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手的舞蹈之印度农村调查(下)

2017-04-15 19:06周立
银行家 2017年4期
关键词:种姓卢比约合

周立

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三地农村调查

在印度,你常能看到如影随形的贫困:街头,随处可见行乞者。路旁,时常排列着贫民窟。农村,为种子化肥而借贷者甚多。自杀,成为当前印度农村的常态。据统计,近10年内印度有24万农民自杀,多数是男性,和中国农村自杀者以妇女和老人居多形成鲜明对比。文盲,仍然是印度社会发展慢速度的制约。儿童,成为失去父母和社会关照的特殊群体,很多人在街头流浪,当然也有政府和社会组织干预和收留。妇女,在男尊女卑、种姓制度面前软弱无力,只能成为边缘化的存在,虽然她们也在力图改善现状。政府和市场,两只手都很弱,政府腐败现象严重,市场制度不完善,且两只手善于剥削弱者,抽取农村资源。笔者曾经提出的行政捕获和市场抽取理论,在印度体现得比中国更为明显。本文将通过三个地区的村庄调查结果,对印度如影随形的贫困进行说明。

调查第一个村庄和第一个农户

我在印度调查的第一个村庄,位于海德拉巴东南87公里的Mahababnaga地区。第一个农户名叫Chikkonda Mahesh,25岁。调查基本信息如下:

家庭。他家共有6口人,包括父母、夫妻、23岁的弟弟和1岁的幼女。受访者生来残疾,右腿无脚。在生育方面,他认为家中一定要有1个男孩,只要有1个男孩,他就不再要了。现在印度农村普遍存在这样的意识,需要一个男孩子继承家业。多数印度教家庭只愿意要2~3个孩子,至少要有1个男孩。

种养结构。他家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BT抗虫棉),在2000年以前,抗虫棉仅占当地种植面积的5%,现在已上升到三分之一以上,因为这是能挣钱的经济作物,而且在降雨量不足又缺乏水利设施灌溉的条件下仍能生长,所以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经济作物。其他作物有鹰嘴豆、玉米、稻谷(有水源的地方才能种植)。他家还养殖了100只羊(庭院饲养)、20头牛(在租种的种植地饲养,他每天晚上要照顾牛,与牛睡在一起)、2只鸡(庭院饲养)。

土地。他家有20英亩土地(约合121亩),其中10英亩为自有、10英亩为租种(2016年租金为7000卢比/英亩,约合人民币115元/亩;5年前租金仅为2000卢比/英亩,约合33元/亩。目前中国华北平原的每亩耕地的年租金,已经普遍在千元上下)。他家属于村庄里拥有土地较多的大户。本村600户中,有10户无地。

水。当地无农田水利设施,各家种地,都要靠打井,抽取地下水。当地的井,叫管井(用钢管充当井壁)。他家打井400英尺(约121米),但地下水位在打井和抽水竞赛中,不断下降,水已开始不足。水是农业的命脉,为了得到水,村民们近些年不断进行打井竞赛,谁家打得深,就能持续灌溉,中小农户没有能力持续打井,就逐渐落伍。缺乏水利设施,也在不断推动农民的社会分化。好在,村外的低洼地带正建泥土拦水坝,这是近些年印度在各村推行的水利工程。至于村民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村内的深井自来水,通过管道通到村内主要取水点和部分家庭。

电。印度的农村几乎没有常电,这在城市也通常做不到,遑论农村。据统计,印度有40%的地区没有电。具有强烈对比意味的是,印度农业用电是免费的,这早在尼赫鲁时期就确定了。这个村庄每天供电15个小时。家庭用电24小时供应,但时常断电。家庭用电的每月费用约150~200卢比(约合人民币15~20元)。

机械与人工。他家没有农业机械,只有两个摩托车及两只公牛犁田。劳动力多数时间用在家庭经营,有时也外出务工,农忙时还需要雇工。日工资为200卢比(男)、150卢比(女),约合20元和15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中国北京的技术工种,日工资为400~600元,一般农民工日工资也在200元左右,日工资已在印度的10倍以上。中国的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已比印度高很多倍,印度农产品价格比国际价格低很多,价格上具有竞争力。但由于产出不足,出口甚少。

