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与五世达赖喇嘛
——清初西南边疆多元关系之一角

吴三桂与五世达赖喇嘛
——清初西南边疆多元关系之一角

罗布

在吴三桂入滇署理云贵军政事务之际，蒙藏联合势力的触角也伸向滇西北藏区，双方关系微妙。吴三桂出于战略考虑，对罕都所代表的蒙藏势力入滇采取认可态度，并主动与西藏达赖喇嘛结纳关系，书信礼物往来。罕都叛教问题的发生及其处理，暴露了蒙藏联合政权内部已经出现裂痕，必须予以妥善解决。吴三桂反清叛乱以及康熙皇帝要求五世达赖喇嘛派蒙藏军队协助剿吴，使西南地区多种势力之间及它们与清朝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微妙。在吴三桂与五世达赖喇嘛(格鲁派寺院集团)、蒙与藏、吴三桂与清廷、蒙藏联合政权与清廷等多重力量关系的博弈中，清朝的力量及其权威逐步得以在青藏高原地区稳固确立。

吴三桂；五世达赖喇嘛；和硕特蒙古；清朝；西南边疆

吴三桂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受命入滇署理云贵军政事务后，逐步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拥兵自重，并与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和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势力一道，渐次形成“三藩”武装割据局面。这引起立志实现国家统一与权力集中的康熙皇帝之警觉，并将其视为必须尽快加以解决的心腹之患。康熙二年(1663年)即以“今天下大定”为由，收缴了吴三桂的大将军印，意图撤藩。

吴三桂入滇不久，作为蒙藏联合政权经营康区南部的代表罕都，也进入滇西北藏区，开始对丽江木氏土司势力的征服行动。这就在其与镇守云贵的平西王吴三桂之间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关系。吴三桂出于自身的军政利益考虑，“心怀不轨，欲结连吐蕃以为外援”，*《丽江木氏宦谱》甲，见《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1，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90页。对罕都所统领的蒙藏势力采取结连关系、避免冲突之策，不但承认罕都对杨打木、结打木等滇西北藏区的占据，而且还先后将金沙江内外原属丽江木氏土司管辖的照可、你那、香罗、鼠罗、喇普等地方割让给罕都，约定边界，互市贸易，并与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及其政权建立联系，多次派遣使臣到拉萨给各大寺院熬茶布施，要结交五世达赖喇嘛。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皇帝以平南王尚可喜上书要求回老辽东，请由其子尚之信承袭王爵为撤藩良机，派专使到昆明催吴三桂尽快卸职回籍。吴三桂知道自己割据不成，便悍然发动反清叛乱。为了防止吴三桂与蒙藏方面相互勾结，窜入西藏、青海等地，康熙帝派遣员外郎拉笃祜、喇嘛丹巴德穆齐等人入藏，要求五世达赖喇嘛调遣蒙藏军队南下云南，协助清军剿灭吴三桂。于是，作为蒙藏联合政权最高宗教领袖和西藏甘丹颇章政权首领的五世达赖喇嘛，在无意间被卷入旋涡，在西南地区形成某种微妙复杂的多元关系格局。

一

吴三桂举事叛清前后，西藏的五世达赖喇嘛等格鲁派寺院集团上层，正苦于罕都与格鲁派之间出现的裂痕和滇西北藏区形势的复杂化趋势，以及格鲁派寺院集团在这种复杂局势中可能面临的危险处境，不清楚“在中甸地区给那些未驯化的人们撑腰的是丽江土王还是别的什么人”。*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2页。五世达赖喇嘛的这种疑虑主要是指向罕都的，因为在噶玛噶举派红、黑帽系活佛返藏问题上，本该支持和促成这件事的罕都却极力加以阻挠，不令成行。当五世达赖喇嘛等西藏格鲁派上层决定加快迎接在滇噶玛噶举派活佛回藏的步伐，“派遣达赖珲台吉等蒙古贵族带兵前去迎请”*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第359页。之时，罕都却在中甸地区加强兵备，修整道路，准备应战，滇西北藏区的政教形势似乎在变动不定中趋向逆转，向蒙藏联合政权，尤其是由格鲁派寺院集团掌控的西藏甘丹颇章政权敲响了警钟。

