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研究综述

薛熙明+王宗琳

[摘 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旅游社会学和文化地理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一直受到关注，并形成了包括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通过对中英文数据库文献的分析发现，相关研究集中在旅游社区家庭经济收入、性别地位、家庭结构、家屋格局和家庭认同等方面的变化上：旅游可以促进东道主家庭经济收入的提升，但也普遍存在着收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女性的旅游从业使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但仍然受到父权制文化传统的限制；社区旅游使得东道主家庭结构逐渐从一元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由于家庭客栈、开发性迁移和第二居所的出现，东道主的住房格局和生活空间受到严重影响；尽管旅游参与改变了扎根于传统地方的家庭认同感，但东道主也能对此进行主动调适。未来可以考虑新的拓展研究，包括构建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结构方程的模型、超越主客二分的对旅游城市东道主家庭的研究、对东道主家庭再社会化问题的研究等。

[关键词]家庭；社会变迁；旅游社区；旅游影响；东道主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4-009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15

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系统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旅游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内含流动性的社会实践，为东道主与游客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东道主在与游客持续接触的过程中，较易受到来自现代世界的影响。在旅游目的地社区，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也会发生某些形式的转变。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叙事方式[1]，家成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概念。家既是个人生活意義的中心，也是构成社区的核心要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由现代化理论发动的对家庭历史及其现代演变的研究热潮中，旅游地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也逐渐受到关注。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现代性在目的地的影响途径和辐射效应。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阅，梳理这一领域研究的研究流派和研究内容，以期深化关于旅游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1 相关研究历程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常常将家作为研究对象，借以透视不同时空环境下的社会文化变迁。既往的旅游社会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旅游发展进程中东道主家庭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的变化，但其研究尺度往往放在社区及至目的地，缺少以家庭为研究对象的微观视角。因而，对于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实质上体现了旅游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学科交叉。

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community tourism”和“family” 或“home”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1，并经人工核对，最终确定相关度较高的文献95篇。从各年度文献刊载量来看，2007年之前各年发文较为零散，2007年以后发文量有明显增加，2011年开始发文量急速增长（图1）。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主流期刊中。从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来看（表1），关键词较为分散，反映出相关领域研究话题较为广泛。2011年以前，家庭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关注度较高，在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各层面都有探讨。2011年之后，研究对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第二居所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影响得到了重点关注，还出现了关于家庭客栈（homestay）的研究。同时，研究深度也不断推进，居民态度（attitude）、地方（place）、流动性（mobility）等关键词的词频都大幅度提升。2011年后的研究在理论上屡有突破，社会表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系统论等都大量出现。

中文文献主要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以“旅游”“社区”和“家庭”作为主题词对该数据库所收录的1994年至今所有的学科类别的期刊进行模糊查询，经人工筛除，得到与本文主题关联度较高的期刊论文42篇。总体来看，这一主题的文献在2002年后开始出现，2007年后增速加快，2011年后数量激增（图1）。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虽起步滞后，但发展速度和阶段大体相同。文献中高频关键词集中于“参与”“民族”“影响”“乡村”（表1）。民族或乡村地区的社区旅游参与问题是核心研究内容，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而在不同时段，关键词演变态势有所差异。自2007年开始，“居民”“利益”“经营”“女性”等关键词关注度升高，反映出社区居民的旅游收益开始受到重视，且妇女在旅游从业中角色凸显，对家庭旅游影响的研究也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2011年至今，该主题文献呈现出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如“感知”就表达了社区居民对地方社会的所持情感；而从制度层面对旅游社区增权、社区治理等问题的讨论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进入这一领域。如多位国内学者探索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测度分析。居民的地方感[2]、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3]都作为与旅游影响感知相关的变量被引入。但综观这些研究，其主要着眼点仍放在社区层面，家庭层面的细分要素并未被明确纳入自变量。仅有个别研究者在家庭微观尺度上，测度了家庭的文化、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传统风俗的影响[4]

2 相关研究流派

随着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内容的多样化，日常生活日益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Berger和Luckmann认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会实在[5]。他们肯定了生活世界是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主观和客观的结构。家作为一个微观尺度的社会单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进化论、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社会心理学说等社会变迁理论[6]的启示下，现代家庭社会变迁也逐渐形成了包括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

2.1 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

结构功能论者试图以结构化的方式来观察不同地域的家庭社会关系。如Levi-Strauss的“亲属原子结构”[7]、Parsons的“洋葱理论”[8]，以及费孝通所提出的传统中国乡村家庭以同心圆模式为特征的差序结构[9]。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下传统家庭的变迁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在进化论和结构功能论混合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成为解释现代家庭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其代表人物Goode认为，现代家庭正从传统大家庭向独立的核心家庭转化，且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夫妇式家庭制度之间、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适应的。他同时指出，工业化和家庭是两个平行的过程，均会受到社会、个人观念的变化的影响，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都会对二者产生影响[10-11]。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者考虑的 重点。