种姓。本村有3000多人、600个家庭,村内有15个种姓。种姓分高、中、低层次,差距大的不能通婚。若想结婚,必须私奔,离家外出打工,多數成为贫民窟的一员。印度按种姓区分工种,如有些低种姓,只能从事兽医、扫厕所、处理垃圾、剥牛皮等“最不体面”的工作。高种姓的人多数比较富足,很多高种姓的人已经移居城市或者成为“不在地主”。

村庄管理。由村民民主选举出1位村长,1位副村长,1个助理,还有12个保长(50~100家为1个保,相当于中国的村民小组),政府只给每个村2~3个人的工资。村长工资每月2000卢比(约合人民币200元),5年任期。为避免高种姓的人持续把持管理者位置,法律规定每个种姓轮流当村长。

国家—农民关系。政府规定有土地税,但农民一般不交。2015年受访农户为他家的农宅交了1500卢比(约合150元人民币)房产税。政府为他提供了15包化肥(25公斤/包),政府补贴价为200卢比/袋。绿色革命后,政府用补贴作为激励使用化肥的手段,而现在为避免化肥过量使用,则作为控制使用化肥的手段。若想使用更多化肥,需从黑市购买,约合人民币350元/袋,这也滋生了双轨运行的腐败。因为没有化肥自由市场,黑市买卖的化肥都是从政府补贴的渠道流出来的。政府对种子也有补贴,农药则需要到自由市场购买。由于受访农民有贷款未还(原因见下文),2016年未得到任何补贴化肥、种子。

民间借贷及自杀行为。每年政府贴息(年息12%~15%)让银行为农民发放贷款。该农民2015年有20万卢比(合2万元人民币)借贷,因政府承诺豁免贫困农民债务,他便不再归还,而银行并未得到政府承诺代为偿还的债务,便不再向他发放贷款,也不再向他发放通过银行渠道才能得到的化肥、种子等相关补贴。村中有私人借贷者,年利率通常超过36%。过去5年内,该村有10位男性农民因无力偿还借贷而自杀,3家举家外出躲债(卖房,甚至卖地),成为无地农民和城市贫民窟的一员。

调查第二个村庄和第二个农户

我在印度调查的第二个村庄,位于海德拉巴西北100公里外的Medak地区。第二个农户名叫Puli Raju,35岁。调查基本信息如下:

家庭。他家共有7人,包括父母、夫妻、2个孩子和1个28岁的生病弟弟。受访者兼任当地小学老师,月工资为4万卢比,家里农业年收入8万卢比,合计月收入约4800元人民币,足够养活一家7口人,属当地中上阶层。

种养结构。他家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BT抗虫棉),2000年前,棉花约占25%,现在占一半以上。与第一个村一样,棉花是最挣钱的经济作物。此外,还种有稻谷、玉米等。未谈及养殖情况。

土地。他家有15英亩土地(约合91亩,均为自有),属本村中上规模的地主。本村400多户中有20%(约80多户)无地。政府正准备在此村兴办低洼地蓄水工程——拦水坝,他家的地将被淹。政府会按50万卢比/英亩的标准补偿(约合8200元人民币/亩);若市场买卖土地,应为100万卢比/英亩(合1.6万元人民币/亩)。他家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他做老师的工资。他愿意得到政府的一次性补偿,即750万卢比(约合75万元人民币),这在当地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

水。当地无农田水利设施,各家种地,同样靠打井抽取地下水。该户打井500~1000英尺(150~300米)。当地地下水位不断下降,40年前,地下水位只有50英尺(15米)。多数农地要靠天吃饭,但今年(2016年)降雨很少,只有一场好雨,他说是气候变化导致。村外低洼地正在建泥土拦水坝,会一定程度上缓解用水紧张。村内有深井自来水,管道通到村内主要取水点和部分家庭。

