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与源流的调适：社会图景下的群众办报思想发展透视

赵战花++来向武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对各种源流的调适：建党初期在主流的“新闻本位”思想与具体新闻实践的影响下，继承了列宁的党报思想；延安时期，在“大众新闻思想”背景下，形成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建国后，反思苏联模式，明确了“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思想；改革开放后，清除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干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对这一过程的考察，为我国参与世界传播，发展新的新闻思想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新闻思想 主体 源流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发展，不是一个独立自我生发的过程，是处在整个世界新闻思想发展的背景之下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发展又是和自身的阶段性任务、新闻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主体和其形成的源流之间，存在着一个较为明显的非同步、调适性的发展过程。对这种历史脉络和方位的考察，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其深层次的发展轨迹和逻辑，进而在今天和以后的社会背景下，更好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更好地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对“新闻本位”的扬弃

当今日的问题需要我们拨开历史的枝蔓，寻找那些对后来者产生重要影响的东西时，总是要进入前人思索的问题和由此形成的观念。①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中国的新闻事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形成了社会普遍认可的主流的新闻思想。这为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图景。

早在19世纪70年代，王韬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报刊政论的重要社会影响。尔后在维新运动时期，先后有梁启超、康有为、汪康年、谭嗣同等人承袭了这一做法，通过各自报业实践形成了报刊以政论文章为主的一个传统。这种传统历经辛亥革命，一直持续到五四前后，新闻界实现了从“言论本位”向“新闻本位”的过渡。②早期的传教士在向中共引入新型“报刊”的同时，也输入了西方的新闻思想。世界近代新闻思想的发展，从威尼斯以传递商业信息为最初的发端，在经历了封建统治官方报刊时代、政党政论报刊时代、大众化报纸时代之后，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政党报刊思想、自由主义报刊思想以及客观主义新闻思想等理论。而大致从五四时期开始，欧美的新闻思想开始系统化地传入到我国。③

在黄旦看来，“五四”前后的中国新闻业界以及学界所达成的共识是，新闻纸的根本作用是“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报纸是全社会的“耳目”，是一个独立的职业组织，而不是政党互相攻讦的工具。④陈力丹将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的早期区分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期与创立期两个时期，“以新闻为本位”⑤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基本特征。

虽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和主要成员，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很明显地受到上述新闻思想的启蒙与影响。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形成的新闻思想却与这种“主流的”新闻思想完全不同，党报与党的建设发展同构的设想在建党之初已经显露出端倪。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就对党报模式进行了明确规定，党的报刊必须由党组织经办并由党员直接掌办，内容须与党的方针政策相一致。在中共党报思想的发展中，更贴近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现实情况的列宁新闻思想被直接继承。之所以最早选择列宁的新闻思想而非马、恩的新闻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指导思想。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决定的。⑥

二、 “大众新闻思想”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有学者勾勒出了五四至建国前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的主要轮廓：1919年至30年代初，居主流地位的是新闻本位思想；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战时新闻宣传思想逐步兴起；40年代中期后，大众新闻思想日臻成熟。⑦这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背景下新闻思想发展的主流状态。而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新闻思想的主体与上述之发展状态表现出了一定的关联，但更多的是其独立的发展过程。从1942年4月《解放日报》改版开始，到毛泽东、刘少奇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等重要谈话发表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思想逐步成熟，其标志主要体现为“群众办报、全党办报”思想的形成。⑧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新闻宣传的重要性，新闻宣传意识形态成为抗战期间的主流新闻实践。⑨这种“战时新闻宣传思想”的兴起，在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民党政府所主办的新闻事业及一些民营报纸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闻事业，一直在有效地利用新闻宣传作为战斗的武器，故其新闻思想反而没有受到这种“战时新闻宣传思想”的过多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抗日战争的爆发是大众新闻思想成熟的重要推动原因，直至20世纪40年代，大众新闻思想日益占据主流地位，与此同时，中共“群众办报、全党办报”思想也逐渐走向成熟。所以这里需要辨析的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新闻思想与“大众新闻思想”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大众新闻思想是要改变报纸“专供都会中上层人阅览”的状况，而要更多地面向社会大众，让民众了解空前国难与自身的关系。这里的“大众”显然指的是所有的普通老百姓；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办报”则更倾向于革命的参与者与支持者，是立足于“革命组织”而不是整个“社会”。 与接受欧风美雨滋养而成的“大众新闻思想”不同的是，中共新闻思想的发展与成熟则是更多接受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报理论的影响，因此，走上一条不同于“大众新闻思想”的路径也是必然。

