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起“黑天鹅事件”说开去

【摘要】2016年被媒体称为黑天鹅元年，这一年中，两起黑天鹅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种看法认为，这些黑天鹅事件将意味着平民民主时代的带来，或者意味着精英制度的溃败。本文将从这种看法出发，试图揭开今天文化与政治左翼之困境的一角。

【关键词】鲍勃·迪伦；特朗普；民主；政治正确

对于流行文化的爱好者来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2016年年末的一大好消息。虽然这并不是诺贝尔奖组委会第一次将奖项颁给一位流行歌手，但这一消息仍然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对于迪伦的拥趸来说，这是对他多年创作的最大肯定；对于美国人来说，将这样一个奖项颁给一个美国人，证明了欧洲人的刻板印象（即美国是文化荒漠）是错误的；对于文学界的人来说，这个结果是在提醒他们，文学的边界正在不断扩张；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它意味着平民文化受到了肯定。

然而有意思的是，另一个美国人也在2016年年末到达了人生的巅峰，这就是新一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产生后，全球都为之震惊。本以为胜券在握的民主党支持者顿时慌了阵脚，连特朗普自己都连呼这是个意外的结果。一时间，评论家都认为这是美国社会里“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的标志，是对新自由主义精英的反叛。

那么，把这两个看似大相径庭的人联系在一起合适吗？表面上看来这非常不妥：从性格上来说，迪伦温文尔雅，而特朗普口无遮拦；从言论上来看，迪伦的歌词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而特朗普在公众演讲中所使用的词汇都是些近乎粗俗的低级词汇；从政治倾向上来看，前者最初正是乘着民权运动的大潮而声名鹊起的，而后者正叫嚣着要在美墨边界筑起一道高墙，并把某些特定的移民挡在美国大门之外。然而两者远非没有共通点：从某个角度来说，两者获胜都是平民对精英制度的胜利——迪伦是平民文化的胜利，而特朗普则是白人平民的政治胜利。不过我们也应该说，特朗普当选所引发的结果，要比迪伦获奖更值得我们思考。

一、被“神化”的迪伦

在诺奖委员会宣布迪伦获奖之后，迪伦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在这段时间内，网络上都谣言四起，很多人都以为迪伦会拒绝领奖，还有人煞有介事地编出了一篇名为《扼杀一个反叛者的最好方式，是给他颁发一个奖项》长文，号称这是由迪伦拒绝领奖的宣言，随后迅速传播开来。一些人信以为真，纷纷赞扬迪伦是真正的反叛者。然而这篇漏洞百出的文章很快就被證伪了，数日之后，鲍勃·迪伦更是宣布将会接受诺贝尔奖。到此为止，谣言终于落下了帷幕。

这原本只是一起很简单的谣言，从它的产生到销声匿迹只用了几天时间，但它仍值得我们关注：人们从这场“造神运动”中试图获得什么样的心理满足呢？这是一篇很符合公众期待值的文章，其出现的时刻也恰到好处，所以引发了人们的广泛转发。它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理：为何迪伦迟迟不肯回应获奖的消息呢？根据迪伦一贯特立独行的作风，人们推测这位“抗议歌手”是在以沉默拒绝诺奖官方对他的认可，是他不肯向精英文化和制度低头的表现。这基本上也是中国乐迷对于迪伦形象—— 一个离经叛道的抗议歌手——的理解。

或许我们要注意到语境的问题。正如崔健所说，“毕竟你要先理解美国社会，理解嬉皮文化，才能准确地去体会他的文化价值。”此话倒不是说国人无法理解迪伦，而是意味着很多人对于迪伦的仰慕或许仅浮于表面，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对60-70年的美国文化语境了解不够深入。除了一些抒情的歌曲以外，迪伦的“抗议歌曲”大多都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但在中国，这种指向性由于文化语境和历史背景的不同而被大大淡化了。这种无意中的淡化处理本身并没有错，毕竟这是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所谓“万物皆准”的时代，对音乐作品的解读也没有对错之分。但是一些人在脱离具体语境解读迪伦的同时却又在“神化”迪伦，这才是对迪伦这位“反叛者”最大的侮辱。例如，发表于1963年的《骤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原是一首反战歌曲，但若排除这一语境，此歌就容易被单纯地解读为年轻人的忧伤和叛逆情绪，而这种解读的结果就是庸俗地将迪伦塑造成一个“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偶像。事实上，迪伦拒斥一切将他塑造成偶像的行为，他希望人们更关心作品本身，而不要将他的行为夸大。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可以作证：当普林斯顿大学的发言人盛赞其为“美国年轻人不安的良心”时，迪伦觉得浑身不自在：

