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中西学术传统的萧公权先生

文刘 猛

融合中西学术传统的萧公权先生

文刘 猛

萧公权先生是一位仙风道骨的学人，颇有些道家的风采，个头不高，“麻雀般的精神，总是跳跳跃跃的”。他出身哲学，研究政治学，又能兼及历史，自然较传统派更上层楼。他以所受的西方政治学训练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后来居上，成就一学科的扛鼎之作。研究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政治学，他没有像同时代很多人一样涉身政界，却常有政论见诸报端，自嘲曰“是亦为政”。除了“思精明治道”，亦“诗美醉流霞”，他要说的话常常通过中国古代的诗词表达，以诗言志，用词画梦，一卷《小桐阴馆诗词》，可见风仪，不仅是家史，亦为国史。1949年后萧公权飘零海外，客居美邦，寄踪于万里之外，“每因长夜怀师友，更假余年念清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过完了融合中西两种学术传统的一生。萧氏性情平和，谦逊有礼，注重仪容，无文人的轻狂气，在学校大楼中总是“循墙而走”，保有中国古典知识人的风范。

幼年及学业

萧公权原名萧笃平，字恭甫，号迹园；因幼年临摹柳公权塔碑，心契柳字，后来报考插班生时改名公权，这大概和胡适改名面临同样的情状、抱有同样的心理。祖籍江西泰和。萧家一族自嘉庆年间始世代经商，沿长江西上贩运物产，产业“怡丰号”经上百年经营，已成著名商号。1897年11月，萧公权出生在江西南安，母亲生他一个月后就病故了，所以他先随祖父和姑姑生活，后随大伯父在重庆巴县长大。萧公权生在一个大家族里，尊长和弟兄人数众多，平时与很多人打交道，对于中国旧式家庭的运作切身体受，熏陶渐染，自谓“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养成的”“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但我幸运得很，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对于其后人生理念影响甚大，以至于成为他问学和为人的基础。

年少时，萧公权在自家私塾学习古典课程，从《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声律启蒙》《千家诗》到《论语》《孟子》，待到何笃贞先生来到，教授他涉猎十三经、《纲鉴易知录》、唐宋名家古文和历代韵文，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写作训练，使他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学和文学，粗浅地认识到它们的轮廓，体验了学而时习的乐趣，也让他在一个新旧交替而新学已经占据上峰的时代打下旧学的基础。得益于此，他之后才研究了中国政治思想史。除此之外，家里还请老师教他英文和日文，但是他对于楔形文字不大感兴趣，以至外文学习所得有限，甚至连英文字母都没有弄清楚。

1915年，萧公权去到上海，考入新式学校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学习历史、英文和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课程。虽然也有国文课程，但因为是教会学校，颇受轻视，国文课多数排在全天课程的最后一堂。其间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英文程度不足，为此他起早补习，颇下了一番工夫。后来插班考试，跳了一级，1918年夏毕业，考进清华学校高等科三年级。

清华学校那时还处于留美预备学校的阶段，尚未改制为大学。萧公权所在年级为庚申级，共70余人，与陈岱孙、陈可忠、刘师舜、高惜冰等人是同学。高等科三年级的课程与美国大学一二年级相当，必修课程包括国文、英文、美国史，还有很多选修课。“清华课程的门类不多，内容并不高深，教员的学问也不一定渊博，他们教课却十分踏实而认真。”

在清华读书期间，正逢五四运动，萧公权也参与其中。他被推举为清华代表，和北大代表一起赴天津法租界办报，声援运动。所办《民钟》日报包括时评、社论、新闻、小品文字、广告等栏目，虽较普通日报篇幅小，却也是夙兴夜寐、尽力为之。然而不到一个月，该报即遭政府压力停刊。虽是昙花一现，却让萧公权对办报产生了兴趣，埋下赴美攻读新闻学的种子。两年的清华园生活很快过去，学生照例放洋美国，1920年8月23日，萧公权搭乘南京号游船赶赴新大陆。

清华园生活虽然转瞬即逝，但萧公权在新旧碰撞的节奏中形成了自己的理念，并一生秉持。在旧式家庭里长大的他，面对一个尚在建构中的新时代，“好像是视若无睹，漠不关心，岂但不关心，在思想上甚至趋于‘反动’”。他不完全赞成白话文，反对“打倒孔家店”，像庄士敦评论的一样，认为“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当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另外，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列强环伺，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学生们往往积极参与救国活动。但萧公权不为所动，“只是埋头读书”，他虽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要负责任，必须先有救国的知识和技能，仅凭一腔热血无济于事——“读书应该不忘救国，但救国必先读书”。

