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恣意与柔情

2017-04-17 19:48李燕
环球人物 2017年7期
关键词:李苦禅李燕齐白石

李苦禅

(1899—1983)

山东高唐人。中国近代大写意画宗师,擅画花鸟、书法。1923年拜齐白石为师,后任国立杭州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代表作有《盛夏图》《荷鹭图》《松鹰图》等。

李燕

李苦禅之子,1943年出生于北京。画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2017年1月,他与相声演员徐德亮合作出版新书《李燕聊李苦禅》。

1983年春节,李苦禅在北京饭店过了最后一个生日。中国美协、中央美院、北京市美协联合为老人做寿,吴作人、李可染、刘开渠等艺界名流悉数到场,为他庆生。在宴会上,李苦禅激动地连讲话稿子都念不下去了,“我这一辈子受了多少罪,有多少坎坷,从来没享受过这么高的荣誉”。那天,儿子李燕也在现场。李苦禅致辞这一幕,他很是触动,便拍了下来。

在李苦禅的后半生中,一直有李燕相伴。父亲作画,他在一旁抻纸磨墨;父亲出席社会活动,也总爱带着这个小儿子,在那些场合中,李燕给父亲拍了不少照片。如今,李苦禅去世30多年,这些老照片成了珍贵的回忆。

承载记忆的还有李苦禅的旧居。那是北京南山沟大院的一间小三居,1977年,由王震副总理与谷牧副总理批下来,给李苦禅与家人居住。最大的一间17平方米,还有15平方米的卧室和9平方米的保姆间,现在都按原样保留着。李燕回忆道:“这里是父亲晚年的会客室兼工作室。除了美术界的好友,相声大师侯宝林、剧作家曹禺等名家都来做过客。父亲健谈,他们一边聊绘画艺术、名人逸事,我就在一旁录音、速记。很多年后,我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再整理这些音像、速记材料,更感弥足珍贵。”

因为听得多,李燕也爱侃。2010年,相声演员徐德亮开始跟着他学画,不知不觉也听了不少“祖师爷李苦禅的故事”。聊着聊着,两人萌生了念头,合写一本《李燕聊李苦禅》,收录两人的对话,并以一张张历史老照片配作插图。

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李燕谈起父亲的这一生,他翻开书,寻找着一个个隐藏在历史洪流中的剪影,将它们串连起来,还原出一个丰满真实、有弧度有力度的大画家李苦禅的人生。

感念一生的三位老师

父亲是画家,他的故事要从学画说起。

父亲出生在山东高唐,古人称平原郡。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个大平原,地上有野兔跑,天上有黑鹰飞。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从小爱画花鸟,以大地为纸,树棍为笔,随手涂鸦。

正儿八经开始学画是19岁。父親总说,他感念一生的老师有三位:徐悲鸿、林风眠与齐白石。

1918年,父亲壮着胆子,孤身一人求学北京。听说北京有个大学教画画,他就向路人打听,一路找到了北大。到了北大红楼,碰着一位身着长衫的清瘦年轻人,跟他一同走进一间满是“怪味”的屋子。年轻人跟他介绍,这是北大画法研究会,如果有兴趣,可以来学画。后来父亲才知道,这里的“怪味”来自松节油,油画颜料的调色油,屋子里还有木头框子和画布,都是油画工具。

这个带父亲走进西画世界的年轻人,就是徐悲鸿。当时,徐悲鸿还不出名,北大校长蔡元培看中他是个人才,专门为他设立画法研究会。在徐悲鸿去法国留学前的那个短短的暑假,他给父亲讲炭画(素描)、油画知识。父亲成为徐先生的大弟子,就是这么来的。也正因为有了这段学艺经历,父亲后来报考国立北京艺专(后发展为中央美术学院)西画系,才能榜上有名。