电。没有常电,农业供电免费,每天供应9个小时。家庭用电供应24小时,他家每月用电费用约250卢比(约合25元人民币)。

机械与人工。没有农业机械,收割时需要租用机械。他家3~4人经营,农忙时,每英亩需要雇10个劳动力的短工。若同时收割,他家则需要150个劳动力,劳动力日工资为男250卢比、女150卢比,约合25元和15元人民币。

种姓。该村近3000人、400多个家庭。村内有10个以上种姓。农村多为低种姓,他家是低种姓Kuruma(传统上从事农耕和放牧),目前该种姓80%以上的人还是农民和牧羊人。Puli通过受教育成为教师,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大有改善。

村庄管理。民主选举出1位村长,1位副村长,1名助理。还有若干保长(ward)。

国家—农民关系。政府规定有土地税,但农民一般不交;该户的化肥、种子、农药在市场上购买。该村有20%的无地农民,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将荒地等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但这对无地农民和边缘化农民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好地都没有起码的水利设施,更何况未经开垦的荒地。通常,得到政府帮助的农民,只是名义上有地,并没有确权,地块边界都不清楚。

民间借贷及自杀行为。该农民有固定工资收入,没有借贷。该村有4位男性农民,在过去5年内因借贷无力偿还自杀。

其他。受访者所在的村小学有6位老师,140位学生(5~10歲,6年小学)。政府5年前开始提供免费餐,让更多穷人孩子能够上学(很多贫困家庭,让孩子上学的主要动机源于吃上一顿免费午饭)。孩子们全部赤脚,有秩序地排队打饭,饭食就是米饭和一些咖喱。饭前洗手洗盘,领饭完毕,席地而食,通常由学生领袖带领统一做祈祷后就餐。

调查第三个村庄和第三至五个农户

我在印度调查的第三个村庄,位于海德拉巴西北120公里的Medak县。在村庄和附近的棉花地里,对附近三个村庄的三个农户一起访谈。其中一位男性农民约40岁,两位女性农民约30岁。调查基本信息如下:

家庭。

(1)男性农民经营4英亩土地,有5位家庭成员,包括夫妻、2个女儿、1个儿子。大女儿医药学校毕业,在医院工作。儿子在海德拉巴上大学,每月花费1万卢比(他家2015年农业收入是10万卢比)。小女儿在本地上医药职业高中,免费教育,将来保证入职。他家的化肥和农药均是赊销的。男性农民所在的村,20世纪40年代曾爆发过共产主义运动,实现了土地平均化,所以无佃农或者失地农民,也无自杀者。

(2)2位女性农民家庭,各有2英亩土地。其中1位是女农民运动家,是周围地区唯一一个名下有土地的女性农民,因她是家中的独女。她得到了国际行动援助组织的支持,并成长为一位女农民领袖,正领导着当地的女农民合作运动组织,在该组织现有10位成员。国际行动援助组织支持她们,为土地、教育、社会权利而努力,持续推动反暴力和互助合作。她所在的村有失地农民,有3位自杀者。

另外1位农民Su j a da,也是女农民运动组织的成员。2011年,她不到25岁时,丈夫自杀,留下她和1个女孩(5岁)、2个男孩。常言道,祸不单行,她面临的悲剧不仅如此,2英亩土地在丈夫名下,被丈夫的兄弟占了,2个男孩也被过继,她成为寡妇和失地农民。然而,她的命运并非总是凄惨的,一来,她的娘家提供食物,支持她们母女日常生活,二来,她参加了国际行动援助组织的女农民运动,成为其中一个地区的骨干,得到了社会归属和认可。现在,政府在当地修建一个占地2万英亩的蓄水工程,将淹没她家土地。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和她们一起,为能拿回2英亩土地的补偿(100万卢比,即10万元人民币)而斗争。她期待能得到基本的土地权益和生活保障。

