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政策的两种模式与转换取向

摘要：纵观产业政策争议的历程，本质上产业政策分析的终极逻辑在于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塑造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机制，“由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换”是众多研究产业政策学者的普遍看法，但从产业演进的动态视角来看，这种理论指向并不符合产业演进阶段的发展诉求。“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在当前产业政策转换的关键阶段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创新意蕴，其最终目标仍在于契合产业政策转换阶段的基本特征，努力构建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在不同领域发挥协同作用的模式。相较原有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要旨，现阶段构建新的产业政策取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策引导、市场调节的方式，加快过剩产能的退出力度，规避“泛市场化”风险；二是积极构筑完善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为主体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体系，尤其要消除政府主导创新资源配置的传统模式，逐步将产业政策的重点转移到鼓励技术创新和营造市场环境的路径上来。

關键词：赶超型产业政策；成熟型产业政策；供给侧改革；宏观经济调控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特区产业转型与发展机会的社会分配研究”（项目编号：15JJDZONGHE03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下东南沿海湾区经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5BJL11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转型期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取向研究”（项目编号：000022070130）和“广东省技术创新效率地区差异的制度成因研究”（项目编号：000022070129）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1-0037-06

一、引言

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一直都是经济学领域最具争论性的话题。继1994年克鲁格曼发表引发广泛争议的“东亚奇迹”批评 ① 以来，中国近年来争议甚嚣尘上的“战略新兴产业产能过剩”②、“政府微观领域干预过多”等诸多言论都将产业政策的讨论再次推上风口浪尖。经过长期的争论，一个基于产业政策应由“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换”③ 的基本逻辑正在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④。

然而，理论与现实的巨大悖论在于，理论分析习惯于将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功能性产业政策相对立，而忽略了两者在实践中并无清晰的边界。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无一没有透露出参与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基本倾向。在近期的产业政策研究中，以Naud （2010）为代表的国外学者甚至公开支持大力推行选择性产业政策⑤。在国内，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一直都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题中之义。由此可以看出，简单抽象地将“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换”作为产业政策转型的基本逻辑并没有抓住产业政策研究的要害，要形成对实践具有较强解释力的产业政策理论，上述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的研究显然有待深化。

纵观产业政策争议的历程，本质上产业政策分析的终极逻辑在于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塑造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机制。基于任何国家的产业发展都可以抽象为“赶超—前沿领先—再赶超”的过程，本文拟从产业演进的动态演进视角出发，首先剖析赶超型产业政策与成熟型产业政策的基本运行机制，然后再从动态角度出发，具体分析行进中的赶超型产业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和由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基本模式与总体效应，最后结合产业政策分析的基本理论，剖析中国当前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产业政策的转换取向。

二、产业政策的两种模式及其运行机制

划分产业政策两种模式的首要前提是要承认产业政策应用的广泛性和产业政策在各国产业演进过程中的相似性。虽然产业政策问题是在日本推行产业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以后才引起广泛关注，但产业政策的实际应用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后期，新独立的美国面对英国进口货的冲击时，美国经济学家汉密尔顿就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论的基本命题，随后经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等人的梳理凝练，一套基于落后国家应对国际产业竞争的产业政策理论逐步成型。随着日本及相关亚洲国家经济的加速崛起，与日本及亚洲经验紧密相关的产业政策开始受到政治家、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重视，“经济赶超说”的产业政策理论在学术界蔚然成风。赶超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在存在后发优势的情况下，政府的积极参与能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较快地赶超发达国家⑥。后期尽管经过广泛争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饱受质疑，但推行产业政策的“市场失效”理论和有关后进国家赶超型发展的观点已经成为产业政策理论的牢固基石。

从产业政策应用的广泛性上看，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着某些类型的产业政策，目前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争论正在向如何实施产业政策转变。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产业政策就以各种形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存在。正如谭崇台在研析资本主义早期的产业进程中发现，“市场竞争的环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经过各国政府的长期培育才逐渐得到完善的，在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之前，各国政府都采取过多种实施干预的政策。”⑦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面对后起国家产业综合竞争力的快速提升，主要发达国家为保持竞争优势，也采取了诸多形式各异的产业政策。一个国家产业的竞争优势是动态变化的，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产业政策在“赶超—前沿领先—再赶超”的演进历程中大致相似，而产业政策的效果也会因不同国家所处的阶段和不同的条件差异而有所不同。

