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论的创意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2017-04-24 17:11刘刚王超贤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6年6期

刘刚+王超贤

关键词: 创意经济;产品内国际分工; 知识基础

摘要: 创意产业的价值链包括创意创作和创意生产两个环节,与之相对应的知识基础分别为创意知识和生产知识。生产知识是标准化的和可编码的,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创意知识则高度依赖创意阶层实现创意创造的社会网络,是非标准化的,缺乏流动性。两类知识的流动性差异决定了创意产业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为了避免“富士康”现象的再现,中国应当构建和完善有利于创意知识创造和积累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通过创意经济的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和升级。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6073508

Key words: creative economy;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intraproducts; knowledge base

Abstract: There are two parts in the creative industry value chain,which are the creation and creative production,accordingly based on creative knowledge and production knowledge.The production knowledge is standardized and encoded,with strong liquidity.However,the creative knowledge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social networks where creative class achieves the creation of creativity,which is not standardized; as a result,the creative knowledge lacks liquidity.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intraproducts in creative industry is determined by the difference of liquidity between two types of knowledge.In order to avoid the phenomenon of "Foxconn" to reproduce,China should build and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s,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cre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creative knowledge,and promot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through cre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创意经济是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引擎。自2012年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与制造业总体下滑相比,创意经济却呈现出逆势快速增长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2年的348%,增加到2013年的363%和2014年的376%。在文化创意产业繁荣发展的同时,在包括影视和动漫在内的产业中却出现了与传统制造业类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现象。如何把握创意经济发展的规律,避免文化“富士康”现象的产生,立足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抢占国际竞争前沿,是中国创意经济发展的方向。

尽管在创意经济的本质和范围方面的討论存在争议,[12]但是创意经济作为知识经济的前沿和引擎的地位逐渐得到认可。①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①在后工业经济时代,创意产业已经成为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引擎:第一,创意产业部门的增长潜力和增长绩效超越其他产业部门;第二,创意产业的外溢效应能推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创新与增长。Potts et al甚至将创意产业看作是超越了实体产业部门的创新体系,是创新基础设施。[3]都竞相制定和实施了创意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后发国家,试图通过创意经济的发展找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路径。与发达国家希望借助创意经济的增长潜力来推动城市再生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同,[4]发展中国家更希望借助创意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变[56]。

创意经济的发展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创意经济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着产业价值链中包括创意创作和营销在内的高附加值环节,而后发国家仅仅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加工制造环节。例如,在包括动漫、游戏在内的技术密集型创意产业中,中国本土创意企业以加工制作为主,仅仅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78]。与传统制造业同样,在创意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现象。

避免“富士康”现象的再现,是后发国家制定和实施创意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尽管在创意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国际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但是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产品内国际分工存在差异。在对制造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理论解释中,主要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分析视角过于宏观,缺乏对分工,尤其是知识分工过程中的微观组织分析。而对于创意产业的分析,大都延续霍金斯[9]的投入产出研究视角,使理论研究的基本考察单位放在了产业层面,缺乏对产业内部价值链层面的分析[10]。

