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秀史稿》的定位特色看地方史编写探索

郭艳玲

从《越秀史稿》的定位特色看地方史编写探索

郭艳玲

越秀区积极探索开展地方史的编写。2016年4月公开出版发行的《越秀史稿》是广东省第一部城区通史。作为广州地方史的核心组成部分，《越秀史稿》通过对越秀地区历史的系统整理和细致记述，全景式地展现了越秀为城市中心的历史风貌和广州的根脉，反映出越秀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城区通史；研究；越秀

2015年8月25日，《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出台，部署了一项重大任务——地方史的编写①邱新立：《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解读，《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11期。。邱新立认为，地方史编写与修志、编鉴鼎足而三，地方志事业的恒久发展就有了稳固的根基②邱新立：《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解读，《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11期。。按此解读，地方史的编写与修志编鉴，是当下方志界创新发展的必备要件。如何做到修志编鉴写史三项并重发展？成为方志界关心的话题。

对此，越秀区积极探索，继完成两轮《越秀区志》编纂后，《越秀年鉴》相继获得第五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综合特等奖、框架设计特等奖、条目编写特等奖、装帧设计特等奖，以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特等表彰。2016年4月，由中共越秀区委、越秀区人民政府组织，越秀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与越秀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联合主持编写的《越秀史稿》公开出版发行，是广东省第一部城区通史。《越秀区志》《越秀年鉴》《越秀史稿》作为存史的三个载体，较好地发挥了互补互动的作用。这既是越秀区贯彻落实《规划纲要》的重要举措，也是探索地方史编写新路子的成果。

本文拟从《越秀史稿》的定位特色，粗略谈谈城区史编写的探索。

一、《越秀史稿》的定位特色

地方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门类，在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从行政区划角度来说，地方史是相对于国史而言的，国家以下的行政区划，大到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小到村乃至自然屯的历史，都可以归入地方史的范畴。”③张恺新：《地方史散论》，《葫芦岛地方史文集（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

近年来，越秀区有关部门结合工作实际，围绕越秀地区的历史文化，编纂了《广府菁华彰越秀》《学海千年说越秀》等一批文史书籍，但大多都是从某一方面反映越秀地区的历史，还没有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叙述越秀历史的专著。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地方史研究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很多地方史成果成为地方党政决策、对外宣传、招商引资、城市规划等方面的参考依据，有些地区将地方历史的研究宣传上升到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高度认识，极大促进了地方史的深度研究。①张恺新：《地方史散论》，《葫芦岛地方史文集（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越秀区非常重视从整体上研究越秀地区的历史，提出要站在“一带一路”国家宏大战略的新起点上，围绕越秀建设文化强区的目标，充分利用越秀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优势，对越秀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汇集、整理，以此作为切入点，编修属于越秀地区的、具有工具书性质的、权威的专属史书，打造具有越秀特色的文化形象。越秀区地志办顺势而为，与越秀区政协学文委联合，广泛拜访史志专家、学者，依靠社会力量，加强地方史料的搜集，启动了《越秀史稿》的编写工作，使之成为服务城区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帮助人们了解越秀、研究越秀、读懂越秀。越秀区在编纂城区通史方面的探索，以及对史料的整理，既为城区留下珍贵、生动的地方史料，又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地方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982年2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广州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而越秀区就是这座名城的核心区。越秀区总面积33.8平方公里，是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广州2230年的城市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自秦平岭南、设南海郡，今天的越秀区就是南海郡的郡治所在。两千多年来，越秀一直是历代统治岭南的王国以及各朝郡、县、省、路、州、府的治所，并经历了由广州城厢到广州城市核心区的发展演变。以今广东省财政厅—北京路一线的传统中轴线，虽经历两千多年城市发展而能始终维持完整，可以说，千年羊城，根在越秀。

