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的天空

詹文格

一

喜欢穿军装的伯父走了，他走的那天细雨纷纷。

伯父是一个钢铁般硬朗沉默的人，下葬那天送行者寥寥，他的沉默从始至终，毫无改更。一个不愿惊扰他者的人，同样也不希望别人打扰自己，他以默默无闻的方式走完了平淡无奇的一生。透过如烟的雨丝，我作为侄儿，以一个学生的目光审视伯父的人生，漫漶的思绪，寒凉的底色，不由生出一种世道沧桑的感觉来。

那一年伯父以退伍军人的身份，走进简陋的校园，做起了山乡孩子王。民办教师要兼顾多种角色，清晨他挑粪下地，垦荒耕田，做完一个早工，汗流浃背的伯父小跑着赶往学校，七点四十五准时敲响预备铃，八点钟拿起课本，走进教室。多少年如一日，他白天教书，早晚种地，脚沾泥土，一年到头没有过清闲。

青年时期的伯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崇拜英雄，所以他主动报名参军。当时福建是战争前线，伯父却在厦门驻地当了几年饲养员，后来通过努力成为了兽医。虽然在部队年年获评先进，可是直至退伍也没机会让他建功立业，成为英雄。

那個时候山村连初中生也不多，高中生更是凤毛麟角。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使这个优秀的农家子弟肚里颇有些墨水。他见多识广，能文能武，极受孩子们尊敬和喜爱。

第一次走上讲台，伯父穿着一身军装，也许是条件反射，他竟然来了一个立正稍习，“啪”的一声，给孩子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望着一片清水般的眸子，伯父感觉自己的身心一下变得圣洁起来。上语文课，他字正腔圆，有板有眼；算术课他算盘打得溜溜转。当时找不到正规的语文课本，到处都在大喊打倒“封资修”，虽然他心里有想法，但行动上没办法，他不敢自编教材，那样风险太大，连唐诗宋词也不能随便吟咏。伯父感到无所适从，为让学生掌握一点常识，他只能选取一些领袖语录，《红旗》杂志的社论，或《人民日报》刊登的通讯作为教材。

山村通文脉的人少，伯父除了教书之外，还义务担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辅导员，负有“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宣传群众”的重任。擅长吹拉弹唱的伯父，很快成为文艺骨干，学生中模样周正，有些音乐细胞的都被吸纳进去。由他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通俗易懂，一个接一个搬上舞台。当时山河一片红，传统和现代文艺，甚至民间艺术一概禁演，学校的革命宣传队虽然没有专业剧团的实力，但也给沉闷的乡村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欢乐。唱腔没有门派，伴奏缺少笙歌管弦，但每一首曲目都生动活泼，充满乡土气息，飘荡着田野清风。《选良种》《人勤春来早》《老劳模》，从形式到内容都不乏新意，这种质朴的演出淡化了当时假大空的教条主义。随着宣传队规模扩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等红极一时的革命样板，作为政治任务被轮番演绎。虽然不是原创，只是依葫芦画瓢，模仿演唱，但一招一式还是有模有样。在大队部、生产队打谷场上摆开阵式，把戏送到田边地头，让社员们放下犁耙，盘起泥腿，席地而坐。物质与精神双重贫乏的年代，男女老少眉开眼笑，围着临时搭起的戏台，品头评足，像过节一样热闹。

二

时光匆匆，一晃就到1980年，人渐中年的伯父有了白发和皱纹。随着一批一批学生的毕业，民办教师的竞争日趋激烈，通过公开考试，各个乡村都充实了一批新老师，有不少高中生因高考落榜，又不愿成为“泥一脚，水一脚”的庄稼汉，于是民办老师就成为他们的首选，成为心中最体面的职业，于是伯父早年教过的学生也加入到民师的行列，与伯父一起教师育人，甚至成为一条道上的竞争者。

伯父在村小教了十五年之后，调到了湘鄂赣边界最偏远的一个山寨小学。当时祖父劝他放弃教书，农村包干到户后激发了农民前所未有的活力。可是伯父不愿放下教鞭，教师这一职业让他感到了自豪，尽管那时候物质还很贫乏，但他在一天劳累之后，认真备课，细心批改学生作业，义务辅导学生功课，点滴之间都有成就。

伯母虽然不能识字，但她敬畏知识，尊敬文化，从不低看伯父。她的性格属于泼辣女人，吃苦耐劳远近闻名。1982年，我们村里实行大包干，在伯母的要求下，伯父家承包了二十多亩水田，十几亩旱地。伯母像其他村民一样，实在太渴望发家致富了。通过辛勤劳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同时伯母肩上的担子也变得更加沉重起来。根据需要，伯父调往偏远山乡，距家很远，只能周末赶回来干些农活，大部分担子都落到伯母肩上。每年夏秋农忙时节，天未亮眼伯母就下地干活，干一阵才回家生火做饭，晚上收工回来，人家已经吃过晚饭在门口乘凉歇伏，伯母却有一堆的家务事等着他忙碌。好不容易等到暑假，伯父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他与伯母一起下地，一起收工，直至周一早上才踩着露水，匆匆赶往学校，他做出最大的努力，想尽量给伯母多分担一点，但他更放不下的是学生。

