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里的翻译规范视角下两个《三字经》英译本的对比分析

王春婷

【摘要】本文在图里的翻译规范下对比分析翟理斯和王宝童两人的《三字经》英译本。在预备规范和初始规范下，分析影响二人将《三字经》作为翻译对象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两位译者自身的翻译策略偏好。在操作规范下，本文对比了两版《三字经》对原文中专有名词、历史典故和韵律等方面的处理方式。

【关键词】对比分析；《三字经》；预备规范；初始规范；操作规范

吉迪恩图里是描述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中提出了“翻译规范”，指在目的语文化里制约译者取舍的标准或约束力，包括：預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初始规范和预备规范是翻译的宏观层面上的策略，指在翻译开始之前，译者首先要根据特定时代背景对翻译对象进行选择，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翻译政策和翻译的直接程度。翻译政策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社会背景下影响文本选择的各种要素，译文的直接程度是指在翻译过程中是否使用了中介语言或者从原始语言版本以外的其他语言版本进行翻译。在预备规范的影响下，译者需要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去判断译文是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操作规范是翻译在微观层面上的实施。指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还要对译文的文本结构、句子结构、词语选择等方面做出技术性的安排与处理。

一、预备规范和初始规范下两译本的对比

1、《三字经》文本的选定

翟理斯1845年生于伦敦，是英国汉学家，毕生致力于介绍中华文明。1873年翟理斯发表了Elementary Chinese：San Tzu Ching。他对《三字经》的翻译深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1840年鸦片战争后，许多来自西方国家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他们的宗教理念，这些传教士又被称为汉学家，他们精通汉语和中国文化。虽然说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播宗教信仰，但客观来说，由于他们的存在，极大地推动了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1910年，翟理斯重译了他的三字经。在前言中，他指出，《三字经》是学习汉语的基础，强调了《三字经》在中国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中国孩童的启蒙书，需要熟读背书。对于想学习规范地道汉语、学习汉语思维的外国人，《三字经》这本启蒙教育书籍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如果外国学生效仿中国孩童背诵《三字经》的学习方式，那么这些学生将会掌握汉语并精通中国文化。翟理斯还指出现有《三字经》译文中由于译者对《三字经》理解有偏差而存在诸多错误。总而言之，《三字经》的翻译将会有助于传教士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王宝童是当今研究研究诗歌翻译的学者。2008年他出版了The Triword Primer。在扉页中，他提及了自己对诗歌的喜爱和对韵律的浓厚兴趣。王宝童选择翻译《三字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韵律的兴趣度，而《三字经》三个字组成一个意义群落，发音规整，恰恰满足了他这一点。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当今西方社会学习汉语的热潮越来越猛。我国政府致力于将中国文化输出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孔子学院现在已经遍布全球，传播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三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它的翻译和输出十分必要。

2、《三字经》翻译策略的选择

总体来看，翟理斯译作的读者和王宝童译文的读者都是外国人，在他们各自的时代，他们都想通过《三字经》了解更多中国文化和知识。然而，具体分析起来，他们的需求各不相同。在翟理斯的时代，读者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他们把《三字经》当作教科书使用，来学习中国文化，因此，翟理斯给倾向于充足性的翻译。而现如今的外国读者群体比较大众化，这些读者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或者一窍不通，因此，王宝童首先要做到的是引起外国读者对《三字经》的读书兴趣，要让他们比较容易地接受和理解《三字经》传递的信息。因此，王宝童倾向于可接受性的翻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的。文学翻译是复杂的，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自始至终仅用一种翻译策略。可以确定的是译者倾向于使用的何种翻译策略，在某些情况下，不可避免会使用其他的策略来进行翻译。