在此，我们需要简单地回顾以下蒙藏联合势力对康区的征服和经营情况。以顾实汗为首的卫拉特联军应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之请进兵青藏，并先后击败青海地区的却土汗和康区北部地区强霸白利土司后，控制了包括打箭炉在内的“多康六岗”大部分地区，*松巴·益西班觉：《佛教史如意宝树》(藏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323页。“尽收其土地属民”，*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年，第193页。以至控制康区南部的木氏土司势力都不得不退出巴塘、理塘、芒康等康区南北交界之地，而退守南部川滇交界之处。然而，顾实汗出于其战略目标，并没有继续征伐康区南部地区，而是率部进军卫藏，意图推翻藏巴汗政权，控制西藏腹心地区。顾实汗在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配合下如愿推翻藏巴汗政权后，形成蒙(和硕特部)藏(格鲁派寺院集团)联合控制广大藏区的格局，帮助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寺院集团在拉萨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并对蒙藏双方在康区的管辖权属进行划分，大致将康区北部以牧业为主的地区封授给青海和硕特部管辖，而将康区南部以农业耕种为主的地区划拨给西藏甘丹颇章政权管理。*阿旺丹白坚赞：《政教史水晶明鉴》(藏文)，载恰白·次旦平措《西藏史籍五部》，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93页。于是，顾实汗与五世达赖喇嘛、第巴索南饶丹等商议后，派顾实汗之孙罕都为蒙藏联合政权代表进驻康区，加强对康区政教事务的经营和管理，*阿旺丹白坚赞：《政教史水晶明鉴》(藏文)，载恰白·次旦平措《西藏史籍五部》(藏文)，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93页。并征服康区南部木氏土司辖区，最终实现蒙藏联合政权对整个藏区的控制。在康区南部格鲁派势力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下，经过30余年的艰难经营，以罕都为代表的蒙藏联合势力最终于康熙六年(1667年)占领中甸，吴三桂作为清廷派来署理云贵军政事务、戍守西南边疆之大员，不但对罕都进占中甸之事未予积极干涉，反而将金沙江外本属于木氏土司管理的照可、你那、香罗、鼠罗、中甸等处割送给罕都，“以为和好之计”。*《丽江木氏宦谱》甲，载《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1，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90页。康熙十一年(1672年)，吴三桂又将金沙江以内的喇普也割让给罕都，双方以塔城关为界，使罕都所代表的蒙藏联合势力成为滇西北藏区的实际控制者。这样，以罕都为代表的蒙藏联合势力基本完成了对川西康南及滇西北藏区的占领，蒙藏联合政权控制全部藏区的格局最终形成。*关于罕都所率和硕特蒙古初次占领中甸的时间，汉文材料中有康熙四年(1665年，《滇云系年录》)、六年(1667年，《庭闻录》)、八年(1669年，《滇系》)、九年(1670年，章泰奏，载《清实录》康熙二十年十月甲申条)诸说。邓锐龄先生认为，《庭闻录》成书时间距时事最近，所记康熙六年一说更为可信。参见邓锐龄《结打木、杨打木二城考》，《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

就在蒙藏联合势力实现对康区南部的控制，作为噶玛噶举派首领的黑帽系十世活佛已经与罕都议和之际，红帽派帕克木瓦带领两族人跑到平西王吴三桂处，给刚刚平定的滇西北藏区局势增添了新的变数。五世达赖喇嘛“恐其蛊惑人心，有损汉、蒙之和睦”，奏报清廷“伏祈降旨，使其仍归并于噶尔马”。*《康熙帝为红帽派帕克木瓦等来归安置事给达赖喇嘛敕谕》(蒙文老档)，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66页。康熙皇帝接五世达赖喇嘛奏疏后，同意将红帽派僧人交给噶玛巴管理，并派遣理藩院官员前往云南处理具体的移交事宜。但是，作为蒙藏联合政权代表、理当积极支持和配合乃至组织移交事宜的罕都，却不乐意清廷将红帽系活佛移交给噶玛巴，多方阻挠之下，使移交工作被迫搁浅。*《康熙帝为青海游牧之争等事给达赖喇嘛敕谕》(蒙文老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68页。随后，清廷同意五世达赖喇嘛等迎请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等回楚布寺居住的奏请，派人往送，达赖喇嘛也遣使往迎。*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1～202页。罕都又起兵抢掠，制造混乱，清廷不得不停止红帽派活佛移交工作。*《康熙帝为青海游牧之争等事给达赖喇嘛敕谕》(蒙文老档)，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68页。据《木里政教史》等藏文文献记载，因为罕都在宗教信仰上发生了大的转向，由格鲁派的信奉者、同盟者、保护者，转变成为噶玛噶举派的信奉者，*瓦芒·班智达则认为是“改信了宁玛派”，见瓦芒·班智达《汉藏蒙历史概略》(藏文)，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71页。这对于立志实现全部藏区政教一统理想的蒙藏联合政权而言，不啻是个巨大的打击。从中甸地方保存下来的《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授为多康及北方执政者厄勒觉图丹津巴图尔台吉之指令》等藏文历史档案材料来看，罕都似乎与当地的噶玛噶举派、达垅噶举派、宁玛派以及苯教等教派力量以及木氏土司势力等联手，*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驻昆明办事处：《中甸藏文历史档案资料汇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0页、第23页、第30页、第36页、第50页等。要在川滇藏区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军政联盟势力，这严重危及蒙藏联合政权刚刚建立的政教统治格局。为此，五世达赖喇嘛等蒙藏联合政权上层决定，“派遣达赖珲台吉等蒙古贵族带兵前去迎请”在滇噶玛噶举派活佛回藏，*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9页。并组织木里等地格鲁派力量保护已经迎请到木里的红帽派活佛。*阿旺钦饶：《木里政教史》(藏文)，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87～88页。然而，达赖珲台吉等人前往康区后，只是与当地格鲁派势力取得联系，并将红帽噶玛巴护送回西藏，*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6页。而没有对罕都采取任何打击措施。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但表明罕都与格鲁派寺院集团之间出现了裂痕，而且也暴露了蒙藏联合政权内部蒙藏双方的关系，也由原先相对默契的配合转向龃龉，矛盾已然显露。格鲁派寺院集团显然面临了有可能陷入新的困局的巨大挑战。

