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离散诗学的审美共性

李伟++许燕转

摘 要：华人离散文学就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所创作的文学。华文离散诗学是从诗学的层面，以世界的视野和跨文化的视角，对华文离散文学作整体性的梳理、深化、提升，总结华文离散文学艺术规律、离散文化本质及规律。一个世纪以来，离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在原乡与异乡两个文学场域之间，身处文化离散、生活失重、身份碎片化的环境之中，以写作彰显个人的生存方式，以华文文学的独特身份融入世界文学的舞台之上，华文离散诗学是华文诗学和离散美学交汇共生的产物，具有丰富的理论张力，是当代文艺界关注和拓展的理论领域。

关键词：华文；离散；诗学；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79-04

離散是一条美学原则，离散形成距离，距离产生美感。离散造成模糊、朦胧，这也是一种独特的美感。离散在人生路上可能是悲戚、苦难的历程，然而在文学道路上，也许倒是创作成功的机遇。离散恰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优势。华人具有超过百年的移民史，至今有五千万的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的审美创作活动，是一种世界性的汉语文学现象，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华人离散文学就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所创作的文学。华文离散诗学是从诗学的层面，以世界的视野和跨文化的视角，对华文离散文学作整体性的梳理、深化、提升，总结华文离散文学艺术规律、离散文化本质及规律。华文离散文学在创作于文本体例上至少具有4个本体特征：视点的边缘性、身份认同的流动性、文体的混杂性及意识形态上的抵抗性。一个世纪以来，离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在原乡与异乡两个文学场域之间，身处文化离散、生活失重、身份碎片化的环境之中，以写作彰显个人的生存方式，以华文文学的独特身份融入世界文学的舞台之上，华文离散诗学是华文诗学和离散美学交汇共生的产物，具有丰富的理论张力，是当代文艺界关注和拓展的理论领域。

一、原乡与异乡之间的交融和冲突

华人生活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他们的跨域写作，具有一种“间性”的审思性质，在时间上，华人文学家可以游走于历史与现实的生态之间，可以交错于原乡和异乡的生态空间之间。这样的书写融合了传统的中国的因子和现代的西方的因子于一体。华文离散诗学的建构体现的是一种中西交汇的阐释思路，即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东方与西方的交互、对话过程中，展开对诗学本真品性的探求。全球各大版图的华文文学，虽然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涵，但同时都具有着“寻找文化身份”的总体特征，经历着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裔的历史演变过程。他们一方面以所在国的异乡文化重新辨识和书写着自己的华族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母文化坚持抵抗失语，防御着异文化的压迫与消蚀。正因为海外华文作家具有这样的多元文化精神架构，所以当他们展开海内外双重经验的书写时，就产生了对“离散”美学理想的共同追求，体现出以下共同的特性：

（一）华人性

华人性是华人表现文化的一种族属性表征，它是在华人从原乡到异邦身份变移和文化迁移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现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之体现，成为区隔不同族裔之间族属性特征的标志。华人性还是华文文学反映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的一系列特殊文学命题。诸如华人对文化原乡的审美想象问题；华人离散文学现代化建构中的中华性、本土性问题；华人原乡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资源的继承、借用和转化问题；华人离散文学母题中的漂泊、寻根与中华文学乡愁母题的联系与变化问题；华人家族母题中父子符号的文化冲突象征与母子符号的文化交融和象征问题；华人离散文学意象系统与华人族群生存的文化地理诗学的关系问题等等。从审美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特殊命题，就会发现它们都呈现出“华人性”的特征。华文文学是华人性的一种表征方式。生活在今天的海外离散华文作家，尽管不一定喝着同一种水，却流淌着共同的血脉，且用同一种文字书写，其思想意识深处，潜藏着一种根性——中华民族之根，是文化之根、亦是语言之根、礼仪之根、良善之根。华文离散诗学突显了以华人主体的诗学建构，与中国诗学具有同宗、同族、同国的统一性。