1920年9月中旬，萧公权和一班同学在王文显先生的带领下，到达旧金山。因为他的堂兄萧蘧（叔玉）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的密苏里大学研究院读书，所以他也决定去密大，入读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是美国中西部的州立大学，本身并不出名，但是“密苏里之足以自豪的唯有其新闻学院。那是号称全世界资格最老、学生最多、设备最完善的新闻学院”。这个学院成立于1908年，造就了不少的中国新闻从业者，如董显光、黄宪昭等人。即使因为地域原因，在名气上比不了后四年而起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也是足以称誉业界的。1927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资助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两校交换教授与研究生，协同发展。

在从旧金山去密苏里州的途中，萧公权饱览了“山城控海隅，形势壮可喜”“盐湖水浩瀚，洛矶山岌岌”的山川美景，体会了“物阜人自康，民和政斯美”“自由开国风，新民立政轨”的风土人情。因为新闻学是职业性（professional）的学科，需辅以“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课程，才能避免眼光狭隘的缺点。在密大，萧公权按照新闻学院院长的要求，除了必修新闻学的相关课程，还选修了近代史、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概论等课程，开阔视野，扩展知识范围。在实践性质的“初级新闻采访”课程中，在教室听教授讲完采访技术，还需要去火车站访问下车的乘客，萧公权所采访的乘客不是行色匆匆、不愿应付，就是答复些无关紧要的内容，采访所得缺乏“新闻价值”，也没办法在新闻学院为学生实习所办的日报《密苏里人》上刊登。该日报是新闻学院学生的实习机关——“在教师的指导下，他们自己动手写作、编辑、排版，除了满足青年作家的发表欲外，又切实得到不少报馆经验，乃是密苏里新闻学院胜过其他学校新闻科的唯一原因”。

这个实践活动让萧公权大受打击，学期终了这门课程勉强及格，让他有志于新闻事业、做“无冕王”的野心烟消云散。第二学期开学，他就放弃了新闻学，转到哲学系去了。“逆天而拂性，所得终希微”，信夫！

哲学系是密大的小系，只有两名教授——郝真和佘宾（G.H.Sabine），其时尚未成名，学生不过四五个人。萧公权缘之兴趣加之努力，很快脱颖而出，课程成绩优异，1922年6月毕业。此时距离清华官费期满还有三年的时间，他决定继续留在密大研究院深造，攻读硕士学位。在选择硕士论文题目时，他没有像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选一个关于中国的题目，而是希望做一个关于西洋哲学的题目。他接受佘宾教授的建议，研究多元理论，用八个月的时间写成《多元国家的理论》一文，于1923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他还想继续进修，两位教授主张他到东部的大学去，郝真教授主张去哈佛，佘宾教授主张去康奈尔。最后，萧公权选择了康奈尔，因为康奈尔是美国唯心论哲学的重镇，他认为研究唯心论哲学可以得到精密思想的训练，且在佘宾教授的启迪下，他对政治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康奈尔的狄理教授（Frank Thilly）研究社会及政治哲学，正好可以给他很好的指导。

在密大的三年，除了课业，萧公权还学习了音乐、绘画等知识，陶冶心性，增进鉴赏能力。他与学校和校外的人士相处融洽，不仅没有受到种族歧视，还颇受优待，在一万人的小小大学城里，已经地悉人熟。据他的感受，“绝大多数的中部人士不但不歧视亚洲各国的学生，而且往往善意地结交或照拂他们”，但“美国东部和各地大都会的人，一般说来，对人接物不及中部人的友善和恳挚。他们对东方人的态度大概倾向于冷淡而不显示轻蔑”。