有鉴于此，五世达赖喇嘛在接到拉笃祜等人带来的康熙谕旨后，历数从清世祖顺治到当时清朝政府同西藏地方的密切联系，表示了由衷的感激之情，并表示自己时常讽诵佛经，祝佑清廷朝政稳固、四方疆域咸得安定。考虑到平西王吴三桂对西藏方面积极联络、熬茶布施，特别是在噶玛巴返藏问题上给予的大力支持，五世达赖喇嘛认为，吴三桂举事叛清只是与文殊大皇帝(康熙)“心意不合”而已，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举兵攻伐。同时，考虑到滇西北藏区形势的走向，又想要借此机会打击罕都以确保蒙藏联合势力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但是，由于当时蒙藏联合政权内部，蒙藏上层之间的矛盾已渐显露，因而对于派兵南下可能造成的后果也是疑虑重重：一方面，觉得派藏军到云南不会有什么作为，而蒙古军队战斗力虽强，却难以驾驭，远征中未必听从自己的指挥和调遣，贸然派出蒙古军队“是值得顾忌的”；另一方面，五世达赖喇嘛对吴三桂反叛的实情并不了然，盲目出兵攻打，搞不好会事与愿违，无意间坏了彼此的友好关系。综合考虑上述种种情况后，觉得“难以接受皇帝要求调遣蒙藏兵丁的谕令”。*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1～392页。然而，疑虑归疑虑，五世达赖喇嘛等蒙藏联合政权上层，又不能不对康熙皇帝的谕旨有所表示。因此，经过蒙藏双方反复讨论、权衡利弊后，决定任命固始汗末妃——藏族妃所生之子达什为统帅，授予其厄勒觉图巴图尔台吉的名号，以噶杰诺尔布、麦恰巴两位藏族贵族为副，统领蒙藏军队前往中甸处理乱局，达赖珲台吉等则从速前往青海招募兵丁，*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2页；《达赖喇嘛为陈述对吴三桂等叛乱所能采取行动情形奏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78页。并请拉笃祜等人回奏康熙帝说：

我闻吴三桂反叛，摇动人民，心甚忧闷，正欲遣使，闻汝等来，故尔少待。今接敕书，得闻圣体万安，不胜欣慰。我本喇嘛，惟当诵经，祝佑圣躬康豫，威灵远播，国祚绵长，吴三桂指日殄灭。其杨打木、结打木二城，原系我三噶尔麻之地，今为吴三桂所夺，我即遣兵攻据。若吴三桂势穷而来，我当执而送之；若闻彼不出边境，东西逃窜，即时进兵擒拿。*《拉笃祜等奏冲破拦阻传旨达赖喇嘛情形记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51～252页。

