研读《诗经·邠风》、《孟子·王道》等文献,顿有所悟：“夫邠、岐具属秦地,先世桑蚕,载在篇什可考,岂宜于古而不宜于今与”([2],211页),这可以说是其后来一系列蚕桑活动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诗经·邠风》、《孟子·王道》等文献资料使其具有了树桑养蚕的思路和计划,那么以《农政全书》、《士农必用》、《务本新书》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书籍则为落实这些计划、为其进一步实践和研究提供了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信息。

除了搜集研究文献资料,杨屾师徒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这种调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寻访优良蚕种、桑种。例如“秦中桑务久失,无人种植,幸而其种皆在,余近岁觅访得绝佳桑种,其叶丰肥胜于南桑”([2],229页)。第二,寻访树桑养蚕的知识。《豳风广义》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对不同地域蚕桑技术的点评。如在讨论初蚕下蚁时间时提到“凡各省养蚕,下蚁之时不同,广东立春、四川惊蛰、浙江清明,我秦中谷雨前三四日”([2],254页)。而讨论到秦中曾有过的“剥桑技术”时,提到“洛阳、河东亦同,山东、河朔则异于是”([2],234页)。第三,寻访蚕桑业发展相关信息。例如“康熙三十二年,汉中府郡守滕天绶、洋县令邹溶,两年间,栽桑一万二千二百余株。……汉南九署,蚕桑大举,独洋县最盛”([2],301页)。这些从蚕种、桑种到相关技术以及蚕桑业发展状况等信息的获得,都是建立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也为其进一步的蚕桑试验以及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试验条件

农桑实践条件会直接影响试验活动的开展方式、过程及效果,也可以真实反映某一历史时期农桑知识和实践的发展状况。此处的试验条件主要是指试验场地(养素园)建设和养蚕器具置备。

杨屾于雍正七年(1729)开始正式养蚕,所以他说“岁在己酉,始为养蚕”([2],211页)。他用来进行农桑实践的“养素园”应该建立在这一时期前后。养素园中的建筑及配套设施包括院墙、门楼、窑洞、四时花木、假山莲池、讲亭、厨房、水车。其中种植桑树、梨树、苹果、槟子、葡萄、石榴、红果、白果、韭、百合、山药、菠菜、白菜、瓜、豆、药材等,并且蓄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建筑中应当就包含了蚕桑试验的场地,而桑树、梨树,以及猪、羊、鸡、鸭等,应该就是其研究对象。此外,养素园不仅是农桑实践的场所,同时也是其教学、生活的场所,如其所云“以园制为士人养高助道之资”([2],293页)。

杨屾在“博访树桑养蚕之法,织工缫丝之具”的基础上,亲自制作必要的养蚕、缫丝、纺织的工具,而且在制作时“无不按其规程,尽其法度”。([2],297页)这些工具具体包括预织藁薦、箔曲、蚕网,预编蚕筐、蚕盘,预造蚕槌、蚕架,预备蚕匙、蚕筛、蚕椽、蚕杓、蚕室等养蚕必备的器具,以及缫丝、纺织等工具,此外还要预收蚕食、簇料、火料、蓐草,预置火具等。这些器具作为蚕桑生产的必备工具,保证了蚕桑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也为我们还原了蚕桑生产的具体细节。通过这些试验条件我们可以推断出杨屾师徒在养素园中的农桑实践场景和具体环节。

(3)试验活动

杨屾师徒有意识地把试验作为其验证或探索农桑知识的一种手段。他们的农桑试验活动是具有一定设计和规划的。

杨屾的试验活动可以分为多个阶段。首先是试验种植木棉、麻、苎,具体过程因资料阙如而较难还原,但其结果是“厥成维艰,殚精竭虑,未得其善”([2],210页)。这一阶段的试验结果促使他开始转向蚕桑生产领域的探索。

第二阶段的试验至迟在雍正三年(1725)便已开始。这一年杨屾“游南山,见槲、橡满坡,知其有用,特买沂水茧种令布其间”([5],207页)。在此之前,通过文献阅读或者调查,他对柞蚕生产的具体知识和技术应该已经具有相当的了解,所以才会有此次用槲树、橡树树叶养柞蚕的实践。此次活动持续了较长的时间,乾隆五年(1740),刘芳为《豳风广义》作序时,仍然提到“至今利之”([5],207页),所以其试验结果应该是相对比较理想的,这应该也是《豳风广义》中《养槲蚕说》、《纺槲茧法》等知识的实践来源。