同时，广州又是岭南文化中心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近现代民主革命发源地，当代改革开放先行地。广州“四地”的特点，最集中体现在越秀区的发展历史上。辖内有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怀圣寺光塔、六榕寺花塔、光孝寺、广州圣心大教堂、广东咨议局旧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国民党“一大”旧址、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公社旧址、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碑、清真先贤古墓、五仙观、岭南第一楼、广州古城墙、镇海楼、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春园、简园、葵园（逵园）等各级不可移动文物共176个（204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个（25处），占全市比例的55.2%；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4个（16处），占全市比例的28.6%；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79个（89处），占全市比例的22.8%；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个（9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共有59个（65处）。这独一无二的历史资源宝库为编纂《越秀史稿》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越秀史稿》依朝代记述越秀地区上自先秦，下至民国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演变的？不同区域、各处地方，街巷马路、丘陵河渠等，在历史上曾是个什么样子？有过什么传说、著名建筑、名胜古迹？发生过什么事件，产生了什么影响？曾有什么重要人物在此地活动，留下了什么遗迹？等等。在《越秀史稿》里基本上都可以找到答案或基本线索。正如《越秀史稿》的审稿专家，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长琦在《越秀史稿》序言中写道：“《越秀史稿》是一部具有填补城市区域发展史空白的著作。研究广东历史、广州历史而涉及广州城市发展史的著作有一些，但独立研究越秀史，以广州城市核心区域发展史为对象的著作，至目前该书还是第一部，具有开创之功、填补空白的价值。”②温斌、郭艳玲主编：《越秀史稿序》《越秀史稿》，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年。

二、编写地方史《越秀史稿》的实践探索

地方史的编写，终极目标就是为社会服务，让社会各界在史料的应用和价值的挖掘上各取所需。《越秀史稿》共6卷300万字，存1075张图片，补绘各个时期的城区示意图68幅。涵盖了从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两千年时间，覆盖了越秀地区历史的不同面貌，既有对整个越秀地区的发展历程的记述，如城市的创建、毁圮、重修、扩展、拆除等整个演变过程；也有街巷马路、丘陵河渠之形成演变的考察，如道路、岗丘、街巷、马路、铁路等的辟建、发展及名称更替；越秀地区珠江、河流、渠脉、城濠、湖泊在历史上的形成、演变或淤浅、湮没等。

从具体内容上看，《越秀史稿》既包括掌故传说、著名建筑、名胜古迹，如越秀各处地方曾经存在或部分今存的名胜古迹（寺观、园林、宗祠、官署、书院、桥梁、牌坊、重要建筑等）、流传过的掌故、著名人物的活动、相关的诗文、历代羊城八景等，以及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影响，包括严重灾害、动乱、战乱等；重要人物活动的遗迹，或给出了答案或提供主要线索，为日后聚焦越秀地区专史研究提供依据，也包括当今有关越秀地区的考古新话题和新热点，从而得出新结论。

从结构上看，《越秀史稿》将传统的“城坊志”编纂体例与现代城市史编写体例和方法对接，形成了独特的编纂模式。《越秀史稿》的审稿专家，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庆新认为，“《越秀史稿》填补了越秀地区历史的空白，也体现了广州城市史研究的新水平。《越秀史稿》的编纂，有先行起例之功，为城区史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参考与借鉴的体例。”①温斌、郭艳玲主编：《越秀史稿序》，《越秀史稿》，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年。1994年出版的《广州城坊志》，“此书以原日广州府城及附郭为范围，意在考见城坊沿革史迹，故详古略今。民国后各变迁，当别为记载。”②黄佛颐编纂：《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页。与此相比，《越秀史稿》对越秀城区历史的记述更进一步。全书在时间上，以纵向的历史分期作为线索，按先秦至五代南汉国、宋·元·明、清代（上）（下）、民国（上）（下）共六册，分设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和民国十个篇章去记述漫长的历程；在空间上，以地域为单位，既从整个城区这一宏观角度去把握，去体现城区的肖像，又深入到城市从内部进行解剖，注重记述历代街区布局、城坊结构、水系脉络、文化遗迹、建筑遗址等，所记街巷、建筑、名胜等均说明在今天的位置，具有明确的地理范围以及时间脉络。

仅以记载洪桥街街名的来历“黉桥”为例，有资料记载“黉桥，在小石街西北”，至于其他史料基本不载，亦难查考。《越秀史稿》则依据方志图籍，予以翔实记载，见下文：

黉桥·洪桥街·先锋庙

（1）黉桥。桥名。建于明代，为进入明代贡院的必经之桥。清乾隆《广州府志》载：“黉桥，在小石街西北。”故址约当今洪桥一巷西端附近。清道光时尚在（见清道光《广东通志·广东省城图》），清代后期已毁圮不存。黉桥街在黉桥之南，因桥而得名。

