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莱维
1933年,纳粹统治的头三个月,见证了德国音乐生活中最激烈的变化。几周内,一大批显要的音乐家被新政权批为“在政治上和種族上无法接受的”,他们失去了工作,被迫离国。
这样令人不安的事件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在特别容易成为纳粹宣传目标的人心中产生了恐惧感。但尽管如此,当局还是无法只将政治宣示作为驱逐此类人群的最有效办法。
在这一动荡而不确定的时期,新政权需要安抚群众,说这样的行动不会完全破坏国家的音乐体系。相反,纳粹辩称,把一些人除掉,是走向重建日耳曼民族国家自豪感的许多必需步骤之一。然而,为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有一点很重要,即要以建设性的话语把当局表现为德国文化遗产的真正保护者。在这样的音乐氛围中,当局承诺要团结的德国大师就是一群被操纵的精英作曲家,可以被呈现为纳粹意识形态的重要先行者。
不可避免地,用纳粹意识形态来包纳这些作曲家具有多少说服力,是因人而异的。在19世纪人物中,瓦格纳被宣扬为其世界观最为接近地预言了纳粹世界观的作曲家。相似地,安东·布鲁克纳被塑造为一个可信的纳粹偶像。和瓦格纳一样,这个过程中,希特勒对这位作曲家极为强烈的个人认同显然是因素之一。其生平也是部分原因,例如,布鲁克纳对瓦格纳的高度景仰,他单纯的农民背景,以及人所共知的观点——他的作品在被犹太人占领的报界惨遭挞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