2.2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将引发冲突，而冲突正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路径。首先，他们将社会再生产作为家庭研究的一个突破点。在资本社会中，家庭不但是劳动力休息和繁育的场所，也成为资本支配的社会再生产空间[12]。而在更多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国家，家庭还叠加了面向外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功能（如家庭车间），从而成为兼有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属性的重要场所。其次，马克思主义者还竭力控诉资本社会中权力所造就的不平等关系。福柯指出，在国家的规训和监督下，居民的生活成为权力的对象[13]。权力关系不再被掩盖在家的温情面纱之下，家的空间构成、表征和情感都是由权力几何学（power geometry）所决定的[14]。由此，居民家的形态和功能变迁正体现了资本权力作用的轨迹。

2.3 女性主義的研究

功能主义学者持二元论的观点，他们常常将家庭视为与外部世界相区分的和睦统一的整体。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女性主义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社会学视角，反对现代化理论将家庭现代化的历程视为固定和同一的发展模式的观点。这一派学者强调关系导向和关怀伦理，关注家庭体验的性别差异。她们认为，将家庭视为私人领域掩盖了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15]，因而鼓励女性离开家返回到真实的政治和商业世界中[16]。家庭的多样性、不平等与冲突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还吸收了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从多样性和合法性的视角对既有的单一家庭变迁模式提出挑战[17]。Stacey 认为，家庭不是一种基于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制度， 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与象征的社会建构[18]。由于当代家庭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特征，因而可以通过表达女性经验来重构社会。

2.4 人文主义的研究

人文主义学者重点强调的是人在场所中的情感。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常常忽略了家的地方经验。他们也批判了对家的浪漫主义观念，以及对家的社会结构及地方体验之间关系的肤浅理解[16]。在Relph对地方经历、段义孚对地方感知和映像、Buttimer对生活世界、Seamon对身体经历、Ley对地方意义的理论表述中[19]，家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在他们看来，家就是由日常实践、生活经验、社会关系、记忆和情感形塑的物质和情感空间的综合体[20]。人文主义还借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说明场所环境与自我同一性的密切关联。人类需要通过适当的认同而对其环境产生有意义的意识[21]。换言之，自我认同也依赖于场所环境。由此，家庭的社会变迁也成为地方变迁的真实映射。

3 相关研究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一些旅游社会学者深入欧洲乡村社区，他们在观测社区所受到的旅游影响的过程中发现，东道主家庭在亲属关系、婚姻关系上、两性关系和性观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由此开始了对该领域的探查[22-24]。更为全面的分析视角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旅游社区家庭就业模式、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家庭控制的变化等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25-26]。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则迟至200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研究内容基本与国外相仿，且案例地集中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区。

3.1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经济收入的变化

家庭的经济收益是其成员维持生计需要的基础。但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仅仅将旅游体验和消费家庭视为劳动力繁育和休息的社会再生产场所，而忽略了其作为社会生产场所的可能。女性主义学者揭示了家庭经济对工业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贡献，由此确认了家庭与工作相互依存的关系[27]。当代社区旅游的发展为女性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东道主的家庭被改造为一个场所。因此，东道主家庭的旅游收益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

在经济落后地区，旅游常常作为一种脱贫致富的途径而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Tao和Wall认为，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方式。虽然旅游不是脱贫的万能钥匙，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活动方式，它不仅可以使那些直接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家庭获益，也能间接提高周边其他家庭的经济收入[28]。与此相似，Loria 和Corsale认为，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已经和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紧紧联系一起了。它不仅改变了当地家庭的收入结构，而且自产自销的家庭旅馆经营模式，也使得家庭成员的服务技能得到了提升[29]。而在发达地区，旅游对家庭的生计收入提高作用却并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起到实现地方认同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作用[30]。

但是，当地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着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多目的地社区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激励下获得旅游发展的再分配收益，但这一收益往往只占整体收益的一小部分。Kousis在希腊乡村旅游社区研究中发现，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被流转到外地人手中，农民转而成为旅游从业者。外来投资者一般都会占据当地最高级别的接待设施，而当地家庭分享剩下的次级资源，且住宿设施级别越低，作为其拥有者的家庭数量也越多[25] ，并呈现出旅游资本支配下社区旅馆的金字塔等级分布。

3.2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性别地位的变化

家庭内两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旅游对女性家庭地位转变所起的作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31]。这些学者深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将旅游从业视为女性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有效途径。她们认为，现代旅游业恰为东道主在家女性提供了一个从私人领域转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女性可以通过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将其家务技能变为职业技能，从而完成由主妇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化。Cone以中美洲的两位玛雅妇女为研究个案，发现她们自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后，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更新[32]。另一些案例研究则肯定了合作社在乡村家庭妇女旅游就业转型和男女平权中的重要作用[33-34]，因此，东道主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不但与其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也与妇女组织性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带来的就业和获利机会的增加，不仅可能对家庭劳动分工造成影响，也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35]，从而帮助她们扭转父权制社会下日渐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在此，尽管经济资源的占有往往对两性之间的权力建构具有重要作用[36]，但也有学者认为，发生在家庭领域的女性地位和权力变化，是建立在当地文化的凝聚力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基础上的。如在云南泸沽湖的摩梭社区，女性不但通过旅游经济收益的提升，来实现同性之间权力的代际过渡[37]，还进一步引导文化回归，使得以母系为主体的思想在摩梭社会得以新生[36]。