（2）洪桥街。为今东风中路北侧内街，南起洪桂坊，北至三眼井下街。因在明代贡院的黉桥之南而得名，辟建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或称因清初街区内北段私塾前有“黉桥”（学堂前的桥）而得名。洪桥街原称黉桥街，后人把“黉”简写为“洪”，为今名。

（3）先锋庙。明代时黉桥侧有先锋庙，当地人建来祭祀宋代末年急脚先锋杨四爷爷。所谓“神为急脚先锋杨将军”，其实只是个传说人物，史志皆失传。民间说他作战时带头冲锋陷阵，故人呼为“急脚先锋”。又相传“明初邵宗愚之乱，神率阴兵以御贼。故祭赛尤赫”，“贼惊而败退。民间德之，处处立庙”。庙称“先锋”，黉桥侧是其中一座。又相传“神喜啖犬，人往往以犬祀之”。“祭必以犬。右班勇爵，奉之弥谨。”（晚清《南海百咏续编》《藤阴小记》）此庙至晚清尚存。后毁。民国前期已不存。

此类例子甚多。这为今后进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资料，也为广州城市发展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从实用性上看，遵循“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①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领导同志关于历史文化和地方志工作讲话批示选编》（2016年版），第32页。的精神，《越秀史稿》载录了甚多越秀地域已消失了的历史地名、街巷名、建筑名、史迹名胜名称等，可供查考。比如日泉寺、菊坡祠、羊城庙、仙童桥、昭阳殿、芳春园、明月峡、绿净观、西竺山、折公泉、广惠庵、盖海楼、山川坛、急递铺、草行头、新店街、合同场、儒学提举司、五羊驿、递运所、鬼子营、提督府行台、石龟仓、广南韶道等等，进行一一表述。一般书籍已难找到，《越秀史稿》则有详细记述，使城区通史更为真实和丰富，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资料。

从考订辨析上看，《越秀史稿》以现当代考古成果、历代图籍、史志文献、实地采访考察等为主要依据记述历史，参考1230多种文献图籍资料，包括：正史、其他各类纪传体史籍、编年史、政书（通典、通考、通志），历朝会要、会典，全国地理总志、广东地方志、乡土文献、舆地著述，类书、野史、别史、笔记、杂记、诗文总集、别集、碑刻、实录以及近现代报刊、部分外文资料等，对越秀地区历史进程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审视，对其复杂性和多元性进行解读，努力做到“无一处无来历”。

从地图应用上看，“古代城图作为记录城市格局的直观载体，以明确的空间概念展现文字记载难以表述清楚的城市区位、布局等情况，蕴含着丰富的城市历史地理信息，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②曾新：《明清广州城及方志城图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由于明代以前的广州城图已经全部失佚，幸存至今的约10幅明代广州城图制作较为粗糙，且不合比例。《越秀史稿》执笔人冯沛祖依据历代文献资料的记载，补充绘制了明代以前（包括明代）的历代广州城图共68幅。

据今存历史文献，回顾广州古城历史地图。广州最早问世的地图当是隋代樊子盖撰成于隋开皇十八年（598）的《岭南地图》（载《隋书·子盖传》）。此后，唐代有李吉甫撰成于唐元和八年（813）的《元和郡县图志》，书中有广州地图。两宋有佚名《交广图》一卷、王中行《广州图经》、佚名《广州新图经》、李木《南海图经》、王象之《广东舆图》等。元代有朱思本《广舆图》二卷。以上地图已全部失佚。

今存广州城图，最早的是明代前期编成的《永乐大典》卷11905所附《广州府境之图》《广州府南海县之图》和《广州府番禺县之图》。此后，有地图基本上都是附于各朝地方志中。如：明嘉靖十四年（1535）《广东通志初稿·广州府地理图》、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岭海舆图·广州府舆地图》、明嘉靖四十年（1561）《广东通志·广州府舆地图》、明万历三十年（1602）《广东通志·广东省城图》、明万历三十年（1602）《广东通志·广州府图》、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才图会·广州府境图》、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南海县志·隶省城图》、明崇祯十五年（1642）《南海县志·隶省城图》。这些地图大致上只标示出主要官衙的位置，名胜只标出若干个（如著名的光孝寺），街巷基本不标。至于城墙，基本上都把北城画成椭圆形，并非真实城墙模样。