与传统制造业不同,创意经济的基础是创意的创造及其产业化。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创意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再重现“富士康”现象的关键,是通过创业环境的培育建立有利于创意知识产生和积累的生态系统。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两种解释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跨国经营和生产体系的国际分工趋势。它源自在适当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寻求最优生产方式而将某些生产环节配置到其他国家,从而形成新的全球生产体系,引发国际贸易格局和生产方式的新变化。随着全球生产体系的建设,零部件与中间产品贸易大幅增加,更多国家的企业因生产的前后向联系而被卷入同一生产过程[11]。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这种全新的贸易形态实质上是将分工的基本单位从产业间和产品间纵向推进到了产品内的生产工序[12],因此,无论是研究产业间分工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聚焦于产品间分工的新贸易理论,都无法为这一现象提供满意的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讨论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结构特征和组织形态,例如,价值链切割、碎片化生产、垂直专业化、生产的非一体化、外包和产品内国际分工[1215]。其中对产品价值链不同环节跨越国界进行区位选择驱动因素的分析,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学者们强调,在适当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不同价值环节的要素投入比例与区位的要素禀赋结构匹配所带来的贸易收益,是产品内国际分工得以出现和演进的主要动因[12]。因而,比较优势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尽管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在解释近几十年来国际贸易快速增长以及贸易结构出现的变化等宏观问题上做出了贡献[16],但是难以对产品内分工的内在结构和趋势做出更深入的讨论。尤其是从微观组织和后发国家的视角看,明显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缺乏对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新全球生产体系的控制和协调机制的关注。例如,空间区位上分散的价值环节是如何协调的?谁是组织者?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利益如何进行分配的?第二,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难以解释后发国家如何通过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改变现有的全球生产体系,实现产业的升级。因为,引入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过程分析视角,后发国家能够制定更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17]。

(二)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知识论解释

从决策的过程看,选择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根本动因是使用更加低廉的投入要素降低生产成本。但是与分工前的生产过程的空间集聚相比,分工后的生产过程在空间上是分散的,而协调分散的生产工序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因此,因产品内国际分工引发的额外成本可以用要素流动成本来刻画。在国际贸易实践中,要素流动成本的具体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表现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协调空间分散的不同工序所产生的额外信息交流成本、各种因产品或零部件跨越国界引起的其他交易成本,如报关费用、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等。这说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完整决策应是在分散化生产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和由此引发的要素流动成本增加之间权衡下进行的。在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产品价值链内不同价值环节的知识基础不同,伴随着价值环节地理分散的是知识的分散。因此,要素流动成本主要表现为知识流动成本。基于此可以得到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知识论解释,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对于知识基础流动性高的价值环节,相对于分散布局所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由于知识流动成本极小,因此该环节的国际分工程度可以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前进;而对于知识基础流动性低的价值环节,相对于分散布局所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由于知识流动成本极高,此时该环节的分工程度较低,国际分工受到明显的空间限制。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知识论能够内生解释前文提到的国际分工中的组织和治理问题。具体来看,该组织与治理问题可以从对最优知识融合安排的分析中得到解决。这是因为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价值环节的全球布局过程也就是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散过程,而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与整合过程则相当于分散知识的融合过程。因而在知识融合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拥有方也必将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主導的价值环节。

两类分散分布的知识的最优融合安排取决于知识流动的成本,且在两类知识流动成本之和最小的时候取得。在现实的各种最优知识融合安排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况是流动性高的知识迁移到流动性低的知识处完成融合。这一结论意味着拥有粘性知识的一方将吸引和集聚流动性高的知识,并主导知识的融合过程,从而在竞争中获得相对竞争优势[18]。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知识基础具有粘性的价值环节将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者,控制和获得大部分收益。

二、创意产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知识论解释

(一)创意产业价值链及其知识基础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将分工基本层面从产业间和产品间向纵深推进到产品内部的价值创造环节而出现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因此,如果仍旧沿着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或者霍金斯[9]从投入产出来理解创意产业的思路,那么我们的视角将仍旧停留在产业层面,而不能深入到产业“黑箱”内部去探索其价值创造的细节以及各价值环节特征与价值来源,从而也就无法完成对创意产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分析。

尽管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对创意产业中存在的不同价值创造活动的特征进行系统分析,例如应如何根据创意产业发展的实际,将其价值创造过程区分为不同的价值创造环节,并总结归纳它们各自的特征与价值来源。但这可以从现有研究对创意产业就业人员的区分中获得启示。例如,Markusen et al [19]在从就业角度刻画和定义创意产业时发现,创意产业中的就业人员并不全是从事创意创作工作的创意阶层,[20]例如作家、电影导演等,而是还包括从事在创意形成后将创意与介质融合的常规性工作人员,如操作工、工程师等。因此,与创意产业就业人员的类型相对应,创意产业的价值创造活动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创意创作活动,一类是创意生产活动。