但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于旅游的褒扬，并非是完美无瑕的。在一些文化内向性强的旅游社区，两性地位的变化只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在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框架下，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并未真正实现[38-39]。事实上，在不少民族地区，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内聚力和受教育程度都是当地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女性的家庭地位在旅游发展后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40]。而从女性旅游从业的内容和性质来看，性别区隔也使得东道主女性大多被定位在低职位、低报酬、缺少发展机会和临时性的旅游服务工作上[41]，这些职业在形式上类同于家务劳动。甚至东道主女性自身也成为被消费的旅游吸引物[42]，其职业从歌舞表演延伸到以性服务为特征的性旅游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性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创汇的重要来源。从事性旅游业的青年女性多来自偏远乡村的贫困家庭，她们的收入是其整个父系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43]。尽管Herold的研究表明，多米尼加女性性工作者试图向家人隐瞒自己的职业身份[44]。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政府支持性旅游的地区，这些妇女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其自身家庭的认可，尚未见相关论述。

大量文献将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女性，而旅游研究中的男性缺场现象较为普遍[45]。一些研究者将旅游领域中的男性视为女性的参照物。如认为在女性当家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的男性也开始有序地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增强其对家庭的决策权力[37]；或是对两性应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产生了共识[46]。Harrison通过对非洲不发达国家青年男性的研究发现，旅游从业导致其家庭地位和家庭控制力都得到了较大提升[47]。

3.3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化

当代旅游业发展所引发的地方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动深刻地影响着东道主家庭结构。社区参与旅游，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旅游接待，带来了东道主家庭结构层级和关系空间的变化，使得东道主家庭结构逐渐从一元化向多元化[48]、扁平化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看来，是结构，而非个体决定了家庭的演变方向。他们运用动态化和系统性的分析，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迁给予了新的注解。婚姻关系、家庭规模、生育观念、家庭教育等研究内容都与此密切相关。

婚姻礼俗和制度的变迁体现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由经济要素主导的婚姻制度突破了既有的宗族制度对家庭形成的约束，从而使得东道主的新型家庭更好地适应了旅游发展和现代化的需要。Kousis在对希腊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发现，社区家庭旅游收益的提高使得陪嫁品的形式开始多样化。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的陪嫁品从实物形式逐步演化为货币、不动产甚至是产权形式[25]。而在旅游发展后的贵州西江苗寨，陪嫁品已从传统的补偿娘家财物转化为提前赠予新婚家庭以遗产[48]。王伯承和吴晓萍发现，在贵州苗寨社区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居民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和范围正在扩大，但基于当地文化内生力量的保持，其本底的婚姻文化依旧延续[49]。对于一些具有独特婚姻制度的地区，旅游带来的冲击更为明显。在泸沽湖摩梭人社区中，当地原来以母系为主的家庭形态在旅游发展后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母系家庭、双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开始在年轻一代出现；走婚对象的选择标准中也渗入了经济成分等[50]。

另一方面，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出现的新的两性交往方式也进一步拓展了东道主社区原有的通婚范围，同时也引入了更多新的婚姻形式。游客进入东道主社会也会促使新的异性交往关系的形成。一些来自欧洲发达地区的女性游客往往与东道主地区的男性青年，如带有异族特征的阿拉伯青年或欠发达国家的沙滩男孩，产生所谓的浪漫旅游和友谊旅游。处于其间的当地青年男子更倾向与女游客保持长期的情侣关系，甚至期望这种关系能帮助自身实现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44，51]。魏雷等则通过当代泸沽湖的“旅游走婚”现象对此进行了回应。她们认为，这种当地男性与外地女游客之间的“旅游走婚”行为，是当地传统走婚文化的衍生物，它有助于增強当地男性的身份认同，也通过其自身的反思与抉择维系了大家庭的和谐[52]。

家庭规模和生育人口在旅游发展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层序有致的传统大家庭因为难以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小型化。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妇女的初婚或初育年龄都有明显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目的地社区平均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规模的缩小[45]。魏雷在研究泸沽湖摩梭人旅游时也发现，旅游接待活动的家庭化、社区家庭平等分配旅游收益的现实需求，以及当地年轻夫妇生育观念受旅游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使得传统大家庭数量开始下降，核心家庭数量上升，且每个家庭人口规模也趋小[52]。

