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艳阳天
——故事片《艳阳天》拍摄始末

文｜杨庆华

——故事片《艳阳天》拍摄始末

文｜杨庆华

故事片《艳阳天》海报

长篇小说《艳阳天》书影

在中国电影史上，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十年间，共摄制完成故事片70余部。其中，1966年5月至1972年12月，各电影厂未生产出一部故事片。1973年1月1日，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部分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代表。周恩来对电影工作提出批评：“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不仅电影，出版也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大缺陷。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1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同志再次接见部分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和出席电影工作会议的代表。周恩来在讲话中又提出：“发展电影工作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但也要进口一点外国的片子作参考，以便超过他们。”周恩来的两次指示，对恢复故事片的生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73年，各电影厂共摄制完成故事片7部。其中，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根据浩然长篇小说《艳阳天》改编拍摄的同名故事片是最早投拍的。在周恩来讲话之前，长影就率先拍摄了《艳阳天》。选中《艳阳天》，长影是基于几点考虑：第一，《艳阳天》是当时最火的长篇小说，作者浩然是当红的作家。拍《艳阳天》，政治上保险；第二，遣散到农村的500多名长影干部职工陆续回厂，单单拍摄样板戏电影不是长久之计；第三，“文革”前，长影就计划将《艳阳天》搬上银幕，与小说作者浩然打过交道，有合作基础。

故事片《艳阳天》的拍摄，要追溯到1964年。

“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这是长篇小说《艳阳天》开篇的第一句话。1964年9月，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出版前，长影就多次与浩然商谈改编拍摄电影的问题。1965年8月，根据《艳阳天》第一卷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上中下三集）完成，在《电影文学》10月号发表。1966年2月下旬，长影《艳阳天》摄制组到北京顺义县焦庄户体验生活。在北京，浩然与编剧汤汝雁、导演刘国权、副导演薛彦东一起，对剧本又作了修改。1966年五一前夕，《艳阳天》剧本送文化部审查，审查意见是将上中下三集合为一部。这个审查意见，意味着《艳阳天》剧本必须重新作大的修改。于是，摄制组从北京返回长春。不久，“文革”爆发，《艳阳天》拍摄计划被暂时搁置。

1971年，长影再次计划将《艳阳天》搬上银幕。此时，小说《艳阳天》全书三卷本已出齐，共一百多万字。长影总编室副主任南吕、导演林农、副导演孙羽来到北京，与浩然交换《艳阳天》的改编意见。浩然表示：“我不懂电影，如何改编完全听你们的，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剧本改完，让我过过目，我统一顺顺人物的语言，看看哪些话该怎么说。”南吕、林农、孙羽三个人在北京住下，每人一卷，分头改编。改编完成后，剧本交长影全厂职工讨论。1972年，《艳阳天》投入拍摄。这是“文革”爆发六年来，中国大陆首次拍摄故事片。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大多是政治可靠、业务娴熟的“老将”：导演林农，摄影王启民，庞学勤饰演萧长春，李瑛饰演焦淑红，郭振清饰演韩百仲，浦克饰演马之悦，李希达饰演马立本。影片的外景地选在北京郊区。1972年秋，《艳阳天》结束外景拍摄。11月中旬，影片拍摄进行了80%。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药天禄审查了拍好的样片，提出：“小说中的萧长春刚二十多岁，怎么找个四十多岁的人来演啊？”他认为主演庞学勤年龄太大，不合适。于是，长影决定更换演员，重新拍摄。半年多的辛苦付之东流，气得林农火冒三丈。但药天禄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重拍前，剧本又作了修改，按“三突出”原则突出塑造萧长春形象。换掉庞学勤，谁演萧长春呢？林农试了很多演员，都不理想。这时，山西晋中话剧团演员张连文的一张照片让林农眼前一亮。林农让孙羽到山西面试张连文。孙羽到了太原，约上山西省话剧团演员常文治（影片《艳阳天》中饰演弯弯绕）一起到榆次，见到了晋中文工团的“台柱子”张连文，他们可谓“一见钟情”。孙羽回到厂里汇报，林农决定让张连文来长春试戏。对此，张连文回忆说：

我当时正在太原参加会演。接到长春家中电报：“母病速回。”第二天，又是一封电报：“母病危速回。”我赶忙坐夜车，先到北京，见到在首钢工作的大哥。奇怪的是大哥并未接到家里的电报。我又从北京转车到长春。看到接站的妹妹。我说：“去医院吧。”妹妹却说：“先回家，回家再说。”我到家，看到母亲好好的。原来，是长影担心我们文工团不批假，让家里给我拍电报，谎称母亲病重。

