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与法国结构/解构主义思潮

霍红　李默

摘要：法国结构与解构主义思潮的起源与推动力都源于符号学的发展，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人类学研究领域而开创了结构主义运动，之后符号学又被应用于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符号内部能指与所指关系的颠覆性思考。又促使结构主义向解构发生转变，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哲学提出问题的模式。另一方面，法国的结构/解构主义思潮也促进了符号学的飞速发展。

关键词：符号 能指 所指 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法国的结构与解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三大理论变革思潮之一。尽管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各异。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符号学这一思想工具。符号学的发展推动了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的转型。另一方面。结构/解构主义的发展也推动了符号学的进步。

符号学是指通过研究符号在我们世界中的活动而获得的知识。这门学科的提出不过一百多年。但却是近几十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人文社会学科之一。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正是在符号学中，我们开始认识到社会和文化的界限。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对象都是符号行为产生的结果”。“符号的科学”是由欧洲的索绪尔和美国的皮尔斯几乎于同一时期提出来的，他们的区别在于索绪尔的符号学建立在语言学的基础之上。更侧重于对符号的社会功能研究，而皮尔斯的符号学则建立在逻辑一修辞学基础之上，侧重于对符号的逻辑功能研究。可以说，二人共同奠定了符号学的基础。法国的学者们主要采纳和发展的是索绪尔的符号学观点。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我们的全部论证都从这一重要的事实获得意义”。在该书中，索绪尔总结出符号学的四条基本理论：（1）语言与言语的区分。（2）历时与共时的区分。（3）能指与所指的区分。（4）符号间的差异决定意义。这四条理论使符号凭借自己严格、高度的形式化而能够应用于其他众多学科。由此一跃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领航科学和原则模型。

一、符号学与结构主义

《普通语言学教程》虽然于1916年就在法国出版了，但它最开始的影响是很小的。到了1928年，情况才发生变化，在那一年的第一次国际语言学会上，许多语言学家不约而同地引用了索绪尔的这部著作，特别是雅各布森，他在这部著作的启发下建立了结构语音学。列维·斯特劳斯通过雅各布森了解到了索绪尔的著作，受到索绪尔的启发。他将语言学模型应用于人类学的研究之中。先后发表了《忧郁的热带》《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结构人类学》和《神话学》等作品，由此引发了结构主义思潮的诞生。在这些作品中。列维·斯特劳斯多次应用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索绪尔认为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文字的价值只靠它们在某一个由一定数目的字母构成的系统中相互对立而起作用”。而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各组成部分都不是固有的或无联系的实体，而是相互间保持了一定的对比关系，如庆典、仪式、婚姻法规、图腾制度等。他说：“这些现象无一例外地全都来自一些普遍的隐性法则的作用。亲属关系诸现象是在另一范畴内的现实当中跟语言现象同类的现象”。因此这些现象只有放入系统当中去衡量，才能獲得一定的意义，也就是说符号学为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型。另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在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也促进了符号学的发展。比如索绪尔认为组成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如纸的两面一般不可分割。而列维·斯特劳斯却发现在人类原始思维发展的前期。当理性规则还未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思维是以没有观念的形象来指认人类与世界和类族关系的。这种没有观念的形象就是一种象征性的能指。此时是根本不存在所指的。所以，列维·斯特劳斯率先提出了能指先于所指的观点。他说：“世界所表达的意义从来就不够充分，思维所掌握的意义总是多于它能够将其与之挂钩的对象的数目。人类被夹在能指和所指两个参照系统当中左右为难”。他的研究率先发现了能指先于所指。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松动。

继列维·斯特劳斯将符号学模型引入到人类学之后，罗兰·巴特又将这一模型运用到了文学领域。并取得了空前成功。在其代表作《神话学》中，巴特运用了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的区分”的理论以及叶姆斯列夫对外延与内涵、语言一对象与元语言的区分理论，对日常生活中人们被动接受的价值观念（即新神话）进行分析研究，创建了著名的二级符号学模型。他认为能指与所指结合成一个符号后。该符号又以新的能指的身份与新的所指结合而成一个二级符号，该符号一旦进入神话系统，这个系统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寄居地。由此巴特揭示了某些价值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传播的奥秘。在该书的结尾处巴特还提出了一套综合性的符号学纲要。认为符号学是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在接下来的《符号学基础》和《批评与真理》这两部著作中。巴特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符号学理论。他认为符号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说明强加于意义制造过程的诸种限制。罗兰·巴特对结构主义运动中的各种理论变化极度敏感，因而又被称为结构主义的风向标，人们能在他的著作中发现这个时期各种价值观念的变体，因此到了解构主义时期，他的观点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二、拉康的符号观——从结构向解构的过渡

在1966年之前，结构主义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到了1967年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结构主义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而到了1968年，结构主义的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纷纷背离了结构主义，转而投向了解构主义的怀抱。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是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转变时的一个关键性人物。

拉康认为患者的语言是精神分析的唯一中介。所以他在精神分析里引进了语言学模型，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其颠覆性地发展利用了索绪尔的相关概念。索绪尔认为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但是一旦二者结合之后他们就有如一张纸的两面一样不可分割。而拉康则认为能指与所指并不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能指链不断地在所指链上滑动。从而使意义不断被置换。所以语言中缺少一个能明确意义的固定点。这个内在的空缺使语言永远都具有模棱两可性。这与解构主义对文本的解读方式不谋而合，可以说拉康是许多解构主义者进行文本分析的主要灵感来源。