五世达赖喇嘛的这一回复是非常巧妙的，既遵从康熙皇帝的谕旨，准备派兵出征，给清廷方面造成一种助剿吴三桂的假象，又以原属西藏三噶尔玛之杨打木、结打木二城为吴三桂所夺为由，遣兵攻据杨打木、结打木二城，明确了西藏派出的军队远征意在收复中甸，即杨打木、结打木二城。实际上，此二城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即为罕都所据，吴三桂出于对滇西北地区形势的认识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但承认了罕都对中甸的占据，甚至还先后将金沙江内外原属丽江木氏土司管辖的照可、你那、香罗、鼠罗、喇普等处地方也割让给罕都，根本不存在吴三桂夺据杨打木、结打木二城之事。因此，西藏军队远征中甸可以解决罕都叛教带来的问题，而不会与吴三桂发生冲突交火，也不会损害与吴三桂的关系。同时，五世达赖喇嘛在对拉笃祜等人回复决定派兵的打算时，特别强调了“我兵前进，粮草不继，人饥马瘦，何能深入？”要求拉笃祜等将这些情况回奏清廷，至于“皇上作何调遣，即谕来使，令其速归，我即尊旨奉行”。*《清圣祖实录》卷四八，康熙十三年其月壬申条。《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1，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页。暗示清廷应该将蒙古军队纳入统一的讨吴军事行动之中，解决远征云南的蒙古军队之给养问题，并通过粮草补给方面的“支持”以约束蒙古军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格鲁派寺院集团消除“难以驾驭”的蒙古军队进入云南可能造成不测的顾忌。

康熙帝得知五世达赖喇嘛准备遣军远征，并奏请清廷提供粮草补给方面支援的讯息后，特下敕谕，一面“令达赖喇嘛发蒙古兵，入四川松潘等处边界进剿”，另一方面则令四川等地“作速备办粮饷草料”，以供应南下进攻吴三桂的青海和硕特蒙古军。*《谕四川等处文武官员及达赖喇嘛协剿吴三桂》，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71页。然而，达赖珲台吉等回到青海后，突然改变主意，以“松潘路险”为由，拒绝出兵云南，反而纵兵骚扰陕甘边境地区。*《清圣祖实录》卷五四，康熙十四年四月乙卯条。《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1，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38页。当时，陕西提督王辅臣叛于宁羌，杀害了清朝政府陕西经略使莫洛，攻陷兰州，与吴三桂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蒙古兵的袭扰在无形中加剧了西北地区局势的动荡，影响到清朝在南方的平叛军事行动。因此，清朝不再指望青海的蒙古兵与清军一道分兵合围吴三桂，而是将原驻防兰州的甘肃提督移驻甘州，加强了对青海蒙古的防范，同时谕令五世达赖喇嘛严厉管束蒙古各部。

达什巴图尔率领蒙藏军队挺进云南后，在木里格鲁派势力的配合与援助下，于藏历木虎年(1674年)十月攻下中甸城。*阿旺钦饶：《木里政教史》(藏文)，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90页。到十一月初，彻底战胜了中甸一带所有反格鲁派的僧俗部众，*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1页。罕都也兵败被杀，*瓦芒·班智达：《汉藏蒙历史概略》(藏文)，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72页。彻底解决了罕都叛教的问题，清除了滇西北藏区反格鲁派势力。五世达赖喇嘛“遣兵夺据”杨打木、结打木二城之目的顺利达成，又没有损害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及其所掌控的甘丹颇章政权与吴三桂的关系。

二

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六月，清朝使臣刚离藏返京不久，吴三桂派的使者来到拉萨，送信给五世达赖喇嘛。当时，西藏上层在是否接待吴三桂派来的使者方面产生严重分歧，但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巴·洛桑图道商议后，决定按照惯例接待他们，并接受了他们带来的礼品和书信。吴三桂来信的具体内容未见记载，但根据五世达赖喇嘛给吴三桂的回信内容来分析，主要可能是告知他举兵叛清的进展情况，并希望进一步寻求西藏和蒙古方面的支持，结成同盟，以共同造成对中原地区的压迫之势。尽管五世达赖喇嘛知道吴三桂野心勃勃，但他依然认为吴三桂的反清叛乱只是“君臣不和”造成的混乱，希望以自己的威信说服吴三桂罢兵息战，臣服朝廷。他在给吴三桂的回信中说道：

你们君臣之间出了这样的差错是很不幸的，致使生灵涂炭。当今满洲皇帝和前两代皇上即三代以来，均与西藏福田施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自己亦曾亲赴朝廷觐见，得到无量恩赏，其情形平西王你也心知肚明，因此我做梦都没起过背叛朝廷之心。如果背叛，不但使三宝见耻于我，连你也会认为是可羞耻的。虽然我和亲王你过去无交情，最近才相结识，但佛陀释迦牟尼的追随者的特点在于慈爱一切众生，于眷众俱洁身净心，不可胡作非为。况且西藏无力支持交战双方之任何一方，卫拉特蒙古则威武雄猛，桀骜不驯，只会到处蹂躏、破坏人们的幸福。*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3页。

由此看来，五世达赖喇嘛尽管不愿破坏与吴三桂之间的关系，但他对吴三桂叛清事件的态度是坚决的，明确表示了自己绝对不会与他为伍，背叛朝廷，并且以恳切之辞规劝吴三桂不可背叛朝廷，胡作非为。