具体来看,创意创作是指创意的生成、孵化和开发过程,而创意生产则是指创意产品的复制和生产过程。创意创作的内在要求追求新奇和差异化,而创意生产追求产品的规模化和成本降低。因此,创意创作过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而创意生产不确定程度低。相应地,由两个价值创造环节内主体及其活动特征所决定的价值网络形态分别是创新网络和生产网络。

创意产业价值创造中的两个价值环节更重要的差异是,与创意产业价值创造两个相对独立过程对应的知识基础是不同的。支撑创意生产和开发的知识是创意知识,它表现为新概念和思想及其开发为产品所需要的知识,体现在艺术家的灵感、想象力、创作力等方面。而在创意的生产和复制阶段,知识基础是生产知识,它表现为标准化的技术、技巧,体现在工程技术人员或生产人员的技能、经验等方面(表1 )。

(二)创意知识与生产知识的流动性

大量的研究表明,创意知识应该被理解为由更广阔的社会过程所引起并受这个过程严格限制,是一个超越个体的组织化或社会化过程。也即创意知识是社会结构的主观反映,是一种嵌入了当地社会情境的知识。由于作为创意知识原型的社会过程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过程,根本无法迁移,这导致了仅仅迁移创作者并不能导致知识的移动,因此创意知识的流动性小。

然而,尽管相对于传统的对创意知识的理解,新的理解已有巨大的改进,但却过于宏观,因为该分析停留在了文化、社会或国家这些层面,无法解释为什么现实中的创意知识往往是汇集于国家的某个城市或区域的。解释创意知识的集聚需要深入分析知识经济条件下创意知识生产的组织过程。现有的研究表明,该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首先,创意知识的生产是以价值创造为目标导向的创意经济主体之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结果,即创意活动主体集体行动的产物[2122];其次,创意活动的主体是创意阶层以及由创意阶层为主所构成的创意组织;[23]第三,创意活动主体往往倾向于地域集聚,以形成基于地点的网络化共同体;[24]最后,集聚的创意阶层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产出效率不仅深受包括学校、培训机构和其他组织在内的基础设施的影响,而且还受由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构成的创意集聚区的制度基础的影响[25]。创意知识的生产组织过程表明它是一种嵌入了具有某些特质的区域化的社会网络中的知识。它的移动要求迁移整个区域化社会网络,而这需花费高昂的成本。也即网络嵌入性高的创意知识是一种流动性极低的知识。

相对于创意知识,生产知识的生产相对简单。概括来说,生产知识在解决重复性问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归纳产生的,也即它是个体实践经验的产物。从现实情况来看,生产知识往往会以两种形式存储:一种是将实践中所得的经验与诀窍物化到机器设备中,一种是以经验和诀窍等形式存储于技术人员或工程师个体中。无论这类知识是否可编码,由于它是个体的物化的知识,嵌入性较低,知识的迁移可以通过机器设备的贸易、要素市场上劳动力的迁移以及一段时间内的“干中学”等多种方式完成,因此其流动性较大。

