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悖论:波伏娃“他者”再探讨

2017-04-19 16:16何霭茜
文教资料 2016年33期
关键词:波伏娃他者

何霭茜

摘 要: 波伏娃认为“他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不同的阶级,处在其所处阶级的人总是把自己看作主体,把这之外的看作他者,看作客体。女人作为“他者”的概念兼有生物学、历史和精神分析学的依据,辩证看待波伏娃“他者”概念的超越与悖论,有助于重新认识“第二性”理论。

关键词: 第二性理论 波伏娃 他者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性理论家,出身法国巴黎的她自幼叛逆不羁,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期间,她与萨特、梅洛庞、蒂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文友,创办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的观点。1949年,她出版了《第二性》,一经出版立刻引发轰动。在这本被誉为西方妇女的“圣经”的著作中,波伏娃提出了著名的“第二性”理论,将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峰

一、解析波伏娃“他者”的概念

在這部著作中,波伏娃提出了她最著名的“第二性”理论。她明确地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后天‘形成的[1]。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着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而“女性”又意味着什么呢?波伏娃这样解释:“女人相较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较女人而言确定下来并且区别开来;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2]

可见,关于他者的概念,波伏娃认为是“任何群体都绝不会不直接面对自身提出他者而将自身确定为一个群体”[3]。“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人们在意识本身发现一种对任何其他意识完全敌对的态度……主体只有在对立中才呈现出来;它力图作为本质得以确立,而将他者构成非本质,构成客体”。他者是一个相对于自我、相对于主体出现的概念,主体在区别、区分、辨析客体时才得以作为本质确立。然而,这本来应该是相对的,他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不同的阶级,处在其所处阶级的人总是把自己看作主体,把这之外的看作他者、看作客体。换言之,每个存在应该都同时拥有主体和客体这两种定位。但是与普遍相对的主体客体关系不同,女性作为他者从来没有在与男性的关系定位中构建起这种相互性。女性总是作为他者,总是根据男性主体把自己确认为他者,而从未获得过“异邦人”到“本地人”的位置转换。这种女性的屈从持续了如此漫长的时间以至于让人感到惊异。

这种屈从看似与种族歧视、奴隶一样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波伏娃通过对比分析指出,女人作为他者与其他的他者有着重大区别。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主奴辩证法”,波伏娃在重新阐释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后,根据女性哲学的立场进行了演化,提出了“自我—他者”的关系模式。即虽然都是一种范畴成功地绝对主宰了另一种范畴,但女人并不是像犹太人一样因为数量上的不等而屈从,也不是像无产阶级作为他者那样应运而至。如果女人仅仅是因为一次历史事件而屈从成为他者,正如侵略史一样,那么处境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在曾经的历史条件逐渐消逝后自行解体,重新成为主体。女人作为他者的历史,漫长到甚至无法溯源。

也就是说,女人作为他者,不只是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存在于现在,还是一个过程的存在,这个过程伴随着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女性从来不曾觉醒,不曾需要更多,那么她的感受会好得多。正如波伏娃所说的:“女人的悲剧,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总是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4]因此,我们不得不为女性的自由去寻找原因:为什么女人被界定为他者,其结果怎样影响了女人。

二、女人被界定为他者的原因

波伏娃引用女性主义者普兰·德·拉巴尔在十七世纪就已提出的名言:“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波伏娃探本溯源,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分析了女人被界定为他者的原因。

(一)生物学的论据

波伏娃指出,在生物学中,“雌的”一词是贬义的,并非因为它把女人植根于自然中,而是因为它把女人禁锢在她的性别中[5]。性别的区分首先被看作既定事实。在交配中,类属像结果一样产生。在这时,繁殖是为了维持物种。因此不存在说雌性奴役和吞噬雄性,即使他们对外表现得如此,但我们必须看到这其中的本质:是物种通过不同的方式吞噬这两者。雄性被雌性吞噬以获得产卵和延续物种的力量,看似活得更长的雌性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自主,它是为了延续物种,为了产卵、孵卵、保护幼崽而生的。因此在交配繁殖完成的那一刻起,雌性作为自主的存在就已经消失了,它与雄性仅仅是在被吞噬方式上存在不同。

在生命更加高级的形式中,繁殖变成异质机体的生产;它具有双重的面貌:在维系物种的同时,创造新的个体。如鱼类将卵子和精液排在水中,授精几乎总是在体外的,父母与后代的联系松懈。但是在哺乳动物中,两个生命时刻——维持与创造被分开,并且以确定的形式在性别中分工。雌性的整个机体顺从于生育,为了给孕育的下一代更好的环境,雌性体内出现生理周期以反复维持着发情状态,这是被动的、等待的;雄性则拥有了主动性,它去占有雌性。在交配完成的瞬间,雄性的精子脱离其本身,变成了与它毫不相干的东西,因此雄性在交配完后重新成为独立个体,保有自身个体性;而雌性在交配中首先被侵略,随后被肚子里的胎儿异化。波伏娃称其为:“在整个孕育期间,雌性既是自身,又是异于自身的他者。”[6]女人周而复始的生理变化并不是为了适应自身的存在而产生的,是为了适应卵子的需要、适应物种的需要,物种在蚕食着她们。正因为在物种繁衍和交配上,女人受到了极大的异化,她在生理上就首先表现出了一种被动。但是波伏娃坚持,它们对女人而言不构成固定不变的命运。她认为应该毫不含糊地抛弃心理—生理平行论的观点。正如梅洛庞蒂指出,人不是一种自然物种,可是为什么生理学上的论据仍然影响了女人作为他者的界定呢?因为这其中涉及了生产力和生殖力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情况不同,因为这跟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得不分析历史上的各阶段对女人作为他者这一界定的影响。

