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开启城市改革历程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工作的重点逐渐由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转向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环节的城市改革。但城市改革远比农村改革复杂，不仅涉及到社会化程度极高的大中型企业，更有高度依赖城市基础设施、流通体系、市场要素、科技研发、生活服务、制度文化等多方面的服务功能和综合环境。随着企业改革试点面的扩大及其内涵的逐步深化，城市综合体制改革的试点也就顺理成章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为取得城市改革的经验，国家体改委于1981年10月和1982年3月，分别选择了湖北省的沙市和江苏省的常州两个中等城市作为我国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两市的规模较小，经济关系较为简单，其改革既缺乏代表性和影响力，也无法解决城市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等。为此，中央考虑在一些大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工作。

水到渠成

1982年下半年，在国家体改委的支持下，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率领一批专家学者来到重庆，对这一地区进行广泛、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并于1982年11月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试点的几点建议》。

建议通过对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七八个大城市的比较研究，得出了试点的城市选择重庆“更具代表性，试点的条件也更好”的结论。其理由主要有几点：一、重庆在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二、重庆是一个门类齐全、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重要工业城市；三、重庆是条条块块关系很复杂的一个城市；四、重庆是我国生产常规武器的主要基地；五、重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改革最早、改革领域最为广泛，并且坚持最好的城市之一。建议还指出：“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群众基础。经过三年多的改革实践，领导和群众对改革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积极性比较高，也有了一支初具改革经验的干部队伍。领导和干部对改革的情况明，决心大，只要中央和省把试点的原则确定下来，他们是有能力在实践中闯出一条新路的。”

与此同时，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也于1983年1月10日以“渝委〔1983〕2号”文件向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上报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并请省委、省政府将此意见转呈党中央、国务院。

意见首先阐明了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必要性：“大家认为，重庆在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方有密切的经济联系，是与海外进行经济往来的内河口岸。解放以后，重庆的经济实力和交通条件比之过去有了巨大发展，1980年又重新辟为外贸港口。但由于长期实行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划管理经济的体制，重庆的经济中心作用被大大削弱了。”

意见提出了此次改革试点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充分发挥重庆的经济和地理优势，打破现行的行政区划，打通重庆对海外的直接经济联系，加强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逐步形成以重庆为依托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内外贸易、科学技术、金融事业等综合发展的开放型的经济区。”

除此之外，意见还提出了试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共有8个方面：一、根据《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精神，改革城乡分割、条块分割、领导多头的管理体制，实行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结合、条块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二、在不改变省辖市的行政关系的条件下，给市以相当于省的经济管理权力，由市直接承担完成国家计划和上缴财政任务的责任；三、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国家对市实行计划单列，由市负责计划的综合平衡，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积极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四、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统筹安排全民、集体、合营个体经济，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五、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則和经济合理的要求，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六、打破地区、部门、城乡的分割状态，在重庆建立商业、物资中心，按经济合理流向组织商品流通，做到货畅其流；七、全面实行利改税的体制，改善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健全经济责任制，改革工资奖励制度，克服统收统支、“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弊病；八、按照党政企合理分工的原则和以大城市为中心管理经济要求，改革行政管理机构。在近期改革的重点事项中，特别提出了要“适当扩大重庆的行政区范围”，建议重庆市除现在领导的行政区域外，“再增加永川专区的8个县和南充专区的华蓥工农区”。

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对此高度重视，随即将意见转报党中央、国务院。并于报告中“建议中央、国务院尽快批准这个报告，并派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川，帮助我们进行规划，组织实施”。

时代的呼吁，人民的需要，使得这一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很快就确定了下来。

2月8日，一份标注“秘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3〕7号”文件发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其标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随后，又说明了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重要意义：“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决策。认真搞好这个改革试点，对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以及如何组织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7号文下发的，还有1983年1月10日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上报的《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以及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给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

至此，在重庆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可谓是水到渠成，余下的只是贯彻实施了。

地市合并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1983年2月26日，中共重庆市委、永川地委以及四川省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就重庆市与永川地区合并的有关问题，举行专门会议。

会议决定：一、坚决贯彻中央的〔1983〕7号文件精神，重庆市和永川地区实行合并；二、永川地区各机关，从4月1日起一律停止办公，不再向下行文。会议同时对地市合并后市委、市政府等市级领导班子的组成，永川地区干部的任用、机构的合并、物资设备的处理、工作中的交接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

2月27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重庆市和永川地区合并中有关问题的决定》，并将上述决定通知重庆市、永川地区及省内各个方面。遵照决定精神，3月11日，中共重庆市委和永川地委联合发出了《关于重庆市和永川地区合并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地市合并后有关问题的处理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3月21日，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发文，决定成立“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驻永川工作组”，以处理原永川地委、永川行署在4月1日停止办公后应办但未办的遗留问题，及办理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4月1日，原四川省永川地区正式撤销，其所辖的永川县（最初拟建成永川市，因当时无市管市的先例，故改为永川县）、江津县、合川县、铜梁县、璧山县、大足县、荣昌县、潼南县8县一起并入重庆市，实行“以市带县”的新体制。

永川地区并入重庆，是重庆城市体制综合改革的重要一环，扩大了重庆的行政区域，增加了重庆的经济总量。至此，重庆辖区由原来的市辖9区4县，增加到市辖9区12县。即市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南桐矿区、大渡口区、双桥区和巴县、綦江县、长寿县、江北县、永川县、江津县、合川县、铜梁县、璧山县、大足县、荣昌县、潼南县，统领有81个街道办事处、121个区公所、814个乡（公社）、44个镇（其中区级镇15个，乡級镇29个）；重庆的幅员面积由1978年的9848.43平方公里增至23174.6平方公里，增加了一倍还多，总人口则由6144902人增加到13534219人，也增加了一倍有余。

直到1997年重庆直辖前，重庆市下属的区、县行政区域，保持了基本的稳定，但各区县内部、区县与区县之间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部分县的撤县建市、撤县建区等，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