从产业自身的演进历程及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上看，产业政策可以划分为赶超型产业政策和成熟型产业政策两类。对于一个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赶超型产业政策是以先进地区产业竞争力和成熟产业体系为目标，通过产业政策手段，动员各种力量缩小与先进国家或地区产业差异的手段的总称。而作为成熟型产业政策，则是以稳定的市场机制为主体，政府服务于弥补市场缺陷的各种手段的总称。

图1是赶超型产业政策与成熟型产业政策的运作机制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赶超型产业政策是围绕赶超目标、中央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产业发展推动机制。在此机制运行中，赶超目标的制定尤为重要。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产业政策赶超目标制定的依据一方面源于发达国家成熟的技术水平、产业发展经验和市场结构；另一方面则源于对本国产业发展比较优势的确认和产业政策运行后的反馈作用机制。在产业政策自上而下的推动过程中，政府通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修正自己的赶超目标，直至赶超目标最贴近或最适合本国产业发展环境的实际状况。而成熟型产业政策则是以市场机制为主体，通过自下而上的市场完善机制推动产业发展，政府在产业演进过程中辅助发挥完善市场功能的基础作用。赶超型产业政策与成熟型产业政策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两种运行模式中政府对市场运行的看法不同，前者的运行模式建立在市场本身有缺陷、依靠市场力量难以支撑或实现产业发展预定目标的假定条件之上。在此条件下，产业政策通过多种形式干预微观经济运行，政策信号对產业发展的资源配置占据重要地位，政府行为具有较大程度的主动性。而后者的运行模式尽管也认为市场本身有缺陷，却通过政策手段积极弥补市场不足，产业政策对产业运行不会占据支配或重要地位，对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占据重要地位的仍是市场信号，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服务于市场。

二是从产业政策运行的成本角度考量，前者由于技术、结构、发展模式等赶超目标明确，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政策模式可以通过模仿大规模地降低信息搜索成本和创新成本，但由于产业政策信号在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向市场传导的过程中会涉及多种主体的博弈关系，故赶超型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较大的交易成本损失。而成熟型产业政策尽管会承担较多的信息搜寻成本，但由于产业政策本身只起到弥补市场基础功能不足的功能，故产业政策推行传导的成本较低，相关利益群体也没有较多的利益博弈关系。

三是从产业政策运行的风险来看，尽管政府的赶超目标多来源于科学论证，通过产业政策信号引导可以有效降低单个市场运行主体的试错风险，但市场技术的不确定性发展常常会加剧赶超目标本身设置的战略性风险。一旦市场和技术的发展变化突破赶超目标设置的目标范围，政府将承担产业发展误判的集体试错风险。相较而言，由于成熟型产业政策已经处于技术与产业发展的前沿，故产业运行的目标信息分散由各个市场主体来搜索完成，由此对技术和市场的试错风险不易造成集体风险。

赶超型产业政策与成熟型产业政策的联系在于两者统一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由赶超向前沿引领的整个过程之中，产业发展阶段的演进转换同样需要产业政策主导模式的相应转换。需要说明的是，推行产业政策的“市场失效”理论和有关后进国家赶超型发展的观点尽管都是产业政策理论的牢固基石，但两者对产业政策的解释并非独立并行的逻辑，两者也是统一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由赶超向前沿引领的整个过程之中。此外，成熟型产业政策模式中并非完全只有政府赶超目标主导下的运行机制，在部分产业中可能也会存在市场主导下的运行机制，但赶超型产业政策的政策信号主导模式占据重要地位，成熟型产业政策的运行模式同样如此。产业政策划分为赶超型产业政策与成熟型产业政策同划分为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区别在于，随着产业政策的推进，选择性产业政策不仅是赶超型产业政策的基础组成部分，而且赶超型产业政策也可以包括完善市场制度目标的赶超。同时，功能性产业政策虽然构成成熟型产业政策的主体，但随着产业发展条件的变化，由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动态过程却是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功能性产业政策难以涵盖的内容。