(三)创意产业的产品内国际分工

创意产业价值链可区分为创意创作与创意生产两个价值环节,与之相对应的知识基础分别是创意知识和生产知识;创意知识因嵌入性高而流动性低,相比而言,生产知识的流动性高。在这两个结论的基础上,结合前述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知识论解释框架,我们可以对创意经济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做出理论分析。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开展之前,由于分工的基本单位是产业,因此创意产业价值链局限于一国国境内。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深入展开,分工的基本单位从产业推进到价值环节,于是创意产业价值链将跨越国界展开。具体来看,创意产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由于生产知识的流动性相对较强,因此以之为基础的创意生产价值环节将被转移到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第二,由于创意知识的流动性低,因此以之为基础的创意创作价值环节往往会粘附在生产成本高,但创意知识生产效率更高的创新网络附近。例如在好莱坞、巴黎等城市及其周边聚集了大量的创意阶层、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优良的市场和制度环境,形成了创意知识生产效率高的区域性社会创新网络,因此尽管这些地方的工资、地租更高,但依旧成为了创意创作活动的集聚区。第三,以粘性的创意知识为基础的价值环节将成为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组织者和主导者,并获得整个价值体系创造的价值的大部分。图1描述了创意产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其中A和B分别代表两个区位条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中A是创意知识生产高地,B是劳动力等要素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

在发展初始阶段,创意产业是一体化,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尤其是制作和生产过程知识的标准化,生产环节开始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国际分工开始形成。

在创意产业国际分工体系中,基于创意知识密集优势,发达国家常常处于创意创造价值链环节。而后发国家基于要素密集,则常常处于创意生产环节。创意产业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源于创意和生产两类知识粘着性程度的差异。与生产知识相比,创意知识依赖于创意阶层为主体的创新网络,根植于包括教育和研发在内的当地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尽管在初始阶段,创意知识与生产知识是区域一体化的。但是随着生产知识的标准化,与后发地區廉价要素资源的结合,推动着创意产业的国际分工。后发国家的创意生产根植于当地的生产网络,为了引进创意生产企业,政府更强调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在内的投资环境的建设和完善。

作为后发国家,从来都不缺乏文化和创意资源,真正缺乏的是创意知识及其所依赖的创新网络和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如果无法构建自主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依赖创意知识发展创意经济,而是从创意生产着手,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而启动创意产业的发展,走的将是一条与传统制造发展相类似的道路。无论从制造业还是创意经济的发展看,依赖外源技术实现产业的高端化,都是与虎谋皮。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制造业基地。创意经济的发展不仅代表了消费升级的方向,而且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发展创新经济的引擎。在创意经济的发展上,不应再走传统制造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老路,而应当以创意知识生产为导向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抢占创意经济发展的国际前沿。

三、中国3D电影产业发展中的探索

2008年以来,中国的3D电影产业开始兴起。在产业的发展上,存在两条可选择的基本路径:一是以3D电影创作为导向的基于创意知识的产业发展路径;二是以3D电影加工制作为导向的基于生产知识的产业发展路径。

由于缺乏3D电影创作的创意知识及其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原创3D电影创作步履维艰。为了满足快速成长的市场需求,尤其是降低成本,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用2D拍摄,或者以现有的经典2D电影为基础,通过2D转3D技术获得3D效果发展3D电影产业。这种制作方式成本较低,周期较短,快速发展为现阶段3D电影供应的主要方式之一[26]。在这一背景下,部分中国企业选择通过代工的方式进入3D电影产业。

从2D电影到3D电影的转制过程就是逐帧将2D电影画面中所蕴含的深度信息还原出来,以获得3D效果的过程,它包括相对深度确定、抠像、深度赋值与迭代修正四个环节。从所属产业类别来看,它属于视觉特效产业。从产业价值链的视角看,2D转3D技术本身属于3D电影产业链的后期制作和低附加价值环境。