种养结构。当地以棉花作为主要经济作物。男性农民还种植了有机水稻(稻鸭共作),其他情况同前两个村庄。

土地。由于爆发过共产主义运动,当地土地比较平均化,各家多在2~4英亩之间。能就近水利设施的,极少流转。流转的,都是没有水利设施的差土地。政府正准备在此地的每一个村兴办蓄水工程,补偿标准同第二个村。

水。同样没有农田水利设施,只能靠天吃饭。当地打井多在300~400英尺(90~120米),地下水位同样不断下降。村外低洼地已在建设泥土拦水坝。

电。没有常电,农业供电免费。在村庄看到,各家用电都自己搭上正负极偷电,节省一点为数不多的电费。

机械与人工。没有农业机械,耕作靠人力畜力。化肥靠赊销,这是另一类高利贷。

种姓。各村都有10个以上种姓。农村多为低种姓。本地还有穆斯林,村内还有基督教堂(周日约50人聚会)。目前种姓情况在改善中。

村庄管理。同前两个村庄。

国家—农民关系。同前两个村庄。

民间借贷及自杀行为。男性农民借了30万卢比,约合3万元人民币的高利贷,年息36%,尚未归还。女农民运动领袖借了15万卢比高利贷。女性农民Sujada所在村有3位男性农民在过去5年因借贷无力偿还自杀,包括她丈夫。

调查过程中,笔者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贫困。也理解到在印度次大陆,为什么会出现德蕾莎修女、尤努斯这样的世界知名人物。在汪洋大海般的穷人面前,有一种土豪感,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富裕;同时又有了深深的无力感,在如此众多的贫困群体、老幼妇弱面前,个人是如此地无力,根本无法满足那一只只伸过来的手,无法面对那一双双乞求的眼神。好在当地有不少社会群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帮助我联系农村调查的国际行动援助组织(Action Aid International,AA),是唯一一个总部设在非洲(约翰内斯堡)的国际组织,在45个国家为超过1500万人民脱离贫困和不公正待遇而努力。我访问的另外一个机构——彩虹之家(Rainbow Foundation India,RFI),在印度的8个城市,致力于为无家可归的儿童提供一个家,从居住、饮食、教育、医疗、就业等各方面进行努力。

小结:贫困,成为一個系统

贫困,已经缠绕进了印度社会,成为制度性贫困。

贫困,与城市里的诸多系统性问题同行。随处可见的贫民窟,各大小街道坑坑洼洼的道路,到处有积水、污水和垃圾,有混杂在车流中的行乞者,有抬脚即走的印度式过马路,几乎没有地下水排水设施,建了4年仍还需要2年的轻轨,有很多龙头却常常没有水,有很多电器却常常停电,有很多车辆但只能大象与老鼠同行,有很多设施却粗糙不堪不能使用。街道上充满喇叭声、叫卖声、诵经喇叭声,以及大工地的机器声,混杂出每天必奏的“交响乐”。随处可闻到咖喱味、焚香味、冒黑烟的汽车尾气味、垃圾腐臭味,糅合成每天必闻的生活气息。但是在如此环境中,人们仍然有明亮的笑脸,在一片嘈杂混乱中秩序井然,安之若素。

贫困,与农村里的诸多系统性问题同行。农村里有大量儿童做赤脚的戏耍,有各式各样的神庙,但偶像却大多粗鄙不堪。几乎没有水利设施。在打井竞赛中,中下层农民不断衰落。在高利贷者盘剥中,大量男性农民自杀或举家出走。各村各户人畜混居,污水横流,垃圾随手丢弃。举个竹竿搭上电线就偷电。10多个种姓阶层在农村等级分明。妇女占农村劳动力的74%,却几乎无一拥有土地……如此处境下,仍然有孩子们明亮的眼神,妇女们爽朗的笑声,面对外来者怯生却好奇的神态。

贫困,在印度的城市和乡村,成为制度性的存在。贫困,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似乎也成为不可摆脱的一部分。不禁使笔者想起《马太福音》中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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