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传教士随红军长征的18个月

□ 米艾尼

一个外国传教士随红军长征的18个月

□ 米艾尼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被认为是世界了解红军、了解长征的最著名的作品。鲜为人知的是，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之前，一部名叫《神灵之手》的书在英国伦敦出版，它才是第一本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英国籍瑞士传教士，名叫勃沙特，中文名薄复礼。他随红军一起走过了18个月的长征路

初见红军

勃沙特的家乡是英国的曼彻斯特，他从小便受到基督教的熏陶，10岁起就开始参加教会的活动。20岁那年，勃沙特向基督教宣教组织“中国内地会”申请，要求到中国做传教士。为此，他在伦敦接受了为期两年的培训。

1922年10月前后，25岁的勃沙特到达了他中国之行的第一站——上海。在这里，他在语言学校学习了一个阶段的中文。教书的是一位中国老先生，给他取中文名字薄复礼。随后，他被教会负责人分配到贵州省遵义市。在此后的十余年间，薄复礼在贵州辗转多地，并和同来中国传教的瑞士姑娘露西举办了婚礼，二人定居在贵州镇远的一座教堂。

1934年8月，薄复礼和妻子一起离开了贵州镇远的家，前往黔西安顺参加一场宗教活动。这次旅行，遭遇了他一生都难忘的与红军的“偶遇”。

1934年，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

红六军团从湘鄂黔边进入贵州，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江，又突破了湘、桂、黔三省敌军共18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入地主武装盘踞的老黄平县城——旧州。

薄复礼夫妇参加完宗教活动后，起身回镇远。在回家的路上，从树林中冲出了一群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薄复礼发现，这些人大都操着江西方言，都戴着相同的帽子，佩戴着红色标志。他的第一个印象是，抓我们的人是强盗，我们被绑票了。不过，当看清那些人在墙上新写的标语后，他恍然大悟：这些人是共产党!

薄复礼被带到一间大马厩里，随即被松绑。红军如数归还了他的财物，连他旅费中的几个银毫子也如数奉还。

薄复礼随后被带去见“法官”。他在书里一直称“法官”的人，是红六军团保卫局长吴德峰。他称为“法官妻子”的，是吴德峰的妻子戚元德，时任红六军团保卫局党总支书记。

有关这一涉外事件的历史背景，戚元德后来回忆说：“当时在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因此，我们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

当时与薄复礼夫妇一样被“抓”的，还有加拿大籍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海曼夫妇，以及新西兰籍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

翻译地图

在旧州教堂，红军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一张外国出版的贵州地图，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军来说，这张地图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当萧克(时为红六军团军团长)拿到这张宝贵的贵州地图时，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不过，摊开地图，萧克不禁又皱起了眉头：这张地图不是中文的，上面标的地名全是外国文字，完全看不懂。

萧克叫来两个稍懂外语的干部，他们说地图上不是英文，看不懂。这时，有人提醒说，前些天抓住了几个外国人，有个叫薄复礼的能讲汉语。萧克一听，赶紧派人把薄复礼找来。薄复礼拿着地图一看，认出上面的字都是法文。薄复礼懂法语，于是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翻译了过来。

薄复礼一边翻译，萧克一边记录，并在地图上标注。两人忙了大半夜。不过两人的交流显然不只翻译地名。薄复礼记得萧克“希望避免在运动中遇到汽车路”，萧克也知道了薄复礼的身世。

关于这一天的遭遇，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写这本书时，薄复礼已经被红军释放，他对萧克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

我的良心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令薄复礼感到“良心受到质问”的，是萧克年轻而充满热情的形象和他脑海里“土匪”的样子毫不相干，从这个晚上开始，他慢慢地接触和了解了真正的共产党人。

外国人的长征生活

离开旧州后，薄复礼、海曼和埃米三人跟随红六军团，开始了他们的“长征生活”(注：薄复礼和海曼的夫人及两个孩子均被释放)。对于这些外国人来说，行军当然是辛苦的。

薄复礼在书中写道：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一天天没有休息和礼拜日的行军。新西兰籍的埃米·布劳斯小姐对行军生活尤其吃不消。戚元德管她叫“洋小姐”，也有人叫她“胖子”。她的身体很胖，行动比较迟缓，行军时总是赶不上趟。

埃米小姐只跟着走了两天，脚上就打了几个水泡，鞋子也磨烂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无奈之下，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坚持行走。为保证两名外国男传教士能够穿上鞋子，不至于赤脚行军，戚元德还把吴德峰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薄复礼和海曼。

薄复礼回忆：行军路上，我的一只鞋子坏了，红军给我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它是刚从一位正在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的。因为气候潮湿，雨多，我们提出要块雨布，结果给了一件床单。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应了。

一周后，当部队来到一处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带，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红军决定无条件地将埃米释放。

薄复礼在书中，详细地讲述了他跟随红军遭遇的各种突围和游击。他无意间见证了红军长征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木黄会师。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是中国红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来自不同战略区域的两支红军联合在一起，为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薄复礼对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回忆，生动而细节化：这一天，是红军会师的热闹日子，驻地锣鼓铿锵，彩旗飞扬。我们同先到这里不久的贺龙红二军团合并了。贺龙的军队，衣着更加破烂，但军队中红色旗帜及标志却十分明显……

1935年的11月18日，红军从湖南桑植出发的前一天，因为身体极度虚弱，海曼收到了红军发给他的释放通行证。1936年的春天来了，此时的薄复礼，已经随长征的队伍进入了云南境内。有一天，薄复礼正在晒太阳，远远瞧见萧克同他的警卫员走过来。在亲热地打过招呼之后，萧克告诉了薄复礼一个喜讯：红军准备释放他。

释放薄复礼的日子，红军似乎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和准备。因为薄复礼记得很清楚，那天是4月12日，是个礼拜日，又是复活节。这天，红军破例摆了一桌酒席，为他们特殊的朋友薄复礼饯行。红六军团司令员萧克、保卫局长吴德峰和戚元德坐在桌上。

红军长征途中的酒席，远远算不上丰盛。给薄复礼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戚元德变戏法一样拿出来的一罐咖啡，萧克则给他做了一个拿手菜——粉蒸肉。

第二天凌晨，红军从驻地撤离了，两天以后，重获自由的薄复礼到了省会昆明。在那里，他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

薄复礼随红军长征时间达18个月，转战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近万公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三个月后，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神灵之手》。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