这批使者尚未离开拉萨，吴三桂派遣的另外两批使者又接连抵达拉萨，五世达赖喇嘛也照例接见并接受了他们赠送的礼品。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的记载，这些使者都是些在吴三桂手下担任军事要职的人，五世达赖喇嘛还同他们在私下里进行了会谈，详细听取了吴三桂捎来的口信，并对他们给予了优厚的礼品。*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6～408页。尽管这些使者所带吴三桂口信的内容无从查证，但从当时“三藩”之乱的总体态势和其后五世达赖喇嘛奏书中对这一态势的判断来看，吴三桂口信的内容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三藩”之乱在南方地区迅速扩展的态势；二是吴三桂急于打通青藏，以尽快实现与陕西提督王辅臣势力形成南北呼应局面。“三藩”之乱初期，清朝政府方面在平乱战争中屡屡失利，使清朝统治大受震动。这种状况使得五世达赖喇嘛对战争态势产生了错误判断，模糊了对吴三桂反叛朝廷活动性质的认识，并对清朝平息战乱的能力产生怀疑，认为“吴三桂足智多谋，且汉人叛逆者众，汉人忧虑剃发换装，恐势渐扩大”。*《达赖喇嘛为复不再请求招降吴三桂原因奏书》，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84页。在康熙帝下定决心全力剿灭吴三桂，谕令五世达赖喇嘛“若吴三桂势蹙投降，喇嘛其即执送”，并敕谕达赖喇嘛及达赖汗“宜恪守前言，令其(指达赖珲台吉等和硕特蒙古上层——引者)统辖部属，毋得生事扰民”*《敕谕达赖喇嘛讨伐吴三桂决心并嘱转告达赖汗约束属下毋得生事扰民》，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72～73页。后，五世达赖喇嘛又派遣使者到北京上奏康熙，替吴三桂说情：“若吴三桂力穷，乞免其死罪；万一鸱张，莫若裂土罢兵。”*《清圣祖实录》卷五四，康熙十四年四月乙卯条。《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1，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页。

康熙帝当然不接受五世达赖喇嘛“裂土罢兵”的主张，并对五世达赖喇嘛与吴三桂的关系及其走向产生怀疑。鉴于当时正处于平乱的关键时期，青藏地区的动向对战局的发展必然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五世达赖喇嘛似乎对吴三桂反叛朝廷行径的性质有所不明，康熙帝遂下敕谕给五世达赖喇嘛，详细陈述了朝廷与吴三桂的关系及吴三桂的罪行：

吴三桂乃明时微弁，父死流贼，摇尾乞降，世祖章皇帝优擢封王，其子尚公主，朕又宠加亲王，所受恩典，不但越绝朝臣，盖自古所罕有。吴三桂负此殊恩，构衅残民，天人共愤。朕乃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清圣祖实录》卷五四，康熙十四年四月乙卯条。《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1，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39页。

1675～1677年间，吴三桂还数次派遣使臣到拉萨，给五世达赖喇嘛和达赖汗等蒙藏上层馈赠大量礼物，企图进一步拉拢他们。特别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正月那批使者，人数多达70余人，所赠礼品亦特别丰厚：给五世达赖喇嘛赠送了用黄金万钱制造的锅、勺及4个酥油茶桶，白银1万两、纳西茶1万克，另外还有吴三桂妻妾赠送的大量礼品。给达赖汗和第巴各赠送了用黄金5 000余钱制造的金茶桶一对、白银5 000两及纳西茶5 000克。五世达赖喇嘛举行盛大宴会，与喀尔喀、卫拉特蒙古贵宾一道招待了吴三桂的这批使臣，接受他们的礼物并回赠了相应礼品。*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9～530页。

吴三桂同西藏方面的频繁接触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极大关注，而清朝一些边防守将也在不明实情的情况下臆测性地向康熙皇帝奏言，说五世达赖喇嘛盛赞吴三桂，与吴三桂在打箭炉互市茶马，并应允吴三桂共同举事，蒙藏军队与吴三桂势力“交相连结，欲图入掠”，达赖喇嘛的蒙藏军队不久就将打到云南等等，*《谕达赖喇嘛班禅及达赖汗》、《张勇疏报吴三桂与达赖汗交相连结欲图入掠及谕令张勇移甘州镇守》、《五世达赖喇嘛为申辩未允与吴三桂同叛朝廷奏书》等，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55～258页。使康熙皇帝对五世达赖喇嘛的不信任感有增无减。因此，清廷不断派遣使臣到拉萨，要求五世达赖喇嘛、达赖汗等蒙藏上层作出解释。吴三桂的频繁遣使和清廷的不信任，给五世达赖喇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不得不数次遣使到清廷，将西藏方面与吴三桂使臣接触的情形详细奏报朝廷，以求宽解。

