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澹泊敬诚的问学之道（上）

文｜王 彬

温儒敏：澹泊敬诚的问学之道（上）

文｜王 彬

北京，圆明园附近一个小区，温儒敏教授的书房。书架上摆着一块小的牌匾，上书“澹泊敬诚”四个遒劲的大字。温老师说：“那是我多年前在承德避暑山庄买来的，一看就心生欢喜，不时观摩玩味，也当作自己治学的精神督导吧——做学术不能太功利，要淡泊一点，多些尊崇和敬畏。”

“澹泊敬诚”，也许可以用来概括温儒敏的学术人生。

先看看温儒敏的经历：1964年广东紫金中学毕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期间经历了“文革”；1970年毕业，分配到广东韶关地委当秘书，曾长期在农村工作和劳动。他不属于毛泽东所说的“三门干部”，青少年动荡而艰难的生活，以及大学毕业后基层工作的经历，对温儒敏后来的治学是有潜在影响的。转向学术的契机出现在1978年，温儒敏通过了“文革”后第一次研究生考试，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学者王瑶读硕士和博士。从1981年起，温儒敏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直到2011年退休，刚好30年。他实际上是退而不休，仍然担任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同时又受聘为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这也是个显要的职务，至今国内大学的文科也极少有“一级教授”的头衔。温儒敏还担任过许多学术要职：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北大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席，兼任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部编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国家级高校教学名师……这众多的职务和称誉，拿出任何一个都会被人们视为“牛人”。但温儒敏却一点儿也不“牛”，他低调做人，务实行事，努力践行“澹泊敬诚”。在温儒敏这里，学问与人生融为了一体，不是“两张皮”。

家世与少年时期

1946年，温儒敏出生于广东省紫金县中坝乡乐平村。紫金是粤东的一块贫瘠之地，多山岭、丘陵。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资源短缺，紫金的经济发展至今仍然缓慢。这里是所谓的“纯客住县”，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客家人，民风淳朴，讲求气骨观念，推崇文墨体面，即使贫穷，也总要让子弟读书传家。据说温儒敏的远祖是从山西、福建辗转迁移过来的。温儒敏在北京住了数十年，讲话还带有客家口音，不过他似乎有些“自豪”，说保留有“中原音韵”。

温儒敏没有见过祖父温恩荣，但打小就听说祖父出身贫寒，家徒四壁，当过“崇真会教士”，属于级别较低的乡村牧师。祖父膝下有三子一女，小儿子温鹏飞（望生）是温儒敏的父亲。因为家里穷，温鹏飞十六七岁就外出漂泊谋生，在香港东华医院当学徒，多年苦练，掌握了一些医术，后来回到紫金龙窝圩开设西医诊所，是当地最早的西医之一。他聪明好学，医术不错，待人和善，还能写一手漂亮的字，在龙窝一带颇有名气。晚年“下放”到一家铁锅厂当厂医，独自一人用煤油炉做饭。温儒敏出生在老家中坝，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龙窝圩度过的。家里算是小康，但他从小就目睹了中国底层民众生活之艰辛。

温儒敏的兄弟姐妹多，加上表兄表姐，十几个孩子经常在一起聚会玩耍，家里也不太管束，童年是热闹而快乐的。上小学后，温儒敏是十足的“淘气包”，捉迷藏、看把戏、爬山、远足、游戏打仗，常常玩得昏天黑地，甚至旷课缺席。他心性好奇，常异想天开，搞个小的发明探索。比如用棉线和纸盒制作“电话”，从一楼到三楼闹着玩（那时电话还是个稀罕物件）；把闹钟拆了看个究竟；自己动手做矿石收音机，等等。他的个性和爱好无拘无束地发展，功课却受到影响，成绩不好，小学毕业考试居然没有及格（虽然那时没有小升初考试），父亲决定让他休学一年，再上初中。而上了中学的温儒敏令人惊奇地发生了“突变”，学习变得自觉起来，而且有了目标，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作家。这是受到了上中学的哥哥姐姐的影响，哥哥姐姐那时都在县城读高中，喜欢文学，温儒敏最高兴的事就是他们回家时会带来文学课本和书籍。温儒敏后来还记得，1956年的高中语文教材分为语言和文学两本，文学编得很厚，中外作品都有，读了真是大开眼界。文学的魔力让淘气的温儒敏变得安静，从此爱上了读书，甚至开始模仿写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温儒敏被老师推选为当地一家专区报纸的小通讯员，这让年少的温儒敏颇感意外，兴奋得差点儿跳起来。他知道自己并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但可能是因为平时喜欢写点儿山歌、街头剧什么的，老师就想到了他，给他安排点儿“重要任务”，鼓励一下。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这让温儒敏更加爱上文学，爱上写作。他甚至模仿过艾青、裴多菲写诗，还给自己起了笔名叫“艾琳”。