经过前期“自树桑数百株”,并预置器具等精心准备,杨屾于雍正七年(1729)开始正式养桑蚕。第一年的养蚕试验取得了成功,所缫水丝光亮如雪,质量较高,可以用来做纱、罗、绫、缎等,“织成提花绢帛,燦然夺目”,其门人巨兆文等见证了这一试验结果。此后又连续多年进行试验与生产,之所以经过十多次的重复试验,是因为“第天时犹未尽鲶,古法犹未尽试,新法恐未尽善”。([22],294页)由此可知：杨屾亲自参与了树桑、养蚕、缫丝、纺织等种桑养蚕的生产全环节,这种全环节的实践参与使其能更加全面的理解、总结、探索蚕桑生产的相关知识；他有意识地以试验作为一种手段探索养蚕过程中最佳的时节,以达到“天时尽鲶”；他通过不断地重复试验,一一验证树桑养蚕的“古法”,从中也可见其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不断地重复试验中,不断探索一些新的方法和技术,并通过再次的试验对“新法”进行验证和完善。

此处以树桑养蚕为例讨论杨屾的农桑实践活动,事实上其实践活动远不止此,上文所提到的桑树、梨树、苹果、槟子、葡萄、石榴、红果、白果、韭、百合、山药、菠菜、白菜、瓜、豆、药材等,以及猪、羊、鸡、鸭等应该都在其实践范围之内。

3.3 知识形成

在农桑实践过程中,杨屾师徒是如何探索并获得知识的呢？他们最初的知识来源于调查寻访、书籍资料等,而后他在实践活动中通过试验对所得到的知识进行验证,试验一方面验证已有的知识,同时还可能产生新的知识。

如何通过试验得到知识,先来看一个案例：

柔桑多无子,必须盘条,秋暮农隙时,预掘成区……上熟粪一二升,与土相和,纳于区内,宜北高南下,留冬春雨雪……于腊月拣肥大鲁桑…素日验看停当,嫩条二三枝,通连为一科,用快刀砍下,每四五十条与旱草相间,共作一束卧于向阳坑内…以土覆起高堆,侯春分前三五日取出坑内桑条,即将预先掘下区子刨开,下水三四升,撒粟二三十粒,将桑条盘成圆圈,以草索缚定,卧放区内,外露出稍尖三四寸,填土尺余厚,宜筑令实。另以虚土另封条尖,枝上芽生,虚土自脱。先于区南种蓖麻以遮烈日……芽条长高砍去旁枝,数年则成矣……右古法也可十活五六……余试得一捷要之法,于九、十月间拣最好的柔桑条子,或单枝或二三相连砍来,将园中地造成畦子……每相去八九寸盘一条,每畦两行须筑令实,少露桑条稍尖,随即浇过,次日再盖浮土一层,冬月可浇一两次,以腐草苫盖,迨至春月搂去,三四日一浇,立夏以后二三日一浇,总不使地皮干燥。上搭矮棚,遮蔽烈日,昼舒夜卷,处暑后撤去,此法十活七八……有一人效余盘栽桑条,诸法皆备,但不曾搭棚,为烈日所晒,其后只活十一二……([2],230～231页)。

从这则材料可知：

(1)盘桑条“古法”应该是通过文献阅读得来的间接经验,但杨屾师徒对该间接经验进行了直接的试验验证,间接经验转换成了直接经验。在何时操作什么、如何进行操作、在操作过程中应注意什么事项,例如“撒粟二三十粒,将桑条盘成圆圈,以草索缚定,卧放区内,外露出稍尖三四寸,填土尺余厚,宜筑令实”,特别是“先于区南种蓖麻以遮烈日”这些属于“古法”的关键的环节和步骤应该是作者通过文献阅读获得的知识。但杨屾师徒用试验验证了这个“古法”。这个试验验证的过程是由一系列的严格的操作步骤所组成的,而且在验证的各个环节,杨屾师徒都对试验条件、操作时间、操作注意事项等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分析和记录,并对试验结果进行了统计,对各个环节的过程和效果进行了评估。此处所呈现的虽是“古法”,但这些古法是经过杨屾师徒用试验验证的古法,在此意义上该间接经验已经转换成为直接经验。