清朝政府鉴于平藩战局的部署，一方面加强与达赖喇嘛等蒙藏上层的联系，另一方面加强在西北地区对蒙古势力的防范，以阻断吴三桂通过青藏地区与西北王辅臣势力打成一片的可能，并命令四川等地的总督、巡抚在云南至西藏的交通沿线设立哨卡，搜查吴三桂同西藏方面的往来书信。*《谕遣能员往打箭炉侦察防御并著各处督抚搜查吴三桂与达赖喇嘛交通书札》，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60页。同时，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在坚决打击吴三桂势力的同时，对王辅臣、耿精忠、孙延龄、尚之信等响应叛乱者则恩威并施，大力进行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以扭转战争的局势。到康熙十五年(1676年)夏，王辅臣向清朝投诚，西线叛军解体，西北局势趋于稳定。靖南王耿精忠在与台湾郑经势力的矛盾中势穷乞降。不久，广东的尚之信和广西的孙延龄也相继放下武器，投降清朝。于是，吴三桂失去外援，屡战屡败，陷入困境，于1678年秋暴死衡州，其孙吴世璠继位。

三

如果说“三藩”之乱初期吴三桂同西藏方面的频繁接触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极大关注，乃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五世达赖喇嘛等蒙藏联合政权上层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对五世达赖喇嘛等有关西藏方面与吴三桂来使接触情形的奏报都将信将疑，不置可否，那么自1676年夏以来，平藩战争形势好转、战局逐步趋于明朗后，尤其是在两广总督金光祖大胜吴三桂，生擒吴三桂任命的伪总督董重民，并从董重民口中得悉吴三桂同西藏方面联系的详细情形后，康熙对五世达赖喇嘛等蒙藏上层的疑心逐步解除，表示“朕已洞悉尔所奏事情原由”，并明确承认“吴三桂使多次出入尔处之情形，与尔所奏事实相符”。*《谕达赖喇嘛班禅及达赖汗》，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55页。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后，五世达赖喇嘛不断向康熙帝上奏表文，以进一步申明自己在吴三桂事件中的基本态度和所作所为，澄清事实。概括而言，五世达赖喇嘛的申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同吴三桂的来往情况及自己的基本态度。在反清叛乱的整个过程中，吴三桂方面频频遣使入藏，向五世达赖喇嘛奉送大量财物，约请结盟，共同反清。五世达赖喇嘛虽然没有答应吴三桂结盟的要求，但也没有遵从康熙与之断绝往来的旨意，不但对云南方面的使臣来者不拒，受其财物，并回赠礼品，还在打箭炉地方互市茶马，保持了相对较为密切的联系。关于这一点，五世达赖喇嘛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一月的奏书中申辩说：

前吴三桂为探小僧之意，曾遣人前来，未带馈礼。来书说明其举事之因。小僧言，为臣仆者与主人破裂，差矣！并未应允同其举事。尔后难免有众多汉人妄进谗言。

吴来使言，土伯特、蒙古已应允协同举事。小僧言，蒙古、土伯特不可能同彼协同举事。若彼等能，小僧等亦不能。小僧等同圣上政教为前小僧赴朝廷朝觐等事，吴三桂岂不知乎？如反叛朝廷，我等僧俗愧对圣上，即愧对世人，故未应允。

尔后吴使海潮龙携带金、银、茶叶等礼品颇多，对军事方面则毫未涉及。小僧想吴馈赠财物甚多，不应无偿收受，遂遣布哷依绷之二兰占巴携珊瑚、琥珀等礼品回赠。前曾将此事奏明在案，并非宣扬吴三桂所赠厚礼。将一切事件如实奏报，此乃土伯特应尽之职责。尔后虽有使人来，但并未带礼品。虽将布哷依绷之大兰占巴遣回，但今年并未派人前来。小僧猜想，大概因小僧等未派兵同其举事，吴因而不满。

云南方面汉人谎称，土伯特兵不久将到，土伯特赐吴三桂以盛誉。

现大兵已将董重民擒拿监禁。董重民所供，同小僧所奏相符，足证小僧所奏无欺也。

四川打箭炉地方，土伯特人养马匹不多，故马贩去者寥寥。西宁有茶商经营茶叶贸易，蒙古人为买茶，常派马贩携马与之交易。所有汉、土伯特、蒙古商人，都为获利而来，非为助吴三桂而来也。*《五世达赖喇嘛为申辩未允与吴三桂同叛朝廷奏书》，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57～258页。