温儒敏写作的热情被点燃了，并一发而不可收。他利用课余时间创作了许多诗歌和曲艺作品，其中不少发表在报纸和一些少年期刊上，他甚至还利用一个假期的时间，创作出一篇中篇小说《悠扬的笛声》，写大革命时期老区的革命斗争。这篇粗糙、稚嫩的仿作，连温儒敏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它却凝结着一个懵懂少年的文学梦。

1961年，温儒敏升入县城紫金中学高中部。因为离家远，上学不便，他便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狭小潮湿的屋子住下。这一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吃饱饭不是容易的事。温儒敏已经15岁了，正在长身体，对一个“半大”小伙子来说，政府每个月配给的粮食怎么能够填饱肚子呢？至于荤菜，更是连半点儿味也闻不到。那时，他每天蒸一钵米饭，就着咸鱼，分早中晚三餐，每顿吃三分之一。经常是早上吃三分之一，上午课间太饿了，又回去吃掉三分之一，午餐再吃最后的三分之一，晚餐便没得吃了，只好硬挺到天亮。

那时，学校为了保证学生伙食，开展了生产自救，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养猪种菜，为了减少体力消耗，甚至连体育课也停掉了。不少学生因为饥饿或营养不良而生病，无法继续学业，而温儒敏却坚持了下来。文学梦成为支撑他的强大动力，生活虽然清苦，但他对未来的希望和理想从未动摇。他坚信，国家总会好起来，而物质生活的艰苦是对心性的磨练，能让精神变得充实。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梦，高中阶段，温儒敏更有计划、有目的地阅读了不少书籍。那时高考录取率极低，学生不会像现在这样压力大。温儒敏的阅读是自由的，涉猎的范围相当广，哲学、历史、逻辑学、修辞学、古代汉语，甚至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书他都找来读，而兴趣最大的则是中外文学名著，从但丁、莎士比亚到李白、杜甫，再到现代的鲁迅、郭沫若，他都读得饶有兴味、手不释卷，常常超额完成阅读计划。当然，他也有浮躁懈怠的时候，为了鞭策自己，他给自己写了一句“无志者常立志”，时刻提醒他要把握住自己，好好珍惜时光。高中三年的发奋苦读，使温儒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此时养成的良好阅读习惯让他的大学没有因为时代原因而荒废。

后来温儒敏常说：“中小学语文课的牛鼻子是激发读书兴趣，让孩子养成好读书的生活方式，这是为一生打底子。”他说的便是自己的深切体会。

从大学生到基层干部

1964年，温儒敏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初到北京的他完全是个“乡巴佬”，连看到电车都会惊奇。天凉了，这个南方孩子领到了政府补助的一条棉裤，还有每个月9块钱的助学金。那时，温儒敏有个姐姐在部队文工团，每月再给他15元，基本生活费就解决了。多年后，温儒敏还常说起那条棉裤和9块钱的事，他说，是人民供养自己读完大学的，不能忘本。在班上，温儒敏的学习基础不是最好的，但他有志向，发奋学习。有一次上写作课，老师把温儒敏的文章抄在黑板上，作为有问题的例证来分析，温儒敏简直无地自容，但这反而促使他下决心好好学习。后来，他的一篇文学评论发表在了《光明日报》上。当他到食堂吃饭，听到学校广播台播送这篇文章时，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温儒敏后来回忆说，那时的大学课程受到时代的影响，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有些基础课如古代汉语，却让自己受益匪浅。每次古代汉语课都要背诵古文，他因此积累了一些底子。温儒敏很注重书面语的简洁，这种语感与认真学过古汉语是有关的。

可惜到大二时，“文革”爆发了。温儒敏也做过红卫兵，当过“人大三红”小报的主笔，但他很快厌倦了那种狂乱的氛围，当起了“逍遥派”，在读书中寻得内心的平静。他说：“历史是有缝隙的，有心总能寻到。”