从技术操作的角度来看,为2D画面元素配给深度信息的过程是工程师借助2D画面中隐藏的深度线索再现2D画面中各画面元素的立体空间关系的过程。常用的深度线索包括物品间的遮挡关系、明暗关系、运动视差、相对大小、相对高度等。无疑,对这些基于物理关系的深度线索的准确利用需要立体分析师或合成师具有丰富的透视、光影等物理技术知识。另外,由于2D画面中的物体在空间深度上是连续的,因而从理论上来看,完整地呈现它们之间的立体空间关系需要为每个画面元素配置不同的“真实”深度值,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转制过程中,通常的操作方法是根据深度线索,将一定深度值范围内的画面元素确定为一个深度群后再为该群赋予深度值。因而群的边界的划分成为影响转制质量的关键,而这是一项精微的难以准确认知和言传的工作,完全由立体分析师长期积累的转制经验决定。最后,当深度图确定后,抠像与深度赋值两个环节属于重复性的软件操作工具,掌握一定软件操作技能的工程师即可以完成任务。因此总的来说,完成深度值的确定、抠像与深度赋值等流程需要的知识主要属于生产知识,它的可编码性低,但嵌入性也低,具有较强的流动性。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为2D画面元素配给深度信息的过程也是在深度方向上进行的艺术再创作过程。这是因为在2D影片的创作过程中没有考虑深度方向的因素,由此导致了在拍摄现场中对人物的站位深度以及相应的场景设计、布局等没有做特殊设计。一旦通过3D转制加入深度信息后,2D画面中人物之间的相对位置可能发生改变,例如出现中心人物可能被前景人物遮盖、深度方向会聚点的错误定位等,从而影响到导演的叙事质量。因而,在将2D电影转换为立体电影时,可能需要调整镜头和光线明暗、重新设计人物的站位深度、确定会聚点以决定哪些部分以出屏的效果呈现以及其他场景布局上的问题。这说明2D转3D其实是一项在深度方向进行的复杂的再创作系统工程。而完成这个艺术再创作过程需要大量创意知识,且创意知识嵌入了一个由导演等艺术创作者所主导形成的创意知识生产的创新网络中。

在2D转3D的流程中,抠像和深度赋值两个环节相对简单,其知识基础为生产知识。尤其是随着Mocha、AE、Nuke等图像捕捉和渲染类软件的开发和应用,这两个环节被简化为重复性的软件操作,一个新手经过短期的培训后就足以胜任。也即技术的进步增强了生产知识的可编码性、流动性。然而这项简单的重复性工作却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工和时间。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发现这点:转制一部90分钟的电影需要处理1296万帧画面,假定平均每帧图像上有5个画面元素需要进行深度赋值,则全片总共有648万个画面元素需要进行抠像和深度赋值!据报道《泰坦尼克号》的转制总共花费了300个转制工程师75万小时的工作量。因此,根据前述的理论,这两个以流动性较强的生产知识为基础的环节必定会因追寻生产成本的最优化而被转移到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

在2D转3D的流程中,初期的相对深度确定以及后期的迭代修补是属于艺术再创作阶段,其知识基础是创意知识。该过程需要在导演的主导下,由摄影师、立体合成师、转制工程师等艺术和工程技术人员之间通过频繁的交流与协作共同完成。由于好莱坞是世界电影生产和创新的高地,导演、摄影师等艺术人员都聚集于此,而他们承载了完成2D转3D所需的创意知识的主要部分。因此,尽管在好莱坞附近雇佣立体合成师等工程师所需要付的工资是中国同等技术水平工程师工资的25倍,但为使得工程师们和艺术创作者近距离互动以实现完整的创意知识的生产,这些企业也必须将总部设在好莱坞附近。这说明在这些以粘性的创意知识为基础的环节的全球地理布局决策中,主导约束已经从生产成本最优化经转变为知识流动成本的最优化,结果是它们往往会黏附于创意知识生产与创新的高地。

现实中,2D转3D电影产业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证明了上述推断。在转制外包链的第一个层级,作為创意知识集聚地的好莱坞的制片方将全片的转制业务全部外包给好莱坞附近作为总承包商的转制公司,以有利于导演和转制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交流。其结果是几乎所有主要的转制服务总承包商都将总部设在好莱坞附近,如表1所示。为了缩减转制周期和降低成本,该总承包商通常会按镜头转制的难易将全片的抠像、深度赋值等转制环节切分成长度不同的若干子包,然后再将这些子包转包给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或其他转制公司。(见表1和表2)这些处于外包链条第二层级的接包方可能对所承担的任务进行再次进行分包,并将技术要求更低的转制加工活动发包给下一个层次的接包方。