旅游的影响不仅仅是家庭规模和人口数量，也涉及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一般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当地一些从事接待的家庭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因而未成年人辍学参与旅游接待或讲解活动的现象较为普遍[53-54]。而李星群在研究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经营对家庭的影响时发现，乡村旅游除了具有促进农村家庭和谐、家庭收入提高的作用外，同时也使得经营旅游业的家庭对后代的教育有更严苛的要求，“外出闯天下”成为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期冀[55]。

3.4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屋格局的变化

旅游业向地方的渗透改变了东道主家屋格局。由于东道主在旅游接待过程中往往将住房改造为经营性场所（如家庭客栈），因而家庭旅馆建筑格局的变化成为地方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标志[36]。在社会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双重作用下，西双版纳傣寨家屋的演变隐喻着当地家庭生计方式的变化[56]。为满足游客需求而更新家屋已日益成为目的地社区家庭客栈经营者们的共识。丽江古城居民一改传统纳西家屋中卧室不许开洞的习俗，对家庭客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应着“定制的真实”（customized authenticity）[57]。广西黄洛瑶寨的民居旅馆在建筑体量、建材使用和内部格局上都进行了大胆“创新”[58]。但在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引导下，家庭客栈建筑向传统民居的回归也可成为当地振兴旅游一条重要途径[59]。

家屋格局的变化也引发了旅游中不同主体围绕这一场所空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强烈抨击旅游资本对家屋空间的剥夺。他们认为，在现代性的谎言下，资本无孔不入，甚至侵入东道主家庭所固有的私人空间。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东道主的日常生活成为旅游商业化的对象。一方面，当地传统的好客文化已然转化为一种商业行为；另一方面，东道主的家庭生活成为了游客镜头中被凝视[60]的异域景观。受到资本权力的操控，东道主传统社会中既有的家庭成员对于家屋空间本身、社会化劳动和资源分配的控制力也被不断重组[37，52]。在这种为资本权力所建构的不平等空间关系中，作为弱势一方的东道主并不会轻易放弃对家园的捍卫。东道主自主生活空间的丧失引发了他们对旅游者和外来经营者强烈的抵制[31]。

家屋被改造为客栈，不但呈现出住宅空间属性由围合密闭的私人空间向开放性公共空间的转化，也使得住宅空间的使用者由家庭成员扩展到商铺业主和游客。在云南傣族园，家屋空间内涵的多元化促进了主客互动，从而使之成为当地居民与外部世界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61]。而另一些居民往往因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或旅游设施建设而被迫迁移[62]。家的迁移直接改变了原有的住居格局。尽管便捷、方便的现代设施创造了干净、整洁的移民社区环境[63]，但这些明显带有城市环境特征的卧室社区（bedroom community）却因人口密集、公共空间狭小、传统生计活动受限、信仰空间缺失等问题，使得移民很难适应新环境[64]。

而在一些度假地，部分季节性迁入的旅游者对其第二居所进行改造，由此带来当地聚落格局的渐进变化。如度假游客往往按照自己对典型乡村的理解改建度假屋，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乡村风貌[65]。这些消费力较高的季节性度假游客虽然会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目的地，但是来自原居地的环境罩却深深影响了异文化下的家的构建。风景优美、气候适宜、装修豪华、私家花园和服务一流等是这些第二居所的共有特征[66-67]。季节性旅游从业者的临时性住所则较为不同，那里只是暂时转变家屋的使用功能，并未改变其原有住房格局。在印度帕卡热姆海滨度假地，一些旅游经营者会在旅游旺季时租用当地人的家屋作为他们的店铺和临时性住所，而旅游淡季时这些房屋又会恢复为当地传统的小型家庭式椰子种植园[68]。

3.5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认同的变化

人文主义学者将家屋视为人类面向外部世界之前的第一个感知空间。他们认为，家屋功能的变化会导致人们身体经历和生活世界的变迁。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们对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成员的情感认知展开了深入研究。由于家庭空间的变化既体现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亦对空间内涵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69]，因而在外来资本和游客的冲击下，东道主对家的感知和认同正变得日益模糊。家作为记忆和情感空间的属性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在全球流动性日益加快的当今世界里，根植于地方的家庭认同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复杂。不管是引发东道主迁移还是身份变换，旅游发展都改变了扎根于传统地方的家庭认同感。Wang 和Wall对海南度假旅游地的研究就表明了，东道主对迁移后的卧室社区缺乏认同[64]。Domenico和Miller在乡村旅游案例研究中指出，对家庭的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沿袭才是维持家庭认同的关键。如果因为过度的旅游发展而丢弃家庭存在感，那么业已形成的家庭认同也会因此丧失[70]。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外迁或家屋功能的改变，也是家作为原住民“在世存有”的象征意义的抹除。一旦人失去了家的依傍，其建构世界的基准也就会随之偏移。因而，人文主义在此更强调现代性冲击下家的意义的维续。