1968年到1969年，温儒敏到天安门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参与制作“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安源”的展览（“安展”），负责文稿撰写工作。那也是一段读书的好时光，正如他自己所言，是“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古今中外文史政经无所不包。许多内部发行的作品，他都想方设法弄到手来看，其中既有《二十四史》《中国哲学史》《论语》《孟子》《左传》《红楼梦》《世说新语》等古代经典，也有大量翻译过来的西方作品，如《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三帝国的灭亡》《多雪的冬天》《拿破仑传》等，甚至连艰深晦涩的政治经济学他也不放过。他对马恩经典的系统阅读正始于此，将马恩四卷集通读过几遍。在那个躁动的年代，“忙里偷闲”的阅读为温儒敏开启了一扇窗户，他的精力和能量并没有因为运动的席卷而耗尽，而是遨游在书本的海洋中，蓄积待发。在“安展”的两年，等于又上学两年，这是他愉快的时光。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他认识了当讲解员的女孩王文英，当时王文英还是北京女子二中的高中生，是一个聪慧端庄的姑娘。后来，她成了温儒敏的妻子。

1969年，大学毕业的温儒敏未能如期走上工作岗位，由于“备战备荒”和清理阶级队伍，分配工作一直拖到1970年夏天。温儒敏被分配到粤北的韶关地委办公室，担任秘书一职，一待就是八年。这八年，温儒敏跑遍了韶关十多个县的山山水水，还在英德蹲点半年多，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催耕催种，犁地插秧，相当于做生产队长。这段经历让温儒敏对中国农村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体验，也磨掉了不切实际的书生气。他开始意识到批评、写文章往往比做实事容易，而社会改造要比纸上谈兵复杂得多，知识分子在面对现实时所构想的“乌托邦”，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多是行不通的。韶关八年虽然使他暂时远离学术，但也是在调整思路、积累经验与感觉，对于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类似的“积累”是非常切要的。

温儒敏在韶关地委受到重用，在仕途上会有不错的发展。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官场这块“地”却并不适合他“扎根”，他不想从政，不喜欢交际应酬，渴望安静的读书生活。

1977年10月，温儒敏在广播中听到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和研究生制度的消息，心中犹如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泛起层层涟漪，沉积在心底多年的文学梦重新被唤起了。他意识到，这是改变命运的一个绝好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于是，他决定报考北京大学研究生。妻子是北京人，也希望返京，便极力支持他考研。温儒敏虽只有个把月的复习准备时间，但他的人生篇章却就此改写了。

北大研究生生活

“人生的路可能很长，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在年轻的时候。也许就那几步，改变或确定了你的生活轨道。” 这是多年后温儒敏回忆研究生生活时的感慨。

1978年秋，温儒敏考入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做了著名学者王瑶的学生。他坦言，做北大研究生的三年是他一生中“最要紧、最值得回味的三年”。事实上，温儒敏被北大录取的过程颇有些“惊险”，如果不是有幸遇到“伯乐”，恐怕他就要与这宝贵的学习机会擦肩而过了。

那是“文革”后首次招考研究生，报考现代文学专业的有800多人，规定参加复试的名额是11人，而温儒敏笔试的成绩排在第15名，按理说 “没戏”了。但北大居然还让他参加复试，他努把劲儿就考到了前6名。后来才知道，容许他破格复试是因为导师王瑶和严家炎在考前收到了他“投石问路”的信，其中附有两篇评论鲁迅和刘心武的文章。导师认为其他入围的考生几乎都是当中学老师的，多少还有时间接触文学，而温儒敏在基层机关工作，能腾出手来写评论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网开一面”，特别给予考虑。温儒敏后来说：“这就是北大，不拘一格降人才。”

1978年10月9日，温儒敏来到北大，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主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同一年被录取的还有钱理群、吴福辉、赵园、凌宇、陈山等，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

此时温儒敏已过而立之年，时间的紧迫和对学术的追求，促使他发奋读书。每天早晨在食堂吃过馒头、玉米糊，他就去图书馆，常常在图书馆里一待就是一天。被推选为研究生班班长的温儒敏，不时帮大家从图书馆借书，一借就是几十本，甚至有些库本都借来了，大家轮着看。看完就一起讨论，展开思想交锋，有时这种辩论还会从课堂研讨延伸成为宿舍“卧谈”。