美国年轻人不安的良心！这种说法又来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又上当了。这个发言人有许多事情可以读，他本可以强调一些关于我的音乐的事。当他对着人群说我喜欢离群索居时，就好像在告诉他们，我喜欢呆在铁打的坟墓里，我吃的东西都放在一个托盘里塞进来。

然而事与愿违，今天的迪伦俨然已经成了叛逆青年们膜拜的偶像，他的特立独行被人无限地放大，他歌词里的平民主义和理想主义元素也被歌迷奉为圣典。可是，今天的世界真的是理想主义当道吗？若果真如此，特朗普又何德何能当选总统呢？在我们转向特朗普之前，或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下，美国理想主义者们所宣扬的社会理想，在今天究竟实现了多少？

二、是平民胜利，还是政治伎俩？

让我们先宕开一笔，考虑一个看似与本文没有任何关联的案例：在《美国的城市的死与生》中，简·雅各布斯记录下了波士顿西区在上世纪50年代城市重建中的不幸遭遇。导致西区进行全盘重建的是当时波士顿的铁腕市长科尔雷。这位爱尔兰裔市长在任期间（1946—1950）受到了波士顿穷人们（大多数是爱尔兰裔）的拥护，称他为“穷人市长”。而科尔雷之所以能够在穷人中拥有巨大的声望，是因为他常常将穷人的困境归咎于盎格鲁·萨克逊白人和新教徒身上并向他们施压，这导致了后者逃离波士顿，也使得以盎格鲁·萨克逊白人为主要居民的西区逐渐衰落。

继任市长上台后，决心对破落的西区进行重建。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西区曾被官方认为是“贫民区”。而赫伯特·甘斯则正确地指出，这里实际上应该被称为“一个稳定的、低收入的区域”，因为这里并没有出现通常贫民窟所具有的“社会病”，生活在这里的民众也有很强的归属感。但不幸的是，西区以外的人（尤其是富裕阶层）却把这里视为不折不扣的贫民窟，政府官员也认为这里急需进行“非贫民区化”，于是在1953年启动了城市重建计划。但这一政府行为至今仍遭到公众的批评。

为社会底层人民发声，这在原则和道义上并没有错。但是这种“关心”如果只是一种政治伎俩呢？事实证明，科尔雷贴近爱尔兰裔穷人只不过是在攫取他们的选票而已，并且他对其策略的长远后果根本不计考虑：科尔雷的亲贫民策略间接导致了波士顿西区的重建，而西区的推陈出新从表面上看是在为城市“贫民区”的居民和市民的整体利益着想，但事实上这里居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历史证明，西区重建最终受益者不是穷人反而是富人。由于拆迁，许多西区的原住民不得不举家搬迁至郊区，而那里的租金要贵上许多，这给原本就收入不高的工人家庭带来了新的负担，一些人甚至还由于怀念家园而患上了心理疾病。留在这里的居民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这里经过翻新过后变得更有吸引力，导致了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現象的产生，生活成本随之也水涨船高。今天的西区已经变成了一个高楼林立的富人住宅区，周围是戒备森严的门禁系统。附近的小商铺也都变成了大型连锁商店。西区居民原本希望城市重建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今这里剩下的只是一个不再属于他们的富人区。

为何在谈到特朗普前要特地回顾波士顿西区的案例？这是因为特朗普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理想主义的衰落有关，而它说到底又与打着自由主义和民权旗号的民主党政客有莫大的关系。