二、操作规范下两译本的对比

1、专有名词的翻译

《三字经》里囊括了大量专有名词，比如人名、经典著作以及成语俗语等等。说到人名的翻译，翟理斯采用利玛窦的发音系统，音译了大量人名。例如，“Hsiang”（黄香）、“Jung”（孔融）、“Tseng”（曾子）、“Hsun”（荀子）、“Lao Tzu”（老子）、“Chuang Tzu”（庄子）、“Fu His”（伏羲）和“Shen Nung”（神农）等等。此外还有“The Elder and the Younger Tai”（大小戴）、“The Yellow Emperor”（黄帝）等。王宝童也是采用音译，不过使用的是汉语拼音，有时甚至简化了人名的翻译。比如“Xiang”（黄香）、“Zhuang”（庄子）、“Xi”（伏羲）、“Nong”（神农）。对于翟理斯翻译的“Mencius”（孟子）、“Confucius”（孔子）已经为人认可并广泛熟知，因此王宝童保留了这样的表达。

对于经典书籍的名称翻译，翟理斯主要采用的，一是音译，如“Lun Yun”（《论语》）、“Chung Yung”（《中庸》）、“Kuo feng”（《国风》）、“Ya”（《雅》）和“Sung”（《颂》）。二是意译，“The Great Learning”（《大学》）、“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孝经》）、“The Book of History”（《书》）。三是逐字翻译，“The Little Learning”（《小学》）。王宝童不再采用音译，多为意译，“Lesser Learning”（《小学》）。另外还借助英语中的表达来翻译，比如“Epics”（《国风》）、“Odes”（《雅》）、“Hymns”（《书》）等等。

翟理斯对一些俗语的翻译，如“Nine agnates”（九族）、“Way and the exemplification”（道德）使得读者在理解上费劲，而王宝童的译文相对简单、易于理解，“Nine levels of the human race”（九族）、“Moral values”（道德）。

2、历史典故的翻译

《三字经》常用典故，通过优秀的范例来引导和教育儿童，规范日常行为，形成良好的道德素养。典故的翻译是难点，因为很难仅仅用三言两语就能将典故内容以及启示表达得透彻并达到教育的目的。翟理斯和王宝童处理典故的翻译方式大不相同。翟理斯主要采用直译，而王宝童采用意譯，同时给出大量注脚、帮助读者理解典故的知识背景。例1中翟理斯的译文忠于原文，句子顺序也和原文保持一致。译文后两句体现了教育的目的。王宝童的译文像在讲故事一般，并且重新编排了句子顺序，道德说教的部分被省略掉了，并且使用了英文的“the lions share”（最大份）生动表达孔融让梨的行为。充分照顾到了外国读者的接受程度。

例1：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翟理斯译文：

Jung，at four years of age，

Could yield the bigger pears。

To behave as a younger brother towards elders，

Is one of the first thing to know。

王宝童译文：

And Rong，only four，

Picked the smallest pear，

To leave his elders，

The lions share。

3、韵律的处理方式

《三字经》的一大特点就是三字一句，读起来朗朗上口。音律、节拍、韵脚也是翻译中要着重注意的地方。前面已经提到，王宝童对诗歌韵律方面的喜爱和优势，他对《三字经》的韵律处理方式值得学习。例2中，“ten”和“then”押韵，“um”和“come”押韵。语气词“um”的使用尤为传神，把小孩子数数的神态描绘得淋漓尽致。相比较而言，翟理斯没有重视对韵律的翻译。

例2：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王宝童的译文：

Count one to ten，

To a hundred，and then，

A thousand，um，

Ten thousand come！

三、结语

在预备规范和初始规范下，翟理斯是为了给当时西方传教士提供学习汉语的资料而翻译；王宝童则是对诗歌翻译的喜爱而译，并且和当今世界学汉语的热潮密不可分。翟理斯倾向于充足性的翻译；而王宝童倾向于可接受性的翻译。在操作规范下，翟理斯倾向直译，王宝童倾向意译。

【参考文献】

[1] Giles， H.A. Elementary Chinese： San Tzu Ching[M]. Shanghai： Messrs， Lelly & Walsh， Ltd， 1910.

[2]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Beiji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 廖七一. 翻译规范及其研究途径[J]. 外语教学， 2009.

[4] 王应麟， 周兴嗣， 著. 王宝童， 李 黎， 译. 三字经千字文[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