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视角下的《黑暗昭昭》

摘 要：《黑暗昭昭》是20世纪伟大的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作品。这本在作者沉寂十年后发表的惊鸿之作，错综复杂地交织着人性的光明与黑暗。其中诸多方面皆折射出反乌托邦的哲学立场。本文试图借鉴以赛亚·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对小说中反映出的反乌托邦哲学立场进行深刻剖析。

关键词：《黑暗昭昭》；威廉·戈尔丁；反乌托邦；价值多元主义；自由主义

威廉·戈尔丁是1983年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他的小说“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脉络，其虚构的故事对现世人类的生存状况做出了普遍性的阐释”[1]（James 1982）。戈尔丁在其诸多作品中不断地探讨人类的生存现状，用黑暗、邪恶等元素的交织来诠释他对自由与枷锁的思考，无论是早期作品《蝇王》（Lord of the Flies，1954）、《品彻·马丁》（Pincher Martin，1956），还是晚期的《黑暗昭昭》（Darkness Visible，1979），皆折射出这一点。《黑暗昭昭》可谓是一本复杂的小说，不同于《蝇王》中描绘的荒岛上的自相残杀这一单线条主题，《黑暗昭昭》以多重视角，描述了两位主人公截然不同的命运。他们一位代表黑暗，一位代表被黑暗世界笼罩着的一束光明，以半神的形象出现，肩负着对整个混沌世界的救赎。在小说中，戈尔丁延续了其一贯的黑暗笔触，以罪恶与恐惧的交融阐释了其不断探索的主题，即：人类的生存状况、斗争与发展[3]（Fiddes 1991）。小说中故事发生的背景为战后英国。彼时，这个身心俱疲的国度还未完全从二战结束后的萧条中走出，又卷入了美苏冷战下的两极格局。战后的贫困、混乱使英国笼罩在愁云惨雾当中。小说带着后现代主义式的荒诞与晦暗的基调，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及国家秩序深深的幻灭与绝望。这一极具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模式、价值取向引发了人们的重重忧虑。无论是整个世界还是个人范畴，乌托邦主义者的理想世界并没有被付诸现实。作者将整个社会环境放置于反乌托邦视角之下，对乌托邦不切实际的愚昧、虚幻的构想进行了间接的讽刺与反击。同一时代的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其价值多元主义学说中的主张正与戈尔丁的小说存在着高度契合，引发了人们对乌托邦哲学深刻的反思。

乌托邦（Utopia）源于希腊语，意味着“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乌托邦思想源远流长，回望历史长河，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培根的《新大西岛》都描绘了理想社会的景象。中世纪提出的神学一元论以“天国”为完美世界的最终归宿。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确立了“人”的观念，同时点燃了乌托邦思想的活力。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扩大、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导致了人们在经济、社会地位上越来越大的不公。彼时，空想社会主义者（utopian socialist）登上了历史舞台。圣西门、欧文、傅立叶都在其著作中对乌托邦进行了细致的构想，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宗教、教育。乌托邦哲学家的描述、规划，经历了不断的演变，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渗透，逐渐形成了乌托邦式哲学思想与自由观。总体来讲，一元价值理论始终是乌托邦哲学家的导向，他们坚持以永恒的唯一真理作为现世事物的裁定者。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一元论就阐明：无论是理性还是共识，它们的存在都是“一”而不是“多”[4]（Lassman 2000）；同时，乌托邦主义者倡导解放自由与人权，却带着强制性。巴贝夫主义将乌托邦规划为绝对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他们千方百计地要人民走他们所设计好的、能完满实现人生目的和愿望的道路[7]（谢江平 2007）。反乌托邦，正是揭露了乌托邦思想中的种种漏洞，在描述乌托邦所带来的恶果的同时，理性地表达理想与个人愿望。反观戈尔丁的《黑暗昭昭》，这部反乌托邦小说，在诸多方面都对乌托邦构想进行了抨击，无论是思想上的价值一元论，还是政治上的自由观，乌托邦思想都充满着矛盾与虚幻。