当家庭认同感发生变化时，东道主也会主动作出调适，力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家庭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Brandth和Haugen通过对比挪威两个传统农场旅游转型的案例发现，旅游发展引起了农场主家庭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造成其地方归属感的波动。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惯习以及目标游客对乡村的喜好，大多数农场主还是会通过一些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农业活动来维持对他们对农场的归属感[71]。由此看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策略的调整，既是对现代性适应的结果，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延续[48]。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作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迄今已逾40年时间。研究者往往通过对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历时性分析，或以两个资源条件相似而旅游发展程度不一的社区做跨区域的横向比较展开研究设计。从国内外文献计量比较来看，国外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对第二居所、居民态度、地方、流动性等话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国内研究自2007年以来有了较快发展，逐步向性别、旅游收益和居民感知等研究领域扩散。

20世纪70年代，受早期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大都将家视为一个易受外部因素（旅游）扰动的对象，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因此也呈现出被动和机械的特征。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者分别将家视为一个资本权力竞逐的场域或一个社会性别建构的空间，东道主家庭变迁成为解释社会权力作用机制的最佳注解。进入21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学派的地方研究重新受到瞩目。他们倡导通过人的主观感知来认识空间。因而，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既是旅游社区中家的空间变化的结果，也改变了人们对家的情感依恋和环境感知。目前，该领域相关研究内容已涵盖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经济收入、性别地位、婚姻关系、家庭结构、家屋空间和家庭认同等多个方面的变化。

4.2 讨论

尽管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但其在国内外旅游研究中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尤其对于东道主家庭这一微观的社会地理单元还缺乏充分的关注，对东道主家庭变迁与较高尺度的社区或区域变迁的关联性也未能明确。因而，该领域研究中尚存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

首先，从不同研究流派出发，笔者提炼出以下有待深化的研究内容：

结构-功能论强调人类被既有的（社会/空间）结构所创造，而相对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对结构的调适[19]。实际上，东道主家庭往往因应旅游影响而出现再结构化的现象。如在一些度假地出现的旅游消费移民，往往与其寓居的东道主家庭产生了类亲缘关系，从而产生了主客混合型的家庭结构。因此，相关研究可以视为对结构-功能论上述缺陷的完善。

权力理论有助于剖析旅游社区中外部力量对东道主家庭内部权力重组的作用机制。但家庭外部的权力作用与其内部的权力分配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还较少见诸于既有研究中。如政府主导型与社区自主型旅游发展所形成的不同权力架构，对家庭权力配置的影响有何不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形成内外观照的解释框架。

性别理论对于揭示东道主家庭内部分工的差异性，倡导性别权利平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探究东道主家庭中不同性别的成员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的差异，从而了解性别建构的家庭社会空间是如何在旅游场域中发生变化的。此外，家作为一个提供安全和承载养育功能的地方，是女性的传统使用空间。对在家与离家的旅游从业女性的比较研究，可以反映其职业变化是如何影响她们对家这一场所环境的感知的。

其次，研究者将东道主家庭发生的变化归并为几个因变量，借此来分析旅游这一自变量对家庭的影响。而事实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快的当代社会，旅游业只是当地家庭变迁的影响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社区中，个体因应现代化而进行的就业选择、当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等，都会对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都具有差异性的特征。而文化差异在东道主家庭所受旅游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如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所构建的家庭差序格局，在家庭伦理、婚育制度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社区家庭的结构化表征。因此，未来研究中或可考虑设计一个基于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结构方程（SEM）影响模型。

再者，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多选择少数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为案例地，并将游客与东道主区分为两个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社会群体，这是与旅游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主客二分法容易导致研究对象的偏狭，也不便准確了解游客对东道主的家的感知。未来可将研究案例扩展至城市旅游目的地，在同类社群关系中来考察东道主家庭的变迁，从而摆脱固有的中心-边缘理论的约束。

最后，关于旅游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见诸于真实性、旅游凝视等旅游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旅游活动中对家的消费与现代性的关联[1]。然而，这些讨论都是以旅游者为出发点来展开的，对于东道主社会现代性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事实上，旅游者与东道主共同从属于旅游现代性的架构。如果说旅游者对家的消费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矛盾心理（structural ambivalence of modernity）[72]，那么作为旅游消费对象的东道主家庭则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地被再社会化（re-socialized），从而引发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旅游现代性的判读，本文的研究为我们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致谢：感谢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南英博士为本文修订英文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地学部周尚意教授和两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Su X. Tourism， modernit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home in China[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4， 39（1）： 1-12.

[2] Li Yicong， Zhang Jie， Liu Zehua， et al.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ourism impacts： A case study in world natural heritage Mount Sanqingsha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4）： 584-592. [李宜聪， 张捷， 刘泽华， 等.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结构关系——以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4）： 584-592. ]

[3] Du Zongbin， Su Qin.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rural tourism， residents perceived tourism impact and sense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A case study of Anji rural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11）： 65-70. [杜宗斌， 苏勤.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研究——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J]. 旅游学刊， 2011， 26（11）： 65-70. ]

[4] You Yanan， Lu Xiaojing， Zhang Zhimin. Influences of tourist destinational cunstoms and building[J]. Arid Land Geography， 2012， 35（5）： 822-828. [由亚男， 卢小静， 张志敏. 旅游目的地传统风俗影响因素与模型构建—以喀什地区为例[J]. 干旱区地理， 2012， 35（5）： 822-828. ]

[5] Berger P， Luckmann 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1966]： 33-42.