表1主要2D转3D企业总部及其分支的全球地理布局

公司名称1公司总部所在地1分支机构的所在地Stereo DCameron pace group1伯班克1印度普纳中国天津Legend 3D1圣迭戈1印度巴特纳InthreePrime focus洛杉矶1印度印度的昌迪加尔、

海得拉巴、孟买

表2近年来中国2D转3D企业参与转制的影片

影片名称1发包方:

制片方1一级接包方:

欧美转制公司1更低级的

接包方:

中国转制公司《泰坦尼克号》120世纪福克斯1Stereo D1福丰达、

幸星动画、

玛雅影视《纳尼亚传奇3》1福克斯-

瓦尔登娱乐1Prime Focus1玛雅影视《加勒比海盗4》1迪士尼1Legend 31玛雅影视《食人鱼3D》1帝门影业1Speedshape1灵动力量《狮子王》1迪士尼1Walt Disney

Pictures1幸星动画《变形金刚3》1派拉蒙电影1Legend 3;

Digtal Domain1立方影《2012 3D》1哥伦比亚电影1InThree1立方影

中国的企业通过嵌入转制服务外包全球价值链而获得发展,但却处于转制服务外包链条的第二级,甚至更低层级(见表2)。在企业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的中国2D转3D企业只能拿到“二手货”“三手货”,甚至是“四手货”。在这种低层级的服务外包链中,中国企业大多从事的是转制加工业务。这正是中国企业处在该产业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在中国2D转3D电影产业中,一些优秀的转制代工企业成功突破了低端锁定。例如灵动力量已经从作为好莱坞制片方发起的转制服务外包全球价值链的低层级接包方开始成长为国内制片方发起的转制服务外包链的总接包方,承担了国产电影《画皮2》《太极1》《太极2》《金刚王》等电影的转制业务,并颇受好评;而青青树动漫则直接完成了对原创的动画电影《魁拔2》的转制过程。(见表3)

表3近年来我国2D转3D公司转制的国产电影

影片名称1发包方:制片方1转制业务总承包商《太极1》《太极2》《画皮2》1华谊兄弟《金刚王》1麒麟网、中影等1灵动力量《龙门飞甲》1博纳、中影等《富春山居图》1北京派格太合泛在1立方影《魁拔2》1青青树动漫1青青树动漫《大闹天宫 3D》1上海电影制片厂1幸星动画

中国部分2D转3D电影企业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得益于三个原因:第一,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代工环节,中国的2D转3D企业积累了强大的生产知识。第二,注重技术和创意人才的培养。国内的优秀企业通过代工在谋求技术能力和创意服务能力升级的过程中,开始自主培养立体分析师、合成师等工程技术人员和创意人员。第三,国产3D电影的兴起引致本土转制企业更加贴近创意知识生产高地。对转制公司而言,国产3D电影兴盛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转制公司因与国产3D电影制作公司以及本土导演的距离邻近而贴近了创意知识所在地。

与此同时,随着包括BAT(百度、阿里和騰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企业的加入和创意阶层的形成,中国3D电影将进入黄金发展时代。而在2D转3D中通过技术积累发展起来的优秀代工企业,成为3D电影产业创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推动中国创意经济的发展。

四、总结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为了理解创意产业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和探索中国创意经济发展的路径,本文在三个方面推进了现有研究。第一,由于现有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解释过于宏观,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更注重微观分工过程的解释产品内国际分工扩展的知识论框架。第二,为了分析创意产业产品内国际分工,本文将过去停留在产业层面的创意产业研究向纵深推进到了产业内部的价值链。第三,结合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知识论分析框架与对创意产业价值链的研究,第一次相对完整地分析了创意产业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现象。