一、反乌托邦一元论

伯林认为，乌托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一元论，若一元论中存在着不合理，那么乌托邦的大厦也将倒塌。一元论（Monism）是C.沃尔夫发明的术语，指任何主张实际只存在一类实体的形而上学理论[7]（谢江平 2007）。一元论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流传千年，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的洞穴理论，到近代基督教的神学一元论，乌托邦主义者继承了这种一元论的思想，他们相信，完美世界必然是由一个终极真理作为导向。而这一终极真理的道德与精神源泉正是来自上帝。他们笃信上帝是唯一的神，是无所不能、完美的神。然而这种神性一元论恰恰只能使乌托邦走向毁灭。就像无论其如何粉饰太平，也无法遮掩十字军东征与宗教法庭的血腥。

1.1多元宗教色彩

《黑暗昭昭》中的世界，是撒旦眼中的地狱，是黑暗昭然若揭的世界。男主角麦蒂，作为拯救这个堕落世界的救世主，被赋予了半神的形象，他代表的神蕴含着多元意义。

麦蒂具有复杂的神秘性，因为他身上兼具了基督教、摩尼教以及佛教中“神”的形象。麦蒂是个孤儿，他是闪电战的受害者。德国飞机的轰炸导致他的左半边身体被严重烧伤，进了医院。他的名字是医院的工作者为他取的，然而，他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姓。他的姓被人们任意称为“Windy， Windrap， Windwort， Windgrove， Windgraff， Windrave”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姓的前缀都带有“风”的意思，虽是人们对其的任意称呼，却都蕴含神学所指。从神学角度来说，基督教的神圣三位一体中的圣灵，正是用“风”这一意义来象征的，故而“灵风”[6]（阮炜 1988）。同时，他笃信圣经。小说数次提到，他把《圣经》放在床头柜，每日阅读。当他无意中翻到一本圣经的时候，他可以直接找到熟悉的页数，反复阅读。并且前后翻阅，对他而言毫无困难。麦蒂读圣经是心无旁骛的。基督教中神的形象在麦蒂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

《黑暗昭昭》是一本充满对立面的小说，正如书名，黑暗与光明，正义与邪恶。这种善恶的对立颇具摩尼教的宗教色彩。摩尼教又称明教，昭示着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其教义具有强烈的末劫思想与拯救苍生的夙愿。麦蒂，仿佛也是一名摩尼教的先驱者。在他的日记中，他提到两个幽灵经常来和他对话。在1966年7月11日的日记中，麦蒂记录道：“今晚我问他们，世上有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我。他们回答，你是最接近万物中心的人。”[5]在10月3日的日记中，幽灵对麦蒂说：“你有张可怕的脸，身处世间险恶，但你在精神世界里仍是我们的朋友……你可以在黑暗的角落，默默向死者布道。”[5]在麥蒂的日记里，幽灵多次暗示他的重要性以及其特殊的身份。在1978年6月17日，麦蒂人生的最后一篇日记中讲道，顶着太阳之光的白色幽灵问他愿不愿意拯救一个孩子，麦蒂表明他愿意做出牺牲。通过这种神秘的手法，作者仿佛深谙摩尼教之道，刻画了麦蒂这一形象：由神明指点，降临凡间。他修身养性，求索真理，拯救苍生，不辱使命。通过激烈的斗争，光明最终战胜黑暗。6月17日当晚，苏菲所在的犯罪团伙在贵族学校内引爆炸弹，企图在混乱中劫持孩子。当时在校内工作的麦蒂不幸受到牵连，引燃的炸弹令他浑身着火，但他仍义无反顾冲向挟持人质的歹徒，使对方丢下了孩子仓皇而逃。麦蒂最终以一名摩尼教殉道者的姿态，在光明中走向了永恒。

《黑暗昭昭》（Darkness Visible）的书名取自弥尔顿的《失乐园》，意为“地狱之火”[3]（Fiddes 1991）。然而，无论是对与苏菲还是麦蒂来说，这个寓意都颇为模糊。相反，火焰并不是来自地狱，这更像是神圣之火，是赫拉克利特眼中永恒的活火：世界的本原是火，万物皆动，按一定尺度燃烧，按一定尺度熄灭[3]（Fiddes 1991）。麦蒂自烈火中诞生，又从烈火中离开。如同凤凰涅槃，承受着来自凡尘的阴谋、苦难，焚身以火，用个人的生命换取了世人的祥和、安宁。麦蒂死后的某一天，他的老师佩迪格里在公园亲眼目睹了他的“到来”。“麦蒂来了……金色的光芒在他周身闪耀……他仿佛融化在了那团如火的光芒中；面容也不再是两种颜色，而是融为一体。万丈光芒如同孔雀羽毛上的眼睛，他的嘴角洋溢着可爱的微笑”[5]。此刻，麦蒂的牺牲带着佛教中涅槃的色彩，与其说牺牲不如说是得到了永生。是圆寂，解脱，不老不死，不伤不灭。对于小说中的角色埃德温来说，麦蒂的形象也如出一辙。当他的老邻居问他，麦蒂到底是谁？是方济会修士（a Franciscan friar）、印度教圣哲（a Mahatma）、还是那个想在威尔士建造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转世？埃德温回答，他不是达赖，但他也是个喇嘛。埃德温把麦蒂喻为藏传佛教徒。虽然这段对话并未作出深入展开，但这一讳莫如深的叙述暗含着作者对麦蒂多元形象的塑造。