三、“政治正确”的破产

今天的美国社会分化为两个阵营，其中之一是以希拉里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挥舞着文化多元的大旗，号召选民们放下彼此的偏见和误解。民主党从最初便认为自己手操胜券，这种盲目乐观在其党代会上就体现了出来：除了指责特朗普，希拉里的表述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我们有最强大的军队，最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最经久不衰的价值观，自由和信仰，公正和机遇，这些词汇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应该感到骄傲。

但希拉里犯了一个错误：她否认美国正在丧失霸主地位的事实。她在经济上继续提倡全球化，并且延续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而奥巴马的执政成绩也几乎耗尽了中下阶层白人对民主党的好感，普通的劳动者和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拉大。民众普遍将生活状况的恶化怪罪于经济全球化，认为这对于外国和富人更有利，特朗普的胜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这一心态。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即当初经济全球化最积极的倡导国，今天却在寻求建立具有贸易保护色彩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而特朗普则截然不同。尽管这也是一位不合格的竞选者，但他更加务实。他和他的团队都意识到了美国已不在世界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了，所以才提出要“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的口号。至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他在就职典礼上只字未提。在他获得共和党党内提名时，他就直接表达了对政治正确的不屑：

我将实话实说、有一说一。我们不能再这么政治正确下去了！如果你想听大企业的高论、精心捏造的谎言和媒体编造的神话，那么民主党下周举办党代会，你去他们那儿听去吧。但是在我们的会议上，没有任何谎言。我们将为美国人民献上唯一的真相。

特朗普的当选，难道意味着对民权运动的否定吗？显然，即便是特朗普也不敢公开对少数族裔或者女性进行侮辱。但特朗普依靠着“反政治正确”的策略，最终获得了总统大选的胜利。毋宁说，特朗普的胜利其实是希拉里之流失败的直接后果。这听上去像是同义反复，但不尽然。就像波士顿市长的科尔雷依靠将社会不公怪罪到富人和盎格鲁-萨克逊白人头上以获得穷人支持的伎俩一样，希拉里等政客也以政治正确为口号为自己赚取政治和经济资本，但实际上，这些政客所秉持的是斯洛特迪克提到的现代政治中的犬儒主义：西方政客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所宣扬的价值观，但他们仍然做着表面文章。

而对于支持民主党和民权运动成果的普通美国民众和知识分子而言，问题在于他们将政治正确教条化了，结果沦为政客们的工具，而自身的境遇却没有改善。政治正确的内容并没有错，谁都不希望回到一个不平等的年代，但是当政治正确的内容被教条化后，其原本所具有的抗争精神便彻底消失了，只空留下一个康德所谓的“具有效力但无意指”的形式空壳。故而齐泽克观察到，在今天西方的社会中，保守右翼反而表现出更像是革命者，而原本应代表进步的左翼人士则摆出一副保守主义姿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极端右翼势力能够获得同情甚至赞同的根本原因。

今天美国左翼的困境，就在于体制决定他们只能“两害取其轻”，只能在两个都不合格的竞选者中做出抉择。所以怎样突破当前困境才是美国左翼人士更应思考的问题，而不是继续沉迷于进步的“神话”中。回到最初迪伦被“神化”的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一些（自称）左翼人士在逻辑上的荒谬所在：一方面，他们仰慕迪伦这样的抗议明星，赞扬他们身上的抗争精神。但他们发出赞美的真正目的是自恋，是为了表明自己也是反叛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把迪伦这样的文化英雄“神化”，把抗争精神教条化，使之成为一个空有能指的所指。那么显然，今天真正具有反抗和反思精神的人所要做的，正是要在文化上完全打破这些“反抗明星”的偶像，并且在政治上彻底清算被教条化了的“政治正确”所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美﹞迪 伦，著. 徐振锋， 吴宏凯， 译. 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第一卷）[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11：130-131.

[2] Nath， V. Redefining Urban Politics[J].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97，32（44/45），2863-2866.

[3] ﹝美﹞雅各布斯， 著. 金衡山， 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8：248.

[4] 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M]. translation by Michael Eldred ； foreword by Andreas Huysse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5] Slavoj ?i?ek. Trouble in Paradise： From the End of History to the End of Capitalism[M]. Brooklyn： Melville House， 2015.

【作者简介】

汪骁（1988—），男，江苏南京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艺术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