去到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之后，萧公权惊异于那里的山川秀美，“松涵古涧生虚籁，花隐幽岩吐妙香”，在佳山胜水中度过了学问上升的三年。这三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用在选修课程和写作论文上，还观山玩水、听学术演讲、欣赏音乐会、去音乐学院学习音乐，课余生活丰富多彩。在康奈尔，萧公权主修哲学，副修政治学，在通过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之后，接受业师狄理教授的建议，继续拓展硕士期间的研究，以政治多元论为论题，撰写博士论文。政治多元理论是其时的新兴学说，与一战后迅速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密切相关，研究这一论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研治学问的方法，他说：“我所用的方法既不是最好的，更不是唯一的。不同的题材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但在一般情形之下，我所取的途径是可以走得通的。”他认为，在胡适所提出的治学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前，还应该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经过放眼看书，才能对研究对象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不多看书就大胆假设，会产生“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放眼看书包括尽量阅读直接及间接资料，避免主观偏见的蒙蔽。“研读直接资料应力求精悉，参考间接资料宜致其广博。”而对于各种资料，不能只取与自己相符的，应该“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

在学习的过程中，萧公权会随时记笔记——“阅书时看见有重要的文字便随手记录在纸片上。每晚休息以前把当天所得的纸片，按其内容分类，妥放于木匣之内以备日后随时查检引用。”但是待到用到时，“事实上我无须取出这些纸片，一一重看。因为书中的文字经我用心看过，用手录过（所谓心到手到）之后，在我的脑子内留下了印象”。

本着“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的作文原则，萧公权开始写作博士论文。从1925年8月到次年5月，八万字的论文定稿，教授们表示满意，更有恺德林教授把他的论文介绍给伦敦的出版社出版，后来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此书的出版让萧公权在国际上有了名气。

在康奈尔，他的另一个收获是加深了对教育的理解。这得益于他的老师们。比如导师狄理教授告诉他：“导师的职务不是把自己的意见交给研究生去阐发，而是鼓励他们去自寻途径，协助他们去养成独立研究的能力。”在这种熏染下，他才知道“大学教育的功用不只是教师把已得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前辈指引后辈，使能各就其适可之准，向着学问之途，分程迈进”。

1926年6月，萧公权获得博士学位，六年的美国生活结束。他先从绮色佳坐火车到芝加哥，再转火车到西雅图，然后乘轮船回国。1926年8月的一天，轮船靠岸上海，萧公权回到了阔别六载的祖国。

归国途中，萧公权思虑万千。回顾学术历程，他觉得自己在这六年里窥得了西洋学术的门径，掌握了研究学问的方法，打牢了以后学术工作的基础。回忆个人生活，这几年他对美国的风土人情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充分体验到美国人的乐观朝气，他们“努力迈进，自求多福，一介不轻取与”，但也有“求效过切，有时养成一种少耐心，期速成的幼稚心理”的缺点，且多数人过于重实用、重物质而轻“精神”。对于美国政治，他亦有管窥蠡测式的观察，他不认为美国的制度尽善尽美，因为人世间“只有彼善于此的政治制度而不曾有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这些观念贯穿了他的一生。

执教高校

萧公权回到上海后，因为之前没有考虑到出路问题，所以只能暂时在南方大学和国民大学担任课程，挣点课时费糊口。虽然学校和学生都质量低下，但萧公权备课讲授并不因此偷工减料，他“每晚用几小时准备第二天的教材，先条列纲要，然后依次草写讲稿”，上课时脱稿讲授。

1926年11月，他与订婚15年之久的未婚妻薛织英结婚。他不像很多留学生那样，主张新式婚姻，他的婚姻是父母之命，且两人之前未曾谋面，但他认为，婚姻美满与否并不全由“自主”或“包办”决定，而其后的婚姻生活“家寒和有乐，情笃老堪偕”，他也颇为满意。

不久，萧公权接到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堂兄萧蘧的来信，堂兄举荐他去南开大学任教，并已获得学校许可。1927年2月，他携妻北上津门，开始了正式的执教生涯。在南开，他讲授“政治学概论”“比较政府”“法理学”“中国政治思想”“西洋政治思想”“社会演化论”等课程，每周课时九小时。教授过程，也是不断修业进学的过程。其中“中国政治思想”并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所以教案全凭自己搜集编排，准备的时间要数倍于授课时间。

两年半以后，萧公权离开南开，应聘东北大学，讲授“政治学”“西洋政治思想”两门课程。一年之后，萧公权又离开东北大学，去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在燕京，他讲授“政治学概论”“西洋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等课程。相对于之前任教的学校，燕京的条件十分优渥，那时教员们的住宅，或在西式的燕东园、燕南园，或在中式的朗润园，或散居于学校附近购置或租赁的民房。萧公权选择后者，住在城府村的成府书铺胡同3号的一所住宅，宅院分两进，萧家和史密教授分住前后进。据他所述：