[6] Vago S. Social Change（the 5th Edition） [M]. Wang Xiaoli，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39. [史蒂文· 瓦戈. 社会变迁（第五版）[M]. 王晓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9. ]

[7] Gao Xuanyang.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ies[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339；707；768-772. [高宣扬. 当代社会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339；707；768-772. ]

[8] Cheal D. Sociology of Family Life[M]. Peng Yinni， tra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 2005： 188. [大卫· 切尔. 家庭生活的社会学[M]. 彭铟旎，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88. ]

[9] Fei Xiaotong.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 Birth System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24-30.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4-30. ]

[10] Goode W J.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242-247.

[11] Tang Can. A review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on family[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0（3）： 199-222. [唐灿. 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J]. 社会学研究， 2010（3）： 199-222. ]

[12] Marston S A.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al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0， 24（2）： 219-242.

[13] Focault M. Dits et Ecrits， 1954-1988， I-IV[M]. Paris： Gallimard， 1994： 194.

[14] Massey D. A global sense of place[J]. Marxism Today， 1991（June）： 24-29.

[15] Kanter R M. Jobs and families： Impact of working roles on family life[J]. Children Today， 1978， 7（2）： 11-15， 45.

[16] Blunt A， Dowling R. Home[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14-15.

[17] Chen Xuan. A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family patterns： Rethinking the American family controversy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J]. Hubei Social Sciences， 2008， （1）： 76-80. [陳璇. 当代西方家庭模式变迁的理论探讨： 世纪末美国家庭论战再思考[J]. 湖北社会科学， 2008， （1）： 76-80. ]

[18] Stacey J. In the name of the family： Rethinking family values in the postmodern age[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8， 24（1）： 181-182.

[19] Peet R.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M]. Zhou Shangyi， tran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7： 72-74；165-167. [理查德· 皮特. 现代地理学思想[M]. 周尚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72-74；165-167. ]

[20] Blunt A， Varley A. Geographies of home[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04， （11）： 3-6.

[21] Bloom W. Identification theory： Its structure， dynamics and application[J]. Wang Bing， trans. Social Psychology Research， 2006， （2）： 1-17. [威廉· 布鲁姆. 认同理论： 其结构、动力及应用[J]. 王兵， 译. 社会心理研究， 2006， （2）： 1-17. ]

[22] Stott M A. Tourism in Mykonos： Some social and cultural responses[J]. Mediterranean Studies， 1978， 1（2）： 72-90.

[23] Greenwood D. Tourism as an agent of change： A Spanish Basque case[J]. Ethnology ， 1972， 11 （1）： 80-91.

[24] Boissevain J.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a dependent island： Gozo， Malt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79， 6（1）： 76-90.

[25] Kousis M. Tourism and the family in a rural Cretan communi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9， 16 （3）： 318-332.

[26] Wilkinson P F， Pratiwi W. Gender and tourism in an Indonesian villag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5， 22（2）： 283-299.

[27] Mackenzie S， Rose D. Industrial change，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home life[A]// Anderson J， Duncan S， Hudson R. Redundant Spaces in Cities and Regions[C].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3： 175-176.

[28] Tao T， Wall G. Tourism as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trateg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1）： 90-98.

[29] Lorio M， Corsale A. Rural tourism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Romani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 26： 152-162.

[30] McKercher B， Fu C. Living on the edg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3（2）： 508-524.

[31] Wang Ning， Liu Danping， Ma Ling， et al. Tourism Sociology[M].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8： 6-7；37；244-264；292-296. [王宁， 刘丹萍， 马凌， 等. 旅游社会学[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6-7；37；244-264；292-296. ]

[32] Cone C A. Crafting selves： The lives of two Mayan wome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h， 1995， 22（2）： 314-327.

[33] Iakovidou O. The Role of the womens agrotourist cooperatives for promotion of agrotourism in Greece[J]. Syneteristiki Poria， 1992， 27（12）： 57-64.

[34] Swain M B. Cuna women and ethnic tourism： A way to persist and an avenue to change[A]// Smith V L.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C]. Zhang Xiaoping， trans.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90-113. [瑪格丽特· B. 斯温. 土著旅游业中的性别角色： 库拉莫拉·库拉亚拉的旅游业与文化生存[A]//瓦伦· L. 史密斯. 东道主与游客： 旅游人类学研究[C]. 张晓萍， 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 90-113. ]

[35] Jordan F. An occupational hazard？ Sex segregation in tourism employ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1997， 18（8）： 524-534.