清代问世的广州古城图有二三十种，基本上是附于各朝地方志中。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番禺县志》所附“省城及周边图》、康熙三十年（1691）《南海县志·邑隶省城图》、康熙三十六年（1697）《广东通志·广州府会城图》、雍正九年（1731）《广东通志·广州府城郭图》、乾隆六年（1741）《南海县志·邑隶省城图》、乾隆二十四年（1759）《广州府志·广州府城郭图》、乾隆三十九年（1774）《番禺县志·全城图》、乾隆五十五年（1790）增辑《岭海名胜记·仙城图》、道光二年（1822）《广东通志·广东省城图》、道光十五年（1835）《南海县志·县治附省全图》、咸丰（1851—1861）《广东省城图》、同治（1862—1874）《重浚广东省城六脉渠碑图》、同治十年（1871）《番禺县志·捕属图》、同治十一年（1872）《南海县志·捕属图》、同治十一年（1872）《南海县志·县治附省全图》、光绪五年（1879）《广州府志·省城图》、光绪五年（1879）《广州府志·六脉渠图》、光绪十四年（1888）《广东省城全图·陈氏书院地图》、光绪十四年（1888）后《六脉渠图》、光绪二十六年（1900）《粤东省城图》、光绪三十一年（1905）《粤东省城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广东省城内外全图》、宣统二年（1910）《南海县志·县治附省全图》、宣统二年（1910）《南海县志·捕属图》、民国二十年（1931）《番禺县志·六脉渠图》、民国二十年（1931）《番禺县志·捕属图》。其中，道光二年（1822）《广东通志·广东省城图》是第一次比较详细地标出了广州城内城外街巷。

依史实记载，绘制《越秀史稿·历代广州城示意图》。历代广州古城就是建设在越秀区上。《越秀史稿》全面而详尽地记述了越秀地域的整个演变过程，并尽可能地列出了相关的史料作为记述的依据。《越秀史稿·历代广州城示意图》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绘制出来，直观地标明《越秀史稿》正文所记述内容（城墙、街巷、官署、名胜等等）空间位置。

文献记载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同一记述的不同看法，都会引起争议。如历代珠江岸线的确定。有关古代广州城南珠江岸线的文献资料极为缺乏，尤其明代以前（包括明代），基本上没有明确记载的文献资料，再限于古代的丈量技术，那时不可能准确测绘。此外，在清末修筑江堤之前，广州城南珠江江岸是滩涂地，岸线随着潮涨潮退而改变，相差颇大。晚清光绪十年（1884），兵部尚书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讨论起珠江的宽度。彭说五里三分，张说七里三分。番禺县知事程树屏道：“水涨七里三，水落五里三。两位大人说的都对。”道出了一个事实，即潮涨潮退江岸线的改变是很大的，是无法确定的。

基于以上理由，记述历代今越秀地域珠江江岸的演变与宽度只能是个大概。《越秀史稿·历代广州城示意图》绘画的依据是：先确定不同时代珠江岸线的“点”（比如南朝梁大通元年达摩在西来初地登陆，证明当时那里是江岸，这就是“点”），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不同时代的经济发展与城区扩展情况、江岸地势、沙洲并岸、滩涂淤积等各种不同因素，再连“点”成“岸线”。在已出版的相关论著中，三国、隋朝、元朝等几个朝代的广州城南珠江江宽似乎至今还未见论述。《越秀史稿·历代广州城示意图》大致弥补了这个欠缺，绘出每个朝代，以至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不同地段珠江岸线的变迁。让今人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珠江在历史上逐渐缩窄的整个演变过程。