张连文对第一次见到林农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林农小个子，看见我就笑。围着我转圈。我感到不自在，也跟着他转。林农给我《艳阳天》的剧本，说：‘你拿去看看，演电影和演话剧差不多……’”

张连文第一次试戏，与演焦淑红的演员有一段对手戏。原本演焦淑红的李瑛已被换掉，新换上的演员来自山西省话剧团。试戏时，这个女演员总是笑，让张连文感到不自信——

我看过小说《艳阳天》。小说里萧长春和焦淑红有一条感情线。演焦淑红的那个演员和我试戏时，总是笑，让我很不自信。第二次试戏前，我想找她谈谈，好让自己自信起来。晚上，我去找她，她和另一个演员逛街去了。我只好在招待所一个人做准备。

故事片《艳阳天》剧照

小说《艳阳天》中，关于农村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占了不少篇幅，很多描写极富感染力：

焦淑红出了萧家大门口，觉得阳光灿烂，风和气爽。她把那张照片捧在手心里，偷偷地看了一眼，又捂上了。进了自己家的后门，站在那石榴树下，她又看起来。照片上那威武英俊的革命军人，朝着她微笑。（摘自《艳阳天》，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53页）

而电影剧本《艳阳天》删掉了小说中所有的爱情描写，只留下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故事。

张连文第二次试戏，先演了一段萧长春，又演了一段马连福。和张连文一起试戏的，还有其他演员。最后公布结果：由张连文饰演男一号萧长春。在回招待所的路上，张连文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边走边跳地去够路边大树的树枝。

摄制组选好演员，大队人马奔赴外景地，开始了《艳阳天》的第二次拍摄。第二次拍摄的外景地选在河北省邯郸地区的涉县。拍摄过程中，出了一个意外事件——饰演马连福的演员和饰演焦淑红的演员因为所谓的“作风问题”被双双撤掉。孙羽赶忙到北京重新选演员。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张明子被选中饰演焦淑红，而马连福的人选却迟迟定不下来。剧组的老演员黄玲对林农说：“不用到处找，邵万林就行。”邵万林是长影演员，在《艳阳天》剧组里跑龙套。林农心里没底，让邵万林试戏。邵万林试的是影片的一个重场戏：“碾盘忆苦思甜”——

村口，老槐树下的一个旧碾盘。萧长春对着马连福忆苦思甜。一直低着头的马连福猛抬起头：“长春，你别说了！”

突然传来了马老四的喊声：“好小子，你躲到这儿来啦！”只见马老四提着鞭子跑上来，劈头盖脸朝马连福就是一鞭子，马连福一闪没抽着。马老四紧紧追打着。

马连福：“爸爸，你……”跑着，躲闪着。萧长春一把拦住了马老四，朝马连福喊：“连福，你快回去。”马连福急忙跑走了。

马老四挣脱着：“长春，你放开我，我非得揍扁这个忘本的东西！”

萧长春把马老四扶到碾盘上坐下，说：“四爷，连福走到这一步，我也有责任。”

马老四吃惊地：“什么？”

萧长春：“我跟连福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我对他帮助不够哇。”

马老四：“不,这都是我没把他管教好哇！”

萧长春：“四爷，土地分红对连福有什么好处，他为什么出来放炮？”

马老四长长地叹了口气。

萧长春又问：“连福哥今天说的那些话，是他的心里话么？”

马老四摇了摇头。

萧长春：“四爷，您帮我估摸一下，这个祸根到底在哪儿呢？”

马老四望望萧长春，深思起来。

试戏后，邵万林的表演得到了林农的认可,摄制组拍出样片后寄到了厂里。那时候，这种角色的人选，都要长影“革委会”讨论后决定。北京电影学院教师马精武也参与了“碾盘忆苦思甜”这场戏的试镜，饰演马老四一角。当时马精武正在河北保定下放劳动，突然接到通知：“调马精武同志赴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艳阳天》试镜。”自1962年《停战以后》，已经11年没有接触电影的马精武，看见《艳阳天》的试镜通知，“就好像黑暗隧道里突然出现的一束光……竟感觉恍如隔世”。

拍摄《艳阳天》时，胶片非常紧缺。耗片比控制很严，拍一个镜头不能超过两遍。邵万林对“碾盘忆苦思甜”这场戏的拍摄情景记忆至深：

我早晨三点钟起来化妆，坐车去外景地。因为光照的角度不合适，从早晨等到下午，一个镜头没拍。这场戏，就为了等光照的角度，连续二十多天，摄影师王启民一个镜头没拍。

《艳阳天》剧组住在涉县的党校招待所，睡大通铺，大家关系很融洽。张连文回忆道：“我有时候半夜起来，看见导演林农在走廊里拿着手电筒分镜头。我明白了什么叫业精于勤。”