值得一提的是，麦蒂具有神性，同时也是一个不完美的“神”。从外表上，他的半边脸严重烧伤，肤色半明半暗，面目可怕，与传统的“神”的光辉形象大相径庭。从品行上，他努力修身养性，有时却拘泥迂腐。他勇于奉献，却也不免怀挟偏见。麦蒂崇拜他的老师佩蒂格里，但是当他得知佩蒂格里对美少年亨德森过分宠溺之后，心怀嫉妒的他向后者掷鞋以对其进行诅咒，此处戏仿《旧约圣经》中的故事：雅各向其兄以扫丢掷鞋子，通过这种原始诅咒觊觎以扫的长子之名。残缺即为真实的人性，却亦是一种美。弦月虽为残缺，不能与满月同辉，却也给世人照亮一条回家的道路。麦蒂则以一种残缺的形象成就了人与神的浑然一体。戈尔丁作品中价值的多重性就此展现。

戈尔丁小说中的救世主不是完全的基督教的神，而是包含了多重宗教主义的神性。他将个人的渴望寄托在这样一个多元主义的角色之上，无不体现其宗教立场。“我不属于任何一方教派。”戈尔丁把自己称之为“不虔诚的教徒”，他既不是一名合格的基督徒又不恪守宗教仪式、清规戒律[1]（James 1982）。这一宗教立场在《教堂尖塔》（The Spire，1964）中可见一斑。戈尔丁在《教堂尖塔》中塑造的圣母马利亚大教堂的教长乔斯林，自诩为上帝的代言人，声称感受到神的召唤，欲建造一座教堂尖塔，却因操之过急，在地基不稳的情况下硬逼着工人施工，工程最终前功尽弃。坍塌的不止是塔，还是宗教狂热主义。作者的观念即与神性一元论背道而驰，其主张在《黑暗昭昭》中阐明：乌托邦思想只是空中楼阁，只有多元主义的价值观才能最终拯救人类。

1.2荒诞中的一元论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阐明其观点：“这个世界上没有普世的爱，更没有普世的价值”。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自古以来饱受争议，却也流露了价值选择之艰难与无奈。伯林认为，价值与价值、文化与文化之间存在冲突与不可调和性。

在西方哲学史上，塑造一个完美社会的构想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唯理性论”、培根在《新大西岛》中表露出的“科学主宰一切”的思想都反映出人们对于建立完美社会的迫切愿望。并且完美社会的构想，往往是以一种亘古不变的普世价值来左右的。乌托邦思想正是受这样的文化背景的熏陶而滋生。伯林对乌托邦思想中价值观的主张总结如下。一、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其他答案必定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二、真理与真理之间可以相互融合。这两个阐述归根结底都是以一元论为归宿。然而，这种唯一真理观却容易导致武断、以及更大的分歧。

戈尔丁在《黑暗昭昭》中就多次以诙谐的笔触，反讽了价值一元论的荒诞。麦蒂在昆士兰格拉德斯通市有一段短暂的工作经历。期间的一天，他的车在半路上没油，周围尽是荒野和沙漠。他从车里走出，试图找人寻求帮助。一个人不停地走着，炽热的阳光令他他又累又渴。终于，他遇见了一个土著。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他向土著人挥舞圣经。而后又猛地倒下，双腿伸直，两臂伸开，形成十字架的形状。然而土著却大吼一声，将手中淬过火的长矛刺进麦蒂张开的手掌。这一幕荒诞的景象恰恰反映了文化的差异与冲突。麦蒂以为对方也是基督教徒，因而以种种方式向对方表明是自己人。而土著人却以为对方是在挑衅，于是无情地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戈尔丁认为，“他者”永远不能被同化，这符合价值多元主义的核心观念，即，价值的非可比性和非通约性（the incomparability a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plurality a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different cultures）[4]（Lassman 2000）。文化多样性折射出的价值的非通约性可以被人们理解，然而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可以冲破任何文化间的障碍。