我们这一进的正房坐北面南，一排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当中有一个约四丈见方的院子。此外还有浴室、厨房，男女仆卧室各一间。我们一家大小四口，加上男女仆各一人，住在里面，绰有余地。我把西边的厢房用作书斋。窗外古藤一架，西府海棠两株，把这三间小屋点缀成读书的胜地。学校早已装设了电话、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等设备。这样一来，我们的寓所便有“中体西用”的妙处。

从这段记载可见当时教授生活条件的优渥。期间萧公权曾填“西江月”词一阕，可见其欢快的生活：

故纸堆中活计，新秋鬓上霜华。居然渐老向天涯，且喜清闲非假。

佳客来时有酒，小庭到处多花。生涯非俭亦非奢，算是真能潇洒。

在这样的条件下，萧公权产生了久留燕京大学的打算。然而，清华政治系系主任浦薛凤邀他回母校任教，清华的图书设备和学术水准都较燕京为高，这个机会自然不能错过。

1932年9月，萧公权回到清华园，开始了一段稳定的学术生涯。当时清华政治学系的阵容十分强大，教授有浦薛凤、张奚若、钱端升、王化成，后来的还有陈之迈，皆为一时之选。萧公权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当代西洋政治思想”，每周课时六小时。“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上，为了方便学生研讨，他从中国典籍中摘选有关资料，交人抄出印成讲义，随堂发给学生参考，这也为他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提供了便利。他采用的授课方法是：每位学生除了到堂听讲、期终应考外，必须阅看所指定的和他们自己搜寻到的参考书，并须在学年结束之前，就研读所得，作一篇专题报告。

萧公权要求学生以兴趣为标准撰写专题报告，培养研讨的能力和写作的经验，“在自己治学的初基上安放一撮泥土，一块砖石”。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学生们“多能把握各自选定题目的重心，根据阅读参考书的心得，写成论证中肯、条理分明的文字”。据清华学生的印象：“上他的课，懒惰的人也要变勤快了。一学期一篇大论文，是逃不了；读书报告又是少不得的。政治系同学能拿出点像样的东西发表，大都是萧先生教导的成绩。”

在清华的生活，较燕京更上层楼，萧公权觉得“就治学的便利和环境的安适说，几乎接近理想”。清华有较为丰富的藏书，图书馆未曾购置的书籍，政治学系系主任还会让书肆送来以选购。居住环境方面，萧公权一家先住在旧南院，一年后迁居新南院6号。那是一所西式的砖房，里面有一间宽大的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室，三间卧房，一间浴室。此外还有储藏室、厨房和厨役卧房各一间。电灯、冷热自来水、电话等设备，一概齐全。

在清华的五年，教学相长，学生们对萧公权的印象也颇好：

萧公权先生说他个儿小就小啦。

麻雀般的精神，总是跳跳跃跃的。

在洋奴式的教育界中“舶来品最佳”的时代，萧先生却把精神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数典忘祖的人们见了萧先生怕要红脸吧！

萧先生还作得一手好旧词，从前常与吴雨僧相唱和，最近不大见了。

黄金十年的最后一段，已呈山雨欲来之势，社会形势的动荡影响到了清华园的宁静。清华当局早做了最坏的打算，已经在湖南建造校舍，1937年决定迁校长沙。萧公权认为应该迁校到西部，因为“长沙自古是兵战必争之地。日本侵华，其目的恐怕不只在占据沿海各省，而有深入内地的企图。万一不幸，长沙撤守，学校不免再度播迁，损失必更重大。似乎可以考虑迁往成都。远在西边，敌人不易攻达。四川人士向来看重文人，当地的军阀也非例外”。面对清华迁往长沙的定局，他不打算随校南下，而是接受了中英庚款基金董事会的邀请，赴成都四川大学担任“中英庚款讲座教授”，一则避寇，二则可以旧地重游。

1937年7月，萧公权携眷搬进北京城内，“藏书多不及携出，为人盗卖一空”。因为女儿突然生病，只好暂时在城内居住。到10月才携眷乘火车离开北平，先到天津，此时津浦、平汉铁路已经不能全线通车。鉴于战争形势和难以预测的恶劣环境，仔细考虑后，萧公权决定让家眷到上海暂避，他只身西行入川。从天津坐海船到青岛，和家人分别，“临分言语少，相向泪痕低”。他乘火车经胶济路到济南，次经津浦路到徐州，再经陇海路到郑州，又经平汉路到汉口，然后换乘江轮到达重庆。他西行入川，以诗记史，一路景色不断更迭，心中意态始终苍茫无限。到重庆后，与家族成员相聚话旧，并览旧游之地。盘桓月余，次年2月乘长途汽车赶到成都川大。这个历史大逃难的过程，对于那个时代京津高校的知识人来说，都是切身体验过的人生经历，其中艰难，非经历不能深切体会。