伯父知道一心不能二用，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教学上，家里大部分农活都靠伯母一人去干。伯母不说自己辛苦，却总是念叨伯父，说他这半辈子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累！事实上，伯父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他既顾家恋家，又爱校爱生，他深爱着那三尺讲台，又遵循着孝道亲情。为平衡二者的关系，他倍受煎熬。

包产到户之后，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堂哥堂妹上学，都靠那二十几亩土地来维持。对一于四口之家来说，伯父那微薄的工资只是杯水车薪，但伯母却没有看轻那份工资。1980年之后，伯父的工资每月才6元钱，后来涨到9元、12元、38元、45元、70元……一直到1994年，他的工资终于过百，有了125元。

伯父的工资虽少，但他每次装进兜里都感觉沉甸甸。进入90年代，一批一批民办教师先后转正或者卸职。随着民办教师的逐步减少，他们渴望认同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可是无论城乡，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民办教师报酬微薄，身份尴尬，让一些从教人员产生了动摇与怀疑。但伯父却安贫乐道，心无旁骛，不改初心，一如继往地深爱着教师这个职业。他愿意拿最低的工资，付出几倍的辛苦，用最好的成绩来证明内心的挚爱和激情。可是现实留存不了太多的理想和浪漫，平民家庭离不开油盐柴米、生养死葬、衣食住行。所以在一些腰包鼓起来的村民面前，伯父的自豪有时显得异常脆弱，家庭开支的捉襟见肘，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伯父就招架不住。

可就是如此不堪一击，伯父还是咬牙坚守。1993年，伯父升任南溪村小校长。在任期间，他的肩背成了一块流动的桥板，背起了数以百计的学生。南溪因溪流众多而得名，四个方向，三条河流，十几条小溪，每遇山洪暴发，木桥冲毁，过河成了上学的关卡。伯父身穿雨衣，高挽裤腿，蹚水过河，每天往来上百次，把孩子们背过河去。几年下来，寒凉的山溪水让伯父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疼痛时连路也走不了。

1996年，南溪小学因移民搬迁，生源骤减，学校被合并到邻村，一夜之间伯父失去了一切。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先后有5名老师直接转正，有2名教师考入县师范民师班，只剩他一名年龄最长的老兵成为“编外游击队”。当时一位县报记者获知新闻线索，专门进山采访核实。校长是近水楼台，有转正指标他怎么可能不要？后来通过调查走访，事实果真如此，记者非常感动，他不相信这个年代还有理想中的“遗老”。伯父为了留住人才，稳定骨干，他一次又一次把机会让给年轻教师……

三

我一直不明白伯母为何能那般忍辱负重，一如继往地支持伯父去做一位贫穷的民办教师。听说伯母也曾痛哭流涕地恳求过伯父，说咱不当老师了行不行？你回家来咱好好侍弄这几十亩地，日子也比这好过得多。伯母的话像针尖，扎得他心痛，他脸色凝重，深知伯母为这个家吃了太多苦，受了太多累。作为一家之主，本该独挡一面，但他为了家事，真的能放得下嗎？其实，吃再多苦，受再多累，伯母都毫无怨言，她都能咬牙挺住。她只是不忍看见伯父天天身心劳累，抱病工作，不忍心让他在家庭与学校的两难选择中纠结煎熬。

大概是1995年秋天，伯母仿佛铁了心不再让伯父当教师了，那年他家的脐橙大丰收，果子熟了，伯父却没时间到集去卖，他就与伯母趁着学校下午放学后的空闲，用车子拉着去邻村以物换物。一周时间，他们走了五六个村，换回了将近五千斤稻谷。这七天时间里，伯父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在果园的草屋里随便吃点饭就躺下睡了。伯母说，到后来伯父连挪动一袋稻谷的力气都没有了。每次说起这事，伯母就泪如雨下。

伯父不仅是一名好老师，他还是一位好农民，他能把握市场走势，知道什么地该种什么。八十年代初期，大伙对滩荒坡没有还没有开发利用的意识，他第一个提出栽种果树和油茶。有一年暑假，江西农业大学来了几名学生，到山村搞社会实践。他们与伯父进行了深入的接触，学生们思维活跃，略微思考就已意识到，民办教师在乡村是真正的脊梁，除了教书育人的贡献之外，一定程度上还成为农村科学种养的带头人。民办教师生活在泥土上，通过课堂内外的接触，信息的传播，无形中就培养了农民对科技知识的认同感。

伯父平时不愿轻易求人，那天他却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拿起听筒，感觉那头伯父的声音有点局促，语气里充满客气。他说我很长时间没回家哩……他每次打电话过来仿佛都只为了说这一句话，然后沉吟一会儿说，他心里挺记挂我的，说完把电话挂了。但那天他迟迟没挂电话，语调还有些吞吞吐吐。我知道他心里有话，让他有事直说。他犹豫了一会，最后才说，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本来说这批转正名单中有他的名字，可是……