[36] Chen Bin.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family gender role of Mosuo people[J]. Ethnic Art Studies， 2004，（2）： 68-71. [陈斌. 旅游发展对摩梭人家庭性别角色的影响[J]. 民族艺术研究， 2004，（2）： 68-71. ]

[37] Tang Xueqiong， Zhu Hong， Xue Ximing.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mily authority of Mosuo females： Based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Luoshuixia Village and Kaiji Village， Lugu Lake area[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7）： 78-83. [唐雪琼， 朱竑， 薛熙明. 旅游发展对摩梭女性的家庭权力研究——基于泸沽湖地区落水下村和开基村的对比分析家庭权力影响研究[J]. 旅游学刊， 2009， 24（7）： 78-83. ]

[38] Boonabaana B. Negotiating gender and tourism work： Womens lived experiences in Uganda[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14， 14（1-2） ： 27-36.

[39] Lang Lipi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female role of minority people in tourism： Based on the Miao women in Shanjiang areas[J].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for Ethnic Minorities， 2008， 28（1）： 143-147. [稂丽萍. 民族旅游时空中的少数民族女性社会角色的嬗变—以山江苗族女性为例[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8， 28（1）： 143-147. ]

[40] Lu Yanhong， Xu Shengyan， Wu Zhongjun. The analysis of disadvantage factor about the female： Based on the Biasha area in Guizhou Province[J]. Nationalities Forum， 2008， （9）： 51-53. [卢彦红， 徐升艳， 吴忠军. 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以贵州岜沙景区为例[J]. 民族论坛， 2008， （9）： 51-53. ]

[41] Li Xinjian， Ke Yan. A review of the overseas tourism employment[J].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06， （1）： 32-37. [厉新建， 可妍. 国外旅游就业研究综述[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1）： 32-37. ]

[42] Lin Qingqing， Ding Shaolia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women in host society： A gender analysis[J].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09， （3）： 75-80. [林清清， 丁绍莲. 旅游发展与东道主女性——一个性别视角的研究综述[J]. 妇女研究论丛， 2009， （3）： 75-80. ]

[43] Wihtol R. Hospitality girls in the Manila tourist belt[J]. Philippine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 1982， 4（1-2）： 18-42.

[44] Herold E， Garcia R， Demoya T. Female tourists and breach boys： Romance or sex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28（4）： 978-997.

[45] Tang Xueqiong， Zhu Hong. Gender issues in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07， 22（2）： 43-48. [唐雪瓊. 朱竑. 旅游研究中的性别问题[J]. 旅游学刊， 2007， 22（2）： 43-48. ]

[46] Tang Xueqiong， He Yajun， Huang Helan.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changes in family status of women from ethnic villages： A case study on the Sa-ni people in Stone Forest， Yunan[J]. Yunna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search， 2011， 23（5）： 7-12. [唐雪琼， 和亚珺， 黄和兰. 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影响研究——基于云南石林五棵树村和月湖村的对比分析[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11， 23（5）： 7-12. ]

[47] Harrison D. Tourism and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M]. London： Belhaven， 1992： 30-31.

[48] Liao Jinglin， Sun Jiuxia.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minority family： From simplicity to complexity[J]. Guizhou Social Science， 2015， （5）： 114-119. [廖婧琳， 孙九霞. 旅游发展与少数民族家庭变迁： 从单一性到复杂性[J]. 贵州社会科学， 2015， （5）： 114-119. ]

[49] Wang Bocheng， Wu Xiaoping. On ethnic tourism and the changes of marriage customs in destination families： A case study of the upper Langde village in Guizhou Province[J]. Journal of Original Ecological National Culture， 2011， 3（3）： 147-155. [王伯承， 吴晓萍. 民族旅游与目的地婚姻家庭习俗变迁调查研究——以贵州省郎德上寨为个案[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1， 3（3）： 147-155. ]

[50] Zhang Li. The inherit and chan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t economy and marriage family in Lugu lake， Sichuan Province[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08， 28（2）： 148-155. [张利. 四川泸沽湖摩梭旅游经济发展与婚姻家庭的承继与变迁[J]. 贵州民族研究， 2008， 28（2）： 148-155. ]

[51] Cohen E. Arab boys and tourist girls in a mixed Jewish-Arab commun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71， 12 （4） ： 217-233.

[52] Wei Lei， Tang Xueqiong， Zhu Hong. Study of Mosuo household patter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le role[J].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 44（3）： 57-62. [魏雷， 唐雪琼， 朱竑. 旅游发展影响下的摩梭家屋形态—基于男性角色的考察[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4（3）： 57-62. ]

[53] Liu Yun. Research of the effects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Tibetan women： A case study of Jiaju Tibetan Village scenic spot of Sichuan Province[J]. 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 2007， 18（4）： 30-33. [刘韫. 乡村旅游对民族社区女性的影响研究——四川甲居藏寨景区的调研[J]. 青海民族研究， 2007， 18（4）： 30-33. ]

[54] Wilkinson P F， Pratiwi W. Gender and tourism in an Indonesian village[J]. Annals of Tourism Reasersch， 1995， 22（2）： 283-299.