在四川大学，萧公权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两门课程。一个学期结束后，1938年夏，经昆明、海防坐船去香港，再到上海把家眷接到成都。在锦官城，住家“小庭有花，陋室容膝，霜风时起，客意萧然”。战事吃紧，川大迁往峨眉山，萧家因为儿女学业之故，未随校迁往。萧公权在内迁的燕京大学和光华大学授课，居家也疏散到乡间。战时物价上涨，教授们的生活已经今非昔比，心理学教授孙国华在给萧公权的信中说：“生涯淡泊，卖物举炊，将来还乡时用肚皮把行李带去，既省事亦颇有诗意也。”“知书乱世艰糊口，荷重微躯况有家。”萧公权为了生计不得不疲于奔命，在川大、燕京、华西、光华先后授课，最多的时候同时在三校上课，一周共有18小时的课。这也是战时靠学问过日子又有家有口的很多知识人的生活样貌。

乡居期间，萧公权利用安静的环境，着手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期望写一部“根据政治学观点，参酌历史学方法，充分运用原始资料，尽量避免臆说曲解的书”，以适合大学生和一般读者参考。他夜以继日，灯下着笔，两年后书成，经教育部审定为“大学用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传统家庭的熏陶，加上幼年熟读中国古典文史之学，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使得萧公权即使在美邦受西洋文化浸染六年都没有否定中国文化的好处，他不同意“全盘西化”论者的观点，“认识西洋文化的优点，却不鄙视中国的固有文化”，觉得“中国文化当中固然有不合时、不合理的成分，但也有若干观念仍然有现代的意义”。所以他很早就立下了志愿，利用留学所受的训练和所得的知识研究中国文化，在美时研究西洋政治思想，回国后的工作应该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可是，萧公权在美国留学时主修的专业是哲学，并非政治学的科班出身，刚到清华任教时，钱端升和王化成觉得他“半路出家”，学哲学的到政治学系教课，对他较为冷淡。可是正是这种与政治学些微的疏离感，才让他避免陷入以现实政治为主调的政治学泥淖，从长时段和历史传统中研究政治思想的发展变迁。

从萧公权所受的学术训练和经历来看，他既不偏激又不保守，具备现代学识，又对中国传统抱持温情敬意，所论所讲皆理性、客观、中道。《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出版，也让他的知名度跨出政治学领域，扩展到人文学领域。由于历来这类书的写作都是由历史学者来做，萧氏因为比他们多了政治学知识，写出的东西自然更上层楼，《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他曾说自己学的是政治哲学，平生所做的却都是历史工作，没有一天正规学过历史，史学全是自修的。因为思想史和学术史需要很高的手眼，萧公权“一从心识高寒境，入眼峰峦总觉低”，自然出手不平凡。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东部各大高校相继复课，梅贻琦校长来信约萧公权回北平任教。抗战虽然胜利了，国共争执并未解决，华北局势并不明朗，去北平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让萧公权很是犹豫，再加上原来居住的新南院6号旧宅已经被随清华南迁的教职员选走，于是他决定留在成都，继续在光华大学任教。

1947年夏，萧公权应国立政治大学校长顾毓琇之聘，赶赴南京，离开了居住近十年的锦官城。在政大，他还是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两门课程，这对他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无论是政局还是经济形势都已经恶化得很严重，不到一年他就转到国立台湾大学任教。1948年春，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国研究所来信请萧公权去做客座教授，当时国内因为战争原因导致研究资料严重不足，这是个出国进修的好机会，于是，他于1949年9月赴美，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

抗战期间，很多学人学优而仕，弃学从政。萧公权也曾有这样的机会，国防最高委员会曾邀请他去做参事，但是他不愿放弃学者的身份，留在了教育界。战时所有人都在为国家建设出力出策，萧公权作为政治学人，本来专业就与政治相关，自然不能外于此。他撰写各种评论，用政治学原理分析当下时事，讨论实际问题。他认为，无论是学生学习还是学者研究，都应该放弃浅薄的实用主义的路子，放弃功利主义的观念，采行崇奉真理的人生观；政府也应该让教育文化自由发展，以文教的发展推动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进步。他认为这种不踏入政界、以自身学识贡献国家社会的做法，“是亦为政”。