（二）异质性

华文文学是特定历史语境发展演变而生成的。海外华文离散文学写作，基于其产生过程的特殊性，它与中国本土文学写作的区别表现在异域环境文化、语言、交往和日常生活方式等与国内的差异，从而引发了观念碰撞乃至心灵震撼，海外华文作家改变了既有思维方式，接受所在国社会文化影响并表现在文学形式中。他们卸下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负，坦然地面对外部世界。在生存、创作语境上已经发生了去国化的空间变异。华人作为离散的族裔，尽管大多坚持用母语写作，写的也是中国人的故事，但毕竟是在异域写作，具有不同于本土文学的生成变革与审美情趣。从创作主体的创作倾向与心理特征看，按赵毅衡的观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着较高的“纯洁性”（纯粹为写作而写作）；具有多元性；“人格分裂”性（文学创作与现实处境的悖离）；“漂泊”是创作的母题；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精神张力。从创作主体的视角出发，陆士清认为，海外华文作家在国家认同方面已认同居住国；在价值认同上与中国人不完全相似，特别是以维护居住国利益为优先；拥抱所生存的土地，珍爱在居住国的事业发展；与中国人有不同的追求与梦想。这些因素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不同于本土文学的异质性的特点。

（三）原乡性

文学上的原乡，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于故乡的概念，人们寻觅精神的家园，皈依灵魂的原乡，并不仅仅是回到过去的出生地。原乡可能是空间、又是土地、又是心灵，是祖国又是家园，是一个浮游着精神的泊地。在异质土地上用母语书写的文学文本，必然蕴含着浓郁的原乡文化精神内涵，并深扎于其根源之中。海外华文文学所收获的累累硕果，正是嫁接在中华文化这棵大树上生长开花之后而缔结的，是对华夏文化之根的眷恋、延伸和拓展，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事实。旅美作家聂华苓说：“汉语就是我的家。”新移民女性作家张翎说：“写作就是回故乡。”刘再复则说，我的根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通过汉语书写，就是作家对自身的文化的认同。方块形的汉字就是中华魂，是一个流散族群传承或建构自身精神家园的根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对于黄皮肤黑眼睛的华夏子孙，从生命孕育的那一刻起，就奠定了生命之根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原乡。只有不让自己与生俱来的根性丢失，才能在全球化时代重塑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正因为如此，寻根、追忆和返乡在世界离散文学中，是常常受到普遍关注和反映的母题。

（四）边缘性

美国学者斯蒂芬·桑德鲁普在他的“移民文学”的研究中写到：“移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展示出一系列复杂的分裂化的忠诚、等级制度以及参照系等问题。对于移民者本身来说，各种各样的边缘化是一种极其复杂而且通常令人困惑不已的体验。一方面，移民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体会到了不同程度的疏离感，陌生的风俗、习惯、法律与语言产生了一股将其甩向社会边际或边缘的强大的离心力；另一方面，移民也体会了一种对家园文化的疏离感，那些导致移民他乡，远离自己所熟悉的雨水般融洽、优游自如的环境的各种因素，会更为清晰与痛苦地一起涌来。”在海外，几乎所有的离散作家，其创作的首先冲动就是源自于“生命移植”的文化撞击。千万同胞在富裕的西方社会，被纳入了一种高度边缘的社会分工，這种分工剥夺了他们几乎全部从其“原初联系”那里获得的社会资源和身份意义，把他们变成了“多元化”社会构造中某个必要而暗晦的角落的填充物。旅居多伦多的小说家孙博，他笔下的系列故事，感觉有一股凄厉之风，其中既裹挟着人物命运的雷电交加，又包含着新生活的血泪。既有“现代茶花女”海外风尘的辛酸故事，又有而立之年的东方男人移民海外的生命悲剧，也有小留学生浪迹海外的种种苦涩境遇，每一部作品都捕捉到了离散海外的中华儿女被边缘化后的生命轨迹。

二、离而不散的审美追求

海外离散作家，面对西方异质文化及自己的母体文化所做的精神挑战。他们的一个突出精神特征就是勇于在远隔本土文化的“离心”状态中重新思考华文文学存在的意义。一种文学的产生和形成，首先应是趋于某种文化的自觉，之后才是文学的自觉。中华文化作为海外华人文化和华人社会构成的精神底座，无时不在，其形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既是一种无形的纽带，也是华文文学发生的前提和动力源。海外华人文学家在离散的状态下，往往对中国文化更为坚持，海外华文离散文学在跌宕起伏中有一股内在继承的精神脉流。离散是所谓的形离神不离，身离心不散。林婷婷借用朋友的话说：“一个人可以没有身份证上的祖国，却不可以没有文化上的祖国。”离散海外的华人作家，不管是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形成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坚守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写作语言中国化