伯林认为，观念之间的不兼容、不协调以及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建立一个彻底的乌托邦社会，便是将各类观点笼统地归为对或错，那么真理将沦为强权下的产物，而失去其意义。《黑暗昭昭》中就以两个人充满对立面的对话揭示这一问题。小说的第三部分叫做《一就是一》（One Is One），這一名字带有“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一元独断思想，颇具讽刺效应。在这一部分中，古德柴尔德书店老板西姆·古德柴尔德和老邻居埃德温·贝尔展开了无休止、无逻辑的关于真理之争，令人联想到《等待戈多》中两位老翁的荒诞对话。两人不断地争论，都试图以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他们在看小学生踢球的时候，甚至围绕“球到底是从双腿之间穿过还是从脚下穿过”展开激烈的争辩。然而，谁也说服不了谁，这象征着各种价值的冲突是难以调和的。乌托邦主义者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企图把不可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这注定是要失败。

二、乌托邦式自由之困

价值多元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自由观的探讨。林肯说：“尽管我们都宣传为自由而奋斗，但在使用同义词语时，我们却并不意指同一事物……当下有两种不仅不同而且相互不容的事物，都一名冠之，即自由”[2]（Berlin 1969）。伯林的自由观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区分：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指的个人有行使自我意志的权力，并且作为主体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令事情的发展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消极自由指，个人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其思想、其活动不受外在干涉，即：“不被奴役”。乌托邦主义者试图解放人民的积极自由权，然而这种借助“积极自由”之名的运动反而导致对人的压迫和奴役。因为积极自由的倡导往往是家长制式的解放运动。而家长制（paternalism）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2]（Berlin 1969）。我喜欢宁静与独处，你却认为我认为我身陷孤独的囹圄要将我解放。你迫使我进入喧嚣的氛围，我的权力因此受到了侵犯，而你却认为我获得了自由。乌托邦式的解放是家长制的，这实则是更大的专制，不仅因为它比残暴、野蛮的暴政更具压迫性，还因为它忽略了人的超验理性，侮辱了人的独立思考与个体观念。

苏菲，小说中另一个主人公，极端的恶的象征。苏菲在罪恶中一步步沉沦，她是黑暗的象征，同时也是乌托邦式自由观之下的牺牲品。苏菲的童年是与父亲和她的双胞胎妹妹托妮一起度过的。父亲认为她有些孤僻，于是让托妮和她形影不离。父亲认为她缺少母爱（她们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于是想和家里新来的保姆结婚。父亲总是把他认为的苏菲缺少的自由赋予给她，然而这些却滋生了苏菲的叛逆和逃离。她从来就不喜欢托妮，她甚至希望托妮有一天消失。“她还小，不会把类似于杀了托妮的内心想法说出来。可她真的不希望她回来！”[5]同时，她也不喜欢父亲跟保姆结婚。她无法忍受父亲的爱就这样迁移到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她把鸭蛋捏碎塞进父亲床头柜的抽屉，那臭气熏天的秽物，正是她无声的抗议。尽管外人眼里，她是光鲜艳丽、美丽动人的淑女，可是父亲灌输的家长制式的自由给予模式实质是对人的压迫。这条从小产生的罅隙导致了日后苏菲与父亲的决裂，也为苏菲一步步的堕落滋生了温床。