(2)引文中所说的“捷要之法”是杨屾师徒在实践“古法”的基础上经过试验探索得到的新的知识,新法与古法相比更具优越性。首先,这些知识大多数都是经过试验探索得到的新知识。例如,上述引文中还提到“余于六月间根接桑数十株,随斫本树枝梢,插于周围,以遮烈日,时遇连雨数日,不料至七月间,所插枝稍大半皆活,由此观之,插桑亦不拘时”,即是作者探究的新成果。类似的知识在《豳风广义》、《知本提纲》等书中还有很多(见表1)。其次,与“古法”相比,新法往往简化了具体操作步骤,更易于操作和实施,且成活率更高。如上例,若用旧法至少需要经过“秋末时分预掘区上粪”、“腊月拣桑条”、“春分时节移植桑条”、“于池南种遮阳蓖麻”等一系列的步骤,而改进后的“捷要之法”则在九、十月间直接将挑选的桑条植入土中,新法中的这一步相当于上述旧法前面数步,所以新法更加简便易操作,更易于在实践中推广。从效果来看“古法”成活率“十活五六”,而“新法”成活率“十活七八”。或者操作更加便捷,或者效果更加明显,从中可以看出知识或方法改进的目标和方向。

表1 杨屾师徒试验古法过程中探索到的部分新知识([2],212～213页)

(3)试验是其获得该知识的主要方法。该案例中的试验起到了以下几方面的作用：首先是验证,查验“古法”的效果。其次,通过试验探索新的方法。引文中的“捷要之法”便是其通过试验探索得到的。第三,通过试验进行对比、分析,对相关知识和方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本案例中,杨屾师徒在改进新法的过程中比较了他自己的试验与仿效他的做法的人的试验,试验条件基本相当(诸法皆备),但结果相差明显(用别人方法十活一二,而用自己方法则十活七八),通过比较找出了影响盘桑试验成功的关键因素(不曾搭棚,为烈日所晒)。

当然,除了试验的方法之外,杨屾师徒大量运用了观察、归纳等不同方法。例如案例中对于桑条的观察：“于腊月拣肥大鲁桑,或绝好的柔桑,总要肥大叶厚多津者,素日验看停当”；再例如“酿造有十法之详……一曰人粪,乃谷、肉、果、菜之余气未尽,培苗极肥,为一等粪。法用灰土相合,盫热方熟,粪田无损,每亩可用一车,自成美田……一曰牲畜粪……一曰草粪……一曰火粪……一曰泥粪……一曰骨蛤灰粪……一曰苗粪……一曰渣粪……一曰黑豆粪……一曰皮毛粪……以上十法均农务之本,甚无狃于故习而概弃其余也”[24]。在前人基础上,杨屾师徒从方法、用量、效果等方面详细归纳了农桑实践中十类常见粪壤,该类知识无疑是在长期的实践验证过程中,通过详细的分类观察、比较,并进行不断的归纳,再经过理论的推理等最终形成。而这些观察、比较、归纳、推理等无疑是建立在长期的、有计划的、详细深入的实践基础之上的。这就进一步从研究设计、方法的角度为我们还原了杨屾师徒的实践活动,还原了其知识的来源。

由此可知,杨屾师徒的农桑知识多是通过亲自试验验证得到的,而在试验验证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观察、比较、归纳、推理等方法。从中国科技知识发展的纵向来看,以试验验证作为检验知识的标准,在此过程中综合运用不同的方法,无疑是杨屾师徒对于知识获得方法和途径的一种发展。

3.4 知识论述

上述农桑知识可以通过试验验证其正确与否、效率如何,但要从理论上使得这些经过验证的农桑知识系统化,则需要解决如下问题：如何说明、论证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使这些知识能够形成一个自洽的知识体系？

杨屾师徒是用其农学思想作为理论依据来对相关知识进行解释和论证的。杨屾的农学思想包括“天人合一”、“元气论”、“阴阳说”、“五行说”等多个方面。其中,他进一步发展了由明代学者马一龙首先明确提出的“三宜说”,发展了传统的“五行说”,此处限于主题及篇幅,主要以“五行说”为案例讨论其理论发展以及如何用该理论来解释农桑知识。