1922年,父亲就读国立北京艺专,时任校长是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林风眠。他主持了三次西化艺术运动,不拘一格广纳人才,请木匠出身的齐白石登上讲台,聘法国教授克罗多、捷克教授齐蒂尔讲西画,鼓励父亲不断创新。在父亲的毕业作品展上,林风眠买下了他全部的9幅作品。所以,对这位有着知遇之恩的林先生,父亲一提起就肃然起敬。他比父亲还小半岁,个子矮矮的,但父亲从不直呼其名,每每提到,都是恭敬地称他为“林校长”。这是他们那代人的文化和风骨。

父亲的另一位恩师,便是鼎鼎大名的齐白石。

上世纪20年代初,画写意花鸟名声大的,莫过于“画有金石之气”的吴昌硕和“艺术理论开一代新风”的陈师曾。齐白石只能算小有名气。他住在西城的大岔拉胡同,晚上睡炕,白天把铺盖卷到一边,在炕上铺上毡子就开始画,生活很清苦。很多人明里暗里讽刺他是“野狐禅”,他却不服气,专门刻了一枚方印,“吾狐也”——我就是狐,你能把我怎么着?

父亲在国立北京艺专学西画之余,想找个师傅学国画,就“看上了”这个名声尚微的齐白石。后来我整理父亲的录音,听到他的原话是,“我把京城国画画师都滤了一遍”,听来好像有点刻薄了,其实父亲说话一向直率。他就觉得白石老人好——艺术上雅俗共赏,人格也好,仙风道骨。

那是1923年的秋天,父亲敲响了齐白石家的大门,说明来意,“齐老先生,我特别喜欢您的画,想拜您为师。但我这穷学生也没什么可以孝敬您,等我毕业以后,找着事情做了,我再好好孝敬您。”白石老人已年近六旬了,父亲这种直白非但没被视为不尊,反而引起了他的共鸣。齐白石好像看到了年轻的自己,于是点头收下了这个徒弟。父亲大喜过望,连忙跪下磕头。他心急,屋子又小,结果脑袋蹭在墙上沾了一大块白墙灰,齐白石看在眼里,呵呵直笑。就这样,父亲成为白石门下第一位登堂入室的弟子,白天在学校学西画,每周抽出三个晚上去齐白石家,学写意花鸟、虫草工笔。

自成一派

后来,父亲与这三位老师的交集各有不同。徐悲鸿因留学法国,父亲与他就此别过,近30年后,日寇投降,徐悲鸿北上,终于重逢;因为战乱,他与林风眠也多年未曾联系,直到1980年父亲在香港开画展,两人才得以复见;唯独齐白石,从1923年父亲拜在他门下,到1957年老人家晏驾归西,两人常一同作画,感情最好。白石老人曾说:“余门下弟子数百人,人也学我手,英也夺吾心。”只有李英杰(李苦禅原名)最懂我的心啊!齐白石爱画荷花,荷花秆长,每画一笔,父亲就配合着为他抻纸。以至于后来齐白石一画荷花,就会用浓浓的湖南乡音招呼徒弟:“苦禅快来,画荷花了。”

整理父亲录音,我发现,他也常提到自己与师傅交心。有一次,一个资质平庸的画家想请老师齐白石为他的画题几句。父亲去时,齐白石正对着地上这几幅画,面有愁容。齐白石跟他说:“要不苦禅你给我选一张吧。”父亲就捂着眼睛,俯身随便提起一张来,问:“老师这张行不行?”睁眼一看,齐白石正躺在藤椅上捂嘴笑。那时师道尊严,笑不露齿,他捂嘴手指着父亲笑,那意思是“你太知道我的心了”——画作平平,哪张都不想题。但又不好意思驳人家面子,最后齐白石勉强题了一行“某某君嘱余为之题画,白石老人以为尚可”。

父亲他的画风受到了好几家流派的影响。徐悲鸿先生推崇以西画改良国画,要把西方好的元素融到其中。他曾跟父亲讲:“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父亲谨记,在国立北京艺专学习时,常用炭笔练素描,用铅笔、毛笔画速写,为后来的写意创作奠定了扎实的造型基础。

