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象学方法研究儒学,这是张祥龙给那些被专业壁垒严重限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留下的一个粗略印象。如果从一个稍近距离的圈内人位置观察,可以看到,试图在这条道路上运思的学者不止张祥龙一人,但坚持不懈并形成一系列独创性论说的目前大概只有他一人。然而我们必须马上注意到,在这条运思之路上,其实还是从之者稀。如果在此断言张祥龙的儒学研究已经为我们确立了一些思想的路标,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路标似乎还是坐落在某个灯火阑珊的地段,上面的指示也因环境的昏暗而显得暧昧不清,正如同一条偏僻之路上的一些小站,只有少数人因为某些特别的原因才在这一地段上下车。如果因此而进一步说,这些路标遭遇了学院共同体不应该的忽视,那么,就必须指出它们应该得到承认的客观理由,也就是,它们的意义和重要性。这是我们在一开始就必须提出的问题。
作为一种方法和思想态度的现象学,呼吁回到实际生活经验,去展开存在论层次的哲理言说,这就在诠释学与存在论之间,建立了一个紧密的连接。在这样一个紧密的连接中,诠释学与存在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为例,诠释学变成了存在诠释学(ontological hermeneutics),存在论变成了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 ontology)。实际上海德格尔已经明确指出,存在论就是诠释学。正如张祥龙详细分析过的,这是一个思想的新识度,而人的思维的意向性特征无疑为这个新识度奠定了一个客观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形式显示的方法能够在须臾不离的时机化境域中将归拢于一处的意义呈现出来,从而应和人之于存在的湍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