温儒敏著《书香五院:北大中文系叙录》书影

温儒敏采用细读和浏览结合的办法，每天的阅读量很大。三年下来，他读了上千种书，而此时的读书已不同于大学时代的“杂览”，是有明确目的的阅读，旨在“感受文学史氛围”。

那时不像现在实行学分制，规定选修的课不多，主要是自己读书，隔段时间写个读书报告。导师一两个月会找学生开讨论会，由某个人围绕某一专题主讲自己读书和思考的心得，大家展开议论，最后由导师从研究方法上总结和引导。这种几近于“放养”式的培养方式，恰恰给温儒敏他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开阔空间，便于他们各自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为了夯实研究基础、打开思路，温儒敏还选修过现代文学之外的各种课程，包括吴组缃的红楼梦研究、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甚至还旁听过历史系的课。他一开始就注意超越学科壁垒，不拘泥于现代文学这个领域，这对他后来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帮助的。

在导师的指导下，温儒敏很注重对自己实行严格的学术训练，掌握文学史研究必须具备的文学与历史的眼光。他的方法是从最基本的作家论开始，通过阅读作品、搜集史料，深入了解研究对象，聚焦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现象”，给予历史的、文学的理论解释。温儒敏在研究生期间的第一个课题是研究郁达夫，当时郁达夫是比较复杂的作家，研究的论作比较少，甚至有一些作品还不清楚，研究是有难度的。温儒敏必须首先广泛搜集郁达夫的作品，以及有关的评论资料，工作量极大。他翻阅了大量史料，编撰出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并通过分析论证，写成论文《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发表在刚创办不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虽然这是温儒敏的学术“首秀”，但文章是从创作实际出发考察作家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写得十分老练，对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病态描写以及自叙传形式的分析深入透辟，是当年作家作品研究的代表性论作。完成于1981年的研究生论文《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是温儒敏的又一篇重要论作。该文选择了当时人们谈论不多、却对鲁迅影响甚大的日本理论家厨川白村作为研究对象，比较清晰地梳理了鲁迅文论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被誉为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殷实之作。讲究文学史料的分析、注重历史和文学眼光的配合，这种风格在温儒敏最初的论作中已初露端倪。

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

1981年夏，温儒敏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他教过外系现代文学史课程，担任中南海学校的课程，还做过1983级文学班的班主任。他和同学们“混”得很熟，这个班后来出了一批杰出的校友，他很为之自豪。初留校那几年，在教学之余，温儒敏陆续发表了《试论〈怀旧〉》 《略论郁达夫的散文》 《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 《〈朝花夕拾〉风格论》 《欧洲现实主义的传入与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 等论文，逐渐取得了在学科领域的“发言权”。

80年代初，温儒敏曾经涉足比较文学领域，在季羡林、杨周翰、乐黛云等著名学者的带领下，参与组建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会，这是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机构。他还和张龙溪联手编过《比较文学论文集》《中西比较文学论集》，翻译过美籍理论家叶维廉的比较文学论文，这些工作对于推动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建设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那时，温儒敏一家三口挤住在10平米的集体宿舍，屋里摆不下书桌，做饭只能在楼道，经常为借人家的煤气本犯愁，生活很艰难。1983年，温儒敏得到了一个奖学金名额，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他也曾想过去广东发展，生活条件会比在北大好得多，但最终他没有离开北大。他说，早上起来呼吸到校园里那自由的空气，就舍不得离开了。于是，他在北大一待就是几十年。多年后温儒敏说，人生有些关键时刻，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当年要是离开北大，去了美国或者南方，也许就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1984年，温儒敏又作了一个决定——考取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研究生，继续跟随王瑶先生学习。能成为王瑶先生的两届入室弟子，温儒敏一直视为“人生的福气”。他学习很刻苦，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时，家里房子小，挤不开，每晚只能到五院办公室用功。“夜深了，窗外皓月当空，树影婆娑，附近果园不时传来几声鸟叫虫鸣，整个五院就我一人在面壁苦读，是那样寂寞而又不无充实。”温儒敏选择的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博士论文题目——《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当时“现实主义”已经被人们“谈腻”了，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话题，温儒敏却靠着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发现了现实主义存在着被“丑化”“异化”“泛化”的问题。在西方理论“满天飞”的时候，他静下心来做这个比较“笨”，却又非常厚重、切要的题目，把这看作是为文学史研究“清理地基”的工作。博士论文的材料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写起来很顺利，只用了大半年时间，就拉出了初稿，然后反复检讨、修整，几次来回“折腾”。温儒敏总结说，论文要讲究气势，有了基本立论和论述的轮廓，就要一气呵成，有了初稿才好打磨完善。这部论文就是“一气呵成”的，第一次完整地勾勒出新文学三十年中，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发生、发展、流变的轨迹。1987年，温儒敏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并得到较高的评价，第二年正式出版。这是第一本系统研究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专著，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写作风格，尤其是新颖的比较文学视野，受到学界的关注与好评，1990年获得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书籍一等奖。这一时期温儒敏还发表了几篇作品细读的论文，如《〈围城〉的三层意蕴》《〈肥皂〉的精神分析读解》《成仿吾的文学批评》 《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说”评议》 《周作人的散文理论与批评》 《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观点比较新颖，引用率很高。

