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烙印与亡者的告白

2017-04-27 20:35韩之琳
新教育时代·教师版 2016年47期
关键词:龙之介芥川基督教

(北京市十一学校,北京,100086)

日本大正到昭和年间,文学界人才辈出。其中芥川、太宰和三岛三人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芥川被称为大正时期的代表作家,他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我的小说多少也是我的体验的告白。”三位同时代作家都以自杀来结束生命,其作品、性格之间有什么联系?是民族精神还是个人性格所致?文学个性如何在作品中得以体现?他们究竟为什么会选择自杀这条道路?我们将以芥川为典型探寻这其中不为人知的奥义。

1927年7月24日, 35岁的龙之介在自家寓所服用致死量的安眠药自杀,枕边搁置有圣经、遗书与遗稿。他的死带给日本社会极大冲击,尤以文坛人士更是惋惜一个天才的早逝,1935年芥川龙之介自杀去世八年后,他的毕生好友菊池宽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新人奖“芥川赏”,现已成为日本最重要文学奖之一,与“直木赏”齐名。

芥川1917年刊行第一个作品集,名为《罗生门》。芥川具有机智、讽刺、谐虐的行文特点,文章读后却常常给人一种悲哀的感觉。笑的假面之下仿佛有一张阴翳而忧郁的真面目。

芥川尊敬的作家佐藤春夫说:“人们大都被他的飒爽风貌和绚烂才华所眩惑,没发现深处秘藏的东西。他的真面目是深深悲哀的人,这种人品构成他文学的根底。把那悲哀巧妙地包装或变形而诉诸笔端的努力不就是芥川文学吗?”当代评论家江藤淳也说:“重读芥川作品所痛感的是隐藏在高雅文章背后的黑暗空洞之重。”

芥川文学的主题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对人性中“恶”的暴露、揶揄和鞭挞。二是对人生幻灭感亦即厌世主义倾向所导致的对艺术的执着与痴迷。后一点在《戏作三昧》中初露端倪,在《地狱变》中一发而不可收拾,被称作是“对作者本人所信奉的艺术至上主义惊心动魄的诠释”。

时人把芥川的死亡看作是他的“又一力作”。可以说,是芥川这场早有预谋的自杀最终完成的芥川文学,使芥川文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而芥川是为何会预谋自杀呢?这还要从他所处的时代说起。

一、日本武士道与芥川文学——对生命的蔑视

在很多著作中,人们分析日本作家死因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著名的武士道文化。切腹自杀的武士道文化被认为是日本作家自杀的重要因素。在《武士道与日本近现代文学——以乃木希典和宫本武藏为中心》一书的绪论中简要略述了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道发展对文学的影响。明治维新后,武士阶级消失,然而武士道却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去。大量描写武士生活的作品相继问世,有的作家表示出了对武士道的留恋,也有部分作家表示出了对武士道的批判态度。

《手帕》即是芥川对于武士道讨论的一个重要作品,男主人公是以新渡戶稻造为原型,芥川对《手帕》中所描写的男主人公长谷川谨造也即是现实生活中新渡户稻造所欣赏的“发挥足以同最刚强而且最勇敢的男子相媲美的刚强不屈”的女子武士道持一种讽刺的态度。他借用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的话,称这份过于扭曲的克己之道为“双重表演”。足可见芥川对过于僵化的武士道表现形式的反对,认为武士道已经不再是现代人应该古板追寻的固定思维模式。

《论芥川龙之介对武士道精神的荒诞化表现》一文中,作者认为“芥川对武士道精神不仅没有丝毫赞誉,而且对其所强调的忠君、向死都置予了怀疑与否定,作品中荒诞化的表现,折射出武士道本质的虚伪和对生命的践踏。尽管芥川尊重生命,但是,武士道精神对于生命的蔑视是影响到那一时代所有人生命当中的。

二、“物哀”思想和芥川文学

“物哀”是一种从空寂的心境中孕育出的悲剧之美、哀愁之美,亦是一种对生命须臾,岁月无常产生的悲观之情。这是组成日本传统文化核心的要素,也是日本文学的特色所在。

“物哀”思想在芥川的创作中更多地表现为“刹那间的感动”,既对虚幻迷离的转瞬即逝的光辉的憧憬,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于“刹那间的感动”,他认为“拥有美丽的瞬间的事物,也就具有无限的生命”。这一点在《地狱变》中面对女儿烧死而显示出冷静甚至愉悦表情的画家良秀得到了体现。