齐白石是国画大家,父亲当然也学到了他的笔墨精髓。然而,师徒二人创作题材并不同,一个擅画虾蟹等农家题材,另一个擅画“大黑鸟们”。“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白石老人如此教导。后来父亲也跟我说:“虎,谁谁画得好;马,徐院长画得好。题材要岔开,才容易有自个儿的面貌。你就别画我的黑鹰了,多画群众喜爱的小动物和人物吧。”

父亲作画,善于把京剧糅到其中。中国人最欣赏写意美,京戏就是写意美的代表。父亲有句名言:“不懂得京戏,就别画写意。”其实那个年代爱听戏的人不少,每个人都能唱几句梅郎(梅兰芳)。父亲却更爱武戏,山东尚武,他从小就习武,后来拜尚派武生创始人尚和玉为师,与当时的武术高手王子平、王芗斋都有过交集。与好友聊戏时,他总是说着说着就拿起家伙,耍起来。徐德亮知道我父亲好武,再看他的写意画,就说:“苦老是在用练武的劲道来画画啊。用‘屋漏痕笔法时,既要有顺劲儿,又要有一种向外膨胀的横劲儿,更要体会到内家拳那刚柔相济的劲儿。”

所以,父亲一辈子的画风跟谁的都不一样,不是西画,也不是纯粹的老国画,而是自成一派。

兴之所至,才为写意

父亲的大写意画最出名。他是如此看待写意的:兴之所至,信笔而挥,才能出真正好的东西。人如其画,父亲是性情中人,大半辈子在动乱坎坷中颠沛流离,却能淡然自如徜徉在画里。

父亲出生在穷苦人家,但画画是烧钱的行当。他形容:“画油画告上一笔(山东方言,添上一笔的意思),那比在老家告一笔香油还贵。”当初在学校画炭画,木炭笔迹不用橡皮擦干,而是用学校发给学生的馒头蘸,蘸到最后,馒头上都是木炭灰。家境稍微好点的学生,都把馒头扔了,父亲不舍得。每到中午下课,同学们去吃饭,问他:“你怎么不去?”他推说自己不饿,再画一会儿,却躲着偷偷把黑馒头吃了。父亲原名李英杰,有个叫林一庐的同学见他这么苦,送了他一个绰号“苦禅”。父亲马上领悟了其中含义,倒是很乐观地说:“名之固当!名之固当!”从此,他在国画上题款“苦禅”,在西画上题款“李英”。

为了凑生活费,父亲上课之余也卖苦力拉洋车,但不跟穷车夫抢地盘耽误人家挣钱,而是跑西山的黑道儿。那里常有劫匪出没,他就在腰里缠着七节鞭。跑着跑着,半路劫道的跟他打过两回交道后,便传开了“有个山東大个儿,可别惹他,他有功夫!”父亲还讲过:“人穷不能贱。”那一代的人自尊心极强,绝不接受接济。他在国立北平艺专卖出第一批画后,请了两大桌饭,跟同学说:“过去你们请我吃饭,谢谢诸位了,今天我请你们。”

1925年,父亲学成毕业,画渐渐有了名气。3年后,父亲被聘为国立杭州艺专教授。他到了杭州,一下子就从穷学生变成了每月领300大洋的教授,自己的生活没问题了,又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学生身上。父亲听说有个叫李霖灿的学生交不起学费,就直接找到教务处,说:“从我的薪水里扣。”还立了纸条为证:李霖灿学费由我薪金项下扣除。落款李苦禅。多年后,这名学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任副院长。他时常回忆父亲当年是如何解他燃眉之急的,这段往事,就被他写进了文章里。

现在人们动不动称自己是“艺术家”,父亲画了一辈子,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个“教书匠”。多年后,他的学生们仍旧怀念讲台上的苦禅老师——往那儿一站,声音琅琅,幽默风趣。