(二)历史的论据

在早期的原始时代,原始群体不关心后代问题。他们没有延续生命的观念,他们只在乎与野兽搏斗,寻找食物,维持生命。在这时,只有一个衡量的尺度——活动是否危险。在同猛兽的危险搏斗中确立自己的尊严。因此,女人的生育拖累了她。

当游牧民族在土地上定居下来以后,女性拥有了不同寻常的威信。因为土地变为人私有,集体所有制出现,这些都要求着人必须有后代来继承土地。部落中通过土地的永久性来使得部落在时间的流逝中长存,完成自我实现,“在孩子身上自我完成和自我超越”[7]。这时的原始人不明辨生育的实质,认为这来自女人的力量——女人和土地具有神秘的关联。母系社会正是在这种认知上构建而成。这似乎是女人摆脱他者身份的一个黄金时代,她在此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地位。

但是巴霍芬提出这样的一个假设:作为大地,母亲,女神,她对男人来说不再是同类;她的威力正是超越人的范围才确定下来的,因此,她在此之外。社会始终是男性的;政权总是落在男人手里[8]。是男人决定这最高的神是女性,女性才成为神。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男人们逐渐掌握因果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男人重新将女人曾暂时拥有的威力夺了回来。在他们看来,技术战胜了魔力,理智战胜了迷信。在随后的发展中,家庭出现,父系制建立,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席卷大部分地区,这些都助长了对女性的压迫。

重新出现转机的时刻是十九世纪。女人重新获得了史前就已经失去的经济独立性,因为她参与到了劳动中,是机器的诞生缩小消除了男女劳动者体力上的差异,而工业的迅猛发展又导致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了纯男性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女人才重新获得了机会,可这个机会仍然令人感到羞辱和愤怒。首先,女劳动者比男性在劳动中受到的剥削更多,他们同工而不同酬;其次,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是割裂的,妇女们获得了经济上的相对自由,却花费了远比争取经济权利多得多的时间来争取政治权利,平等是更遥远的期许。

(三)精神分析学的论据

除了上述两个角度,心理上的影响不容忽视。女性这样感受自我,因此女性是一个女人。并非自然确定女人,而是女人在其情感生活中使自然重新为其所用才得以自我确定。波伏娃指出,在童年阶段,女孩逐渐意识到男孩因为具有阴茎,所以具有更优越的地位。对孩子而言,阴茎变成一个他我,被主体确立为自身又异于自身;特定的超越性以可以把握的方式体现在阴茎中[8]。但波伏娃同样指出:男性生殖器拥有那么多的价值,因为它象征着在其他方面的最高权力。如果女人成功地确定自身是主体,她便会创造出男性生殖器的对等物。例如原始时代母系社会中的面具就是女人掌握的武器。因此这种精神分析上出现的差异并不是单纯地决定男性在男女关系中的特权,弗洛伊德的“去势情结”也不足以解释。“精神分析只能在历史环境中找到真理”。

三、悖论:波伏娃“他者”的解析

波伏娃的“第二性”理论无疑将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也构建起了相对系统的分析。但在理解这一理论时不免又让人产生了一些疑虑。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上述导致女性被界定为他者的原因就会发现,波伏娃坚持精神分析只能在历史环境中找到真理;而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分析又得出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性的重要性,女性经济独立性的获得有赖于摆脱生育奴役,脱离家庭;从生理学角度分析,女性的主动性、超越性的丧失正在于物种的吞噬——生育,在创造的过程中她被侵占,在维持的过程中她被异化。在这种归因下,生育似乎成为妇女的敌人。一切由生育引发的——母性、家庭等似乎都阻碍了妇女对自由的追求。

那么女性“他者”身份的摆脱,女性的觉醒与解放与女性的自然属性一定存在着这样的对立性吗?女性的生育能不能被看成是物种给予的能力,以在创造新个体上展现女性的超越性,以在女性完成生育后能够实现自我的超脱而不是吞噬呢?男女在生理学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倾向于男性或女性会不会本身没有倾向,而是在人为阐释或者历史偶然作用的选择下才走向了更倾向男性的道路呢?

此外的另一点遗憾是,波伏娃分析了男女性性别差异导致的处境差异,也阐释了女性被界定为他者和“第二性”的原因,以及这对女性造成的后果影响。波伏娃揭开了幕布,唤醒了沉睡中的女性,促使她们觉醒,担当了一个启蒙者。但是对于如何能够让理论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停留在哲学高度的思考,而是能够指导女性解放的实践,波伏娃并没有给出太多切实可行的方案。

这似乎又是一个鲁迅式的铁屋子疑问:如果你在充满毒气的铁屋子醒来,发现屋内的人都在沉睡,而这间铁屋子牢不可破,是应该叫醒剩下的人一起绝望,还是应该让他们在无知中继续睡下去呢?波伏娃的《第二性》唤醒了女性对于自由和权利的渴望,对作为“自我”的本质定义的追求,这些年的女权主义者不断努力,女性解放却似乎始终停留在表面。就算是在表面的政治权利的追求,似乎仍遥遥无期。况且俄国的叶卡捷琳娜登基也没有改变俄国女农奴的命运,一两个杰出精英女性在政治上的出头究竟意味着多少?女性解放的最终出路在哪里呢?

参考文献:

[1][2][3][4][5][6]西蒙娜·德·波伏娃,郑克鲁,译.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10,24,15,27,43.

[7]张皓.波伏娃《第二性》中的女性主义思想研究[D].河北大學,2011:43.

[8]衷立.波伏娃女性主义思想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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