虽然不涉身实际政治，萧公权却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对于政治的颓败怀着深深的忧虑。1932年，面对政局形势，他作《彩云新曲》借往伤今，曲终说：

我歌方终长太息，悲从中来泪沾臆。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堪家国祸交逼。惊看塞北烟尘高，远望江南阵云黑。屈指庚子今壬申，三十三年国不国。夜戊灯昏我罢歌，问君对此意如何。莫恨彩云容易散，更有人间恨事多。

其时为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战后实行宪政，立宪民主政治被提上议事日程。萧公权也借专业知识发表政论、献言献策，为“促进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努力。他认为没有完美无疵的制度，也没有绝对优良的政府，不能因为民主制度有缺点就加以菲薄，不可对其求全责备。

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开始谋划院士选举，以完善其作为国家研究院的体制，奠定国家学术的基础。1946年10月，此事开始付诸实行，先请全国各大学、独立学院、卓有成绩的专门学会或研究机构提名院士候选人，经选举筹备会根据提名确定初选名单，后经评议会对名单进行资格审查，确定最后名单，再经登报公告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最后于1948年3月27日，经过复杂的选举程序，五次投票（一次普选四次补选）后选出院士81名。

萧公权以政治学专长当选为人文组院士，他取得候选资格的根据为“研究西洋及中国政治思想”。萧公权的当选，自谓“独学冥行，不入派阀，而能于抗战胜利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与《政治多元论》一书，大有关系”。当选院士固然与其多年前已经在国际上刊行《政治多元论》有关，因为中研院的院士选举很注重国际影响；也与他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该书使得他的学术影响力跨出政治学界而到达文史学界。然而，萧公权是第一次补选才得以选出的，这与他一直身在教育界、从未出仕，也未担任过学校的行政职务有很大的关系，不从事学术以外的工作，为他人了解的机会自然较少。

海外寄踪

1949年10月，萧公权开始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客座执教，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社会制度”“中国政治思想及制度资料阅读”三门课程。后来，在华大的研究短期内不能完成，他也就被聘为常任教授留了下来，并把家眷接来团聚。在华盛顿大学教学研究19年，成为他一生中最为稳定的时期。

那时，远东研究所的研究范围为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萧公权也要在此范围内选定题目进行研究，所中同仁建议他研究19世纪的中国乡村，这酿成了他学术上的一次转型。从康奈尔博士毕业以后，他的研究一直以中西政治思想为范围，这一次借着机会“换一个方向，开一下眼界”，从思想史转做社会史，也是一个挑战。经过三年多的资料收集，他开始撰写此书，两年完工。在写作过程中，不像很多美国汉学家那样，先设定假设再寻找资料证明，他是在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假设是证据逼出来的，而不是主观的构造；而且随着资料的进一步扩展，假设还有被修订的可能。中国乡村研究课题完成后，他又利用未见的资料，进行对康有为的研究。这些新材料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他20多年前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所得的结论，推进了此领域的学术研究。

1960年，基于萧公权在人文学术上的卓越贡献，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将第三届“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颁发给他，颁奖词称赞他为诗人、作家、哲学家，研治西洋政治思想表现出“创造性的灼见”，书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显示了“自辟蹊径的史识”，他“融合了中西两种伟大学术传统的菁华”。

1968年5月31日，在退休前的最后一节“中国政治思想”课程结束时，学生向他掌声致意。他在走出教室前说：

56年前的春天，名哲学家兼诗人珊达雅纳（George Santayana）正在哈佛大学授课的时候，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槛上。他注视这鸟一下，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 （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于是宣布下课，接着向学校辞职，退隐著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听见的秘密。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将一一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会面罢。

说完飘然而去。退休之际，系中同仁为他设宴，校长也来助兴。他自赋有诗：

坐破寒毡老不知，德行天许两支离。手胼秃笔成章少，目眯尘编见道迟。万里寄踪长是客，一身有患在为师。从今匿迹销声去，隐几空斋息旧疲。

“海天夕照有余光”，退休后，萧公权实际上并未销声匿迹，他退而未休，“昼食宵眠照例忙”，而且“身多疾病神偏旺”，自嘲“病中依旧忙，生就穷忙命”，仍然“展卷纵观前代事，挥毫时发少年狂”，沉浸在书山事业里。这也是很多学人的生活写照，因为学术作为一个安身立命的事业，与其他职业有异，并无下班或退休一说。华大送给他“退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聘函、退休教授身份证、校园停车证，他照例参加学校的学术讨论会，与研究生商谈种种问题。