在《知本提纲》“凡例”中作者指出“古人言五行,原以金、木、水、火、土为民生日用之需；此书言五行,则天、地、水、火、气为生人造物之材”([3],凡例)。对于其新的“五行”思想,杨屾在《知本提纲·一本帅元》中指出：

上帝主一神之念,鬼神运两化之机。阴阳显迹,有物成体,清扬浮越在表者,凝为少阳之天,浊阴降就重心者,结为少阴之地。太阳化火,随天而转；太阴化水,浮土而息。天以九重圜凝于外,职司覆冒包括，旋转大行施之功；地以圆球奠定于中,主夫承载质体,孕育着含化之德。火主光暖而天以包裹,故能炎上达下,招地水以上腾。水司洁润而土以蒸发,故能就下达上,和天火而下降。一元分四有,纯体自立而不杂；四精合一气,五行流动而不息……气为四精之会,统合阴阳之半,居中相联,和则著体成形。天、火、地、水,该尽大造之功用；间配合和,显著一元之理气。鬼神发阴阳之机,阴阳着造化之奥。([3],卷1)

由此可知,作者认为“一元分四有”,所谓“一元”是指“上帝主一神之念”,上帝通过鬼神运用阴阳两化之机,生成天、地、火、水等“四有”,也称“四纯”、“四精”,而“四精”又合成一气,形成“五行”。其中,上帝、鬼神是具有人格的神,而天、地、火、水、气则是构成生人及万物的造物之材,是物质的。天为少阳,地为少阴,火为太阳,水为太阴,如此,“四精”之中阴阳各半,气作为“四精”之会,统合阴阳,居中相联,著体成形。并且“独阴不生,独阳不长,阳施阴承,阴化阳变,阴阳交而五行合,五行合而万物生”([3],凡例)。如此便解释了万物化生,宇宙演化的整个过程。

由此也不难发现杨屾思想来源的多样性。而对于其以天、地、火、水、气作为新的五行的观点,笔者则更倾向于是杨屾在农桑生产实践中,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与知识发展而来的。反过来他又用该观点作为理论依据来论证、解释其所验证的农桑知识。例如:

盖丰亨视乎物产,物产本于五行,然必常相培补,始能发荣滋长。故风动以培其天,日喧以培其火,粪壤以培其土,雨雪以培其水,但雨雪恒多愆期,惟应时灌溉,不懈其力,则不假天工而五行均培,长养有资,丰亨尚何难哉？([24],324页)

在解释“盖丰亨本可力致,惟在灌溉之得时”这一论断时,杨屾认为：丰亨与否是由物产的多少决定的,而物产又是由五行合和而生,所以只要培补五行,便可物产丰亨。而五行中,天由风动得以培补,火由日照得以培补,土由粪壤得以培补,水由雨雪得以培补,“四精”既得培补,则“四精合一气”之气自然得到培补,则物产可致丰亨。而在这个环环相扣的理论链条中,“四精”中的天、地、火,均可得到及时培补(天、火由自然培补,土可部分由人力所致),唯有雨雪不常,不一定能在需要的时候适时出现,所以需要人应时灌溉,既然人力应时灌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则丰亨自然不难。如此,杨屾师徒便用由其发展了的阴阳五行思想,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何要应时灌溉的原因,同时也论证了应时灌溉的必要性。

既有实践结论可以验证,又有理论加以说明,所以知识的合理性、自洽性便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3.5 知识表达

如何将在农桑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知识转换成书面表达的知识呢？这个问题至少涉及两方面的内容：第一,表达哪些知识？第二,如何表达？前者主要是选择表达对象,后者则涉及表达形式和风格。

此处节选了《务本新书》、《王祯农书》、《豳风广义》三本农书中关于“浴蚕”部分的知识：

《务本新书》：

连须以时浴之,浴毕挂时,令蚕子向外,恐有风磨损。冬至日及腊月八日,浴时勿令水极深,浸浴取出。比及月望,数连一卷,桑皮索系定。[25]