走下讲台,父亲同样见谁都能聊。国立杭州艺专坐落于西子湖畔,窗外就是湖光美景。他饶有兴致地在湖里养了两只鱼鹰,供学生写生。但西湖是公家的地方,不允许放鱼鹰。父亲就跟巡警说:“这是为了让学生好好画画。”后来,关系处理好了,巡警不但不阻挠,还帮着他想办法,说道:“这样吧,我上岗时候您放着,换岗了赶紧把鱼鹰弄回去,千万别被其他人发现了。”后来,大家都说父亲会“拉关系”,那其实是没架子。别人问他:“苦老,您怎么跟谁都能聊,没点架子啊?”他总说:“我不会摆啊。一个庄户人家和谁摆架子?”

父亲“喜怒形于色”,他认为,太理性的人,画画就是挑错了职业。50年代初,上头领导要求国画出新,为政治服务。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提着三张《猫头鹰》,闷闷不乐进了家门。他历来很珍惜画,每一幅都规规整整卷好,很少有提拎着的时候。我仔细去瞧,才发现,画里的猫头鹰与父亲平日笔下的不同,它们垂头丧气,被一圈喜鹊围着指点。这是“世界人民团结一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寓意,猫头鹰象征美帝国主义,一圈喜鹊就是全世界人民。如此三张大斗方,父亲全给扔地上了。他让我妈看,说:“这叫什么玩意儿?”猫头鹰本是益鸟,干嘛拿它代表美帝国主义,并且猫头鹰和喜鹊,一个“上夜班”,一个“上白班”,怎么能见面,还上了同一张画?后来父亲一生气,画就扯到炉子里,全烧了。

“苦禅不为真吾徒”

虽历经坎坷,但父亲有个幸福的晚年。他赶上了打倒“四人帮”,国家改革开放,百废俱兴。我每次怀念父亲,总会想到那一段时光,对于一个儿子来说,这也是我最大的安慰。

父亲晚年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坚持每天早起练武,还老教育我:“睡懒觉没出息!”我们家原来有一副双刀,开过刃的真家伙,父亲就拿着它们练,身体很结实。他晚年画的画,尺寸也越来越大。1981年,国家文化部下达任务,要给中央美术学院的四位教授各拍一部教学片,在镜头下,父亲创作了尺寸巨大的写意画《盛夏图》,用四张丈二宣拼成22平方米的画纸,尽情挥墨。他说:“大气魄才是大写意,这种画只有我大中华才有。”

恣意挥毫的另一面,是老年的父亲非常容易动感情。在他的小会客室里,每每提到父母、老友,就止不住掉眼泪。父亲晚年有个老朋友忽然去世,他让我拿出一张大宣纸,画了一幅白荷花,上边题了那个老友的名字。他拿着这幅画,到了小花园里,刨个坑,把画叠起来,划根火柴点燃,然后拿拐棍用土埋了纸灰,以此悼念亡友。

我也很有福气,这辈子跟父亲不仅只是父子关系,还有传承关系。他教我画画,更教导我要立“画品”。他有句话,我也常拿来教导晚辈,“人,必先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下笔无方”。

我年轻的时候,常有人来找父亲求画,无论是谁,他都一一应下。但有的人拿着画转身就卖给了画店,我知道后很生气,就劝父亲:“没必要热情待他们,不然今后要遭罪。”他却说:“人家喜欢我的画,是看得起我。转手卖出去的,必定是家里缺吃缺穿了。再说,画送给人家了,就是用来糊窗户,我也管不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和他理论了一番。结果再有人来,他还是每求必应。

对于父亲的人格、画格,即使是历经世事沧桑的白石老人,也是赞赏有加的。齐白石名声大振后,市面上流传着他的各种赝品。父亲临摹齐白石的写意,可以乱真,但他从来只题自己的名字。齐白石写过一首诗送给他,这幅墨宝我后来好不容易从香港买回来,那上头写着——“苦禅学吾不似吾,一钱不值胡为乎?品卑如病衰人扶,苦禅不为真吾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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