乌托邦式的解放思想是一种自我导向、自我控制的解放思想，它把“自我”区分为“高级的自我”与“低级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与“虚假的自我”），这导致了“高级自我”对“低级自我”的专制和压迫[7]。这种人格划分使高级的以理性控制的“自我”凌驾于带着冲动、欲望的“低级自我”之上。长期的自我压制将导致两种人格的发展不断背道而驰，继而分裂成更大的沟壑。苏菲就是这样一个人格分裂的个体。文中多次提到苏菲认为她后脑勺长着一双“眼睛”。“当她前方的眼睛闭上以后，她脑后的‘眼睛便会睁开，然后射出一道黑色光线，注视着广袤无垠的黑暗”[5]。可以说，苏菲最热切的渴望，便是怪诞、反叛，用黑暗将平淡无味的光明世界笼罩在它的怀抱。脑袋前面那双看到光明的眼睛可以说是苏菲的“高级自我”，脑袋后的“眼睛”则是她的“低级自我”，这种黑暗令她激动不已。两种自我的长期压制与斗争令她的人格陷入了分裂。当她的“低级自我”逐渐战胜“高级自我”时，苏菲也走向了极恶。她的性行为十分随意，且带着施虐的倾向，曾在与男友发生关系之时将刀扎入他的肩膀。她同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犯罪组织，企图绑架贵族学校中的孩子以索取高额赎金。她幻想一名男孩成功绑架得手，并对其施加疯狂的虐待，而后，在发现男孩只是她的幻觉后，歇斯底里、几近崩溃。

戈尔丁善于描写人性之恶。《蝇王》中孩子们在荒岛上分为两派，互相厮杀，堕落成为嗜血的野兽。《品彻·马丁》描绘了主人公马丁以堕落的人性与死亡相抗衡。而在《黑暗昭昭》中，戈尔丁更是将人性的黑暗面极致展现，从而支撑了其反乌托邦的价值立场。乌托邦往往始于“自由”而终于“专制”，人性的阴暗面讽刺的不是人性本身，而是造成其走向极端的周遭世界。《蝇王》中的荒岛是如此、《我们》（尤金·扎米亚金，1924）中绝对理性主义的国度亦是如此。

关于人生的思考，乌托邦学者认为，人生的终极指向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于是，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生活方式，皆朝着这一目标不断前行。戈尔丁以晦暗的笔触表达了悲伤的隐喻，这种对积极自由的解放反而成了桎梏与压迫，人性在长期的压抑中滋生了極恶。乌托邦式自由终将走向破产，如同玛丽·雪莱笔下的佛兰克斯坦，最终被其创造的怪物所毁灭。

三、结语

乌托邦是一篇辞藻华丽却经不起推敲的文章、一座壮丽恢弘却没有地基的楼阁。它是屏风隔断上孤傲的仙鹤，画师精湛的笔锋造就了它，却难助其脱离画卷，飞出青天。反乌托邦正是对乌托邦浮华、空洞的价值观、自由论的质疑，它揭露了其虚幻性与阴暗面。一如《堂吉诃德》终结了中世纪历时两百年的骑士文学，一部《反杜林论》让社会主义自此开始脱离空想，走向科学，同时也加快了反乌托邦文学的发展。反乌托邦文学家们独具慧眼、针砭时弊，对乌托邦梦想中深埋的残酷现实进行深刻地挖掘、无情地揭露。于是，俄国有了《我们》（尤金·扎米亚金，1924）、《切文古尔镇》（普拉东诺夫，1929），英国有了《美丽新世界》（赫胥黎，1932）、《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1949）、以及《蝇王》。一部《蝇王》更是将威廉·戈尔丁推向了世界文坛的巅峰。而《黑暗昭昭》，虽诞生于《蝇王》发表的十年之后，却毫无承前者之荫的迹象。即使同样带着反乌托邦元素，《黑暗昭昭》比《蝇王》更复杂、更神秘，也更具震撼。作者以富含寓意的描写、宗教文化、后现代主义色彩，以恢宏的想象将人性的光明与黑暗刻画到极致。当象征黑暗的恶魔在自由的桎梏中爆发，乌托邦的大厦终于土崩瓦解。在生死存亡之际，另一个多元主义的象征：半神的麦蒂，奋不顾身，力挽狂澜，挽救于万一。《黑暗昭昭》是英国战后文学作品中反乌托邦意识的里程碑。戈尔丁所展现出的人性关乎他对世界观的探索，关乎社会、国家发展的深邃思考，对现世社会建设、人类发展具有深远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Baker， James. 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Golding [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1982（2）：13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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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assman， Peter. Pluralism and Liberalism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Isaiah Berlin [J].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2000：119-131.

[6] 阮炜. 茫茫黑夜中的一线希望之光——戈尔丁《黑暗昭昭》初探[J]. 外国文学评论， 1988（4）： 60-65.

[7] 谢江平. 《反乌托邦思想的哲学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作者简介：

姓名：李慧杰，出生年月：1992.10，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江苏省镇江市，当前职务：硕士在读，学历：文学学士，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英美文学方向，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单位所在地：上海，单位邮编：20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