三、提高赶超型产业政策有效性的条件

从运行机制来看，赶超型产业政策是以赶超目标为中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主体协作促进的过程，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变化是评价产业政策效应的试金石，同时也是对赶超目标实行调整修正的重要依据。纵观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产业高速发展时期产业政策的基本特点，结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归纳出赶超型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三个必要条件（图2）：

第一，赶超目标的协同性。赶超战略的重点是对先进国家通过学习、模仿、观察、引进，进而以较低的代价掌握发达国家通过探索而获得的成熟技术和商业模式，因此如何拟定出既具有较强先进性、适用性和前瞻性，又能充分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特征的赶超目标就尤为重要。二战后至80年代，日本觊觎美国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以通产省为主导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促进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举措在明确通产省作为主管经济的政府部门的同时，也拟定了促进包括半导体产业在内的具体发展计划⑧。通过大规模的资源投入和政商双方紧密的协作推动，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领先者。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拟定出适宜的赶超目标能对产业本身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技术、市场发展不稳定、未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产业上，一旦赶超目标出现误判，也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毁灭性的危害。同样以日本产业发展的历程为例，20世纪80年代起，为挑战美国计算机产业的竞争优势，日本政府主导推出了第五代计算机研究与开发计划，计划历经12年，通产省拟定的预期目标即将实现之时，全球计算机主流市场发生逆转，通产省主导推进的计划由于完全背离市场需求而被迫宣告失败，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进程也由此遭到延缓。除了日本典型的产业政策以外，中国、韩国以及东亚众多国家产业政策的实践表明，赶超目标的拟定一般更适用于进入壁垒较低的产业领域，而对于进入门槛较高、技术市场不确定性较强的产业领域，产业政策所能发挥的效应不确定性较高。基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如何拟定切合实际又具有前瞻性的赶超目标对赶超型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发挥至关重要。

第二，激励机制相容。激励机制相容是指在产业政策推行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能在完成赶超目标方面凝聚共识，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对产业政策本身的阻滞力度能降到最低。纵观二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以通产省为主导、借助“产业结构审议会”凝聚政、产、企各方力量的产业政策组织体系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有质疑认为，日本成功的主要源泉是民间的奋斗和创新精神，政府的产业政策只起到辅助作用。即使如此也可以看出，在日本推行产业政策过程中，政府与民间的相互协作是产业政策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相较而言，国内学者江小涓在解析政府如何推动产业政策时认为，任何一项产业政策的执行，都要涉及大量的协调问题，政府负责执行产业政策的部门，往往不具备必要的协调能力⑨。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赶超型产业政策能否有效发挥相关参与主体的协同作用对其有效性发挥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市场供需条件匹配。纵观全球主要国家实施产业政策的历程，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在赶超时期主要集中在供给侧方面，通过优质要素的低成本配给，可以较快地推动赶超国家部分战略产业的快速兴起。而相较市场结构来看，供给侧的政策效应会受到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双重制约。从日本产业政策的实践历程来看，之所以产业政策效应在近年来走向衰微，一方面源于供给要素成本攀升，产业组织形态僵化和产业技术创新水平衰减有较大关系；另一方面，老龄化结构引发的市场需求结构变动，乃至全球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动都对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市场供需条件不断发生变动的大背景下，如何提升产业政策本身的动态适应性，也是赶超型产业政策发挥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行进中赶超型产业政策本质上是在多个约束条件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动态适应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业政策要发挥有效性，必须兼顾赶超目标、参与主体和市场供求等多个方面的动态协同。伴随产业发展的不断推进和赶超目标的逐步接近，赶超型产业政策实施推进的难度不断增强，赶超型产业政策的边际效应不断衰减，同时这也是世界上众多国家在赶超先进国家过程中产业政策效应不断走向衰微的深层次原因。