在查核、掌握、分辩、考证了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绘制出来的《越秀史稿·历代广州城示意图》，是研究广州史地的“基础工程”。《越秀史稿·历代广州城示意图》的绘制是以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广州地图为底图的，在底图上绘出古代各朝广州城的城墙、建筑、名胜等等。这既保证了绘图不会走样，有一定的准确性，又方便读者对古代与当代进行直观地相互对照：某朝某代的广州珠江岸线、城墙是在今天广州城的哪处地方；今天广州的某处某地，在过去某朝某代是什么街巷，有过什么建筑，等等。读者看图，一目了然。历来讲述广州历史变迁的书籍，很少配图。《越秀史稿·历代广州城示意图》可直观地展示历代广州城的发展演变，这也是《越秀史稿》主要价值所在。

三、关于编写地方史的思考

在编写《越秀史稿》过程中，我们认为有些思考值得关注。地方史成果应用的外延日益广泛，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史志界或历史爱好者的“圈子”里，而是越来越为大众所接受，这就要求史志工作者顺应形势，“不只限于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要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必要的了解和应有的认识。”①李学勤：《推动史学大众化通俗化》，人民网2016年5月9日。梁启超认为，“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同时提出，我们研究历史，要将注意力集中，要另具只眼。把历史上平常人所不注意的事情，作为发端，追根研究下去，可以引出许多新事实，寻得许多新意义。”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有很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的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因此，推动史学大众化，一来可以使读者层面延伸拓展，二来可在社会大众中实现互动交流，增强读史用史的兴趣，三是推动地方史研究成果变成有思想、有活力的公共产品，从小众市场走向大众。

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单元修史，“城市史”与“城区通史”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差别在于，城市史着力的是历史中的地方。如“以广东古代历史而论，在中国通史里就着墨不多。至于近代部分虽然在通史里反映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比较多一些，但也是从全国的角度而不是从地方史的角度来加以叙述的。因此，这不仅需要有地方史来补充这一不足，而且也只有在深入研究地方史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丰富中国通史的内容。”④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由此可见，城区通史需要更多地关注地方中的历史，以弥补城市史难以细触的层面。作为城区通史的《越秀史稿》，以现行政区划为切入点，更加突出以地方中的历史的角度，从广州城市核心区的视角重新审视越秀地区的历史，通过传统中轴线这个承上启下的枢纽，使微观社区与宏观区域联系了起来，既把城区作为整体来研究，又深入挖掘城区内部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旨在找寻古城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演变的，以丰富城区通史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多维度丰富城市史。通过逐一记述和解读，为海内外研究者开展越秀城区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线索。也许正是这种视角，使《越秀史稿》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城区发展。

比如，通过考述越秀地区江岸线变化，可见从秦汉时期海浪可直到越秀山南麓的今中山纪念堂附近，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南汉国、两宋、元、明、清等历代演变，至1931年珠江北岸线基本固定，见证千年珠江岸线变迁。反映自秦代南海郡尉任嚣在番禺（今广州市越秀区地域）筑城，作为南海郡的郡治。之后历代广州城都在原城址上修建，并逐渐向四周扩展，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建设和扩展城池，一直发挥着岭南的行政、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以及南方商埠和国际港口城市的功能，是广州城历二千余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

又比如旧仓巷，一般资料只记载此地因在宋代时曾建有盐仓而得名，其他不详。本书则详细记述了旧仓巷从原为文溪东支水道到成为城中六脉渠之一段并渐淤为街巷的整个演变过程，同时记述了此巷曾有过的书院、学校、医院、机构以及有趣的掌故。

所有这些不仅推动了越秀城区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越秀区的认识，而且也为越秀区开展文化活动和建设文化强区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综上所述，越秀区编写《越秀史稿》，凭借其对越秀地区整体历史的记载，为社会各界开拓史学资源，研究越秀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其新颖的视角、多样的方法和拓宽的史料范围，给予社会各界观察城市史的一种新视角，虽然在编写过程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值得关注。

主要参考资料：

1.黄佛颐编纂：《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2.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3.张恺新：《地方史散论》，《葫芦岛地方史文集（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

4.苏智良主编：《上海城区史》，学术出版社2011年。

5.马雪芹：《杭州政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6.曾新：《明清广州城及方志城图研究》，2013年。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

8.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领导同志关于历史文化和地方志工作讲话批示选编》，2016年。

9.陈泽泓：《史志区别研究析论》，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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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艳玲，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广东广州 510180）

陈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