《王祯农书》：

冬至日及腊月八日,浴时勿令水极深。浸浴取出,比及月望,数连一卷,桑皮索系定,庭前立竿高挂,以受腊天寒气。年节后,瓮内数连,须令玲珑。安十数日,侯日高时一出。每阴雨后,即便晒曝。此蚕连浴养之法。[26]

《豳风广义》：

蚕子自初生,至十八日后,取下蚕连,用井华水(乃清晨初汲者)浸洗,去便溺毒气,仍复挂起。待十二月初八日,仍用井华水浸一二时(南方有一法,于腊八日将蚕种以盐水浸三日夜,取出悬院中高竿上三昼夜,仍悬室中，次年耐养。予初得其法,疑子被盐渍,恐不能出蚁,后依法试之,亦能生活。但后来茧成,与水浸者无异,似不必用盐)。取出悬干,再用长竿悬蚕连于上,置院中日晒月照一昼夜,使受日精月华之气,则耐养。复悬室中,立春日,用新瓮一个(大小不拘,如蚕连数张,或新瓦罐一个亦可。多者用大瓦瓮或大磁瓮),将蚕连竖立其中,须使虚松玲珑。每十数日,于巳午时间,取出瓮中蚕连,展开一二时,复收竖立瓮中。如有雨,待雨止后亦宜取出,少通风日,仍入瓮中。至清明日取出,用韭叶、柳叶、桃花并菜子花,揉碎于井华水内,浸浴之,悬干(不可见日)。移于温室中,悬挂。此浴种之法也。浴种图(略)。歌曰:蚕种三浴壳易脱,明年丝纩自然多。莫惜手指怯寒冻,不日盈箱五袴歌。([2],252页)

比较三则材料可以发现：从讨论内容而言,在讨论浴蚕问题时都讨论到了操作时间、操作步骤、注意事项等,但三者的区别体现在描述的详细程度不同。与《务本新书》中的材料相比,《王祯农书》中关于浴蚕时间描述的更为条理,操作步骤也更为详细(如将蚕种放置何处、如何安放等均有较详细说明),这些内容也更有利于养蚕者按时、按步骤进行操作。但是与《王祯农书》对应内容相比,《豳风广义》中浴蚕部分的内容特点体现在：操作时间更为条理有序,从蚕子初生、十八日后、腊八、立春、清明等均有详细说明和安排；操作步骤更加详细,更有利于具体操作,如用什么样的井水、用什么样的瓮、清明日浴蚕需要在水中加什么材料等；描述了操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如“不可见日”等；详细描述了作者试验内容、过程、结论及心得,如对于盐水浴蚕实践活动的详细记载。三者相比,无疑《豳风广义》中“浴蚕”的内容最为详细、最便于操作、最具有指导的价值。其实,类似的知识在《豳风广义》、《知本提纲·修业章》中是非常普遍的。

为何杨屾师徒的书中会出现这样详细且具有指导价值的描述呢？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是杨屾师徒亲自参加农桑实践活动,同时他们又具有足够的文化素养,能够充分的把其农桑实践所获得、所验证的知识表达出来,而这也是他们和其他农书作者的最大区别之一。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在《农说》中感慨“农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农”[27]。由于知“道”和明农的分离,所以农书作者因为大多数没有直接的实践经验,他们进行农书创作所依凭的资料多是间接的二手资料。其中如苏轼[28]、宋应星[29]、蒲松龄[30]等一批农书作者也通过观察农桑实践活动获得信息,但是多没有亲自长期参加实践活动。直接经验的缺失,使得较难将一些操作过程中的细节性知识和值得注意的一些事项转化为书面知识,而这恰恰是亲自参加农桑实践,并且同时知“道”的杨屾师徒、王心敬父子等所独有的。

只有当事者亲自试验,亲自进行操作,并进行过仔细的观察和比较,才更可能得出具体的结论,才更能描述具体的操作程序、操作要领以及关键环节的注意事项等。而恰恰是这种知识又为后续的阅读者提供了直接的、具体的指导,使其农事实践活动更有据可依,从而保障了其农事实践的效率。这种操作性的具体的细节知识,有学者称之为“技巧(Technique)”。所谓的技巧是指“进行物质的知识生产以及器物生产的技术实践”([30],320页)。既亲自参加具体的农业实践活动,又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继而能合理描述实践过程,又能从理论上进行归纳、总结、升华，在18世纪的关中地区,杨屾师徒的实践并非个案,王心敬的农学著作中也有大量的类似内容。这种知“道”和明农的统一,使得农桑知识的形成更加的一贯,知识形成过程本身形成了一个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的完整的过程,从而更可能表达出知识的本质和全部。这可能也是杨屾师徒能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更大成就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是下文要讨论的其相关著作能够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