大多数华文作家，都坚持用华语中文写作，他们把华语中文当成了家国、亲人，充满激情地写作，这是海外华文离散文学的一大优势。在异国他乡，华语中文就是他们的故国故乡，是他们精神的寄托，是他们与祖国亲人联系的纽带，他们把华语中文当成生命一样的坚守。促使他们坚持华语中文写作的另一个客观的原因是用居住国语言写作很难被主流文学接受。一些华文作家被生活所迫，为了生计，选择用所居住国的主流语言写作，但要在所在国的主流文学中占一席之地却难上加难。就连在美国大出其名的哈金、闵安琪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过是题材占了优势。哈金说，他何尝不想用华语创作，但为生活计，只有如此。他所在的波士顿大学英语系，华文写作时不算成果的。用英语写作，至今还没有说得上十分成功的。张爱玲当年是在上海红极一时时出走美国，为了打入英语文学世界，她顽强地奋斗了十来年，尽管她有广博的文学修养和公认的英文表达能力，但她笔下的旧中国故事无论怎样也唤不起英语世界的阅读欲望，张爱玲自此之后基本停止了英文小说的创作。有的华文作家英语写作失败了又重新转向华文写作，如於梨华。张翎说，英语能达意，华语更能传神。这正是华文离散文学离而不散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创作题材中国化

离散海外的华文作家，在强大的文化冲突面前感到失落、迷茫、徘徊，继而在乡愁的咏叹中回归寻找母文化的依托，直至重新反思家园文化的历史局限。有的经过早期的对海外花花世界的亲历式的猎奇描写之后，继而都转向描写聪明勤劳的中国人在海外顽强拼搏、艰苦创业为题材的传记性文学，作者们急切表现的是他们在海外所经历的种种人生磨难、酸甜苦辣等等，像孙博的《男人三十》《茶花泪》、余曦的《安大略湖畔》、严歌苓的《扶桑》《风筝歌》等，无不是这样的题材，虽然写的是华人的海外奋斗史，但其主要精神内核还是中国的、不同场域的中国人的故事。有的作家他们主要选材纯粹中国故事，发生在本土的中国故事。多伦多华人女作家李彦的长篇小说《红浮萍》，以一个中国家庭几代人的故事为线索，展示了一幅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在经历移民题材的书写后，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也逐渐“回归”大陆，故国的经历在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成为作家回望故土的小说题材，其中既有“文革”题材的优秀作品《天浴》《白蛇》，也有自我成长的记忆《穗子物语》，作家在经历了移民体验、文化冲突之后，以冷静的叙事心态审视民族历史、剖析自我，挖掘人性的深度。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讲述两个大陆女人的传奇故事，是纯粹的“中国书写”题材，《第九个寡妇》成功塑造了“王葡萄”这一独特的女性形象，并为大陆新历史主义小说提供了一个极具参照价值的文本。从作家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也可以体会到他们对母国文化的传承和坚守。

离散海外的华文作家都把文学当作一种精神的寄托，生命的再造。洪天国说：“在母亲的心目中，儿子是有出息的，文字比爵位还重要……她在我心中播下的文学种子，将永伴我走完人生。”可见，尽管在远离国土的场域写作，但母国是他们创作的源泉，不变的主题，精神的家园，中华文化的宗亲血脉是华文离散文学离而不散的根源。

离散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文化命题。批评家赛义德在《流亡的反思》中指出：“离散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和的裂痕，离散存在于中间位置，它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统一边也没有完全摆脱旧的系统，离散者是一位在更广阔的领域里的穿梭者。”他们身处本土与异质文化矛盾的巨大漩涡中心，难以割舍的母体文化精神脐带覆盖在他们心灵最隐秘的深处，双重的离散空间，双重的经验书写，使他们产生出巨大的思考能量，从而在创作中形成更为广阔的艺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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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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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