拉康与其他结构主义者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引入了主体的概念。拉康认为“精神分析应该是关于主体栖居于其中的语言的科学”。无意识是主体之家。而“无意识具有一种语言的结构”。所以主体心理与符号结构是同时生成的。因此只通过语言本身和话语机制就能进入文学分析与心理分析的领域，从而探索出人类思维的运作方式。所以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人类主体。他的观点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人文主义的理性自我观。拉康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生存的三大界域：实在界、符号界和想象界，认为它们是组织人类所有经验的三个交互作用的秩序。所以主体并非如实体式主体理论所倡导的那样，是秩序的创造者，相反.他却是“三界”这三种秩序作用下的产物。主体不再是（共同）理性的同名词，而只是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由象征（语言）文化所构造出来的某种东西。但是象征性再现总是歪曲主体，抹杀主体，主体不可能找到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能指。主体时常在自己话语的客观化中失去自己的意义。正如国内学者张一兵所说：“在象征性秩序的王国中……虚假的主体被确立，而真实的欲望之人却死亡了。”可以说语言既是主体建构的场所，也是主体异化、分裂、去势之场所。拉康的这种观点对解构主义思潮中的主体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符号学与解构主义

真正标志着解构主义思潮诞生的事件是德里达在1966年所作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报告，他在之后的三部作品《书写与差异》《论书写学》《声音与现象》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解构主义哲学。德里达的许多解构主义观点也与索绪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索绪尔认为一个符号的意义就在于它与另一个符号的差异性中，也就是说，任何符号其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一个符号的意义就在于它不停地对其他符号的追逐之中。由此诞生了“延异”这一德里达理论的核心概念。“延异”意味着意义在空间中存在着差异。在时间中又不断地向后延宕，它没有中心、没有尽头，在延宕中产生各种不同的意义。因此文本是无限开放的，文本内的东西不断涌出，文本外的东西不断对其增补，形成了一个相互交织的意指链。所以历史和文本只是一些失去了深度的文字符号。这些文字符号没有什么所谓的终极意义。所以德里达的理论消解和替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对传统哲学的解构。除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他还批判了与此相关的“言语中心论”。德里达认为传统西方哲学思想一直存在着重语言、轻文字的倾向，例如卢梭和黑格尔就认为表音文字所代表的文明要高于表意文字所代表的文明。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也认为口语是思想的再现。文字只是言语的记录。但在德里达看来，声音很难长久保存，文字是我们了解历史的最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书写可以摆脱掉自己的起源。并借助于阅读的重复性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由于文字本身比言语更具有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增大，所以所有的解释都没有了确定的中心意义。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动摇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石。

受到拉康、德里达等人的影响，罗兰·巴特于1970年出版了《S/Z》一书。在书中他批判了结構主义对文本间差异性的否定，因为结构主义强调寻找不同文本间共同的单一或多元结构系统。这种努力导致了对文本阐释的封闭性和确定性。而作者创作文学的目的恰恰是要摆脱语言符号结构和特定书写方式的束缚，从而达到自由表达的目的。巴特区分了五种语码：非时间性的意元语码、文化语码、符号语码、阐释语码和动作语码，这些语码导致了文本的多元化，所以文本中根本不存在叙事结构、语法或逻辑。

与其他解构主义者一样。法籍保加利亚哲学家克里斯蒂娃也反对结构主义静态、封闭的结构观念，认为应在结构的变化中动态地把握符号，她提出了“互文性”和“解析符号学”的思想，认为“符号是人的意识或知识借助能指固着的结果”，“符号学所发现的是支配任何社会实践的规律”。1967年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她说：“它（文学词语）是几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作者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以及当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她的创新之处在于在符号研究中引入了历时的维度。她认为文本总是处于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的状态，借助马克思关于商品和商品价值的理论，克里斯蒂娃提出意义生产动态理论，认为文本的意义就像剩余价值一样是在文本生成过程中产生的。文本的形成过程就是意义的变化和积累过程。

解构主义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开放的文本”概念。这种文本是一种差异化的网状结构。这个结构没有固定的中心，没有最终的所指，它有的只是能指以及符号间开放式的差异性运动。可以说这种观点动摇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石，消解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解构主义既是对结构主义的承袭与发展。也是对结构主义的反思与批判。而符号学思想的发展是解构主义时期思想家们哲学立场转变的主要原因与突破路径，本质上都是符号学与各自研究领域碰撞出的思维火花。

四、结语

结构/解构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并称为二十世纪三大理论变革思潮。从结构到解构的转变标志着西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过渡。虽然这两股思潮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二者都由索绪尔的符号学发展而来。都在寻找文本意义的努力中不断反思其当代西方的生存状况与理论内容。它们无非想通过对世界客观形式的考察以求找到世界可以永世长存的途径而已。可以说符号学是结构/解构主义思想主潮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力，它深刻地改变了哲学提出问题的模式，显示出其巨大的学术张力与潜力。另一方面。法国结构/解构主义时期各人文学科的进步也在不断推动着符号学的飞速发展，促使其成为当代人文社会学科中有关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