1973年夏，《艳阳天》结束外景拍摄，摄制组回到厂里，在三个摄影棚同时搭景，拍内景戏。一次讨论会上，大家研究如何按“三突出”原则突出萧长春的高大形象。林农说了一句气话：“长影锅炉房的烟囱高，萧长春站到大烟囱上，能行吗？这个电影500多个镜头，都拍萧长春一个人，就突出了吗?”后来这句话被篡改成：“长影的烟囱高大，把萧长春绑在长影的烟囱上，所有的摄影机都朝着他，他就高大突出了吗？”长影的军宣队领导认为这是“文艺黑线回潮”的表现，白天开林农的批判会，晚上让林农继续拍戏。林农拍戏离不开酒，他买的是散装酒，五六角钱一斤。马精武回忆道：“他每拍一个镜头，说预备——他喊完了预备，喊开始之前，喝一口酒。等这个镜头拍完了，他喊停，如果他又喝了一口酒，就说明这个镜头可以了。这口酒不喝，就还得接着拍。”

《艳阳天》拍摄完成后，样片送北京审查。1974年1月6日，江青审看了《艳阳天》，认为影片比小说“平了些”，“蓝天颜色有点跳”。8日，国务院文化组批准《艳阳天》在全国公映，同时按江青的意见，对影片进行了修改。张连文对补戏的情景印象深刻：

上面认为阶级斗争这条线不突出，要加强。于是，我们补了马小辫加害小石头一场戏。为补拍这场戏，我们苦战了一个星期，吃饭都没有离开摄影棚。

1974年春节，经中共中央批准，《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火红的年代》四部故事片同时上映。这是“文革”开始8年来，第一次上映新故事片。奇特的是，《艳阳天》上映的同时，对影片的修改还在继续。直到1974年7月18日，长影对《艳阳天》经过7个多月的修改后，送审文化组批准通过。

《艳阳天》是“文革”时期投拍的第一部故事片，很多老演员因此获得“重生”。一些演员因为这部影片，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影片《艳阳天》中饰演马连福的演员邵万林对笔者回忆道：

我1958年到长影，上了三年演员训练班。然后开始拍戏。演的第一部电影是《绣江山》，演男主角。这个电影放映三天就停映了。后来又演了《昆仑铁骑》《特快列车》《英雄儿女》等片子。“文革”时，长影是重灾区。500多个职工带着家属、户口、粮食关系和党团关系迁往农村安家落户。只有我们二十二个青年演员没被清出去，到农场和农村劳动锻炼了一年，又回到厂里。我爱人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的中央乐团，我们两地分居。我想把我爱人调到长影。长影的军代表跟我讲：“长影是要被砸烂的单位，以后存不存在还不一定呢！你还把她调过来干什么？”“文革”后期，我想调到北京，和爱人团聚。当时有个政策，工人编制可以对调。我到北京人事局办手续，想改成工人编制，和北京首钢的一个工人对调。我已经到首钢报到了，给我安排到首钢的俱乐部。当时《艳阳天》刚刚上映，我们几个演员家喻户晓。我爱人跟她单位的军代表讲了我的情况。她单位的军代表和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北影”）的军代表狄福才认识。狄福才听说后，当时就拍板调我到北影。《艳阳天》成了我一生的转折点。

参演《艳阳天》也成为演员张连文的人生转折点。国务院文化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谢铁骊审看影片后，推荐张连文到长影的《创业》摄制组，饰演男一号周铁杉。之后，张连文又主演了《沸腾的群山》等影片，并调到北影，成为“文革”时期中国影坛最火的男演员之一。

《艳阳天》拍摄过程中，小说的作者浩然不干涉，也不过问。他与摄制组的关系是融洽的。1975年，《艳阳天》摄制组的原班人马又将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搬上了银幕。

“文革”后期，浩然有三部文学作品被拍成电影：《艳阳天》《金光大道》和《西沙儿女》（未完成）。其中，《艳阳天》是浩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小说《艳阳天》成稿于1964年，作为一部描绘20世纪50年代农村合作化的史诗性巨著，问世50多年来，仍然不断再版重印，总体上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而根据小说改编的故事片《艳阳天》，拍摄完成于1973年，改编时处处表现出“文革”时期的艺术取向，与小说原作在内容上差距巨大，“文革”的意识形态在电影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因此，“文革”结束后，故事片《艳阳天》渐渐被人们所遗忘。而人们不会遗忘的，是拍摄《艳阳天》的那个年代。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