类似于自传的《一个傻子的一生》中写道:“他环顾人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但是,唯有这紫色的火花——这在空中凌厉爆发的火花,哪怕用生命也想换取。”也足以看出芥川对于“刹那间感动”的至高追求。这一点中,他表现出了一种对死亡的超越的精神。

三、基督教与芥川——以命相争的信念

芥川一生是个无神论者,然而在晚年却痴迷于基督教。他自幼接触基督教,受后来成为著名教学者的室贺文武及信仰信仰基督教的好友恒藤恭的影响,同时出于艺术的爱好,他对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芥川一生中创作的基督教作品广义上有十九篇。而关于芥川和基督教的研究中,佐古纯一郎《芥川龙之介的艺术命运》把芥川一生与基督教的关系分为“异国情趣”“殉教美学”“对基督的召唤”三个阶段来论述,已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定论。

芥川曾在菊池宽著《心灵的王国》跋文中:“道德当然是要嬗变的。今天我们以生命为代价争夺的,明天或许就变成不屑一顾的泥土。但以命相争本身,则正是值得我们敬仰的。”由此可见,殉教者的虔诚与对死亡的无惧成为芥川关注的重点。

“与其说是接近于所有人类,莫如说芥川本人对耶稣基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芥川做出自杀计划以来,他的心情开始转向一种类似宗教狂热者的迷醉,只是这种迷醉不是对宗教的迷信,而是对于艺术、死亡等具有永恒意义问题的追求和探索,是纯粹的,抛开外界干扰,抛开功利思想杂质的、濒临死亡的纯净的思考。”

芥川对诗的执着即是对美的执着和艺术的执着。耶稣基督最终殉教的行为一部分也可以算作是“自杀”。排除包裹在耶稣周围的神秘气氛,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愿出逃、坚持自己思想的无所畏惧、充满痛苦的超越精神。

这种精神,也恰好给“对未来迷茫不安”的芥川指明了一种道路。

四、“未来是茫然不安的”——为了艺术之美

日本大正天皇在位时期(即1912至1926)是相对稳定却又极为短暂的时期。这时期的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领域,文学上的名家也层出不穷,是明治维新之后前所未有的盛世。然而在这之后的昭和时代,却开始了对中国大规模侵略,参加二战并获得惨败,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敏感的芥川在大正时就预感到一个变革的新时代的到来,并称之为“对未来的隐隐不安”。他“攻击现代的社会制度”,却又“害怕他们所蔑视的社会”。

历史转折时期,虽然在对“时代不安”这一点上与芥川相似,而芥川的友人菊池宽没有采取自尽的方式,而是走上了与无产阶级运动对抗乃至最后走上支持军国主义的道路。

因此推广之大正年间的几位知名作家来看,转折时期的“茫然不安”是众多作家的共同认识,而他们的结局:“芥川龙之介在肉体生命上的完结,久米正雄在文学上的完结,菊池宽在政治生命上的完结,都是由于他们终究是在既存社会结构内……最终企图在妥协的局限之中来实践他们的人生意义和文学主张所造成的。” 因此芥川自杀的行为被视为消极的自我保护的行为。

可见李长声先生 “因为他自杀了因此成为大正文坛代表”的回答,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芥川之死具有大正年间一干作家的代表性,被称作是“大正文学命运的象征”。

并且芥川的自杀也被称作是真正意义上芥川文学的完成。《续野人生计事》中,芥川谈到:“唯有无意识的艺术冲斗,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也能意外地出现最后的飞跃”。芥川临终前创作的一系列解剖自己、时代、人性的作品,从人性道德观察上升到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

动荡的年代给人的无望和消极,和未来的茫茫不安,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不可消除,作家在这种迷茫中不得解脱、无法突破。

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他们用生命来追求那些。

这让死亡变得也微不足道。

作者简介:韩之琳(1999.01-),女,汉族,北京市十一学校,北京市人,研究方向:时代的烙印与亡者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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