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式的咆哮
——浅析《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的形象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 曲阜 273165)

“哑巴”式的咆哮
——浅析《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的形象

曲俊瑛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273165)

近年来，儿童书写已成为莫言写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他笔下，儿童既是新一代人，同时又是无能为力的承受者，他们经受着生命和时代的双重考验，《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就是莫言笔下“哑巴”式儿童的代表，本文试图把儿童书写作为考察莫言小说的切入点，试图去解析这“无言”中丰富的内涵。

莫言；儿童书写；黑孩；生命体验

纵观莫言二十多年来的小说创作，以儿童为主要人物者渐多，这些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一起感受着历史的驱动，见证着时代的变迁。而儿童特有的丰富多彩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故乡记忆一起构成了相对完整的“东北高密乡”的文学世界。在不同于成人的视角下，“儿童的个人体验和感性叙述，在为我们展现历史多样化存在状态的同时，也解构了传统的历史表现方式，显示出作者对历史记忆的别样叙述”[2]。

一、苦难与童趣并存的黑孩

乡土文学的故乡“神话”借助时间的倒错和空间的位移得以成立，并借助记忆的加工和情感的美化，来成就美丽、浪漫的故乡传奇。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故事，系列之一就是以作家的童年生活经验和体验为基础，“描绘现实乡土中处于贫困年代的乡村人(特别是少年和青年)的恶劣生存处境和痛苦生存感受”[3]，并表现其顽强的生命力和试图摆脱这种生存困境的强烈愿望。

在《透明的红萝卜》里，莫言虽然有意识的淡化政治背景，但我们可以断定黑孩的生活背景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特殊的历史背景再加上残破的单亲家庭，以及父亲续弦后在去关东讨生活而杳无音讯、后妈的酗酒与打骂、超出能力范围的体力劳动，让黑孩幼小的心灵发生了畸形与扭曲，铸成了对现实苦痛的坚韧和冷漠的倔强。文中曾描述“他把扁担钩儿挽上去一扣，水桶刚刚离开地皮，担着满满两桶水，他听到自己的骨头‘咯嘣咯嘣’地响……”[9]

由于饥饿，黑孩有着“一颗大脑袋、一根细脖颈和一个凸起的瘦胸脯”[8]，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瘦弱且衣不蔽体的孩子，愣头愣脑地选择去抓滚烫的刚钻子以示对命运的反抗。有人认为黑孩这一形象为莫言早期小说创作奠定了一种新的生命基调，即从黑孩抓住烧红的钢钻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生命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征服欲望”[5]。黑孩独特的儿童身份和那份对全新世界的渴望，虽然体味了生存的艰难，但心智还未完全成熟的他，依旧有着儿童应该享有的童趣。黑孩眼中的雾就像一个调皮的小孩“钻来钻去”，“河南岸的柳条像蜻蜓一样飞舞着”[9]，他眼中布满了那些自然界存在着却被人忽略的色彩，这不仅仅是作者的“一种色彩的努力，而是中国农民的血气和精神的物现，一种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有着的勃发的生命力的涂抹”[7]。

莫言说，他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并没有刻意的去谴责或者歌颂什么，但细心的读者却能从字里行间读出黑孩所呈现出的儿童的稚拙，这种“稚拙是孩童的嬉戏性与成年的深邃性的组合”[1]。黑孩的眼中有一个童话世界，但这童话世界愈发美好就愈能折射出现实世界的苦难是多么的沉重。

二、“哑巴”式的黑孩

为了淡化理性与凸显感觉，莫言往往选用儿童的眼光和童年记忆的视角来透视世界，一方面也使作品世界更趋感觉化与奇异化。莫言的许多儿童形象“从话语形态上将儿童分为不发声的‘哑巴’式的儿童和发声的‘大嘴’式的儿童两种类型”[2]，《透明的红萝卜》的主人公黑孩在小说中不著一语，但在作者渐次展开的叙述中，黑孩所处的世界、黑孩眼中和感觉中的世界也被依次推出。

《透明的红萝卜》中这个沉默不语的黑孩，有着非常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沉默虽然压抑了他与周围世界具体人群的交往，却充实了他孤独的生命体验。平时他尽力规避着周围的人群，可是积郁的心里能量也会使他在一瞬间突然爆发，他的手能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种种苦痛，甚至攥着烧红的钢钻眼看着手里冒出黄烟，这些本身就充满疼痛的文字，我们却在黑孩的眼睛里从未看过忧郁和悲伤。莫言进行“哑巴”式的儿童话语形态的书写，目的在于彰显儿童生命的存在，显示儿童顽强的生命韧性。黑孩虽然“哑巴”，有着脆弱的外部形象，但内在潜藏着顽强的生命力。“他们沉默而又执拗，以超常的状态抵御现代文明对生命力的压抑，以哑默的方式给自己争取到了生存的空间。”[2]

“有跑的动作，但没有跑的速度”的黑孩在那水利工地上体味到人生的痛苦和欢乐，并在自己心的一隅保存着一个金色的梦。因此，他不畏严寒也不怕高温，忍辱负重却心气甚高，食不果腹却坚韧顽强……这里，莫言所要传达的东西借助“哑巴”式的黑孩大声的“咆哮”出来，这种处理方式正如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既非实体，又非本质亦非存在的东西”[4]，它本身永远也不会到场或在场，它只会在每一种具体化的形式中幽灵般的留下它的踪迹，文学亦是如此。

三、儿童书写的成因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叙事作品不仅蕴含着文化密码，而且蕴含着作家个人心灵的密码，还作品以生命感”，而不是把作品当做无生命的机械元件加以简单的拆解，因而读者就有必要发掘叙事视角和作者的联系，以便深刻的解读作品所蕴含的作家心灵密码。

而莫言选择儿童作为主要书写对象，是他个人经历和社会文化影响双重作用的结果。新时期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以及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大量涌入，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也随之变化，儿童书写即是这些变化的一个体现。儿童开始大面积进入文学领地，儿童的生存感受，生命体验得以被全方位地表现。

当然，莫言选择儿童作为书写对象，还与作家的童年经验有关。莫言曾坦言，他的童年生活尽管非常艰苦，但乐趣仍很多，特别是“在休息的时候有人唱戏，有人摔跤，本来饿的要命，但还是打闹着”[6]。“文革”期间政治上那么黑暗，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搞得那么离谱，但孩子的童心仍在，那时小孩拿着铁皮卷的喇叭，沿街高喊政治口号，因而莫言曾说，“不论多么严酷的生活，都包含着浪漫情调”[7]。

莫言曾经自述：“每个作家都有他成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例外。但我为什么成了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为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10]对照莫言的童年经历和他的小说对儿童的书写，显而易见莫言的童年生活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那些独特的儿童书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童年独特的记忆，于是作品和作者之间构成了一种精神上的互见共生。

[1]杨守森，贺立华.莫言研究三十年[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35.

[2]程春梅，于红珍.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126.

[3]贾蔓.中国现当代精品小说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62.

[4]张三夕.现代性与当代艺术[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71.

[5]张文颖.来自边缘的声音：莫言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03.

[6]莫言.碎语文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47.

[7]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评[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30.

[8]郭小东.看穿莫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19.

[9]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莫言中短篇小说精选[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22.

[10]莫言.莫言文集·小说的气味[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94.

曲俊瑛(1992—)，女，汉族，山东烟台人，硕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