萧公权著《政治多元论》书影

留居美国的萧公权，一半惬意，一半落寞。惬意的是学术研究没有中断，美国的汉学研究发展蓬勃，学术环境较好，研究资料的获取也很便利，华盛顿大学没有的图书资料，还可以通过馆际借书向各大学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借阅，萧公权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不至于中断平生志业。还有，虽旧朋“隔世”，然新知复来，彼时美国聚居着一批中国学人，时而“尺素喜来千里外，披衣起读展衰颜”，尚能唱和往还，“昔夫子欲居九夷而卒不果行，吾侪今日浮海寄踪，得二三交友相与论文，虽未践至圣之迹或亦竟可以，何陋之有”。

落寞的是环境改变，因为新知散居美邦各地，与他们的切磋大都靠书信往还，不似昔年友朋居住一处，可以朝夕相处、相与问学。1950年，到美国一年后，萧公权曾感慨道：

林风瑟瑟露，地近朔荒秋早寒。衰病丛身仍作客，殊乡对月强凭阑。劫余亲友来音少，国破山河入梦难。一片清辉还似旧，卷帘枯坐夜深看。

“亲朋久别无消息”，待到消息稍通之后，萧公权对于在中国大陆的老友陈岱孙、钱端升等，常常念于心间。他晚年自号癯魔，“今伏处海隅，心情去槁木死灰之境界，已不甚远，迥非三四十年前旅居成都时之比”，虽然有自嘲的成分，却也是现实的写照。因为少人唱和，诗词作的也不多。对于那一代滞留海外并老于海外的知识人来说，晚年多是孤寂伴随左右。

随着年岁的增加，“老病交加”，客居之感愈来愈重，心境自然受到影响。萧公权晚岁仍然感慨“浪结心缘长作客”，虽然“久客易忘身是客”，但是“异邦羁旅，感旧伤离”，思念故国，长念家山，“梦里楼台犹故国”，旧事在目却又不堪回首，诗词中频频出现“故国翻成海外山”“渐觉无情惟故国”等句。1975年，他赋诗一首：

敲窗夜雨幻秋声，兀坐寒斋容思萦。故国艰难千里梦，长宵辛苦一灯明。知交几辈成新鬼，残岁无端动别情。结伴还乡天倘许，此生休矣卜他生。

1979年，他又赋诗慨叹“：时行苔径循前迹，每展尘编识旧香。八十余年无死法，无劳延寿费神方。”晚年不畏谈死，戏谑自嘲，有“等死偈”一首：

七七老翁 非农非士

逐水面萍 成淮北枳

抱病延年 拖泥带水

不甘为贼 却愿做鬼

无缘出家 在家等死

死路未通 人间随喜

穷巷陋室 尘榻垢几

断墨秃毫 残编废纸

西抹东涂 有头无尾

左说右谈 有声无理

四体不勤 其颡有泚

诟谤无忧 唇丰蔽齿

萧公权一生著述，“学术文章与诗词赋吟，均有其世局背景及时代精神”。计有专著《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自由的理论与实际》《中国乡村》《问学谏往录》《迹园诗稿》《画梦词》《康有为思想研究》等、文集《宪政与民主》《迹园文存》，此外还有单篇论文书评；及门弟子汪荣祖教授编为《萧公权全集》九册，由联经出版公司刊行。

抗战期间，萧公权曾入川回家，继母将父亲的遗物、一枚图章交给他，告诉他说：“你父亲早年也有出国留学的意思，为环境所限，不能成行。他自己刻了一枚‘万里寄踪’四个字的小石章来表示他的志愿。你能够到美国去求学，可以说完成了你父亲自己未遂的志愿。他如果在世，看见你回家来，一定会十分欢喜。这枚图章我保藏了多年，现在可以交给你了。”萧公权少时赴美留学，辗转中美两地，后来寄居美国30年，踪迹遍及太平洋东西两岸。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因时代原因，他虽然只是众数之一，却也可奉为样板，展示了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奔走布道的壮丽一生。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