归纳起来说，五世达赖喇嘛在这份奏书中从五个方面摆事实，讲道理，对西藏与吴三桂之间的关系以及西藏方面对吴三桂举事的态度做了申辩：第一，承认战争期间吴三桂确曾多次派人来藏联络，并向五世达赖喇嘛等馈赠了大量礼品，五世达赖喇嘛等出于礼尚往来，也回赠了礼品；第二，吴三桂遣使的来意，只是说明其举事的原因，并鼓动西藏方面共同行动，而没有涉及具体的军事部署；第三，对于吴三桂联合举事的鼓动，西藏方面从政教一体的大局出发，给予了坚决回绝；第四，蒙藏方面与吴三桂势力在打箭炉的茶马交易，纯系民间生计所需，绝非助吴三桂之举；第五，西藏方面赞誉乃至派兵襄助吴三桂之说纯系谣传，已如清军所俘吴三桂属下董重民所供。

二是招降吴三桂问题。吴三桂举事叛清之初，五世达赖喇嘛只是视其为“君臣不和”，在明确表示了自己绝对不会与他为伍背叛朝廷的同时，又不愿破坏与吴三桂之间的关系，希望以自己的威信说服吴三桂罢兵息战，臣服朝廷，而不胡作非为。*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3页。在接到康熙帝谕令，派兵南下协剿吴三桂时，五世达赖喇嘛也只是以原属西藏三噶尔玛之杨打木、结打木二城为吴三桂所夺为由，遣兵中甸，借机解决罕都叛教的问题，而无意攻剿吴三桂。此时，吴三桂直接与青海和硕特蒙古总管王达赖巴图尔联系，煽动他发兵进攻四川、甘肃等内地，*《清圣祖实录》卷七三，康熙十七年四月乙未条。《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1，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页。达赖巴图尔也以“松潘路险”为由，放弃原拟组织青海和硕特蒙古兵丁南下协助清军攻剿吴三桂的计划，不但拒不出兵南下，反而攻掠和硕特驻牧地邻近的陕甘地区。*《清圣祖实录》卷五四，康熙十四年四月乙卯条。《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1，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38页。面对这一状况，五世达赖喇嘛奏报清廷，设法开脱，说蒙古人兵力虽强，也难以长途征伐，而且他们桀骜不驯，掳掠成性，即使他们真的出兵云南攻破城池，也得提防他们贪心据为己有。再说，西南地热，蒙古军队恐怕也难以适应。*《敕谕五世达赖喇嘛讨伐吴三桂决心并嘱转告达赖汗约束属下毋得生事扰民》，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54页。这让清廷颇为头疼。但从大局着眼，清廷并没有过多地责备五世达赖喇嘛和达赖巴图尔等人，只是反复劝谕他们恪守本分，不要与云南方面交往。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清朝政府面临的局势复杂化到严峻的程度，五世达赖喇嘛“恐势渐扩大”，不愿使更多的生灵涂炭于战火纷飞之中，遂上奏清廷“吴三桂跪请之时，若加因势利导，或可迅速安定”，建议招降并宽免吴三桂。但康熙帝剿灭吴三桂的决心已定，谕令五世达赖喇嘛“但等事结”，“不可妄加劝解”后，五世达赖喇嘛不便再奏请招降吴三桂。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五世达赖喇嘛上奏清廷，进一步申明自己当时奏请招降吴三桂的初衷说，当时各地叛乱如火如荼，朝廷军队似乎处于劣势，如果因势利导招抚吴三桂，或可有利于局势的安定和朝政的稳固，所提招降奏言“实出至诚，别无异心”。*《达赖喇嘛为复不再请求招降吴三桂原因奏书》，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三是所谓“裂土罢兵”的含义。有关“裂土罢兵”的奏言被康熙帝严词拒绝后，五世达赖喇嘛即上奏引咎请罪，*《达赖喇嘛为听信传言请求宽免吴三桂等引咎请罪奏书》，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85页。并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的奏书中做了进一步的申辩：尽管战争初期五世达赖喇嘛对吴三桂反叛事件的性质不甚明了，以为只是“君臣不和”造成的混乱，便“念土伯特、蒙古、汉人、巴勒布等之道法，特派人员具奏说服主奴之项”，希望说服君臣双方停止战争，免使生灵涂炭，而绝无以吴三桂“与皇上等同之处”。但是，“或因天贼二者之间无需调和有所不悦”，无意间惹怒了康熙皇帝乃至引起对五世达赖喇嘛奏书用心之怀疑，“或为土伯特、蒙古文翻译之过”，产生歧义。总之，奏请之言纯粹出于对当时战争局势的担心和佛家慈爱众生之念，向无“以吴三桂比朝廷”之意。*《达赖喇嘛为复不再请求招降吴三桂原因奏书》，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平藩战争胜利后，五世达赖喇嘛献礼祝颂并再次为前曾上奏提请招降吴三桂事引咎认罪。*《达赖喇嘛祝颂奏辩认罪等三疏》，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88页。对于五世达赖喇嘛所做的这些申辩，康熙帝均给予认可，认为当时朝廷对五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方面的诸多误解都是因为“逆贼蛊惑人心，四处造谣”所致，并谕令五世达赖喇嘛“兹事已定，不必重提”，*《康熙帝为晓谕吴三桂事件已过不必再提事给达赖喇嘛敕谕》，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91页。为吴三桂反清叛乱给清藏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的裂隙进行了有效弥合与纠正。