分析《豳风广义》、《知本提纲》等文本,可以发现作者主要用语言和插图来传递其各类信息,其特点有：第一,语言风格通俗易懂、重在实用。一方面作者认为“学贵实用,非徒文辞”([2],212页),所以准确传递农桑知识信息变成了其主要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是由其阅读对象决定的。《豳风广义》阅读对象主要是农夫、农妇,没有文化或者文化程度较低,要使田夫野老皆可通晓,必然要用最朴实、最浅显的语言传递知识,并且还要“绘以图,辅以说,言之不足,申以歌谣”[31]。如“材料三”中就有浴种图、浴种歌,尽量使读者能够理解其意思。而《知本提纲》作为作者讲稿,因为其学生知识水平相对较高,所以不仅语言表达相对正式,而且还有大量的从农桑思想、理论方面对知识的论证和描述。第二,用不同性质的插图满足传递不同信息的需要。《豳风广义》中有大量的图,根据插图传递信息性质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宣传推广性质的图,如《终岁蚕织图说》,分十二个月逐月描述当月蚕事活动,其功能在于宣传蚕桑之利,或者传递蚕织主要步骤及流程,内容相对浅显。从此意义上而言,历代的《耕织图》也属于该范畴。第二类,属于示意图,其功能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中介,引导读者在文字阅读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或者将这类设计、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活动。例如“预编蚕筐”、“预编蚕盘”中的“蚕筐式”、“蚕盘式”便属于这一类。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基础上,结合图的提示便可以自己进行实践。第三类,属于具象图,该类图在意图和认知操作方面更接近现代意义技术插图,通过更加详细的描绘、更为丰富的信息、更具操作性的提示引导读者。如《织纴图说》中的“织机”,不仅给出了具体结构,更在图中给出了构件名称和尺寸大小,在此意义上更接近于现代技术插图。

4 知识传播

分析现有地方志、相关书籍的跋序等材料,可以发现《豳风广义》、《知本提纲》等知识传播途径主要如下：

杨屾师徒亲自传授。主要是指周围的人看到其农桑活动的实效后自发前来学习观摩,并进行效仿。这类知识传播经历了最初的“乡人笑其迂阔难成者”,到看到养蚕有成之后的“睹所未见,莫不惊异,于是乡邻之中多有效之养蚕者”,再到“近来邻邑亦有慕效者”([2],297页)。刘芳在《豳风广义序》中指出“比闾族党,矜式率由者益众,来求法、学手者无远近,先生皆亲教之”([5],208页)。刘芳此序作于乾隆五年(1740),杨屾经过十余年的试验探索,已经总结出一套成熟的方法,所以对于前来学习者杨屾皆亲自示范讲解。虽然说“来求法者无远近”([5],208页),但其范围更多的限于比闾族党或者邻邑,所以这种传播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得到杨屾师徒的直接传授与交流,而不足则是传播范围相对较小。

上书政府,推广农桑。杨屾曾于乾隆六年上书时任陕西布政使的帅念祖,自荐《豳风广义》,论证了在陕西范围内进行农桑推广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其切实利益,并提出详细的推广策略。具体策略包括“设一永久之法,使千万世长享休和之福；刊刻便民通示,后附劝民栽桑歌词,乡约宣讲,查验；供给种子树苗；加意教树；栽树抵罪；奖罚措施；防盗斫；无妨农事”等([2],303页)。帅念祖为“宁一堂”本《豳风广义》作序，并在陕西范围内刊印推广该书。陈宏谋自乾隆九年始,先后四次抚陕,并且请江浙善养蚕者前来指导。此时杨屾的《豳风广义》已经刊印,陈宏谋当进一步推广《豳风广义》。此方法在当时并非个案,前文提到大概在同一时段稍早的王心敬同样上述书张岫庵推广凿井技术,此事后来得到崔纪、陈宏谋两任陕西巡抚的支持,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并且得到乾隆皇帝的指导。借助政府力量进行推广,其优点是推广范围更广,推广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不足之处在于该推广更多的借助于书籍资料,与作者直接交流相对较少。