这里还要专门提到的是温儒敏和钱理群、吴福辉、王超冰合作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这部影响巨大的学术性教材，其编写、出版和修订多少带了点儿“传奇”色彩。1982年，在电大、函授大学最“火”的时候，《陕西教育》邀请王瑶先生编一部现代文学史，作为成人进修的教材。王瑶先生接受了邀请，但把任务转交给了他的几个研究生，也是希望给学生一个“锻炼”机会。于是，温儒敏就和钱理群、吴福辉，还有王超冰接受了编写任务。大家是分工写作的，温儒敏分到的是三个十年中每一段的文学思潮与发展概况，还有散文部分，以及老舍、巴金等多位重点作家，大约十多万字。稿子完成后，先是在《陕西教育》连载，从1983年10月，连载到1984年年底。当时他们都是初出茅庐，总想超越一般教材的写法，放手往“深”和“新”处写，使教材带有专著性质，但又较有生气，容易受到欢迎。刊物连载后，他们又作了许多修改，希望北大出版社能出版，但因为他们当时还是讲师，资历浅，便被退稿了。于是，他们转投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未想到竟印刷数次，得到出乎意料的好评。1997年，温儒敏就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大力推进教材出版，就把上海出的《三十年》的版权拿回了北大出版社。他们几人在香山住了个把星期，认真讨论修改的框架，然后分头写作。经过几乎是“重写”的修订，1998年，全新的北大版《三十年》面世。该书陆续被推举为“九五”“十一五”重点教材，还获得了业内看好的“王瑶学术奖”。2016年9月，这本书第二次修订，又作了不小的修改。至此，《三十年》已经印刷50多次，印数达130万册。温儒敏后来回忆说，最初写这本书时，思想解放刚刚启动，现代文学研究非常活跃，但基础性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很多史料都要重新去寻找、核实和梳理，论述的观点也需要拿捏，许多章节等于是写一篇论文，费力不小，但也等于是把整个现代文学史认真地“过”了一遍，对他们后来的研究开展有莫大的帮助。

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书影

1988年冬，温儒敏一家住进了未名湖北畔的镜春园82号，那里是原燕京大学教授宿舍，一个老式的小四合院。这一年他42岁，终于熬到了一个“有厕所的家”。在这个院落里，他一住就是13年。天道酬勤，厚积薄发，经过十多年的积累，温儒敏的学术爆发期到来了。博士毕业后的十年间，他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1993年，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问世，标志着温儒敏的学术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书以点带面，选取了14位有代表性的批评家，通过对其批评理论及批评个性的展现，及其所代表的不同批评倾向对文学运动、文学活动的影响，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轮廓，考察不同派系的批评之间的冲突、互补与制衡关系。在评价不同批评流派的历史地位时，温儒敏首次提出“合力”说，即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是各种批评流派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多元竞存互补的格局中不应当简单否定某一部分制衡的力，不能以肯定主流、贬抑支流、否定逆流的方式对现代文学批评的认识简单化。这种方法论的自觉对文学史研究有启示意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字数不多，却写得很殷实，出版后被誉为“一部垦拓性的专著”，“大大提高了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学术水准”。该书获得了全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其中一些章节如《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等，被当作主要论作选进一些版本中，引用率很高。温儒敏说，当初住在未名湖北畔的镜春园82号，每晚都写到深夜，这本书的确是下过一些功夫的。

温儒敏后来陆续写了另外一些著作，也在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与人合作）对现当代十多位代表作家逐一作了深入讨论，回应学界的相关研究结论，从不同的角度与方法层面呈现出新的视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 （与人合作）从学科史角度梳理既有的研究，引发出许多新的问题与研究的生长点。这两种书都被各个大学中文系指定为考研复习参考用书。稍后出版的还有《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 （与人合作）一书，指出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学传统，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和审美方式，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发展的规范性力量，必须重视研究这个“小传统”。近些年，许多关于文化转型与困扰的讨论，包括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传统的问题。这种研究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当下的“发言”，其重要性在于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发掘、认识与阐释，参与价值重建。

(待续)

责任编辑／崔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