[55] Li Xingqun. Influence of rural miniature tourism enterprises on family in national regions[J].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11， （2）： 190-195. [李星群. 民族地区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对家庭的影响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11， （2）： 190-195. ]

[56] Chen Likun. An analysis of cultural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tourism on ethnic communi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ree Dai village in Xishuangbanna[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11）： 58-64. [陳丽坤. 离析现代化与旅游对民族社区的文化影响——西双版纳三个傣寨的比较研究[J]. 旅游学刊， 2011， 26（11）： 58-64. ]

[57] Wang Y. Customized authenticity begins at hom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4（3）： 779-804.

[58] Zhang Jin.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local knowledge and Yao womens livelihood in the context of ethnic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Huangluo Yao Village in Longsheng County， Guangxi Province[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8）： 72-79. [张瑾. 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与红瑶妇女生计变迁——以广西龙胜县黄洛瑶寨为例[J]. 旅游学刊， 2011， 26（8）： 72-79. ]

[59] Zhou Daming， Yang Xiongrui， Zhou Wei. The impact of tourism to the hosts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Foreigners Street”in Da li， Yunnan Province[J]. The National Research of Southwest Ethics， 2011， （2）： 1-11. [周大鸣， 杨熊瑞， 周维. 旅游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研究——以云南大理“洋人街”为例[J].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11， （2）： 1-11. ]

[60] Urry J. 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 London： Sage， 1990： 2-36.

[61] Zheng Shilin， Zhu Hong ， Tang Xueqiong .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h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Dai family hotel in Xishuangbanna[J]. Tropical Geography， 2016， 36（2）： 225-236. [鄭诗琳， 朱竑， 唐雪琼. 旅游商业化背景下家的空间重构——以西双版纳傣族园傣家乐为例[J]. 热带地理， 2016， 36（2）： 225-236. ]

[62] Page S. Tourism Management： Managing for Change[M]. Amsterdam：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3： 223-238.

[63] Xue L， Kerstetter D， Buzinde C N. Residents experiences with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settlement in Luoyang，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46： 444-453.

[64] Wang F， Wall G. Administrive arrangements and displacement compensation in top-down tourism planning ： A case from Hainan Province， Chin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3）： 645-665.

[65] Harrison B. Tourism， farm abandonment， and the ‘typical Vermonter， 1880-1930[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05， 31（3）： 478-495.

[66] Cascante M D， Sharper A S， Stocks G. International amenity migration： Examining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nd influences of amenity migrants and local residents in a rural commun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5， 38： 1-11.

[67] Salazar N B， Zhang Y. Seasonal lifestyle tourism： The case of Chinese elit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3， 43（4）： 81-99.

[68] McNaughton D. The “host” as uninvited “guest” hospitality， violence and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3）： 645-665.

[69] Reis I A. Original and converted social housing： Spatial configurations and residents' attitudes[A] // Proceeding of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pace Syntax[C]. London： UCL， 2003： 1-14.

[70] Domenico M D， Miller G. Farming and tourism enterprise： Experiential authenticity in the diversifica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 （2）： 285-294.

[71] Brandth B， Haugen M S. Farm diversification into tourism-Implications for social ident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1， 27（1）： 35-44.

[72] Wang N. Tourism and Modernit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M]. Amsterdam： Pergamon， 1999： 15.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rapid fluidity， tourism has become a kin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Family studies started 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veryday life in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al change of hosts families represents the tourism impacts o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osts family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tourism impacts. Marxists analyz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hosts family from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regard home as a place with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Feminists emphasize relations and care ethics， recognizing equal rights that tourism brings to women at home. Using theories of place and identity， humanists study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in tourism and their identity issu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researchers firstly focused on social change of host families.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western studies originated in 1970s， and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econd home， hosts attitude， place， fluidity and so on. Chinese studies have realiz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2007， especially on gender， tourism benefits， locals perspective etc.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focus on 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gender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house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nt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ourism has direct positive influence for the increase of hosts family income， though with general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benefit； womens familial status has generally been improve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patriarchal restrictions on women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the previous homogenou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more diverse； hosts house structure and living space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with growing family inns， developmental migration and second homes； family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been changed， with hosts active adaptation to both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paid to family， a micro socio-geographic unit， in tourism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most researchers assess tourism impacts on host families as a single exogenous variab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migrant working or internets role in helping business， reform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overlooked. In future a SEM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of host community could be designed.

Secondly， those researchers who believ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ten choose minority or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case study areas， and demarcate tourists and hosts into two soci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atus. In future more case studies could be undertaken in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s， exploring local families change within similar social groups.

Lastly，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tourism modernity from tourists perspective， ignoring hosts views. Studying resocialization of hosts families could be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thi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trand has large potential to grow on many topics， such as， host familys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tourism impact，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power of tourism impacts，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tourism impacts from women employed in tourism at home and those away from home.

Keywords： family； social change； tourism community； tourism impacts； host

[責任编辑： 刘 鲁；责任校对：魏云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