政府重刊或改编后进行推广。《豳风广义》一书先后被多次重刊。最早的是“宁一堂”刻本,乾隆七年(1742)刻印,后来陆续有陕西府署重刊本(具体时间不详)、济南刊本(光绪八年刻印,1882)、陕西通志馆本(1936)、郑辟疆等校订本(1962)等。其中道光年间、光绪年间政府均不断推广该书。如“光绪十三年今抚部叶颁发《豳风广义》、《农桑辑要》,俾民间得以讲求精善”[32],现存《豳风广义》一书尚有陕西巡抚叶伯英光绪年间重刊该书时作的序。此外,《豳风广义》一书还被多次改编后进行推广。乾隆二十五年(1760)之前,宁夏中卫地方官吏就对《豳风广义》进行节取并推广,“采《豳风广义》数条,并附论以示劝”[33]；嘉庆十三年时任兴安(今陕西安康)知府的叶世倬,以《豳风广义》为蓝本结合其经验改编为《蚕桑须知》一书[34],就现有资料来看,该书在陕西安康、延川,四川罗江[35]、绵阳[36]等地流行较广。其中,延川地方官吏进一步改编叶世倬的《蚕桑须知》,使之更加浅显,更加易于推广,“健庵叶中丞辑双山杨氏《豳风广义》订《桑蚕须知》一册,本极详明,而山农尤以文繁,难于卒读,义深不能悉解,因节取而浅说之”[37]。

从《豳风广义》传播范围来看,除了兴安、延川、富平、乾州[38]、泾阳[39]等陕西地方之外,还流传到青海循化[40],四川绵阳、罗江,湖南巴陵[41],甘肃秦州直隶州[42],山东济南、德州等地。当然该书实际传播当超出上述范围。

5 小 结

明清易代之际的实学思潮,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实学思想和实践直接影响了杨屾师徒思想的形成。当意识到“秦中无衣”是关中地区贫困的最终原因时,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寻找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最终以试验的方式,通过十多年的验证,探索出耕、桑、树、畜等方面的知识。在探索的实践过程中,杨屾师徒发展了传统的农学理论,例如“三宜说”、“五行说”等,并用这些理论论证、解释其所得到的农桑知识。杨屾师徒亲自参加农桑实践活动,因此熟悉农桑知识形成的各个环节,因此在表达其所获得农桑知识时呈现出了大量的细节性知识以及和试验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的上述特性应该是其广为传播的原因之一。杨屾师徒的农桑活动是具有代表性的,体现了从实学思想到实践活动,到知识形成,再到知识的传播,这样一个18世纪关中地区农桑知识形成和传播的整个过程。

致 谢 本文是笔者在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访学期间研究成果之一。在此,对合作导师Dagmar Schäfer 教授谨致谢忱!对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致以诚挚感谢!

1 高鉷. 陕西通志·叙[M]. 康熙五十一年刻本, 1712.

2 杨屾. 豳风广义[M]//范楚玉.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 第4册.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

3 杨屾. 知本提纲[M]. 乾隆十二年刻本, 1747.

4 王权. 乾隆兴平县志·士女续志·文学传[M]. 卷2. 光绪二年刻本, 1876.

5 刘芳. 豳风广义·序[C]//范楚玉.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 第4册.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

6 宋伯鲁. 续修陕西通志稿[M]. 卷75. 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1934.

7 顾炎武. 顾亭林诗文集·三朝纪事阙文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155.

8 朱之瑜. 朱舜水集[M]. 卷9.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369～387.

9 方以智. 东西均·道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86.

10 方以智. 通雅·卷首二·藏书删书类略[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李颙. 二曲集·周至问答[C]. 卷14. 北京: 北京天华馆, 1930.

12 李颙. 二曲集·体用全学[C]. 卷7. 北京: 北京天华馆, 1930.

13 吴怀清. 关中三李年谱·二曲先生年谱[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25, 69, 71.

14 周可真. 顾炎武年谱[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8.309～310, 435.

15 刘古愚. 修齐直指评·总评[M]. 陕西通志馆, 1904.