结 语

清朝与西藏之间早在皇太极时期既已发生联系，互派使臣。清朝定鼎北京后，更与掌控青藏地区的蒙藏联合政权加强联络，积极迎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并于1653年正式以中央朝廷名义授予五世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的名号。同时，授予顾实汗以“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的名号，并要求他“作朕屏辅，辑乃封坼”。*《清世祖实录》卷七四，顺治十年四月丁巳条。《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1，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页。显然，清朝是意图通过承认达赖喇嘛“所领天下释教”的宗教领袖地位，和顾实汗作为“庶邦君长”的政治领袖地位的方式，逐步将朝廷的权威渗透向青藏地区，以实现对青藏事务的间接控制。

然而，历史的进程并非如此简单。

16世纪中叶以来，丽江木氏土司势力逐步向滇西北、川西南藏区扩张，到明末时，“不仅占有了守御大冲河(雅砻江)的五所之一部分领域，而且占有了盐井卫以至建昌卫以及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的一部分领域”，“巴塘、理塘、查木多(昌都)一线，为丽江府势力范围”。*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41页。顾实汗率部征服安多、康区北部和卫藏地区，并与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建立联合政权后，派其第五子伊勒都齐之子罕都作为蒙藏联合政权代表进驻康区，进一步向康区南部木氏土司领地进军，以图完全控制康区，最终实现蒙藏联合政权对整个藏区的统治。这就必然与木氏土司势力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而作为和硕特蒙古与木氏土司各自“福田”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与噶玛噶举派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和冲突、清廷派吴三桂署理云贵事务以及吴三桂反清叛乱，又使康区南部的政教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于是，在以川西南、滇西北为中心的西南边疆地区，形成各种政治的、宗教的、民族的、区域的力量参差交错，冲突不止的局面。

在这一背景下，清廷派吴三桂署理云贵与蒙藏联合势力派罕都经营康区南部藏区、罕都背叛格鲁派与吴三桂反清叛乱在时间进程上的相似相关性，不但关涉到西南地区各种势力之间的较量，也关涉到这些地方势力与清朝中央的关系，以及清朝中央在西南边疆地区权威的树立，而这两个事件及其处理过程，又与吴三桂和五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密切相关。因此，对吴三桂与五世达赖喇嘛关系及其演变过程进行考察，能够在充分考虑历史复杂性的前提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较为清晰地梳理清朝初期中央朝廷的权威在青藏地区渗透、确立，并逐步得以加强的过程。

(责任编辑 陈 斌)

Wu Sangui and Dalai Lama V——A Look at One Side of Southwest Frontier Multiple Rela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LUO Bu

When Wu Sangui came to Yunnan and began to administer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in Yunnan-Guizhou area, the Mongolian-Tibetan joint forces also extended their power to the Tibetan region in northwest Yunnan. The two sides developed delicate relations. Out of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Wu Sangui recognized the entry of the Mongolian-Tibetan joint forces represented by Handu into Yunnan and maintained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in Tibet by exchanging letters and gifts. Handu’s apostasy against Gelugba sect and the subsequent treatment of Handu revealed the the split between the Mongolians and the Tibetans. The Mongolian-Tibetan coalition had to handle the problem properly. After Wu Sangui rebelled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Emperor Kangxi asked Dalai Lama V to send a Mongolian-Tibetan army to Yunnan to assist the Qing forces in suppressing Wu Sangui.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ous force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Qing Dynasty became complicated and subtle. The various forces vied with each other——Wu Sangui with Dalai Lama V (Gelugba sect), the Mongolians with the Tibetans, Wu Sangui with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Mongolian-Tibetan coalition with the Qing government. It was in such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started to gradually establish and strengthen its power and authority in Tibet-Qinghai Plateau areas.

Wu Sangui, Dalai Lama V, Hoshot Mongolian, Qing Dynasty, southwest frontier

罗 布，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藏 拉萨，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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