三、“苏联模式”与“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

建国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面临全新的转变要求。其新闻思想发展的主要源流，是苏联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新闻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对延安清凉山新闻模式的理论总结和延续。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主要发展在于强调“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10}

建国前后，面对接收和改造一系列旧的新闻机构，建立起新的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新闻管理和运作模式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必须发展自己的新闻指导思想。为此，中国共产党先是沿承了在老解放区所形成的新闻运作模式，紧接着，到1954年前后，中苏新闻界多次互访，向苏联新闻界学习的活动达到高潮。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将苏联所形成的党报模式全盘照搬到了中国。但随后，苏联模式的弊端很快显现。于是又有了1956年的新闻改革。这次改革实际上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党的新闻事业适应党领导下的全社会发展的需要。当时的实践显示，既有的新闻指导思想适应于战争年代的需要，能更好地传达党的声音，而无法满足国家建设时期整个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无法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实际状况。经过一番讨论和探索，改革的成果是明确了这样一种指导性的思想：“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黄旦认为，1956年前后，党的新闻事业注意“如何改变过去在革命时期，在农村环境下所确立的模式，真正满足新形势下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需要”。“1956年前后的中国新闻思想，可称为由原来立足于组织喉舌的思想向立足于社会喉舌的思想转化。”{11}与此相统一的是，利用报纸展开批评，新闻的自由竞争等问题也在這个阶段被提出和重视起来。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一方面是对西方新闻思想不自觉的摒弃，一方面是对已有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扬弃，其思想主体和源流之间有一个较为激烈的冲突、反思过程。最终受当时总体政治环境的影响，与前两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发展不同的是，新的思想主体的光辉昙花一现，留下的更多的是其源流的影响，其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

四、 “正本清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思想”

197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开始进入到一个较长的丰富和发展的时期。我国新闻学界开始了解马、恩等人的新闻思想，大致从1979年之后才开始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12}从而有效地将其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发展更为独立从容，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更具体地进行考察，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源流与主体的调适领域，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新闻领域的消极影响进行排除，同时进一步强调党的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重新认识和把握新闻的基本规律。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从“喉舌论”发展到“生命论”，提出了“福祸论”“导向论”“三贴近”等重要思想。正是在这些思想观点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逐步建构起了中国共产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思想”。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博弈、调适和复杂斗争的过程，可以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人所付出的智慧和勇气。当我们以更加开放有为的姿态站在世界传播的舞台上时，我们需要借鉴和吸收来自于各种源流的有效的思想成分。我们将面对更为多元和丰富的思想理论的挑战和冲击，面临更多的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适应更复杂的新闻实践活动的要求。我们在发展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思想”的过程中，需要更清晰的思路，消除更多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其难度超过了以往。

从以上的历史考察中，我们至少可以为我们今后发展新闻思想得出这样几点启示：一是以我为主，无论我们周围的社会图景、新闻思想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在形成自己的新闻思想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从自身的历史实际状况出发。二是紧密结合当前阶段的任务和目的，新闻事业是整个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力量，无论处在哪个阶段，其新闻思想必须和该阶段的发展任务相适应。三是注意国情有别，新闻事业具有区域性的特点，在其他国家成功的指导思想，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要注意结合本国实际批判地接受。四是延续与发展相结合，新闻思想的发展，有创新，更有延续，割裂传统会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危害。

注释：

①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②③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 1834-1949》.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45页.

④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新闻记者》.1998年第10期.第54-56页.

⑤陈力丹.《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现代传播》.1996年第6期第32-35.

⑥参见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⑦李秀云.《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⑧参见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⑨参见李秀云.《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10}胡乔木.《致读者》，《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

{11}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新闻记者》.1998年第10期.第54-56页.

{12}参加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3月版.

作者简介：赵战花，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来向武，西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編辑：白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