16 王心敬. 雍正陕西通志·与张岫庵邑侯书[M]. 卷93.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王心敬. 井利说[C]//贺长龄. 皇朝经世文编.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0.1365.

18 王心敬. 區田圃田说[C]//贺长龄. 皇朝经世文编.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0.1315～1317.

19 鲁泉. 陕西志辑要[M]. 卷1. 道光七年刻本, 1827.

20 陈宏谋. 通查井泉檄[C]//贺长龄. 皇朝经世文编.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0.1365～1370.

21 赵尔巽. 清史稿·列传九十四[M]. 卷307.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10561.

22 齐倬. 豳风广义·跋[C]//范楚玉.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 第4册.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

23 吕妙芬. 杨屾《知本提纲》研究——十八世纪儒学与外来宗教融合之例[J].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2012, 40: 83～127.

24 杨屾. 知本提纲·修业章[M]//范楚玉.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 第4册.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322.

25 孟祺, 等. 农桑辑要·务本新书·浴连[M]//范楚玉.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 第1册.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471.

26 王祯. 王祯农书·农桑通诀六·蚕缫篇第十五[M]//范楚玉.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 第1册.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562.

27 马一龙. 农说[M]//范楚玉.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 第2册.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 129.

28 曾雄生. 宋代士人对农学知识的获取和传播—以苏轼为中心[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5, 34(1): 1～18.

29 Schäfer D.TheCraftingof10 000Things:KnowledgeandTechnologyinSeventeenth-centuryChin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136.

30 Bray F. Science, Technique, Technology: Passages between Matter and Knowledge in Imperial Chinese Agriculture[J].TheBritishJournalfortheHistoryofScience, 2008, 41(9): 319～344.

31 叶伯英. 豳风广义·序[M]. 陕西通志馆, 1936.

32 田兆岐. 富平县志稿[M]. 卷10. 光绪十七年刊本, 1891.

33 黄恩锡. 中卫县志·地理考[M]. 卷1. 清乾隆刊本.

34 叶世倬. 续兴安府志[M]. 卷7. 嘉庆十七年刻本, 1812.

35 叶朝采. 续修罗江縣志·新撰蚕桑宝要序[M]. 卷24. 同治四年刊本, 1865.

36 叶朝采. 直隶绵州志·新撰蚕桑宝要序[M]. 卷49. 同治十二年刻本, 1873.

37 谢长清. 重修延川县志[M]. 卷1. 道光十一年刻本, 1831.

38 周铭旂. 乾州志稿[M]. 卷5. 光绪十年刻本, 1884.

39 周斯忆. 泾阳县志[M]. 卷8. 1911(宣统三年).

40 龚景瀚. 循化厅志[M]. 卷7. 道光二十四年抄本, 1844.

41 姚诗德. 巴陵县志[M]. 卷47. 光绪十七年岳州府四县本, 1891.

42 任承允. 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M]. 卷6. 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 1939.

Study on the Form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Farming and Sericulture Knowledge in the Guanzhong Area of China in the 18th Century:the Case of Yang Shen and His Students

LI Fuqiang

(ResearchCenterofScienceEducationofSouthwestUniversity,SchoolofPhysicalScienceandTechn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materials of works such asBinfengGuangyi,ZhibenTigang,XiuqiZhizhiPing,etc, and related local gazette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Yang Shen’s life and works, and investigates Yang Shen’sshixue(“Practical Learning”) thought and the background to its formation, especially the formation of Yang Shen’s farming and sericulture practice and related knowledg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experimental activities, knowledge formation, knowledge reasoning and knowledge expression.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Yang Shen’s thought and practices were influenced byshixuethought and farming and sericulture practices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Guanzhong area.Experiment was used as the main way to evaluate and test knowledge in farming and sericulture activities by Yang Shen. He further developedwuxingtheory andsanyi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his research, explaining farming and sericulture questions with them. Thus, Yang Shen’s farming and sericulture knowledge has more instructive value and operability for the reason that he practiced it himself.

Yang Shen,shixuethought, experiment, farming and sericulture, knowledge, formation and propagation

2016- 07- 21；

2016- 09- 12

李富强,1982年生,山西运城人,讲师,从事蚕桑科学史、科学教育研究。

N092∶K826.1

A

1000- 0224(2017)01- 0045-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