四、转换中产业政策演进的基本模式与效应分析

赶超型产业政策在行进中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约束而走向衰微的必然性，同时也说明随着产业演进由赶超向前沿领先阶段转变过程中产业政策运行机制也需要调整转换的必要性。从制度惯性或路径依赖的角度来看，产业发展由赶超向前沿领先转变，同时也意味着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政府主导者、市场主体以及相关参与者的角色地位乃至运作机制的同步转换。从产业政策转换的方向来看，走向成熟型产业政策模式是赶超型产业政策模式演进的必然。以赶超型产业政策模式为起点，以成熟型产业政策模式为终点，两者的转换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形：政策信号盲目退出而造成 “泛市场化”模式。即忽视由于赶超型产业政策长期执行后形成的制度惯性和退出障碍，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急剧退出，造成产业发展原有的结构性矛盾沉积，关键时期由于政府角色缺位而造成产业升级延迟。行进中赶超型产业政策有效性条件的分析表明，在适宜赶超目标、激励机制和供需条件作用下，后起国家某些产业往往会高速增长，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变，这些产业同时也有可能伴随着巨大产能过剩和退出障碍问题，而此时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很难实现市场的快速出清，政府的作用在此时也会变得尤为重要。20世纪70年代，日本石油化工等产业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亏损，但由于存在多方面的问题造成行业退出困难，为摆脱日益蓄积的产业结构僵化问题和加快这些过剩行业的产能退出，日本推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产业调整援助政策。至20世纪80年代，这些政策获得良好的效果，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与日本强有力的产业政策相反，中国香港在20世纪90年代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市场自发程度较高而缺乏政府引导，造成原有僵化的产业结构发展趋势难以扭转，进而错失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良好时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在由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產业政策转换的关键时期，盲目崇拜市场化而忽略长时期赶超型产业政策实施的制度惯性，“泛市场化”的模式将会使诸多矛盾的解决贻误良机。

第二种情形：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在同一领域发挥作用的冲突排斥模式。即在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关键时期，赶超型产业政策和成熟型产业政策在同一体系内运行，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同时起作用。赶超型产业政策的重要环节在于选择产业和拟定赶超目标，在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关键时期，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异逐步缩小，后发国家要进入壁垒较高、技术市场尚不成熟的行业。由于这个阶段后发国家和先进国家面临的都是不成熟的技术和市场，故后发国家在拟定赶超目标过程中，预期目标的实现不确定性也较高。在此背景下，在短期内市场趋势不确定性较高的信息会被作为赶超目标拟定的依据，而且通过产业政策的传导机制，这种由不确定技术市场衍生的市场信号会成为政策信号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被不断放大。如果在短期内市场趋势不确定性较高的信息在长期内同样保持有效，那么由不确定技术市场衍生的市场信号转变为政策信号会加速该产业的发展。相反，如果在短期内市场趋势不确定性较高的信息在长期内无效，那么由不确定技术市场衍生的市场信号转变为政策信号可能会造成该产业严重的产能过剩，甚至会延误本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总体来看，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诱发的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就是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冲突排斥的有力体现⑩。

第三种情形：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的协同模式。即在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关键时期，承认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在过渡时期所能发挥的关键作用，但两者发挥作用的领域相互补充。一方面，坚持政策信号在强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落后产能退出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着力强化政府在市场机制培育中的建设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在重大战略性产业选择领域，政府应该逐步扭转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和地位，将产业政策制定的重点放在补短板和弥补市场机制缺陷领域，强化市场信号本身对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政府信号与市场信号在不同领域充分协同，进而为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创造强有力的条件11。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等赶超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取向正是如此。

综合上述三种情形可以看出，形成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的协同模式是产业政策转换的最佳取向，但与学术界认为产业政策应由“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换”的观点有所不同，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的协同模式中，以完善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为主体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举措尽管占据重要地位，但强化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等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作用也同样不可或缺。在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转型转换的过程中，没有绝对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或功能性产业政策能概括产业政策转换的根本取向。