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全球创意产业分工与发展现状、格局与规律,不仅对于我国实现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我国能否抢占未来全球化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当前新一轮的全球竞争是一场关于创意知识创造和积累的竞争。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造就了日益完善的创新创业基础设施,服务业的日渐独立与平台化使其具有了超越实体产业范畴的创新体系的全新规定性,这一切新变化使得个人创造力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菲尔普斯[27]甚至将大众创新作为国家繁荣的源泉。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民创新创业的创意社会。因此,能否更好地推动个体创造性的发挥是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优势的关键。

与制造业发展不同,中国不缺乏文化和创意,缺乏的是创意知识和创意阶层及其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如何基于创意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培育和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发展创意经济的方向。对于政府而言,在推动创意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应过度关注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园在内的物理空间的建设,而应当以推动创意知识的持续创新和积累为着眼点构建和完善创新创业环境与区域创新网络。如果继续走传统制造业发展的老路,过度依赖外源技术,不仅不会推动而且会阻碍中国创意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O'Connor,J.Creative Industries: a New Direction?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09(4): 387402.

[2]Potts,J.Cunningham,S.Four Models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08(3):233247.

[3]Potts,J.Cunningham,S.Hartley,J.and Ormerod,P.Social Network Markets: a New Definition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J].Journal of Culture Economics,2008(2):167185.

[4]Gibson,C.and Kong,L.Cultural Economy: a Critical Review[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5(5): 541561.

[5]Wu Qidi.Creative Industries and Innovation in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6(3): 263266.

[6]Keane,M.From Made in China to Rreated in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6(3):285296.

[7]王缉慈,梅丽霞,谢坤泽.企业互补性资产与深圳动漫产业集群的形成——基于深圳的经验和教训[J].经济地理,2008(1):4954.

[8]尚涛,陶蕴芳.我国创意产业中的国际分工研究——基于典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1(2):4047.

[9]约翰·霍金斯,创意经济——如何点石成金[M].洪庆福,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10]刘友金,赵瑞霞,胡黎明.创意产业组织模式研究——基于创意价值链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9(12):4655.

[11]刘志彪,刘晓昶.垂直专业化: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和生产模式[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10):510.

[12]卢峰.产品内分工[J].经济学(季刊),2004(1):5582.

[13]Feenstra,R.C..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8,(4):3150

[14]Grossman,G.M.and Helpman,E..Outsourcing in a Global Economy[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2005(1):135159.

[15]Timmer,M.P.Erumban,A.A.Los,B.Stehrer,R.and Gaaitzen J.de Vries.Slicing Up Global Value Chain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4,(2):99118.

[16]吳福象,刘志彪.中国贸易量增长之谜的微观经济分析: 1978 2007[J].中国社会科学,2009(1): 7083.

[17]Nelson,R,R.and Pack,H..The Asian Miracle and Modern Growth Theory[J].The Economic Journal,1999(4):416436.

[18]Maskel,P.Malmberg,A..Localized Learning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2):167185.

[19]Markusen,A.Wassall,G.H.DeNatale,D.and Cohen,R.,Defining the Creative Economy: Industry and Occupational Approaches[J].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08(1):2445.

[20]理查德·弗罗里达.创意经济[M].方海萍,魏清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5.

[21]厉无畏,顾丽英.创意产业价值创造机制与产业组织模式[J].学术月刊,2007(8):7883.

[22]张洁.创意产业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演进机制研究 [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2 (3):4351.

[23]胡彬.创意产业价值创造的内在机理与政策导向[J].中国工业经济,2007 (5):2229.

[24]Scott,A.J.A New Map of Hollywood: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American Motion Pictures[J].Regional Studies,2002(9): 957975.

[25]Scott,A.J.Entrepreneurship,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the Creative Field Revisited [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06,26(1): 124.

[26]李全胜.创造“真实”的视界——从《阿凡达》到《泰坦尼克号》谈立体制作技术[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3):5663.

[27]埃德蒙·菲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M].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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