放下伯父的电话，我感到一阵心酸，我们都是在伯父的教导中走出山村，考上大学，参加工作的。我知道伯父的意思是要我帮他打听一下，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是现任教育局局长。我能猜到，伯父最初知道这个消息时一定非常兴奋，他似乎在黑暗中见到了一丝光明，感觉自己转正的希望大增。

可是令伯父遗憾的是这丝光亮很快就熄灭了，希望成为泡影。伯父的言下之意是想通过我去找局长，帮他通融通融。我当时没有完全拒绝，但也没有积极回应，只是说试试看。当我了解完一些基本情况后，知道伯父转正无望了，但我又不忍把消息直接告诉他，就这样拖着。以致让伯父造成误解，在心里骂我六亲不认。

事实上不是我不愿帮助大伯，而是上面文件有硬性规定。伯父平时虽无傲气，但有一身傲骨，他非常推崇乡贤陈寅恪的人生信条“求学不图虚名，不为一纸文凭”。他几次参加学历培训都半途而废。他在职称培训班混过几天，发现大家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同事们并非来充电求知，而是为了混文凭。为人师表，如此态度，不说误人子弟，至少也是浪费光阴。培训时刚好是暑期农忙，家里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个个忙得团团转，而自己却貌似求学，坐在凉爽的空调下，喝茶抽烟，他想着就是罪过。于是他没打招呼，提着行李，扬长而去。当时的举动虽不是贪图一时痛快，但决没有想到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由于学历一直停留在高中水平，论资排辈，看重学历的教育部门，他只能位居底层。尽管他的教学成绩在全镇小学名列前茅，他教出去的学生不少考进大学、考进名校，他的教学方法也一直被人称道和效仿。但是他的低学历成为全镇倒数第一，他中断学历进修的行为，成为领导眼里不识时务的抵触者。他在学生眼里是好老师，走在乡间地头，总有一些肩扛锄头，背挑箩筐的农民停下来恭恭敬敬地喊他“老师”，此时此刻，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褒奖，那种被尊敬被认同的感觉十分受用。

虔诚敬业的伯父，最终被学历的咒语排斥在门外。伯父洁身自好，但无法独善其身，你不混文凭，别人混文凭；你讲究真才实学，别人却欺世盗名，摆弄花架子。当全镇36位民办教师拥有学历筹码，全部转正入编之后，只剩孤零零的伯父一人淘汰出局。我无法想象，一个深爱学生，倾情教育，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献给教坛的民师，当告别讲台，离开校园的那一刻，他的内心会翻腾怎样的波澜！

四

对伯父独立清高的处世态度，很多人都觉得那是虚荣，甚至嗤之以鼻。但不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伯父就这样一直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决不迫降既定的视点，从不高蹈，也不匍伏，平平淡淡的活着。他在生活中已经没有了丝毫怨怼，他宽容、隐忍、平静，充满善意的看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有人鼓动他去上访、去吵闹，可他一言不发，以师者的尊严，付之一笑。

离开讲台的伯父虽然时常沉默，但从无抱怨。为让自己心态尽量平和，他把赵朴初先生的《宽心谣》抄在墙上：“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钻牛角尖，身也舒坦，心也舒坦……”他的心境提前进入了老年，他一定意识到了在生活当中自己到底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伯父在村子里生活和劳作，吃粗茶淡菜，穿旧衣土布，但他身上那种知书达理的优越感从来没有消失。他白发苍苍，但神情矍铄，腿不弯，背不驼，给人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形象与品质，这点沉淀在骨子里的傲气与贵气，即使是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的大款也装扮不出来。

哲人说，每个人都各自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世俗的眼光中，伯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实际上伯父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殉道者，他为了热爱的事业，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把自己祭奠出去，心甘情愿去追随。人的肉体早晚都要被时间索讨着交付出去，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被天地唤回。宗教有过这样谆谆的教诲：当肉身消失的时候，灵魂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

民办教师的身影随着时光的流逝，悄然远去，最终将模糊在人们的记忆里，如烟云飘散。民办教师作为一个业已消失的群体，在汉语体系中成为特定时期的特殊词汇，在关注荣耀的现实中，没有人给民师们树碑立传。很长一段时期，在许多辞典中都找不到民办教师这个词条的注释。现在从百度百科上搜索有这样的定义：民办教师，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小学教师队伍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据《教育大辞典》记载：民办教师是指“中国中小学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教学人员。为农村普及小学教育补充师资不足的主要形式。除极少数在农村初中任教外，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小学。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由学校或当地基层组织提名，行政主管部门选择推荐，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包括文化考查批准，发给任用证书）。生活待遇上，除享受所在地同等劳动力工分报酬外（1980年后享受‘责任田，另由国家按月发给现金补贴）”。

据统计，1977年，全国民办教师人数达491万。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为农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他们身上折射出的非凡意义具有普世价值，并已刻进了几代人的心碑。

[责任编辑：马召平]