五、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产业政策的转换取向

从产业自身的演进历程及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上看，我国产业政策正处于由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第一，诸多产业领域技术水平快速上升，部分产业甚至已经步入全球前沿发展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在技术市场目标大致既定的前提下，用相对较短的时间基本实现了技术赶超。如今，中国在高铁、芯片设计、通信系统集成、发电设备、基因技术、生物燃料、互联网等众多领域已经逐步步入国际领先技术水平。随着技术水平由赶超向领先前沿阶段转换，原有的产业政策也有必要做同步的调整。第二，全球市场需求疲弱，新兴领域技术市场成长不确定因素较多。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后危机时代债务危机、需求放缓等态势明显，中国经济增长也逐步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新常态阶段。在此大背景下，全球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结构不确定因素也在明显增多。从需求角度看，全球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政府在拟定赶超型产业政策的目标时难度加大。从供给角度来看，新兴技术和市场的走向尚不清晰，政府在制定赶超目标时盲目选择优先产业会造成产业发展更高的风险。因此，市场供需条件较难匹配更加剧了维持原有产业政策模式的艰难性。第三，落后产能退出障碍与新兴产能加速成长并存，产业政策承载的调整范围拓宽。落后产能退出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器设备等资本品专用性较高，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较为困难；二是落后产能退出涉及大量劳动力转移，行业差异造成劳动力流转困难，由此造成的社会风险急剧升高。随着叠加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原有赶超型产业政策模式要调整的领域显著拓宽。

上述中国产业演进的阶段特征预示着原有产业政策模式在面临新的产业发展环境下的适应性正在加速下降，新的产业政策模式亟需重新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方针，并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作为统筹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指导方向。综合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取向，笔者认为，“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在当前产业发展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创新意蕴，其最终目标仍在于契合产业政策转换阶段的基本特征，努力构建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在不同领域发挥协同作用的模式。相较原有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要旨，现阶段构建新的产业政策取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仍将强化政策引导、市场调节的方式，加快过剩产能的退出力度，规避产业演进由赶超阶段向前沿领先阶段转换过程中政策信号盲目退出造成的 “泛市场化”风险。在此过程中，国际上有较为成熟的产业政策经验可供参考，有一定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导向不仅必须，而且也有必要。

第二，积极构筑完善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为主体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体系，尤其要消除政府主导创新资源配置的传统模式，逐步将产业政策的重点转移到鼓励技术创新和营造市场环境的路径上来，加快提升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由赶超向前沿领先阶段转换的适应性。

六、结语

基于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动态进程，本文将产业政策划分为赶超型产业政策与成熟型产业政策两种模式。在比较两种产业政策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了赶超型产业政策发挥有效性的三个基本条件，即赶超目标协同、激励机制相容和市场供需条件匹配，并论述了行進中的赶超型产业政策效应走向衰微的基本趋势和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必然性。除此以外，本文还分析了由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三种情形及其政策效应，并结合当前产业演进的阶段特征，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产业政策的转换取向。

相较现有的产业政策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创新点在于：一是从产业演进的动态角度剖析了赶超型产业政策和成熟型产业政策的主要运行机制，并结合赶超型产业政策的运行机制，分析了赶超型产业政策发挥有效性的三个基本条件。二是从产业政策转换的动态视角，结合中国供给侧改革中产业政策的作用和地位，分析了产业政策转换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形，并对相应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就国际上主要国家产业政策的历程和效应做详细梳理，同时也没有对产业政策转换的理论模型推演做更周密的论述，这些都成为下一步拓展的重要研究方向。

注释：

① P.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1994， 73（6）， pp.62-78.

② 黄先海、宋学印、诸竹君：《中国产业政策的最优实施空间界定——补贴效应、竞争兼容与过剩破解》，《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4期。

③ Lall（1994）的研究将产业政策划分为“功能性产业政策”和“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两者最大的区分在于，前者不针对特定产业，通常指的是政府通过提供人力资源培训和研发补贴来提高产业部门国际竞争力的政策，以欧美国家现行的产业政策为代表；后者则是以政府选取特定行业给予扶持，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为目的的政策统称，以日本式的产业政策为代表。

④ 江飞涛、李晓萍：《当前中国产业政策转型的基本逻辑》，《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⑤ S. Lall， Industry Policy：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Ucetad Review， 1994.

⑥ 芮明杰：《产业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454页。

⑦ 谭崇台、马颖、叶初升：《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页。

⑧ 张永伟：《从追赶到前沿——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之路》，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⑨ 江小涓：《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对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与前景展望》，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5页。

⑩ 详见韩超、陆国庆、王舟、张春宇（2014）等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研究。

11 徐婧、吴彬：《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机制与策略》，《理论学刊》2015年第4期。

作者简介：闫振坤，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广东深圳，518060。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